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瞻对起义的领导者，名叫撒拉雍珠。

        光绪十五年，公元1889年，藏兵占据瞻对后的二十六年，驻藏大臣升泰上奏瞻对番民谋叛。

        当时派驻瞻对的藏官青饶策批无比贪婪，对当地百姓勒索无度，而且残暴异常，百姓怨声载道。加上其儿子坚参扎巴和瞻对本地头人四郎旺堆横行四乡，百姓负担沉重，稍有不满便动辄得咎。

        瞻对地面情形如此不堪，西藏方面也有所了解，却依然听之任之，并不打算出手整顿。1889年，驻藏大臣就把瞻对情形上奏朝廷：

        “唐古特（西藏）派来大小番官，不理公事，只知贪诈银钱，近来苛索愈众，视百姓如牛马，鞭笞索取，无所不至。”

        而且，不是青饶策批这一个派驻此地的藏官才如此行事。“唐古特自有瞻对以来，所有派来番官，惟以剥削为事。近来新派之番官青饶策批刻酷尤甚，视百姓若马牛，横征苛敛，殆无已时”。

        不仅如此，瞻对藏官还插手相邻土司事务。青饶策批到瞻对后，邻近的土司地面发生民变反抗土司统治，青饶策批立即驱使瞻对壮丁出境援助，“替土司攻其百姓”。战争中，瞻对百姓耗去生命和财产，藏官非但不加体恤，还要趁乱渔利。史料有载，仅其中一次助战，青饶策批“其子与随员扎阿色、夺结扎对及传号等互相为恶，杀人抄家，总计赚银二万数千”。

        瞻对百姓见藏官行如此苛政，便派人到西藏申诉苦情，同时也派代表前往打箭炉向清政府衙门投递“夷禀”，要求瞻对脱离西藏管辖，再归四川。但“清大人”高高在上，说这些事由都属“蛮触相争”，些许小事，非关国体而不予置问。又十多年后，有新任清廷驻藏官员路过康区前往西藏，在打箭炉查阅旧档，才发现光绪年间那番官“肆为无道，民不聊生，因而叛藏归川，诉呈至百余件之多”。但那些诉呈积压在清朝的地方衙门中十多年，无人过问。

        康巴地区人民一方面号称强悍，但经过上千年佛教思想的熏染，深信天命，对于封建等级制度从来逆来顺受，不思反抗。此时，投诉苦情的“夷禀”都如石沉大海，忍无可忍，才由一个叫撤拉雍珠的铁匠带领，起而反抗。

        撒拉雍珠的身世，在瞻对人上给清朝官府的“夷禀”中保存下来。

        他本不是穷苦人，出身于一个小头人家庭。

        他父亲叫作阿噶，“在前任藏官彭饶巴任内小心当差，并无过错。后任藏官索康色因与彭饶巴不睦，迁怒于阿噶。又因阿噶之兄松郎觉美手摹藏官图记，被索康色抛河溺死，抄没全家”，并将小头人阿噶带同儿子撒拉雍珠拘囚三年。

        这位索康色任满回西藏前，才把他们父子从牢中提出来，令他们在神前赌咒发誓，此后不准到汉藏官员面前申诉冤情，又诈取银钱若干，才将撒拉雍珠和其父亲释放。到此，全家人一贫如洗，形同乞丐。

        撒拉雍珠做了一个身份低贱的铁匠。

        在我心目中，这位撒拉雍珠才是真正的瞻对英雄。他心怀深仇，除打造些日用器具出售谋生之外，“每一刀成，不售，择其亲戚之有才艺者予之，嘱其好好收藏。即使有以重价购买者，也不理会”。他其实是心怀大志，借此集聚反抗的力量。

        1889年秋天，撒拉雍珠和本地僧人巴宗喇嘛等领导的反抗藏官的暴动全面爆发。

        暴动前夕，撒拉雍珠集众宣誓：“我欲为民除害，勿杀好人，勿掳财物，封其府库，以待汉官。有违者吃吾刀！”

