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去的一个月，始终没等来彼得。我给自己大限，在一个星期内找到另一个男人，开始新的罗曼史。新的罗曼史是否进行得下去并不重要，它的功效是使我忘掉彼得。不管是彼得负心，还是他遭遇不测，对于他的记忆让我好痛。

        你还年轻，肯定记得自己犯过这种毛病：某人的缺席反而使他在你心里完美无缺。尤其对二十岁的年轻女人，缺席的恋人变得越来越好，越来越俊气，离那种搭帮过日子的未来越来越远。彼得在现实中缺席，所以在我印象里就无懈可击的美好。所以你能想象，等我真的再见到他，觉得他其实并不那么漂亮。当然，犹太大营房那场传染病，也要对他的愁苦模样和紧张神色负责。

        我什么都想到了，恰恰没想到这种大宿舍生活常常发生的事：传染病。猩红热打倒了百分之四十的难民，尤其是孩子们。住在虹口的日本居民很多，他们怕传染病蔓延到大宿舍外面，就让日本军医把难民大宿舍封锁起来，划定成隔离区，由宪兵把守，不准人出入。两百多人的大宿舍（原先是仓库，漏风漏雨，却照不进阳光，家家户户只有一张桌布或床单作为墙壁，声息相闻，能隔开的只有最低程度的廉耻），不只流行一两种传染病，有时一个没有亲属的人病死了多天，都没人报告，因为其他人需要他分内的那顿晚餐。幸而天不热，病死的人在发出气味前可以让人们分享若干顿面包和汤，同时也让人们分摊了病毒。

        彼得又鬈又长的头发由于肮脏打成绺，沉甸甸地耷拉着，有些地方露出结着污痂的头皮。他原先的天蓝衬衫泛出一层茶色，那是汗水一再浸泡，又一再被高烧的体温烘干的缘故。尽管如此，他严谨地扣着每一颗纽扣。你该闻闻那气味！一个人没死就开始腐朽的气味！

        彼得见了我就笑笑说：对不起，我不能拥抱你。

        他大概喷了半瓶古龙香水，不仅无济于事，那坏气味更加丰盛。

        我还是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一旦我们的身体紧贴，什么都不重要了。我苦苦等了他六个星期，等不及他去清洗掉污秽和气味，以及致命的病毒，就把嘴唇贴在他嘴上。当然，这也是痴傻恋人的一种表白：你看，我不嫌弃你；你的病毒、死亡我都想要一份儿！我的举动让莫里埃餐厅的客人们隔着门玻璃错愕，随即讥笑。

        我顾不上那些。天涯沦落人的感觉特别好。

        他这副模样是进不了莫里埃餐厅的。我对他说：叫辆黄包车，去我那里。我会打电话给房东太太的。请房东家的娘姨到弄堂口的老虎灶去，给你叫一担开水，兑上冷水就可以洗澡了。我房间里有一个盥洗池，那个水龙头可以接冷水。

        我把一张钞票塞在他手里。看他上了一辆黄包车，我又想到洗澡远没有那么简单，跑上去，跟他说：不对，你听我从头讲——我床下有一个椭圆的大木盆，冷水必须用一根橡皮管从盥洗池接到盆里，再掺上从老虎灶叫来的开水。洗完第一盆，用那个铁皮桶把脏水盛进去，倒进马桶，再洗第二次。我就是这样洗澡的。房东太太人很好，就是不准房客用她的浴室。

        彼得走后，我回去接着弹琴。十点以后，老板的新节目开始了：挪开了前面的几张餐桌，让半醉或全醉的各国鬼子们跳舞。这时我的弹奏更马虎，坐得腰也僵了，人也乏了，不时架起二郎腿，打个哈欠。我满脑子想的是彼得可别让开水烫了，可别傻乎乎地去端整个木澡盆倒水——我忘了一个细节，澡盆里的脏水得用那个瓢一瓢瓢舀进铁桶。自从我离开父亲的洋房，花了两个月才习惯这种麻烦百出的盥洗方法。

