家里来信了。

        信是馋嘴老五写的，老五的铅笔字歪歪斜斜。老五在信上说：“哥，听说你在部队成天吃白馍？啥时候，也把我们日弄出去吧……”

        这封信他看了三遍，看得他心酸。他是老大，四年了，他没往家寄过一分钱。开初是一月六块钱的津贴，后来长到八块、十块、十二块……他一分钱也没寄过，那钱他都用在“进步”上了。家里还有老爹，四个弟弟，他们的日子是怎么过的？

        往下，如果不能提干，他就只有复员了。一想起要复员，他就头皮发麻！回去，怎么回去？你还有脸回去吗？！村支书刘国豆的话再一次响在他的耳畔：“穿上‘四个兜’，闺女就是你的了……”

        他看着信，信上那两个字是很扎眼的：“日弄”。这是他们乡间的土话。是动词，是极富有想象力的概括，很积极呢。那字面的意思就是“弄日”啊！是丫站在地面上，在想象中与太阳做爱。这真是创造性与想象力的大胆结合，是这块土地上生长出来的最有高度的假说，简直就是对“日”宣战！然而，在字背里，它又有着无穷无尽的含意……你去想吧，要多复杂就有多复杂，要多深刻就有多深刻，要多昂扬就有多昂扬，它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既可阳奉又可阴违，是形象思维中最富有实践性与浪漫色彩的大词！

        看着，他笑了，是苦笑。他觉得背上很沉。弟兄五个，他是老大呀！无论如何，他得先把自己“日弄”出去，然后……

        星期天的时候，他去找了小个子营长。人熬到了营职，就可以带家眷了。营长就住在军区家属院里，一室一厅的小单元，那墙雪洞一样。一进门，他就看见了营长家的“箩”。营长家的女人也的确姓罗，叫罗二妞，胖胖的，也是小个儿。在“箩”给他倒水的时候，他偷偷地瞥了一眼，心里说，一脸的黑面星儿，这“箩”也不细呀。“箩”却很热情，“箩”说：“听娃他爸说，你是上梁的？”他就说：“是啊，嫂子。”“箩”说：“呀呀，俺是大罗庄的，离俺那黑儿可近……”营长白了女人一眼：“胡喳喳个啥？去去去！”于是，女人就躲进里屋去了。见了他，胡营长并不热情，也不多说什么，只说：“来了，坐。”

        那时，他已知道营长喜欢喝二两小酒，就带了一小瓶“宝丰”，一包花生米。花生米就摊在桌上，酒倒在两个小盅里，这时候营长收了报纸，说：“咋的，喝两盅？”他说：“喝两盅。”两人就闷闷地喝。在这里，只有营长是真喝，一杯一杯地喝。冯家昌却是舔，一杯一杯地舔，酒沾到舌头上，辣那么一下子，喝到了还只是原来的那一杯……喝了一会儿，营长抬起头，突然说：“我知道你不想复员。”冯家昌也不说什么，只是笑了笑，笑得很苦。往下就又喝，营长说：“喝。”他也说：“喝。”营长喝一杯，冯家昌舔一下，接着再给营长倒上，又喝了一会儿，营长说：“家里五根棍？”他说：“那是。”营长说：“没有一片箩？”冯家昌说：“那是。”胡营长再喝一盅，说：“不容易呀！我知道你不容易……”冯家昌眼红红的，说：“我真是没脸回去了……”胡营长说：“狗日的虫，不要那么悲观。东山日头一大垛哪！”

        后来，出门的时候，他吞吞吐吐地对营长说：“营长，你说那啥……”

        营长笑了，营长说：“急了？”

        冯家昌不好意思地说：“我不是急，我是……”

        营长说：“当兵的第三个绝招？”

        营长说：“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你还有一样东西可交。你把它交出来就是了。”

        冯家昌诧异地问：“啥？”

        营长说：“心。你把心交出来。”

        冯家昌愣愣地望着营长，好半天回不过劲来，他结结巴巴地说：“这……咋、咋个交法呢？”

