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证明上帝并不存在是很简单的。例如，人们不可能承认，一个严肃的、智慧的、全能的耶和华会花时间以如此无聊的方式与人体模特玩——更加不可思议的是——他竟然将他的游戏限制在机械、化学和数学的极其陈腐的规则里，而他永不——请记住，永不！——露脸，只允许人们偷偷地躲躲闪闪地窥视他，只允许人们鬼鬼祟祟地在文雅的歇斯底里狂的背后轻轻议论（真正的启示！）有争议的真理。

        我想，所有这些圣职的事务是一个巨大的骗局，但这不是牧师的错；牧师本人也是受害者。关于上帝的思想是在历史的早期由一个天才的无赖发明的；这思想含有太多的人性，使它的蔚蓝色天际的源头看来似乎很有道理；我这么说，并不是表示它是极其愚昧的产物；我所说的无赖对于宇宙的诗歌是很在行的——我真的纳闷哪一种天国是最好的：扇动翅膀的千眼天使炫耀的天国呢，还是那凸镜，在凸镜中，那自得其乐的物理教授往远退去，变得越来越小。还有另一个理由我为什么不能相信，或者不想相信有上帝：关于他的传说不是真正属于我的，它属于陌生人，属于所有的人；它被数百万其他灵魂的恶臭所浸透，这些灵魂在太阳下旋转了一会儿，然后迸裂；它充满了原始的恐惧；在它的中间回响着相互倾轧的无数声音的令人迷惑的合唱；在它之中，我听见管风琴的轰鸣和喘息，正教执事的吼声，教会歌咏班领唱人的低吟，黑人在哭泣，新教牧师流利雄辩的布道，铜锣声，雷鸣，患癫痫女人的抽搐；我看见所有哲学的苍白的书页像早已失去势头的波澜的泡沫照耀着它；它对于我是陌生的，可憎的，绝对地无用。

        如果我不是自己生命的主人，不是我自己的撒旦的话，那么，没有人的逻辑、没有人的令人陶醉的诗歌能使我感到我的极端愚蠢的立场——我是上帝的奴仆——不那么愚蠢；不，不是他的奴仆，只是一根火柴，毫无目的地点亮，然后被一个富有探索心灵的孩子——他的玩具的克星——吹灭。不过，并没有不安的理由：上帝并不存在，正如来世并不存在一样，这第二种妖魔般的存在就像此生一样是非常容易消融的。只须想象你自己刚死——突然在天堂醒了过来，在那儿，你的死亡的亲人带着笑容欢迎你。

        现在，请告诉我你拥有什么可以证明这些亲爱的鬼魂是真的；你怎么可以证明那真正是你的业已死亡的母亲，而不是什么小妖魔戴着你母亲的面具，以极高的技巧和相像性装扮成你的母亲，蒙蔽你呢？问题难就难在那里，恐怖就恐怖在那里；这种事情无穷无尽地发生着，就使问题更难了；你的灵魂在另一个世界永远，永远，永远不会肯定在你灵魂周围甜蜜的温情脉脉的鬼魂不是装扮的恶魔，你的灵魂将永远，永远，永远处于怀疑之中，每时每刻都会发生可怕的变化，那穷凶极恶的冷笑会扭曲那张俯视你的亲爱的脸蛋。

        这就是为什么我准备不管发生什么都接受一切；那戴高礼帽的壮实的屠杀者，然后是苍白的永恒的空洞的哼唧；但我拒绝经受永恒生命的折磨，我并不想要那些冰冷的雪白的小狗。放开我吧，我受不了哪怕一丁点儿的温情的表示，我警告你，一切都是欺骗，都是低下的戏法。我对任何事情或任何人都不相信——当这个世界我认识的最亲近的人在另一个世界见到我，当我熟识的手臂伸出来拥抱我，我会发出一声恐怖的呐喊，我会在天堂的草地上晕倒，打滚……哦，我不知道我将做什么！不，别让陌生人来到那受祝福的土地。

