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吉大饭店，像一衬竖着的棺材，卡在麦迪逊路上的两幢钢筋玻璃摩天大楼中间。撑着几根斑剥大理石柱的门口，倒像是一个仕绅聚首的俱乐部大门：那里面的会员都遮着华尔街新闻报在打盹，那些穿制服的侍者们托着搁雪利酒的银盘穿梭其中。

        实际的情况也大同小异。兰吉大饭店自从一九二一年开张以来，虽曾偶尔装修过，却没有一样称得上“摩登”，或是“现代化”。阴暗的鸡尾酒廊，仍以按铃的方式招呼侍者，看不见塑料和克罗米的制品，主楼从——门厅、柜台、休息室、餐厅，以至经理办公室——都铺着阴沉、带馊味的旧地毯、发霉的椅垫，以及无计其数的雪茄烟头。

        但是，兰吉大饭店确是一家经营得不错的旅馆。两百八十三个房间大都依年租供给市内各公司团体的主管级人物，或外来客留宿之用。由于房间宽敝、服务殷勤、收费公道，外加据说是拥有全纽约第三大酒窖的餐厅，这类的临时住宿经常在一年前便开始预订。

        兰吉饭店还是市内仅存的一家有弹子房的大旅馆。只有一张台子，褪色的绿毛毡已经磨损不堪。

        在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当中，“兰吉”一如所有别的旅店，自有着属于它的暴行哀史。心脏病。中风。两件谋杀案。八椿自杀事件，其中跳楼占了三件。

        一九三二年，一位客人在餐厅被一根鱼刺鲠死。

        一九四九年，两名男士裸拥在八楼的一间套房里，因服食过量的镇静剂致死。

        一九五三年，最不成体统的一次意外事件。一个愤怒的丈夫撞开一二零八室的房门，他的妻子正和情夫在床上大唱美国国歌。想不到这位丈夫竟冲出窗口，一个倒栽葱，摔死在麦迪逊路上，玻璃天篷连带遭殃。

        一九六八年，三楼一间公司大套房发生枪战。一人死亡、一人受伤，一名倒霉的侍应生，屁股上挨了一颗子弹。

        管理处自然立即撤销了那份租约。道德伦常这一项，是与兰吉大饭店签长期合约中相当重要的一款。

        撇开这些个案，“兰吉”在基本上仍是一处清静、牢靠、保守的好场地。既合老一辈顾客的口味，连带着也吸引了小一辈的客人。饭店的安全组不算大，它的职责大都是不动声色的赶跑一些酗酒闹事的家伙。彬彬有礼的请走那群歪缠在酒廊里的莺莺燕燕。并且为失物招领一一做成纪录。这是每一家大饭店、大旅社深感吃力不讨好的一份苦差。

        古卓依离开东三十九街的寓所，徒步行来，八点四十六分踏进“兰吉”。她向门房侍者、服务台值日的人员点头为礼。

        推开标着“非员工莫入”的门，走过一道短廊，进入安全组。照例，值凌晨一时到上午九时班的莫巴利，睡在彭伊雷办公室的皮榻上。她摇醒他。他是个邋遢的肥仔，她很不喜欢碰他。

        “怎嘛？”他开口问。

        “起来，”她说。“该你当班。”

        “哎，”他坐起身，打个哈欠，咂砸舌头。“冲杯咖啡吧，宝宝？”

        她瞪他。“不，”口气僵硬。

        他看看她。“冲杯咖啡好吗，卓依？”

        “这还象话，”她说：“一块丹麦酥？”

        “好啊，梅子饼——随便，有得吃就行。”

        “有事没有？”

        “没有，”他说：“九楼几个醉鬼唱唱歌而已。平安夜。称我的心。”