        营长笑而不答。一直到分手的时候，营长拍拍他说：“记住，要交心。”

        交心，他当然愿意。他太愿意了。把心交给谁？当然是组织。一个农家孩子，你不依靠组织依靠谁呢？这他知道。可是，要是具体说，就不是那么简单了。是一片一片地交，还是一页一页地交，怎么交？这又是很费思量的。

        那个夜晚他想了很多，他一遍一遍地告诫自己，交心，要交心……后来，在梦里，他看见自己双手捧着一颗心飘飘忽忽地向台上走去。那心红鲜鲜的，一蹦一蹦地跳着，就像是一枚刚刚摘下的大红桃！突然之间，那心就裂开了，它居然变成了一牙儿一牙儿的西瓜，水嫩嫩沙淋淋的红瓤西瓜……这时候，他竟然想到了苍蝇。他心里说，万一有蝇子怎么办？得找一个纱罩把“心”罩上。于是他就到处去找纱罩……在梦里，他想，心是不能馊的，心一馊就没人要了。

        那时候，边境线上很不平静，总有一些事情……于是“备战”的消息越来越紧。有一段，有消息说，上边要挑选一批优秀战士上前线。连里就让战士们写决心书。这显然是一次交心的机会，冯家昌自然不会放过，于是他就写了一封血书。那血书是他咬破中指蘸着血写的，写着写着血凝了，他就再咬，再咬！也不过是把一些剖心的话落在一张红猩猩的纸上……那时候，他是真的愿意上前线，愿意轰轰烈烈地报效国家，并没有私念在里边。可血书交上去后，就再也没有回音了。

        他当然知道，“心”也是可以“谈”的。谈谈也很起作用。可是，他不知道该怎么谈？公开地找连长、指导员“谈”，太招眼。人家会说你有什么想法。私下里，他又不知道找谁合适？有一段时间，晚饭后，他总是揣着自己那颗忐忑不安的“心”，在连部门口扭来转去的……曾经被连里通信员撞上好几次，通信员问，四班长，有事吗？他赶忙说，没事，没事，我看有信没有。最终还是没有“送”进去。

        不知哪一天，他突然就开了窍了。他试着给营长写了一份“思想汇报”。开始的时候，也就写一些思想上、认识上的变化，偶尔抄一抄报纸上的“豪言壮语”……渐渐，也就把连队的一些情况和看法加进去了。这样写了几次，也没见营长有什么表示，甚至不知道营长到底看没看，他心里有些沮丧。可是有一天，指导员发牢骚说：“操，营长真是神了，屁大一点事，连厕所里写的骂人话他都知道！”这时候，冯家昌心里“突、突”地跳着，嘴上不说，心里却什么都明白，他写在纸上的东西，营长都看了。

        此后，他就更着意地在纸上交“心”。夜深人静的时候，笔在纸上沙沙地走，那是一种很“匍匐”的走法，就像是又一次的“臣伏”。在这样的时刻，他的“心”交得就不是那么彻底了。用什么样的句子，怎样表述，那都是事先考虑再三的。那“心”先就是洗过的，他先在脑海里净一遍，再用文字筛一遍，把那些杂质、把那些拿不出门的东西先滤下来……这是一个完整的“漂洗”过程，是在呈现中的“漂洗”，呈上去的自然都是些独特的、有建设性的、光光堂堂的东西。

        他的字本就写得很好，有骨有肉的，再加上书写上的诚恳，倾吐上的认真，这就有了更多的忠贞。料想不到的是，人在纸上说话时，就显得更为亲切，更为贴己。在这里，纸成了一张铺开了的床铺，字成了摊在床上的灵魂，那就像是一个脱光了的灵魂在纸面上跳舞，开初似还有一些羞涩，有一些忸怩，可真脱了也就脱了，这样的舞蹈一下子就有了奉献意味。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突然成就了内容，让一个人看的东西，本来就有一定的私密性，那“交”的方式也就有了从量到质的变化。一次次的，这样一种纯个体的“呈送”方式，就像是心上伸出来的一只手，通过“触摸”和“试探”，点点滴滴地交融着一种可让人品味的同道（或同谋）之感……然而，让冯家昌始料不及的是，“交心”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让人细致、让人周密的过程，也是一种在漂洗中钝化、在漂洗中成熟的过程。一个不断地在“心”上上光、打蜡的人，怎么能不坚硬呢？由于书写的私密，他的话反倒越来越少了，脸上的表情也越来越僵硬，在连里，人们开始自觉自愿地叫他“老冯”了。

