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穿着粉红色洋装的马蒂像一朵风吹来的粉红色小花，那么一定是一阵长风，才能送着她飘过这么遥远的路程。

        在倒下去之前，马蒂徒步走过了大半个台北市。

        有很长一阵子，她多么希望就这样一直走下去。遇见绿灯就前行，遇见红灯就转弯，只是绝对不要停下脚步。因为一旦伫立，她就不免要思考，不免要面对何去何从。

        这台风后盛夏的傍晚，空气的燥热并不稍减于中午，马蒂就这样漫无目的地走了一个下午。若非脚下的高跟鞋，她很愿意永远走下去。穿上这双高跟鞋是个可怕的错误。它们是她的鞋子中惟一正式的一双。虽然已略显老旧，鞋底隐秘的地方也有了小小的绽缝，但擦亮了之后，与她这身浅粉红色洋装是个出色搭配。它们是双美丽的鞋，天生不适合长途跋涉，而是用来出入高贵又华丽的场合。它们是一双宴会用的纤弱的高跟鞋。

        马蒂走到了台北的最南界，碰到景美溪之后就向右转，迎着夕阳继续前行，一边回想着琳达的婚宴。此刻婚宴上的欢言俏语都该沉寂了吧？但是马蒂留下的话题，恐怕是足够宾客们谈论很多年的。她后悔出席了这场婚礼。从接到琳达的镶金边红色喜帖开始，她曾经多次陷入长久的思索，怎么委婉地托故不赴宴，怎么提前捎去礼金，再怎么救性地以书信向她致意。婚礼中有太多人，包括琳达，都是她不想再碰面的。终究这一天她还是整装以赴，穿上了最体面的一套洋装，最好的一双鞋，并且还提早出了门，成为这午餐婚宴上第一个就座的客人。

        到得委实太早了，这国际饭店豪华的宴客厅中，连礼金台都尚未布置妥当。系着蕾丝边围裙的女侍正在摆设花篮，两个着燕尾服的英俊服务生忙着安放婚照。

        没有任何接待，马蒂直接走进空荡的筵席中。一个年轻男子匆匆向她走来，走到一半又恍然止步，从口袋里摸出“总招待”红卡别在衣襟上。他很活泼地与马蒂握手，同时不失忧虑地瞄了一眼礼金台。这男人马蒂认识，是她大学同届的国术社社长。他并不记得她，完全依传统方式与她交换了名片。

        总招待以职业的热情细读马蒂的名片，盛赞她的名字令人印象深刻。显然她这名字的特色尚不足以唤起他的回忆，而马蒂对他的记忆却在这寒暄中复苏了。他叫陈瞿生，香港侨生，大一热烈追求琳达之际，讲得一口令人闻之失措的广东国语，如今这口音已完全地归化了台北。当年同班的琳达是马蒂的室友，一个礼拜中总有四五次夜不归营，全靠她在舍监面前打点。偶尔匆匆回宿舍换洗衣服，陈瞿生总是局坐在联谊厅中等待着，琳达有时候仿佛不想再出门了，就央马蒂下楼打发他回去。她很不乐意这差事，只好走到联谊厅门口与他距离数公尺之遥，挥挥手说：“琳达说她不下来了。”

        他则受惊一样迅速地起身，频频弯腰向她说：“多姐！”

        那是广东发音的多谢之意。

        现在回想起来，陈瞿生对她不具印象是很有理由的。为什么要记得她？他们之间几乎没有过友善的接触。这中间的疏离连她也无法明白。从离家搬进大学宿舍时开始，马蒂曾经对即将展开的独立生活充满了期待。她期待拥挤的宿舍能给她家的感觉——虽然她并没有一个真正的家作为比对，但想像力可以弥补感觉上的空缺。她很快发觉琳达像一个迟来很多年的姐妹，只是这个姐妹又太早坠入了情网。

        支走陈瞿生之后，她多半会倚在舍监室的玻璃幕后，看他骑着摩托车的身影远去。他的摩托车侧边有一个特殊的铁架，安放他练国术用的双刀。摩托车走得很远很远了，双刀还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光芒刺着她的眼睛，有时候，会疼得像是要落下眼泪。