        她将大衣挂入衣柜，提袋塞进办公桌底层抽屉。循原路，穿过门厅、酒廊，到通往厨房的边道。

        厨房正忙着准备餐厅，及各房间点叫的早餐，没有谁跟她说话。没有谁看她。她经常臆想着自己是个隐形人。

        她为彭伊雷先生和自己各冲一杯纯咖啡。莫巴利的照老规矩加两块方糖、两杯奶精。丹麦酥和梅子饼看着不怎么对味，她改选了一个果冻甜甜圈。反正他什么都吃。

        端着食盘回安全组。彭伊雷已经来了；他和面对面坐着的莫巴利都跷高了腿，大声在笑。卓依一进来，两人便收住笑声，腿跟着放下。彭伊雷向她道声早，两个人礼貌的向她致谢。

        她回自己的办公室，听见他们哈哈的笑声又开始。她怀疑是不是在取笑她，于是，低头查看自己的毛衣衬衫上是否有污迹，腰带扣得是否端正，裤袜是否抽线。待确定一切正常，笑声却仍旧……

        她正襟危坐在无窗的小办公室里，啜着咖啡。耳边响着两个男人的谈笑声，饭店里嘈杂的喧闹声。她不晓得自己是否真的隐形。也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形。

        古卓依总归不上不下的嵌在中间：不矮不高；不白不黑；不瘦不胖。她就是少了那么一点点的极端性。

        和老古最后一次争吵，他怨恨已极的叫骂：“你老是一副不死不活的样子！你简直就不是个‘人’！”

        没有光泽的短发剪的是妹妹头：齐眉一刀浏海，两侧长度刚过耳。这个发式从大学至今不曾变过。平整得就像一顶服服贴贴的假发，不鬈不曲，彷佛一把拉得起来，底下就是一层光秃秃的尼姑头皮。

        三角脸，尖下巴。眼珠与头发一般是棕色，不含热情，不显深沉。暴眼球，淡褐的睫毛，稀稀疏疏。

        唇型欠柔。化妆可以弥补——但是所为何来？

        上班的时候，大庭广众的场合，她的面容总是木木然。她很少笑——就是笑，也是一闪就过。有人便以为她拘谨呆滞。其实大错。谁都不了解她。

        她即将三十七岁，健身运动做得虽不勤，体态却十分年轻，而有弹性。小腹平坦，臀部坚实。大腿不露赘肉，腰股间的弧度可人。

        史奥卡医生向她保证，除了轻微的月事不调和经痛之外，她的健康情况绝佳。

        她对自己非常清楚。她不讨人喜欢，激不起别人的仰慕。这又何尝不是病？

        她的暗淡无光，缘自她扮演的角色向来不足轻重，一无可取。随便的饰，不登样的鞋子，无神的眼，局促的笑。

        其实，这是一种障眼法。过了这么多年以后，她竟哄骗了整个世界。她扮得太成功。

        莫巴利下班时，经过她的桌位，挥挥手说，“拜啦。”

        她开始排定这一天的工作程序：拟定下周安全组的勤务表，写信给遗忘随身对象在饭店里的客人，受理会计部一些小额的现金账。

        这些工作实在要不了八个小时。但是她懂得放慢脚步，让自己随时都在伏案办公，所以，哪一位主管都不会动问她对兰吉大饭店究竟有没有价值。

        她对这份闲差，颇为心安理得；扣除所得税，周薪净额不到两百元。她能够过得这样惬意，主要是靠瞻养费，及每年分别由父母汇来的三千元支票。她手头上有存款，有支票，还有为数不多的免税有价证券。

        她不浪费，但绝不苛刻自己。就她衣橱里的那些礼服，或者五斗柜底层抽屉里的那堆高级女衫，任谁都会同意这个说法：她绝不苛刻自己。

        彭伊雷踱了过来。她的办公室连一张多余的座椅都没有。他把半边屁股搭上她的桌沿，低头看着她。

        他是个细高个，秃顶，马蹄形的一圈灰发。头皮上是明显的斑点，鼻子和颧骨上也有一道。

        两只眼睛总像蒙着泪光，嘴唇濡湿。一对惊人的大耳朵：就像两大块垂下来的牛肉片。声音哑而急，波士顿的口音奇重。

        穿一套丧服似的西装，小领结，有时候在翻领上别一朵羽毛假花。一双破皮鞋总是擦得雪亮。一个标准逆来顺受的人。

        古卓依很快便发现自己是在一个酒鬼手下办事。就他的言行举止判断不出：他的动作沉稳，言辞中肯。可是，即使在早上，彭伊雷都会散发出一股不浓、却百分之百肯定的酒馊味。威士忌已经沁入他的细胞，他的胃壁，而后从他的皮肤、毛孔滴出。