        私下里，他也常常质问自己，你是“锥子”吗？你要真是一把“锥子”，就不用着急。可他能不急吗？不过，终于有一天他发现，这种书面的“交心”方式，一纸一纸飞出去，到了一定的时候，真是可以当炮弹使的！

        五个月后，一纸命令下来，他做了营部的文书。

        走的那天，连里给他开了欢送会。在会上，连长竟然也称他“老冯”了。连长说：“老冯，到了营里，要多替咱一连说说话。”他站起来，郑重地给各位敬了一个军礼！他说：“连长放心，我啥时候都是一连的兵。”

        就像人们说的那样，功夫不负有“心”人……突然之间，他的机会来了。

        他在营里仅当了七个月零十四天的文书，就被军区的一个副参谋长看中了。那天，军区的廖副参谋长下基层检查战备情况，在团长的陪同下到了他们一营。首长们白天一天都在看训练，到了晚饭后，才开始听营里的汇报。不料，营长的汇报刚开了个头，突然就停电了，会议室里一团漆黑！这像是上苍赐给他的一个机会，就在两三秒钟之间，只听“嚓”的一声，文书冯家昌划着了第一根火柴，接着他随手从兜里掏出了一个蜡头，点着后放在了廖副参谋长的面前；而后，他又掏出了第二个蜡头，点着后放在了团长的面前；第三个蜡头，放在了桌子的中间……再后，他从容不迫地退出了会议室，大约一分钟之后，两盏雪亮的汽灯放在了会议桌上！

        这时，会议室里一片沉默。只见廖副参谋长抬起头来，目光像刀片一样刮在他的脸上。那只是一瞬间，而后，参谋长的眼就闭上了……一直到营长汇报完工作的时候，满头白发的参谋长才缓缓地睁开眼来。一屋人都在静静地等待着廖副参谋长的指示，可廖副参谋长什么也没有说，他就那么昂昂地坐着，片刻，他突然伸手一指：“喂，小鬼，你叫什么名字？”

        此时，一屋人都愣愣的，四下望去，不知道参谋长在叫谁。

        廖副参谋长再一次喊道：“坐在后边的，那个那个那个……小鬼，叫什么名字啊？”

        这时候，营长说话了，营长叫道：“文书——”

        冯家昌精神抖擞地站起身来，应声回道：“到。”接着，他上前一步，对着廖副参谋长敬了一个礼，说：“报告首长，独立团一营文书冯家昌！”

        廖副参谋长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说：“多大了？”

        冯家昌又是一个立正，回道：“二十二岁。”

        廖副参谋长问：“几年兵？”

        冯家昌回道：“四年。”

        廖副参谋长点点头，又问：“读过书吗？”

        冯家昌说：“——十年。”

        廖副参谋长说：“噢，还是个秀才哪。”

        接下去，决定他命运的时刻到了，廖副参谋长扭头看了看坐在他身边的团长，说：“这个人我要了。”

        那天夜里散会以后，送走了军区首长。营长坐在会议室里，默然地、久久地打量着冯家昌……营长坐着，冯家昌就那么一直站着。营长不说话，他也不说话。最后，营长摇摇地站起身来，走到他跟前，重重地拍了拍他，说：“机关不比连队，能说的，都给你说了，好自为之吧。”

        冯家昌立正站在那里，一时间，眼里泪花花的……

        营长看了他一眼，含意丰富地说：“狗日的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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