        我一边弹琴一边还在想彼得告诉我的话。被隔离的日子他想到过自杀。后来他的父母弟妹全都病倒了，他更加看不出活下去等的是什么。大宿舍里一个年轻女人在孩子病死后自杀了。当时他没有自杀，是因为家里其他人没流露这个愿望。他不愿孤单单一人去死。

        我瞥了一眼窄小的舞池里的人。弹奏变得恶狠狠的：我让你们跳！让你们醉生梦死！

        ……

        我歇斯底里的弹奏让这些牛头马面领会成了狂喜，他们的屁股扭得越发的圆，面孔越发的无耻。我让你们酒绿灯红脑满肠肥！看看窗外的大街小巷，在日军轰炸中丢了腿和胳膊的人蜷缩在任何一个能避风挡雨的门廊下。守桥的日本兵把一盏煤油灯扔进一只住着中国人的船里，大喊这样的贱民就该沉入水底……

        那是个星期六。我结束了工作后该领薪水。老板说你今晚弹得很棒，但我得扣掉你出去跟人说话的半小时工钱。我耸耸肩。本来我息事宁人，让他把七八分钟算成半小时。但接下去他就不像话了。他说：以后让他好歹洗洗头、换换衣服再到我的门口来。他看上去浑身虱子疥疮。我低着头，一动不动。一般我这副样子我爸爸就知道事情坏了，我给惹得太狠了。

        你知道彼得是干什么的？我问半法国人。

        谁是彼得？老板问。

        彼得·寇恩是个优秀的医学院学生，因为纳粹迫害到上海来给你这种人渣蔑视。

        老板说：你说我什么？对不起，我英语不好。

        好，我换个词：人类垃圾。你这人类垃圾。来上海是因为你在你自己的国家做够了垃圾。到了中国，你认为至少可以把中国人当垃圾。

        我口气婉转，一点火气也没有。因为我只是在好好阐述一个事实：来上海的各种鬼子大多数是因为在自己祖国混不出人样而到上海来碰运气。在上海即便混不出人样也有中国人垫底；中国人反正是可以不当人看的。

        给我这个月的红包。我向老板摊开巴掌。他若不给，巴掌直接就上他的腮帮上去。我们说好每月有十块钱的红包。

        你还想要红包？他用了一句法语骂我。

        我不用懂。他过去是个水手，水手在全世界海港造孽，留私生子，搜罗各国下流话。

        我的巴掌没上他脸上，而是抓住了他的领结。这种关键时刻你们能看出我是个求实的人。打耳光的动作是漂亮，但效果差些，他可以还手或忍让，把红包赖掉。我捉住他的领结，一只手不够上了第二只手。等拉架的赶来，老板已经把五元钱扔在地上。

        他用水手法语一连声地骂。我在唐人街长大，难道会不经骂？

        在骂声中我弯下腰，捡起地上的钱。等我上了黄包车，发现自己抖得厉害。原来我并不经骂。我今天是怎么了？我难道因为彼得回到我身边，感到有所依仗，存心要惹一惹谁？还是彼得让我失望？他在垂死的时候一点都没想到我，我不是他垂死时的安慰和放弃自尽念头的理由，这些让我失望了？

        现在跟你讲话的时候，我还记得我的不满足感觉。初恋的人总是不满足，总觉得得到的比预期的和贪恋的要少。

        黄包车夫的两只脚板“啪啪啪”地拍打着沥青路面。坐在车篷里的年轻女郎一晃一晃，渐渐离那片邪恶的热闹远了。女郎把自己在恋人心目中的位置估计错了。天下双双对对的恋人中，总有一个更痴的。这没办法，我的心太不骄傲了。

        等我到家的时候，彼得已经离去。他得赶在宵禁之前回到大宿舍去。他洗澡的药皂气味还浓浓的。空气湿漉漉的，我的头发很快上了一层水珠。彼得是个识相的人，他把地板上的水渍擦干了，顺便擦了一遍整个房间。早上晾出去的内衣内裤也被他收进来，给我折叠得方方正正。我一下子想象出他在我这间十平方米的亭子间和我过小日子的情景。