        彭伊雷从不明目张胆的喝，但是她听得见他开抽屉、关抽屉、瓶子碰杯子：一连串、无休无止的固定声响。这也就是古卓依以为的，他藉以面对世人，无惧泰然的一种魅力。

        他确有几分魅力，那种怪怪的笑容，持久的毅力，和无边无际的善心。他厚道、常乐，懂得容人之不能容。卓依听说他有个缠绵病榻的妻子，和一个不学好的儿子。她不过间，彭伊雷当然绝口不提。

        他也不问卓依的私事。两人彼此尊重对方的隐痛。这反而比坦白更见亲密。

        “顾刑警昨晚拨电话给我，”彭伊雷说：“他太太有喜了。”

        “又有了？”古卓依问。

        “又有了，”他浅笑。“所以他想尽量多赚点外快。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你今天是不是要拟下一周的勤务表？”

        她点点头。

        “用得上他吗？”

        这就是彭伊雷的处事态度。他不会命令她把顾刑警补进来，即使他有这份特权也罢。安全组的值勤表既是她份内的职责之一，他便移樽就教。

        “他代赖约瑟行吗？”她问。

        “绝对行。”

        “我先跟他联络一下，再排出来给你过目。”

        “好。谢谢，卓依。”

        彭伊雷、莫巴利和赖约瑟，三个人都隶属安全组，每天工作八小时。每人每周休息两天。（彭伊雷是组长，轮休日是周六和周日。）逢着休候、度假或病假时，便派临时安全警卫代班。

        这些人多半是纽约市夜间巡逻的警察和警探。安全组有一份名单，为数总在一打左右，以便随时调动，应变救急。

        彭伊雷表示要赶办一些公事，检查屋顶钢门新设的锁匙。

        “大概一个钟头回来。”她点头答应。

        他滑下桌沿，立定一会，不走。她带着疑问的眼光抬起头。

        “卓依……”她等着下文。

        “你没什么吧？”他关切的问。“没有不舒服吧？你看起来有点，呃，低潮。”

        他的关切令她一动。

        “我很好，彭先生，”她答。“只不过又逢到每个月例行的那回事。”

        “噢，那个，”他释然。接着，解嘲似的干笑一声。“我每天早上例行的要刮胡子。”

        他笑着，走了。

        不错，他每天早上例行的要刮胡子。不过，刮胡子不会太痛，不会抽筋，她该把这几句话告诉他才对。刮胡子不会看到讨人厌的污斑。不会联想到分泌物和经血。那简直是持续不断的炼狱。

