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创，虽说是以“五族共和”为号召，但在内地，各地方实力集团拥兵自重，争战不休，并没有政令军令的统一。少数民族所在的边疆地带，如蒙古、新疆、西藏，更是各图自保自立。在此情形下，川边藏区也乱象丛生。政府方面武装有赵尔丰时代留下的边军，又有民国后新编练的川军，还有那些被废除的土司于清代覆亡后自行恢复了在其领地的统治，他们也各自拥有自己的武装。

        民国六年，还有赵尔丰创建的边军一营，以赵的旧部彭日升为统领，驻扎在金沙江西岸的察木多，并以此为中心，控制着金沙江以西相当于今天几个县的地面。其中一个炮兵连西出驻扎在类乌齐，与藏军处于对峙局面。类乌齐在察木多西北边。清人所撰《西藏志》，对察木多到类乌齐的距离有明确记载：“自察木多五十里至恶洛藏分路，六十里至杓多，四十里至康平多，五十里至类乌齐。”共四站二百里地。这个记载应该是准确的，我走过这个地段，并特意用车上计数器测过公路里程，从类乌齐县城到昌都，显示数字为一百零五公里。今天，察木多叫昌都，是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区的首府，类乌齐则成为昌都下属的一个县。昌都地处澜沧江边。再往东二百多公里，是江达县。江达县，清代为川属德格土司属地。也就是说，民国初年，金沙江以东，今西藏昌都地区大部，实际上不是由噶厦政府控制。

        1919年，两个藏军士兵越界被边军驻类乌齐那个连的士兵俘虏。那两个藏军士兵不是故意越界挑衅，只是割马草不小心越界被擒，但送到昌都后却被统领彭日升下令斩首。藏军前来谈判索回士兵，得到的却只是两个人头，被激怒的藏军于是向边军开战。此时的边军已不是赵尔丰时代的边军了，他们得不到内地新编川军支援，帅老兵疲，势单力孤，连战连败，后被藏军围困于察木多，最后向藏军乞和缴械。彭日升被送往拉萨关押。从此，赵尔丰经营川边时在金沙江东改土归流的地区全部丧失。藏军一发而不可收，越过金沙江继续进攻。相继将赵尔丰时代所设德格、白玉等县攻克，继而兵分南北两路进逼甘孜与巴塘。川军集中九个营，在甘孜地方苦战四十余天，才抑制住藏军攻势。

        后经正在这一带探险的英国人台克满居中调停，边军统领刘赞廷与噶厦政府官员降巴登达在甘孜绒巴岔缔结停战协定。停战协议共十三条，主要内容是重新划定了川藏界线。条约承认，清末由边军实际控制的类乌齐、恩达、察木多、宁静、贡觉、德格、白玉、邓柯、石渠等地都由藏军占领。

        清代的瞻对，这时是民国的瞻化县，在这份停战协议中，依然划归川省管辖，但如果瞻化人民“安靖如常，无虞出境扰乱之时，汉官应不驻军于该县境内”。也就是说，在该协议中，瞻化虽然划归川省管辖，却不能驻军于该地。瞻化在川藏关系中的特殊地位，也因此得以显现。

        此协议虽然未得到民国政府批准，而且协议中也写明“本约及停战退兵条件，非正式议和条约”，但协议中划定的川藏两军实际控制线，一直维持到20世纪30年代初才有所改变。这一条约的签订，使赵尔丰时代改土归流的地方，又失去十二个县。

        以五族共和为号召的中华民国，开创初期非但未能与别族共和，在驱除了满族统治者后，内地军阀间展开混战，于边疆地带的事务早已无暇关注了。那时的川边镇守使陈遐龄，当彭日升在察木多率兵陷于苦战时，非但不从打箭炉派兵西援，反而把驻守川边的军队调进川内，参加军阀间的内战。刘赞廷时任巴塘边军分统领，他在1921年出版《边藏刍言》中说：“自1917年7月至1918年4月，边军与藏番激战，中间九阅月，陈遐龄既不发兵，又不济粮饷，聂帮统死，彭统领俘，边军八九营覆没，官佐士兵阵亡数千，十二县失守，知事为敌所掳者，割鼻插耳，为国之玷，稍有血气，莫不震动。如陈于此时出兵两三营，援助边军，则前敌士气百倍，十余县疆土，不难一鼓恢复。乃拥兵八营，坐视边局之糜烂。”

        这时的西藏方面，却因为两次抗英战争失败和辛亥革命的刺激，出现了一些意图改革图强的官员。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藏军进行现代化的改造。台湾学者冯明珠著《中英西藏交涉与川藏边情》中说，自西姆拉会议以后，藏军以过去装备落后的三千零六十二人扩建为由一万余人组成的英式武装的常备兵力。冯明珠的书中还说，英国还在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以驻江孜商务委员会署的英籍指挥官担任教官，以英式战争方法，训练藏军军官。噶厦政府自1914年起，增收盐税和皮革税，以这两项新增税收购入英式现代武器，同时在西藏设立机器厂，制造枪支弹药。因而藏军迅速成长为一支准现代武装，战斗力大大增强。

        西藏噶厦政府方面为扩军强军而增加税收，还造成近代史上一个重大事件，即九世班禅于1923年出走内地。藏文版《第十三世达赖喇嘛年谱》中对此事如此记载：“日喀则基宗、四品官穆夏从江孜打来电话向达赖喇嘛禀告，说明班禅大师师徒一行于11月15日突然离开扎什伦布寺出走。临行留有一信。信中说：‘下属官员违背达赖喇嘛意愿，不信守前例，摊派四分之一军饷。因无着落，只好赴汉、蒙各地向信徒募化筹款’云云。”