        瞻对全境，参加暴动者达六千余众，藏兵各驻扎地和藏官官寨都受到攻击。很快，驻瞻对藏兵即被击败，或死或逃。被围困于官寨中的藏官青饶策批这时只好哀求说，既然你们不愿归我西藏管辖，我回西藏好了。

        暴动百姓要他先交还搜刮的银钱，可是大部分钱财早已运回西藏，只剩下新搜刮而不及运走的很少部分重归义军手中。

        暴动百姓本欲将此藏官杀之而后快，这时，瞻对境内各寺院有头脸的喇嘛出面调解，说杀了藏官，就是违犯王法，只需将他留下姓名，准其回藏，还给以盘缠，鞍马并枪刀，往西北方礼送到德格土司地面。

        这位青饶策批并未老实回藏，而是南下潜逃到里塘土司境内，伺机反扑。

        撒拉雍珠和巴宗喇嘛领导瞻对百姓暴动胜利后，“上、中、下瞻对均各动兵”，分头把守出入瞻对的各个隘口关卡，“无论何人不容进出”。

        同时，撒拉雍珠等继续向清廷呈递“夷禀”，控诉藏官，要求内附。

        时任成都将军歧元，在所上奏折中说：“臣等前接该暴动首领的信折，陈述藏官种种贪虐，不愿隶藏之意，尚无悖谬之词，其派兵守隘，亦在瞻境，并未扰及邻界。”

        驻藏大臣的奏文中，虽然也承认此次民变起因是“番官苛敛”，却诬蔑撒拉雍珠等“勾结野番谋叛西藏，并围困官寨，肆行焚掠”。

        其实撒拉雍珠只是激于义愤，率众起事，消灭了驻瞻对藏兵，驱逐了藏官后，就迭次上书清廷，请求脱藏内附，而且也没有像从班滚到贡布郎加等暴乱首领那样要做瞻对以致更大地域的“王”的野心。

        他们起事成功后，听说贡布郎加的一个儿子邓登贡布，兵败后潜逃到了果洛地方的游牧部落中，便和大家商议要迎他回瞻对，拥立为义军领袖，并派义军二号人物巴宗喇嘛亲自前去果洛迎请。

        巴宗喇嘛果然在果洛游牧部落中找到了邓登贡布。这时的邓登贡布已经须发半白，在当地也能号召数千人众。而且，邓登贡布经过二十多年前的惨败，知道无论如何不能与清廷为敌，便对巴宗喇嘛说，他要“奉大皇帝谕旨，赏给翎顶，准回瞻对”，有“字样可凭”，才敢率其属下“野番”回归瞻对。他转而推荐其兄弟东登贡布之子，也就是贡布郎加之孙贡布确邛出山，“彼在山中牧羊，先将此人迎回瞻对，暂立为主”。

        于是，巴宗喇嘛便先带了贡布确邛回到瞻对，撤拉雍珠等便将其拥立为主。《清季外交史料》中载有撒拉雍珠等上呈清廷的“夷禀”译文：“现经瞻民迎回贡布确邛为瞻对头目，誓不归西藏管辖，愿归大皇上为良民，不能滋事，求照各土司例归内属。”

        其实，这位新主贡布确邛就是一个象征性的存在，撤拉雍珠和巴宗喇嘛还是暴动民众的实际领导者。

        这时的清廷当然已经清楚知道瞻对暴动的发生，只是反对贪官苛政，和此前几次反抗朝廷统治性质大不相同，却不顾瞻对方面的一再申诉，一面命令驻藏大臣要噶厦政府将“办理不善之代本青饶策批革职查办”，一面又谕令成都将军歧元、总督刘秉璋，“派兵镇抚，设法解散”，“亟应查明为首各犯擒拏惩办”。

        总督刘秉璋奉旨后，立即派试用通判王延龄、候补知县张炳华、巴塘都司李登山等“密带兵勇”进剿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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