        她活得愈久，生命在她愈见卑贱。不是指这个社会，也不是指这层文明，就是生命的本身。呼吸、吃喝、拉屎撒尿、交配、出血。

        畜生啊。肤浅啊。恶心啊。这都是她用得上的字眼。

        她慢吞吞的办着公，一整个早上不抬头，一名默默的耕耘者。彭伊雷巡查回来，她连眼都不抬。她听见他进办公室；她听见他开抽屉、瓶子对杯子、关抽屉。

        对于这份工作她不烦。真要花心思去想它，才叫烦。然而，她只是手到眼到。她的神思，她其余的部份都在游走，在飘浮。

        十二点半，她取了托盘入厨房。一位大司务给她一份鲔鱼色拉，配着莴苣、蕃茄、和黄瓜片，一个大萝卜削刻成一大朵漂亮的花。她端起食盘和一壶热茶转回办公室。

        彭伊雷从来不吃午餐。

        “这玩意得叫它扁下去，”他总是指着自己的肚子说。

        可是，她又听见他拉开抽屉……

        她笔挺的坐在位子上，背脊都不碰着椅背。痉挛在加剧，腰痛在开始。好像就在荐骨上，竟是深入里面的痛。就像一个大太阳，正威风八面的散着光和热。

        她细致的挑起色拉，小口的咬，仔细的嚼。慢饮着茶。吃完后，点上支烟，再倒杯茶。

        她在办公桌中间抽屉也贮着些成药。和着茶，吞下两粒安那辛，一粒米度，和一片维他命C。取餐巾轻拭口唇，便把餐碟端去洗碗房。

        那是个嘈杂沸腾的房间，管事的是两个年轻小伙子；一个黑人，一个波多黎各人。两人都穿着汗湿的t恤。两入干活的速度都快，把剩菜倒进垃圾箱，把塞满瓷盘、玻璃碗、刀叉的架子推入巨型的洗碗机。

        她进来的时候，两人抬头轻佻的瞥她一眼。波多黎各人眨眼，爆出几句西班牙话。那个黑仔拍着大腿猛笑。她出空了托盘，转身就走。他们的狂笑声紧追不舍。

        她拨到管区找顾刑警，他不在。打到他家，顾太太应声。卓依表明了身分。

        “噢，对对，”顾太太热诚有加。“请你稍微等一下好吧？他在地下室忙着。我马上去叫。”

        顾刑警上气不接下气的接起电话，卓依便通知他已安排了接赖约瑟的班，周一和周二两天，时间从下午五点至凌晨一点。

        “太棒了。”他说。“多谢、多谢。”

        “如果有事不能来，”她公事公办的说，“请尽快通知我们。”

        “我一定到，”他向她保证。“谢谢。”

        她拿着勤务表进彭伊雷的办公室，站在桌旁等他看完。

        “我跟顾刑警连络上了，他说可以代赖约瑟的班。”

        “很好，”，彭伊雷说。“很好，卓依。就照这样打几份吧。柜台、主管、会计部门都耍一份。”

        每个礼拜同样的交代。

        “是，彭先生。”

        她正待打字的时候，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少有的事。

        “兰吉大饭店，”她应道。“安全组。有需要效劳的事吗？”

        “当然有，乖宝，”一个女人的声音，爽朗无比。“今天下午海洛和我合办鸡尾酒会，快来参加。”

        “马琳！”古卓依快活的说。“你好吗？”

        “乏善可陈啦，”寇马琳答。“都好吗？”

        两个女人吱喳一会。绝大半是马琳的声音，又快又响。卓依只是听，对着话筒微笑点头。

        这辈子她似乎一直都在听马琳讲话。少说也从她们俩和另外两名女生在明尼苏达州立大学同宿舍开始。那是一九六零～一九六三年的事。自那时候起，“疯马琳”便是口没遮拦，作风大胆。

        “这乃是现实人生中的四年长假，”这是她对大学教育的价值观，她的的确确在身体力行。四年等于一个长程的大宴会。缀满着约会、逃课、请假、记过警告、留校察看，和炫耀一大堆的男伴和男人。她的这一切吓坏了同寝室的好友。

        “疯马琳”说：“大家听着，我们来这儿唯一的理由是套住一个老公。对不对？那何不传授我们一点实用的东西——譬如媚功。我有这么多男人找上门的原因，就是因为懂得怎么发癫，怎么发嗲。这是女人致胜的不二法门。”

        “疯马琳”又说：“大家请看，这世上有男人，有丈夫。你要是男的，愿不愿意做丈夫？愿意才怪。外面的花花世界谁不想拈，谁不想惹。男人上床是耍耍，丈夫上床是卖命。男人喝的是威士忌，丈夫灌的是啤酒。男人无牵无挂，丈夫累到疝气肿。去他的，我才不来什么丈夫，我要男人。”