        后来，我也是在他的药皂气味里入睡了。

        第二天一早，三楼和二楼之间的电话响了。我竖着耳朵，听房东太太用一塌糊涂的英文说：请等等，一会儿……

        我跳下床，披上薄呢子大衣，房东太太已经在楼上喊起来，说是一个叫寇恩的先生请我听电话。一听就知道她对我昨天招进来那么个臭烘烘的犹太难民有火气。居然还把大门钥匙给了他！

        我接了电话就说：你送牛奶吗？这么早就起床？我和那头的彼得同时哈哈大笑。

        我们约好七点半在虹口的乍浦路见面。我费了很大劲才让他记下要去的虹口大戏院。本来我想去他住的大宿舍接他，他急坏了，一口咬定他能找到上海的所有街巷。他不让我看到他一家的惨境，也是为我好。

        虹口大戏院的最早一场电影七点四十放映，票价非常便宜。电影结束正好赶上去菲利普家面试。菲利普姓温，他的长子是我父亲的学生，他有个十六岁的小儿子在学钢琴。从菲利普家出来，我还要陪彼得去第二家、第三家面试。我们中国人在做事留一手上也不次于犹太人。

        那好，我要去洗漱了。我对电话那一端的彼得说。已经有了一种很贴心的人才有的口吻。

        放下电话，房东太太的一只绣花拖鞋从楼梯栏杆缝里落下来，在我眼前直接从三楼落到一楼。她的监听暴露了，索性响亮地笑了笑说：妹妹呀，以后不可以把我们的大门钥匙给外人噢。这要闯穷祸的哟！

        她从楼梯上走下来，一只脚穿拖鞋一只脚穿丝袜。

        噢，好的！我爽快地答道。我心情好得要命，她说什么我都不觉得难听。

        房东太太说我父亲每回来都那么知趣，从来不进到楼里面。

        我急忙往亭子间跑，一面说好的好的，下次不给外人钥匙了。

        她还要啰唆，说一个男人私自开了你的门，跑进去，邻居看了难看吧？

        我还是大大咧咧，说难看难看。

        她叫我不要太美国派头。

        我扭着两腿，请她原谅，厕所还没有上过呢……

        她还在说，开了大门多少东西可以偷啊？厨房里的咸肉咸鱼、米箱里的米、悬挂在楼梯栏杆上的儿童自行车……

        我的好心情差点用完，但我还是没发作。七点半有约会，七点四十分是我人生中第一场恋爱电影（那时恋爱不看电影不算数）。我没空和房东太太一般见识。十分钟我已洗漱完毕，冲下楼。

        我早到了十多分钟，在虹口大戏院门口飞快地走来走去。彼得准点到的，一面拥抱我一面说救济早餐的开饭时间是七点整，所以他是跑步来的。

        你今天很漂亮，他对我说。这句话可不怎么独到。美国男人对自己的女秘书、女下属、车间的女工的一句悦耳废话，或者对已成了糟糠的妻子的一句好意打发。不能找到更新鲜的开场白吗？

        我们走进去，室内光线幽暗，他甜蜜地对我笑了一下。这一笑可是金子都不换的。我的满足立刻来了，二十岁女郎的不满和满足都是眨眼间的事。

        他倒是让昨天那个艰难无比的洗浴洗得一新。洗得蓬蓬松松的头发似乎多了一倍，脸上那层灰绿也褪了不少，虽然离健康的气色还差很远，但不再有一副触目惊心的难民模样了。看完电影，我们首先要去买一件衬衫。彼得已经跟我解释过，大宿舍没有地方让各家放行李，所有人的行李被暂时露天堆放，只是上面盖了油布。大宿舍的人只有两件衬衫替换。病中他没有力气去排队打水洗衣服，所以两件衬衫都穿成了糟粕。