        虽然我没有信仰，我本性上仍然不是一个阴郁的人、一个奸诈的人。当我从塔尼兹回到柏林，回顾一下我灵魂所有的一切，我像一个孩子一样对我灵魂里所拥有的小小的但非常肯定的财富感到欢欣鼓舞，我感觉到，我一旦得到更新、振兴、释放，正如一句谚语说的，我将进入一个人生的新时期。我有一个智能低下但长得漂亮的、崇拜我的妻子；一间舒适的小小的公寓；胃口很好；一辆蓝色的车。我感到我是一个诗人，一个作家的料；而且有出色的商业才能，虽然商务总是非常不景气。与我相像的菲利克斯似乎仅仅是个无害的古董，而且很可能在那些日子里我早就跟我的朋友们谈起他了，如果我有任何朋友的话。我在琢磨放弃我的巧克力买卖，做点儿别的生意；比方说，出版详细研究文学、艺术、科学所揭示的性关系的精装本……简而言之，我精力充沛，不知道如何将它们发泄出来。

        我对一个十一月的晚上记得特别清晰：从办公室回家，我发现妻子不在——她给我留了一张条儿，说她去看电影了。我不知道该做什么，便在房间里踱来踱去，将手指关节捏得嘎巴嘎巴响；坐到书桌前想写一点精美的散文，但我所做的仅仅是舔笔尖，在纸上画了不少流鼻涕的鼻子；我站起来，走了出去，因为我非常需要什么东西——需要和世界接触，我自己周围的生活环境变得不可忍受，它使我太激动了，没有任何目的。我去找阿德利安；一个健壮的可鄙的骗子。当他终于让我进去（他将自己锁在了房间里，怕债主上门），我却突然纳闷我怎么到这儿来了。

        “丽迪亚在这儿，”他说，什么东西在他嘴里嚼来嚼去（后来证明是在嚼口香糖）。“这女人病得很厉害。别发愁。”

        丽迪亚穿得很少，躺在阿德利安的床上——也就是说，没穿鞋，只穿一条绿色的皱不拉几的衬裙。

        “哦，赫尔曼，”她说，“你来多好啊。我的肚子出了点儿毛病。在这儿坐下。好多了，但我在电影院时疼极了。”

        “正看一部好极了的电影，”阿德利安抱怨说，一边戳着他的烟斗，将黑烟灰撒得地板上到处都是。“她就这么伸胳膊伸腿地躺着，躺了半个小时了。这只是一个女人的想象而已。她身体棒极了。”

        “叫他闭嘴，”丽迪亚说。

        “喂，”我转身对阿德利安说，“我想我没有错，你画了一张画，是吗，一支野蔷薇烟斗和两朵玫瑰的画？”

        他发出了一个声响，一般小说家是这么写的：“哼。”

        “我不知道，”他回答说，“老兄，你似乎干活干得太劳累了。”

        “首先，”丽迪亚说，躺在床上，眼睛闭着，“我的第一感觉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浪漫感觉。第二感觉是一个畜生。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整个儿的感觉也是一个畜生——要不就是一个拙劣的画匠。”

        “别在意她，”阿德利安说。“至于那烟斗和玫瑰，不，我想不起来了。你可以自己去找。”

        他的涂抹的画挂在墙上，杂乱地放在桌上，堆在角落里。这房间里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尘埃。我瞧着他的模模糊糊的一摊淡紫色的水彩画；小心翼翼地用手指抚摸着放在一把摇摇欲坠的椅子上的彩色粉笔画……

        “首先，”激情的雄狮对他的表妹说，带着一种可怕的逗笑的成分，“你应该学会拼我的名字。”

        我离开了这房间，走到女房东的餐厅。那古老的女人，就像一只猫头鹰，坐在窗户旁一块微微隆起的地板上一把哥特式扶手椅里，正在缀补一只绷在木织机上的长统袜。

        “……看看画，”我说。

        “看吧，”她有礼貌地答道。

        我立刻在餐具柜右边找到了我所要找的；它原来画的不是两朵玫瑰和一支烟斗，而是两个桃子和一只玻璃烟灰缸。

        我十分不快地走回来。

        “嗯，”阿德利安问，“找到了？”