        光绪年间陈观浔所撰《西藏志》有专章《西藏兵制》，其中说到那一时期藏军武器装备，还是一支相当原始的武装：“藏人兵具，当时仍用古代旧物。一曰大炮。每支重三四十斤或五六十斤不等，有铜铸者，有铁铸者。长三四尺，能容之药十余两，铅弹三四十两。二曰土枪。以熟铁制造，子药均由前膛装入，即内地鸟枪之类。其枪托上有饰以金、银、珠、玉者。弹用铅铸，其形圆。三曰快枪。有独子、五子、七子、九子、十三子等类。尚有青海购来之俄国式快枪。四曰戈矛。木柄缠以铁丝，其长不过一丈。五曰钢刀。其锋甚利，虽快枪亦能斫断。六曰弓矢。七曰铁盔铠，用以护身者，能御枪弹。”

        又一章记《西藏人御敌之法》。讲有深林埋伏、夹谷包围、高坡滚石、窄路劫粮、黑夜扑营、阻挡关隘、掘险断路、据守坚碉等，这些都是从古典小说里常常看到的。

        面对这样的军队，先行改善了武装与战法的赵尔丰所领边军，才能以区区数千兵力便纵横川边三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而所向披靡。从赵心愚与秦和平教授所编辑的《清季民康区藏族文献辑要》中，我读到一则赵尔丰所领边军《平定德格赠科行军规则》，其中详细规定边军的战法，让人想起外国影片中的战争场面，抄录几则，我们便可以想见那时的战争场面及细节：

        “一、临阵时，我兵分作四十人一排，共列五排；卫队四十人，作为第三排；其余十人，看守两营械对象，并瞭望后路有无包抄之匪。

        “一、临敌时，如战地宽，则平列两排为一行；窄则以一排为一行，余四排，以次递列。虽系平列，总宜疏散，不可太挤，免受敌枪。若地方过窄，则以半排为一行，或分两排为雁翅形，以张两翼。是在该营官审察地势、敌情，神而明之。

        “一、临战时放枪，第一排先放，放毕蹲身；让第二排接放，以次递蹲，递放；放至第五排毕，第一排又复轮放。倘敌人攻扑太急，则前排蹲放，后排立放，敌未攻扑，则不准乱放一枪。

        “一、各排放枪时，营官弁长，须留神察看。若打至两轮，而不能中伤人者，是即毫无准头及手颤者，必胆已摇。似此者皆勿令再放，尚可节省子弹备用也。

        “一、临敌时，马队以四百人，分扎我兵左右，敌如远一二里外，令马队毋庸开枪击贼。贼败则纵马队追之，我兵紧随其后，保护马队。若贼退入村内，而我马队亦追之入村，我步兵即应缓缓而过，去马队两三箭远，防其村内设有埋伏，我兵犹可在后放枪，击其伏兵救援我马队也。村中有无埋伏，临时一望可知，敌被枪击死者过多，或战时已久，彼已慌乱逃窜，此真败也，可以乘之。若敌死无几，或少战即退，或应战之兵不多，退时复有整齐间暇之意，是必有诈谋，须谨备之。

        “一、马队只用四百人，夹我兵而立，马步相距，须一丈，不可太近。其余一百人，留在我兵后路，一二里外逡巡，以防敌人包抄。如遇敌来包抄，该马队一面力战，一面飞报前敌。

        “一、敌人如果包抄，即有后路马队与战，复有我瞭哨之十人，可以旁击。前敌闻信，切勿惊惶，包抄如已在二里之内，只将末尾四五两排，转而向后，贼来则开枪击之。再拨马队一百名，赴后路助战，其前面之一二三排，仍轮流前敌攻打，不必管后路之事，不准擅自移动，贼若扑前渐近，方可令马队一同开枪，仍以安闲从容自若为主。

        “一、临敌时，如欲诱匪，则以蛮兵马队在前，我兵步队伏后，勿使匪人望见。该匪与马队战酣之际，我即发号令，马队左右分开，我兵从中冲出开枪。不惟毙匪必多，且使匪骤见惊惶，未有不慌乱，败阵者也。惟此条几须与马队学习熟练，临阵方不致忙敌。

        “一、打散仗，将步队分散三人一堆，五人一簇，或前或后，或左或右，或藏山坳，或在石后，或站或跑，或蹲或伏，不论行列，不拘先后，人自为战，对准敌人，发枪而已。”

        这是赵尔丰所统边军一次战斗所作的战阵预案，临战下达，同时申明：“惟此次敌所，闻系山沟，且我马队多于步队，或散队，则有碍马队冲突，或步队尽在山脚、山腰，马队列于平地，庶不相妨，惟地势未曾目睹，难于遥度，姑备录之。以待该营官等，临时相机调度可也。”

        为该战所定行军规则还有许多条，关于后勤，关于战胜后的善后等，就不一一抄录了。

        由此可知，赵尔丰改土归流之时，所有用兵之处，战无不胜，与所辖边军已采用西式火器，并西式战法有很大关系。而民国以后，藏军经过英式训练，并用英式武装，战法与武器，如果不在边军之上，也该是旗鼓相当，更兼占有地利，形移势易，孤立无援的边军战败失地，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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