        我们来到一个杂货铺，挑了一件价钱最便宜的白衬衫。铺子是一年前到上海的犹太难民开的，一个角落租给了裁缝，为人改衣服和量身定做。货物要多杂有多杂，吃的穿的用的都卖。彼得的白衬衫闻上去是现烤出来的“贝狗”（犹太面包圈）香味。贝狗或许会吃出樟脑球味。店铺里很暗，店主为了省电钱只开了一盏日光灯，灯光带着微弱脉搏，垂危地起搏。店堂内像中国人的商店那样，在空中拉开一根根铁丝，上面拴了许多铁夹子，每根铁丝从各种货柜、每个角落伸出，往中央一个高高的收款台集中，因而形成一个放射状的网。你小的时候一定看到过那种收款网。犹太人就这点好，到世界哪个角落都能汲取别人的经验。我为彼得付的衬衫钱就被一个犹太店员夹在铁夹子上，手一划，“刺啦”一声，铁夹子和钞票便乘着高空缆车到了收款台。收款员取下钞票，把收据和找还的零钱夹到铁夹子上，又是一划。等彼得从试衣间换上新衬衫出来，交易已经在那边铁丝上成功地完成了。

        谢谢，彼得说。

        我说等他从阔佬那里挣到钱，买一件朝阳格子纺绸旗袍送我，那件旗袍我想了好久了。我随手一指马路对面，那儿的店铺门口有个木头模特儿，挺着肚子张着两手，身上穿了件土里土气的旗袍。

        他认真地看我，看不出我是不是胡扯。他这样瞪着眼的时候特别无邪。不用问也知道他成长的环境多么优越。父亲超时工作，为他筑造的那座带大花园的房子就是个巨大的襁褓。在豪华的砖瓦加大理石襁褓中，他没有多大自主权却绝对没有忧虑。他习惯让父母去忧虑，习惯让母亲告诉他：穿这件大衣吧；配这条围脖吧；来，再弹一小时钢琴，然后上床去听半小时“临睡前童话广播”。

        彼得转过身，新衬衫塞在他的西装裤里，束出一大堆褶子。他比头一次见面——那时他从集中营到了船的底舱，又从底舱登上上海码头——要瘦得多。西装裤臀部松垮，被坐成两块油光闪亮的椭圆。他再向我转成正面，两手往裤兜一插。他一定是这样看着他母亲的：只要你说好看就妥了。

        我说：很好。我当然是撒谎。

        他笑了笑，等着我的下一个指令。

        他这种金子堆大的孩子有一种奇特的无能，或者说毫无世故。彼得这时已经把操心的特权给了我——什么求职、衣食住行之类的琐事。不知为什么，他这种无能和不世故让我的心软了又软。二十岁的女郎常常混淆各种内心感受，比如这会儿的心软，在我看来就是爱。也许是爱吧。谁也不能界定真爱是什么。

        我把西装外套披在他身上。彼得比我年长五岁，而他那睁大眼睛、倒八字眉的无邪和无能，让我感到自己霎时老练起来。要为他操的心多着呢。在菲利普面前，就要为他见风使舵。菲利普的儿子弹钢琴弹得不错，为菲利普这样的阔佬装装门面足够，但阔佬不满足门面，他要儿子成个钢琴独奏家。

        没等我说话彼得已经开口了。他用缓慢而字正腔圆的伦敦英文说：我以为是教初级或中级钢琴。

        我敢说只要菲利普一摊手：“看来误会了。”彼得会立刻放下咖啡杯，从仿路易十六的丝绒沙发上站起来告辞。

        我说：彼得连初级学生也没教过。在奥地利他只是每个夏天参加独奏音乐会。要不学费可不止这么一点（一堂课三块钱）。

        以上的谎言我是用中文说的。彼得是否独奏过我不清楚，我的任务就是要花言巧语把彼得推销给这个阔佬。

        噢，你是弹独奏的？菲利普转向彼得。万幸他的英文是桥牌桌上练出来的，一不用心就听错，彼得转过脸看我。我当然坚持把谎撒下去。我的第一语言是客家话，第二语言是广东话，第三语言是英语。上海话要排在第五位，它前面还有普通话。上海话用来撒谎很好，似乎借了别人的语言，说什么都不必自己负责。