        我摇头。丽迪亚已经穿上了衣服和鞋，正在镜子面前用阿德利安的梳子梳理头发。

        “真好玩——得吃点儿东西了，”她说，做了一下她惯常的缩一下鼻子的小动作。

        “吃风，”阿德利安说。“等一会儿，朋友们。我一会儿就来。我马上就可以穿好。转过身去，丽迪。”

        他穿着一件打补丁的、沾满颜料的画家罩衫，罩衫几乎拖曳到脚后跟。他将罩衫脱去。罩衫下面除了银十字架和对称的一绺毛以外，什么也没有。我特别讨厌邋遢和污秽。菲利克斯一定比他要干净些。丽迪亚望着窗外，不断哼着一首早已不时髦的小曲（她德语的发音多么糟糕）。阿德利安在房间里转来转去，一边在最不起眼的什么地方发现一件什么衣服，便一件一件地穿上。

        “啊，天！”他立刻高声喊道。“还有比穷艺术家更惨的吗？要是有个好人帮助我搞个展览会，我立马就会成名，就会有钱。”

        他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和丽迪亚玩了一会儿牌，半夜就走出去了。我写这一切，是为了显示一个典型的夜晚是如何快乐地有益地度过的。是的，一切都好，一切都美妙极了，我感觉成了另一个人，重新振作了，焕然一新，得到了释放（一间公寓房，一个妻子，柏林的无处不在的铁一般冰冷的愉快的冬天）等等。我不禁要奉献一段文学的习作——我想，从我目前创作这个令人心惊肉跳的故事来看，这是一种下意识训练。那个冬天所包含的隐蔽的细节都淡忘了，只有一个还残留在记忆里……它使我回想起屠格涅夫的散文诗……在钢琴伴奏下的吟唱：“这些玫瑰多么美丽，多么新鲜。”请允许我在这儿用一点儿音乐。

        从前有一个羸弱的、下流的但非常富有的人，名叫X. Y. 先生。他爱上了一个令人着迷的年轻女人，哦，而她对他不感兴趣。一天，这个苍白的沉闷的人在旅行中碰巧在海边注意到一个叫马里奥的渔夫，渔夫是一个快乐的、壮实的、被太阳晒黑的人，尽管这样，渔夫还是神奇般地十分像他。我们的主人公生起了一个美妙的念头：他邀请那年轻女人到海边来。他们住在不同的旅馆里。第一天上午，她走出去散步，在悬崖顶上看到X. Y. 先生——谁？那真是X. Y. 先生吗？哦，不可能！他正站在下面的沙滩上，快快乐乐，被太阳晒得黑黑的，穿着一件条纹运动衫，壮实的手臂裸露着（但那是马里奥！）。这姑娘回到旅馆，浑身发抖，等着，等着！黄金的时刻就这么变成了铅块……

        同时，真正的X. Y. 先生躲在一棵月桂树后面，看见她瞧了马里奥，那个与他相像的人（他也给她的心以真正成熟的时间），穿着一件城里的西服，系着一条紫色的领带，在村子里闲逛。突然，一个穿着红裙子的褐肤色的打渔姑娘在一家农舍的门槛上喊他，伴着一种拉丁民族表示惊讶的手势叫道：“你穿得多么漂亮呀，马里奥！我总以为你是一个简单的粗俗的渔夫，像我们所有的年轻渔夫一样，我以前不爱你；但现在，现在……”她将他拉进农舍。喃喃细语的嘴唇，鱼与发油混合在一起的味儿，令人燃烧般的抚摸。时间飞快地逝去……

        最后，X. Y. 先生张开了眼睛，回到旅馆，在那儿，他的亲爱的，他的惟一的爱，正在热切地等待着他。“我曾经是瞎子，”他走进房间时，她大声说。“由于你在阳光灿烂的海滩光裸了你古铜色的身子，我的视力恢复了。是的，我爱你。在我身上，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吧。”喃喃细语的嘴唇？令人燃烧般的抚摸？时间飞快地逝去？不，哦，不——绝不。只是挥之不去的鱼腥味儿。这可怜的人儿被他最近的行为完全消耗殆尽了，他坐在那儿，非常阴郁而颓唐，想想他真是一个傻瓜，他自己叛变并取消了他自己的计划。

