矿难事故接连不断，矿工伤亡怵目惊心。

        这是一些地方与疯狂挖煤相伴生的“恶性症候”。

        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是，这些发生矿难的煤矿，大多是生产与安全状况严重不符合国家标准的，有些甚至是国家曾经三令五申要求关闭的。尽管国家在相关法规制定以及落实方面比以前完善了很多，但在一些地方，非法开采现象依然屡禁不止。

        有人说，这些煤老板之所以仍然顶风违法开采，大多是与地方上包括从拥有行业管理“审批权”到拥有生产安全监督权的各级官员“交”上“朋友”有关。

        我们知道，矿难发生的原因有各种各样，但是纵观近年来许多矿难发生的原因，我们会发现存在不少相似的地方。总体来看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煤炭行业的“市场失衡”，一方面是地方管理的“政府失灵”。

        目前来看，“市场失衡”，似乎不难理解。

        还记得马克思说过这样一句话：“在某种条件下，当有利润可图时，资本家就会不惜代价，甚至铤而走险。”

        今天，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的快速推进，国家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对资源的依赖和需求不断升级，资源供需矛盾和环境压力越来越大，石油、煤炭等“硬性资源”的市场前景一路看涨。市场的火热，必然带动趋利者如云。

        对于煤炭从业者来说，他们想的是如何在煤炭市场上“如愿以偿”。于是，不少惟利是图的煤老板就想起了歪主意，在寻得“保护伞”后，便更加肆无忌惮地违法违规操作，从而导致矿难不断发生。而在同时，由于国家在这一领域的法制建设尚不完备，致使地方上一些职能部门常常陷入“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老板的“低成本”致富创造了必要条件。

        还有，我国农业边际效益几乎为零，甚至是负数，农业人口众多，劳动力供给几乎是无限的，这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这些为了养家糊口、孩子上学，从全国各地贫穷地区来山西下煤窑的贫困农民，明知挖煤有生命危险，但为生活所迫，仍然义无反顾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在一定程度上为煤老板的“零投入”发迹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这就是典型的“市场失灵症状”，其发展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了另一种情况的出现：“政府失灵”。

        “政府失灵”导致了其在社会经济环境下的“角色错位”。这其中最明显特征就是，政府部门本应该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成为一个有效、公正的经济市场中的“第三方”执行者。但由于种种原因，政府却成为利益相关方，某些官员打着提供社会公共产品的招牌，为了其自身的利益而去损害社会公众的利益，最后给社会提供的不是“公共产品”而是“公共祸害”。

        当市场需要政府部门“强行”干预采掘业时，一些意志薄弱的政府官员自然就成为一些不法煤老板的寻租对象。这些领导收到煤老板的“好处”后，就对煤老板的违法行为暗中支持，对发生在眼皮底下的违法行为往往是“无意”放纵。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些煤矿曾被关闭后，“风头”一过，当地有关部门要求尽快“恢复生产”，理由是这样可为当地经济“多作贡献”。结果是某些地方官员为了区区“政绩”和一己私利，而损害了国家利益、党和政府的公信力，一些不法经营者得到巨额非法收入，而个别官员得到“鱼饵式”的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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