        同寝室其他三名女生，分别来自明尼苏达、威斯康辛和爱荷华的小镇，乍听这番惊人之论，只有格格傻笑的份。那与她们自幼秉承的教养何止十万八千里，由纽约来的疯马琳，简直是外国人。

        她们崇拜她，她洒脱、有趣、大方。凡是她不感兴趣或是厌倦的男人必定拱手让贤。她们回报的是借抄笔记、教功课、缺课时替她遮挡，就这样让她安然度过四年，取得了学士位。毕业典礼她没参加，人早已随一名耶鲁生飞到百慕大。文凭是邮寄过去的。古卓依离婚后，自明尼苏达、威诺那来纽约，接听的第一个电话便是疯马琳。她如今已是寇马琳。寇海洛是她第四任丈夫。马琳处处护着卓依，就像一名身经百战的老兵，对一个刚上场的生手谆谆告诫，好言相劝。

        马琳说：“离婚就像从马背上摔下来一样。你一定得上马再骑。否则啊，后悔一辈子。”

        “我不想再结婚了，”卓依儒怯的回道。

        马琳说：“狗屁。”

        她竭尽一切努力——开鸡尾酒会、请客吃饭、约会相亲——最后不得不承认古卓依说的确是老实话：她不想再结婚，起码不在这段时间。

        马琳说（语带责难）：“那并不表示你连耍耍都不行哪。怪不得你会抽筋。要是我两天没耍呀，浑身不对劲。”

        这一会，古卓依静听马琳唠叨着鸡尾酒会里的隹宾如云（全是一等一的货色！），难免有些动心，便说下班后过去，不过只待几分钟就走。

        马琳说：“大家全都是这句话，乖宝。可是结果全来了，全留下了，而且全都喝得酒瓶见了底。有个家伙挺不赖的，你不妨见见……”

        “吹，别，”卓依急道。“别再来这套。”

        马琳总算收了线，卓依定定神，开始打字。她认为自己在最后一分钟才接到邀请，是由于马琳已经算出这次聚会阳盛阴衰，非得临时抓差，平衡人数不可。

        卓依并不恼。有数的几次邀约都是如此。永远是在最后一分钟。请她来填空补缺。她绝不会是头一个膺选的对点。

        空白的下午随便混了过去。分发值勤表。缮打四封给失物主的信，交给彭伊雷签字。再与会计部核些小额的现金账目。

        对“兰吉”的职员她一概很冷淡，只谈公事。他们对她也是一样。她拒绝友谊，甚至连同事间的普通交往都不要。她宁可静静的独自一个人办事。

        回办公室上最后一小时的班。百无聊赖的翻看这一期的商务周刊。这是一本专谈纽豹市旅馆业务的刊物。内容包括论业界法规的文章、未来数月的一些商务会议，以及对于夏季观光季节的预测等等。

        卓依认为最有趣的是对于各旅馆安全业务的报导。上面经常提出一些姓名、地址（看得出是杜撰），和那些嫌犯的面貌特征。遗失或被偷的信用卡号码会列出来。大饭店里的一些犯罪事件也都绘声绘影的作一番描述。

        还有一个固定的“通缉”专栏。刊载的罪犯大都是强盗、小偷、野鸡、皮条客、郎中等——有名有姓，连化名都不遗漏。这些人物专门出没纽约市各大旅馆作案。此外，更有所谓悬案。登载着负责侦查某案的纽约市警局、警官的姓名和电话号码。

        专栏的最后一项写着：

        “二月十五日，大公园凶杀案。遇剌的死者：卜乔治，年五十四岁，白种，男性。科罗拉多州丹佛市人。凡提供线索者，请洽KL-五-八六零四，刑事组埃布尔纳·布恩小队长。”

        这一则通告已经登过三个星期，古卓依很怀疑这位埃布尔纳·布恩小队长是否还守在电话机旁，等待着通风报信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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