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久不出门，天雨闷人，上街去买点书，买点杂用事物，同时也想看看人，从“无言之教”得到一点启发。街上人多如蛆，杂声嚣闹。尤以带女性的男子话语到处可闻，很觉得古怪。心想：这正是中华民族的悲剧。雄身而雌声的人特别多，不祥之至。人既雄身而雌声，因此国事与家事便常相混淆，不可分别。“亲戚”不仅在政治上是个有势力、有实力的名词，经济，教育，文学，任何一方面事业，也与“亲戚”关系特别深。“外戚”“宦官”虽已成为历史上名词，事实上我们三千年的历史，一面固可夸耀，一面也就不知不觉支配到这个民族，困缚了这个民族的命运。如今，有多少人做事不是因亲戚面子得来！有多少从政者不是用一个阉宦风格，取悦逢迎，巩固他的大小地位！这也就名为“政治”。走来走去，看到这种政治人物不少，活在这种人群中，俨若生存只是一种嘲讽。

        晚上到承华圃送个朋友到医院去，闻几个“知识阶级”玩牌争吵声，热闹异常。觉人生长勤，各有其分。正如陈思王佚诗，“巢许让天下，商贾争一钱”，在争让中就可见出所谓人生两极。这两极分野，并不以教育身份为标准。换言之，就是不以识字多少或社会地位大小为标准。同为圆颅方踵，不识字、身份低的人，三年抗战中的种种表现，尽人皆知。至于有许多受过高等教育称绅士、淑女的，这种人的生活兴趣，不过同虫蚁一样，在庸俗的污泥里滚爬罢了。这种人，在滚爬中也居然掺杂泪和笑，活下来，就活在这种小小得失恩怨中，死去了，世界上少了一个“知识阶级”，如此而已。这种人照例永远还是社会中的“多数”。历史虽变，人性不变。所以屈原两千年前就有铺糟啜醨以谐俗的愤激话。这个感情丰富做人认真的楚国贤臣，虽装作世故，势不可能。众醉独醒，做人不易，到末了还是自沉清流，一死了事。人虽死了，事还是不了的。两千年后的考据家，便很肯定地说：“屈原是个疯子。政治上不得意，所以发疯自杀。”这几句话倒说明了另外一件事实，近代中国从政者自杀之少，原来政治家不得于此者还可望得于彼，所以不会疯，也从不闻自杀。可是任何时代，一个人脑子若从人事上做较深思索，理想同事实对面，神经张力逾限，稳定不住自己，当然会发疯，会自杀！再不然，他这种思索的方式，也会被人当作疯子，或被人杀头的。庄子既不肯自杀，也不愿被杀，所以宁曳尾泥涂以乐天年。同样近于自沉，即将生命沉于一个对人生轻嘲与鄙视的态度中。这态度稳定了他，救活了一条老命，多活几年，看尽了政治上得意成功人的种种，也骂尽了这种得意成功人的丑态，死去时，却得到一个“聪明人”称呼，作品且为后来道家一部重要经典。其实，两个人对于他们所熟悉的中层分子，是同样感到完全绝望的。虽然两千年来两人的作品，还靠的是这种中层分子来捧场，来欣赏，来研究。

        二

        在乡下住，黄昏时独自到后山高处去，望天空云影，由紫转黑。天空尚净白，云已墨黑。树影亦如墨色，夜尚未来。远望滇池，一片薄烟，令人十分感动。在仙人掌做成的篱笆间，看长脚蜘蛛缀网，经营甚力，忽若有契于心。人生百年长勤，大都如是！捕蚊捉虫，其事虽小，然与生存大有关系，便自然会有意义。世界上有不少人，所思所愿，脑子中转来运去，恐怕总逃不出“果口腹”打算。所愿不多，故易满足。既能满足，即趋懒惰。读书人对学问不进步处，对人事是非好坏麻木处，对生活无可无不可处，无不是这种人得到满足以后的反应。若不明白近年来中层阶级的不振作，从此可以得到贴近事实的解释。然人能贴近生活，即俨然接近自然，成为生物之一种，从“万物之灵”回到“脊椎动物”，也可谓上帝一种巧妙安排。上帝知道，世人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