        此时陈瞿生正准备引马蒂入座，他问她是男方或女方的来宾。女方。她说。

        琳达的大学同学。她补充说。

        噢！那我们可能见过了，我也是琳达的大学同学。

        于是她独自一人坐进了礼堂前端的“新娘同学保留桌”。她游目四顾，厅内一片荒凉，女侍们逐桌摆设糖果，两个像是那卡西的艺人正在调弄电子琴，似乎连新人都尚未到场。这样孤独地坐着很容易显得手足无措，所以她剥了几粒瓜子，将瓜子仁在白瓷盘中排列成一个心的形状。艺人开始唱起一首时兴的台语悲歌。

        一丛尖锐的红色光芒从背后刺来，喜幛上的霓虹龙凤灯饰点亮了。这让马蒂意识到当众人的眼光集中在礼台时，背着礼台而坐的她将迎向所有的目光。她换了坐位，面向那扎眼的蟠龙舞凤，浸浴在猩红色的海洋中。

        她周围的气氛是萧条的，但是她知道不久之后，这新娘同学保留桌，以及其他桌次都将坐满宾客。他们将叙旧，吃喝，言不及义，总之要社交。闭着眼睛也可以想象得到，她的身边充满了同学，她七年来避不相见的英文系同班同学。

        贺客渐渐地落座在马蒂的附近。往日的同学身畔都多了伴侣，有些更添了小小的孩子。同学们一圈圈地聚集欢叙着，马蒂发现自己又落单了。多么熟悉的感觉。

        大学的四年，马蒂几乎是全面性地落单。上课时虽然采自由落座，但是同学们有自己的小圈子，一簇簇的同学分布出隐然成序的生态，而马蒂不属于任何圈子，所以她坐在教室的最外缘。这种孤单在教室中听课时无妨，甚至在分配小组作业时也并不构成威胁，小组总是不嫌多一个人分摊作业；而体育课时马蒂就显得无依无靠了，尤其是当老师要同学们拿着球具自由练习时，那解散队伍的哨音一吹，马蒂的掩护也就当场消失。针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她想出一个对策，就是让自己看起来非常非常投入她的单人练习，好像那运动完全地吸引了她，专心得连额上的汗水也来不及擦。于是，体育教师借口回办公室以躲避太阳，女同学们三三两两择阴影休息谈笑，一边对着阳光下挥汗练排球的马蒂喊：“萨宾——娜，休息了啦。想当国手啊？”因为忙得歇不下手，马蒂只有露齿羞赧地一笑。

        英文系的学生习惯以英文名字彼此称呼，这几乎是一项传统，久而久之，互相遗忘了别人的中文姓名。所以在同学的印象中，马蒂不叫马蒂，而是萨宾娜，孤独的萨宾娜，独来独往的萨宾娜，或者说，自寻苦果的萨宾娜。

        对于这种处境，马蒂并非没有自觉。她深深明白，萨宾娜之所以被孤立，完全是因为萨宾娜太急于找到一个超过同窗之谊的亲密伴侣，而她的伴侣——杰生——恰恰好是班上的助教，恰恰好是一个不在乎所谓社会关系的潇洒助教。这种前卫又自我的作风，触犯了同学们心情上若有似无的规范。同学们用默契构成他们的判决：萨宾娜要搞两人世界，那就给他们一个纯属两人的世界。

        为了一种心灵上的归属感，马蒂从大一就开始从同学的阵线单飞，对很多人来说，这是一种不成比例的牺牲，他们无法明白马蒂的沉溺，马蒂也不能了解，何以这么私人的情事必须迎合众人的心情？杰生告诉她：“萨宾娜，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看法，不要为别人的价值观而活。”说得不是很清楚吗？她要的不过是这么简单，一个家，一个回家的感觉。杰生的地方有温暖饱满的灯光，有满室的原版英文书，有上百张经典爵士唱片，有一台电动咖啡机，这让马蒂感觉回到了家，虽然与她生长的景况相差那么遥远，但是马蒂的想像力可以自动延伸出神秘的连结。她在大一下学期就迁出宿舍，搬去与杰生同住，并且觉得永远也离不开这个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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