        我自己明白这一切是非常平庸的玩意儿。在写作的过程中，我有这样的印象，我正在创作非常有才华的、智慧的东西；有时候，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梦中：你梦到自己作了一个最精彩的演讲，但醒过来以后，当你回忆一切的时候，你只记得这毫无意义的“除了在进茶点之前沉默外，在泥沼之中、在众目睽睽之下我也是沉默的”，等等。

        另一方面，那赋有奥斯卡·王尔德风格的小小说非常适合报纸的文学专栏、文学专栏的编辑，特别是德国编辑，喜欢给读者这种矫揉造作又略带放荡味的小小说，一共四十行，小说具有一个优雅的主题和没有知识的人所谓的悖论（“他的谈话闪耀着悖论的光辉”）。是的，一个微不足道的故事，只要使唤一下笔就是了，但我是在一种痛苦和恐怖的状态中，写这些多愁善感的蠢话的，我咬着牙，愤懑地将所有纽扣解开，完全意识到这根本无法使我解脱，而只是一种更为巧妙的自我折磨而已，用这种方法我永远也不能使我布满尘垢的蒙昧不明的灵魂自由，而只会使事情更加糟糕。当我告诉你这一切，你一定会惊讶不已。

        我多多少少是在这种心境中迎来新年前夜的；我记得那漆黑如尸体般的夜，那晚愚钝的母夜叉，凝神屏息，倾听敲打那圣餐时刻的钟声。据披露，丽迪亚、阿德利安、奥洛维乌斯和我坐在一张桌边，凝神不动，像纹章人像一样僵硬。丽迪亚的胳膊肘搁在桌上，她的食指警觉地抬起，肩膀裸露着，衣服色彩斑驳，就像一张扑克牌的背面；阿德利安围着膝毯（因为阳台门开着），他肥胖的狮子般的脸上映着红光；奥洛维乌斯穿着一件黑色的长礼服，眼镜片闪着光，垂下的领子将他精致的黑领带的头儿吞没了；而我，人性的闪电，照亮了这一切。

        好极了，你又能动弹一下了，把那瓶酒喝完，钟声快要敲响了。阿德利安将香槟倒出来，我们重又像死人一般纹丝不动了。奥洛维乌斯从眼镜片上斜视出来，瞧那放在餐桌布上的他的旧银怀表；还有两分钟。街上有人怎么也耐不住了，大声地高喊了一下；接着便又是那紧张的沉默。奥洛维乌斯瞧着他的怀表，他那年迈的、指头像鹫头飞狮爪般的手缓缓地伸向酒杯。

        陡然间，夜空开始撕裂开来；从街上转来欢呼声；我们拿着香槟酒杯走了出去，像国王一样，来到阳台。烟火呼啸着冲向大街的上空，轰的一声炸裂成五光十色的泪花点点；在所有的窗口，所有装饰着楔形和方形节日灯火架的阳台，在点着节日灯火的广场上，人们站着，一遍又一遍地高呼着同样愚蠢的欢呼声。

        我们四个人碰杯；我从我的酒杯里呷饮了一口。

        “赫尔曼在喝什么？”丽迪亚问阿德利安。

        “不知道，也不去管它，”后者说。“不管怎么样，他今年将被砍头。因为隐瞒利润。”

        “去你的，说得多难听！”奥洛维乌斯说。“我为普世的健康干杯。”

        “好极了，”我说。

        几天后，在一个星期日上午，当我正准备跨进澡盆时，女佣来敲门；她不断说着什么，因为自来水声，我一点儿也听不清：“什么事？”我吼道。“你要干什么？”——但我的声音和水声压住了埃尔西的声音，每一次她开始说话，我就又吼起来，好像两个人在一条宽阔的完全空旷的人行道上对走，谁也躲不开对方一样。我终于关上了水龙头，奔到门口，在突然降临的沉默中，埃尔西孩子般的嗓音说：

        “先生，有人找您。”

        “一位男子？”我问，打开了门。

        “一位男子，”埃尔西重复说，仿佛在评论我的裸体。

        “他想要干什么？”我问，我不仅感到浑身出汗，而且真的看见自己从头到脚都是汗珠。

        “他说是商务上的事，先生，他说你知道。”