        住小楼上，半夜闻山中狼嗥。在窗口见一星子，光弱而美，如有所顾盼。耳目所接，却俨然比若干被人称为伟人功名巨匠作品留给我的印象，清楚深刻得多。

        三

        得××来信说：“从最近文章看来，你近来生活似乎十分消沉，值得同情。”回信告她说：“不用同情。”我人并没有衰老，何尝消沉？唯沉默已久，分析一番，也只是人太年轻一点，必然现象。我正感觉楚人血液给我一种命定的悲剧性。生命中储下的决堤溃防潜力太大、太猛，对一切当前存在的“事实”“纲要”“设计”“理想”，都找寻不出一点证据，可证明它是出于这个民族最优秀头脑与真实情感的产物。只看到它完全建筑在少数人的霸道无知和多数人的迁就虚伪上面。政治、哲学、文学、美术，背面都给一个“市侩”人生观在推行。由于外来现象的困缚，与一己信心的固持，我无一时不在战争中，无一时不在抽象与实际的战争中，推挽撑拒，总不休息。沉默正是这战争的发展。古人说，“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我的年龄恰恰在两者之间。一年来战争的结果，感觉生命已得到了稳定，生长了一种信心。相信一切由庸俗腐败小气自私市侩人生观建筑的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都可以用文字作为工具，去摧毁重建。

        从五四到如今，廿年来由于这个工具的误用与滥用，在士大夫新陈代谢情形中，进步和退化现象，都明明白白看得出。其属于精神堕落处，正由于工具误用，在受过高等教育的公务员中，就不知不觉培养成一种阉宦似的阴性人格，以阿谀作政术，相互竞争。这相互竞争的结果，在个人功名事业为上升，在整个民族向上发展即受妨碍。同时，在专家或教育界知识分子中，则造成一种麻木风气。任何人都知道这么拖下去不成，可是还是一事不做，坐以待毙。麻木风气表现于个人性格上，大家都只图在窄小人圈子里独善其身，把所学一切只当成换吃换喝工具，别的毫无意义。这些人生存的意义既只是养家活口，因此凡一切进步理想，都不能引起何等良好作用，只要同他们当前生活略为冲突时，还总不免要想方设法加以抵制。观念的凝固，无形中即助长恶势力的伸张，与投机小人的行险侥幸。我因此感到，工具使用的方式，实在是一件大事，值得严肃谨慎来检校一番。

        其次，看看二十年来用文字作工具，使这个民族自信心的生长，有了多少成就。从成就上说，便使我相信，经典性作品的产生，不是不可能的。但这种新作品的产生，还待多数从各方面来努力。这努力的起始，是有识者将写作的专利，从少数“职业作家”独占情形下解放，另外从一个更宽广的社会中去发现作家，鼓励作家，培养作家。

        又其次是经典性新作品的原则，当从一个崭新观点去建设这个国家有形社会和无形观念。尤其是属于做人的无形观念重要。勇敢与健康，对于更好的明天或未来人类的崇高理想的向往。为追求理想，牺牲心的激发……更重要点是从生物学新陈代谢自然律上，肯定人生新陈代谢之不可免，由新的理性产生“意志”，且明白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全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连续性，是一切新经典的根本。

        从五四到今年正好二十周年，一个人刚刚成熟的年龄。修正这个运动的弱点，发展这个运动长处，再来个二十年努力，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权利。两年来的沉默，得到那么一个结论：屈原的愤世，庄周的玩世，现在是不成了。“理性”在活生生的人事中培养了两千年，应当有了些进步。生命的意义，若同样是与愚迷战争，它使用的工具，仍离不了文学，这工具的使用方法，值得我们好好地来思索思索。

        必拥有知识才得人尊敬，必拥有文物才足以刺激后来者怀古感情，因而寄希望于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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