        菲利普雇用彼得也图实惠，彼得满口英文，可以给他儿子做语言陪练。这英文是不必花钱的。

        彼得非常敬业，从难民大宿舍的室友那里借来高年级练习曲，熬了几夜把谱子抄下来。大宿舍二百多号人（传染病之后减了员，但又有三个女人做了母亲），十八般武艺七十二行当，彼得很快请教到如何给菲利普儿子授课的方法。他每天跑步上课，学生从五岁到三十岁。那个三十岁的学生是位姨太太，不知听谁说弹钢琴可以预防老年性关节炎。她的母亲得了关节炎，对她来说是巨大悲剧，因为她的手指连翡翠马鞍戒都不能带。

        那是我和彼得最好的一段日子。我还没找到合适的工作——别忘了，合适我的工作不多，不能打钟点卡，又要边干活儿边做白日梦——所以我整天陪着彼得给他的学生们上课。

        他那个五岁的学生刚刚起步，彼得一个示范要做十多遍，第十遍跟第一遍同样认真。语气也同样一丝不苟：Once again，please.（请再试一次。）

        我总是把椅子搬到一个能看见他侧影的角度。我喜欢在他完全忘了我的时候看他的侧影。他一认真起来就把我完全忘了，这正是他最好看的时候。他的精神全部凝聚在目光中，因此样子有点狠狠的。你可以看出他会有神经质的时候。他的温良不是无条件的。

        他会说：还是不对，亲爱的。

        他批评人的时候总要加上个“亲爱的”。而在夸奖人时语言朴素。或许他的母亲就是这样批评他。要么就是他的钢琴老师。他的童年不太好玩儿，要完成父母一个又一个教育规划，对音乐、骑马、网球的好恶在他出生前就被决定了。他的“不喜欢”已经预先被否决了。不喜欢？没关系，谁都一样，都从不喜欢开始。有益于你的东西都不好受，当然你不喜欢。犹太孩子首先得习惯不好受的事物。

        我看着彼得的侧影。厚厚的鬈发压着他高大的额头。所有的长辈都要他好上加好；光是功课好不够好，还要样样都压过你的雅利安种同学。他们的国家，他们是主流，要跻身主流，你只能比他们的修养更好，档次更高。因为你起点不同，你是从一个被他们看得很低很低的起点走出来的，你只能走得比他们高才行。

        我的母亲是唐人街长大的，她要她的孩子——我杀出唐人街去，就用戒尺把我钉在琴凳和舞蹈把杆上。她宁可吃隔年的咸鱼，也要省出钱，把她的女儿武装到牙齿，从唐人街杀出一条血路。她终于把我对一切高雅事物的胃口败尽。

        彼得的母亲不用戒尺，用淡漠阴沉、带有先知性的语调对他说：你没有选择，亲爱的！

        每个成年的犹太人都有资格做孩子们的先知。几千年来降临在他们种族的苦难太多太多。没有选择，必须有备无患，必须做事留后手。首先以最好的功课选学最赚钱的学科：医学、法律、金融、科学；万一不行，第二手准备顶上去：音乐、体育、艺术。

        童年和少年的彼得气也喘不过来，拔了尖再拔尖，他不是作为一个孩子活着，他是作为父母的志气、希望活着。幸亏他母亲的先见之明——眼下医学学历这张牌打不出去，他还有的是牌可以打。

        彼得教学一分钟不超时，到时间就从忘我境界中一跃而出。有时菲利普的儿子想和他搭讪几句都留不住他。他不挣陪人闲聊的钱。

        我们从他学生家出来后会漫无目的地闲逛一阵。我会提出一些可去的地方：老城厢去吃点心，黄浦江上坐乘凉轮渡（对了，我和彼得恋爱在早春，关系稳定后，夏天就来了），或者去墨海书局、商务印书馆去看不要钱的书。彼得读过所有的经典文学著作，但对哪一部都谈不上酷爱。

        你看，我还是没有让杰克布出场。人老了，对过去的事情记得比当下的清楚。清楚多了。过去的事情再不好，谈起来时味道却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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