        “他长什么样？”我着重地问。

        “等在大厅里，”埃尔西说，用绝对的冷漠瞧着我珍珠般的盔甲。

        “什么人？”

        “好像很穷，先生，背着一个背包。”

        “叫他滚蛋！”我大声吼道。“叫他立刻滚蛋，我不在家，我不在城里，我不在这个世界。”

        我砰然关上门，拉上门闩。我的心似乎要跳到喉咙里。大约半分钟过去了。我不知道我到底是怎么回事，我高声喊叫起来，我突然打开门，仍然裸露着，从浴室里跳将出去。在过道，我与埃尔西撞了个满怀，她正往厨房走去。

        “拦住他，”我喊道。“他在哪儿？拦住他。”

        “他走了，”她说，礼貌地从我的不是故意的拥抱中解脱出来。

        “你到底为什么要——”我说，但没有说完，便跑开了，穿上鞋子、裤子、大衣，奔下楼去，冲到大街上。阒无一人。我走到一个街角，在那儿站了一会儿，瞧了一下我的周围，然后回到屋里去。我一个人在家，丽迪亚外出了，她说她去见一个女性朋友了。当她回来，我告诉她我感觉不好，不和她按计划好的去咖啡馆了。

        “可怜的人儿，”她说。“躺一会儿，吃点儿什么药吧；家中有阿司匹林。好吧。我一个人去咖啡馆。”

        她走了。女佣也走了。我痛苦地倾听着门铃，期待着它打响。

        “一个笨蛋，”我不断地说，“一个多么不可思议的笨蛋！”

        我处于一种可怕的、相当病态的恼怒之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要向一个并不存在的上帝祷告，祈求门铃响起来。当夜幕降临，我也不打开灯，仍然躺在长沙发里——倾听着，倾听着。在前门入夜锁上之前，他肯定会来的，即使他不来，嗯，那么，明天，或者后天他肯定、肯定会来。如果他不来，我会死的——哦，他一定会来……在大约八点钟的时候，门铃终于响了起来。我冲到门口。

        “啊，累死了！”丽迪亚走进来，脱下帽子，甩着她的头发时，毫无拘束地说。

        阿德利安陪伴着她。他和我到客厅去，我妻子则在厨房里忙。

        “寒冷是朝圣者和饥饿！”阿德利安说，在中央空调那儿暖着手心，引了诗人涅克拉索夫的一句话，但引错了。

        一阵沉默。

        “不管你怎么说，”他继续说，瞅着我的肖像画，“是相像，事实上，相像极了。我知道我很自满，但，真的，我每次有幸见到它，就会情不自禁地赞叹这相像性。你干得棒极了，我亲爱的朋友，又把你的唇髭刮掉了。”

        “晚饭好了，”丽迪亚在餐室轻轻地吟唱道。

        我不能碰我的食品。我不断地用一只耳朵倾听我寓所的门，虽然夜已经很深了。

        “我有两个美梦，”阿德利安说，将火腿一层层地叠起来，就好像是饼似的，他津津有味地嚼起来。“两个天堂般的美梦：办展览和到意大利旅游。”

        “这家伙一个多月没沾一滴伏特加了，”丽迪亚解释道。

        “讲到伏特加，”阿德利安说，“佩莱勃洛道夫来看过你吗？”

        丽迪亚将手放在嘴上。“说漏嘴了，”她在手指缝里说，“绝对。”

        “从没见过这么个笨蛋。我曾经请她告诉你……这是一个穷艺术家——名字叫佩莱勃洛道夫——我的一位老朋友，就这么回事。你知道，他徒步从但泽走到这儿，至少，他自己这么说。他卖手绘的烟盒，所以，我给了他你的地址——丽迪亚认为你会帮他的。”

        “哦，是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答道，“是的，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我对他说见鬼去吧。要是你不再给我送来各种各样吃闲饭的流氓，我会非常感谢你的。请告诉你的朋友不要劳他驾再来了。真的——太过分了。谁都认为我是一个职业慈善家。去你妈的那个叫什么来着的笨蛋——我根本不会……”

        “得了，得了，赫尔曼，”丽迪亚温和地插进嘴来。

        阿德利安的嘴唇发出了一声巨响。“真是可悲，”他说。

        我继续生了一阵闷气——不记得真正说了什么——这并不重要。

        “看来，”阿德利安说，斜瞟了一眼丽迪亚，“我瞎搀和了。对不起。”

        我突然沉默下来，坐着沉思着，搅拌茶，茶里的糖早化了；过了一会儿，我大声地说：

        “我真是一头蠢驴。”

        “哦，喂，别太敏感了，”阿德利安脾气很好地说。

        我的蠢行让我直发乐。我怎么没想到，要是菲利克斯真的来了（考虑到他压根儿不知道我的名字，他的来到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女仆一定会惊讶不已，因为站在她面前的是一个和我完全一样的人！

        既然我想到了这一点，我便真切地幻想这姑娘的惊愕，她会如何奔到我跟前来，喘着气，抱住我，喃喃说着我们奇迹般的相像。我会跟她解释说，这是我的一个兄弟，从俄罗斯来的；我没想到他会来。由于我在荒唐的痛苦中独自一人已经有一整天了，我没有因他的来到而感到惊诧，我反而一直在琢磨下一步会发生什么——他会永远离开，还是会回来，他葫芦里到底卖什么药，他的来到是否会损害我的还没有泯灭的、荒诞的、奇妙的梦；或者，要是有熟悉我脸的二十个人在街上见到他，这是否会使我的计划流产。

        这么思索了一番我能想到的缺陷，危险很容易地排除了之后，正如我前面提到的，我感到全身充溢了快乐和善意。

        “我今天有点儿神经质。请原谅我。说真的，我压根儿没有见到你的令人愉悦的朋友。他来的不是时候。我正在洗澡，埃尔西告诉他我不在家。听着：当你见到他时，请把这三马克给他——我很高兴做我力所能及的——告诉他我再没有别的能力了，他最好去找别的人——也许可以去找符拉基米尔·伊萨科维奇·达维多夫。”

        “那倒是个好主意，”阿德利安说，“我自己会到那儿去喝上一口。顺便说一句，那佩莱勃洛道夫老兄可能喝啦。问我的那个姨妈，她嫁了一个法国农夫——我告诉过你关于她的事儿——一个非常活跃的女人，但非常小气。她在克里米亚有些地产，在一九二○年的战斗中，我和佩莱勃洛道夫把她地窖里的酒全喝完了。”

        “至于到意大利去旅游——嗯，看情况吧，”我说，微微一笑，“是的，看情况吧。”

        “赫尔曼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丽迪亚说。

        “亲爱的，请将香肠递给我，”我说，像原来一样地微笑。

        在那时，我仍然不明白我心里在想什么——但现在我知道了：对于与我相像的那个人的激情，虽被压抑，但仍然以无法抗拒的势头又重新燃烧起来。我开始意识到在柏林出现了一个模模糊糊的中心点，一种迷乱不堪的力量迫使我围着它越来越近地团团转。深蓝色的邮箱，那黄色的车轮鼓鼓的、在装着铁条的车窗下印着黑羽毛鹰标志的邮车；邮包挂在肚前、缓步而行的邮差（那种特殊的富人般悠闲的缓步而行显示他是一个颇有经验的邮差），地铁车站往外吐邮票的自动售票机；或者一些小邮票店，它们拥有来自世界各地的叫人欢喜得了不得的驳杂的邮票，装在有玻璃纸窗口的封套里；简言之，所有和邮递有关的东西开始对我产生一种奇异的压力，一种无情的影响。

        我记得有一天，我梦游般地来到我非常熟悉的小巷，我在那儿，向我的存在的支柱——一个磁性点——越靠越近；但我猛吃一惊，清醒过来，逃逸了；不久——在几分钟内或在几天内——我又发现我走进了那条小巷。正是送信的时刻，十几个穿蓝色衣服的邮差悠闲地向我走来，在街角又悠闲地散开。我转过身，咬自己的大拇指，我摇头，我仍然在竭力抗拒着；在明白无误的本能的疯狂驱动下，我知道信就在那儿，等待着我去拿，我迟早会抵御不了那诱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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