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监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仆人，因为在中国历史上，除了帝王之家，别的人尽管也有钱有势，妻妾成群，但却基本上不能用太监，所以，太监就成了帝王的专有“仆人”。俗话说，宰相家人七品官，皇帝的下人，自然也不会白给。宰相家人的所谓“七品官”不过是夸张之词，而太监尽管没了传宗接代的家伙，却是真正带官衔的“仆人”。历朝历代，或大或小，太监的头目总是有官衔有品级。威风的封侯拜爵的也大有人在。唐代的仇士良被封为楚国公，李辅国甚至被封为郡王，比许多皇子龙孙还神气，虽然对于多数太监来说，无论有品无品，他们依然是伺候人的下人。

        在中国古代政治中，太监的声誉极差，凡正人君子，一提到太监，莫不痛心疾首。在我们历史书上，触目惊心的就是那些专横跋扈的宦官，像秦末指鹿为马的赵高，东汉末年让桓帝把他们当爹做妈的十常侍，晚唐给皇帝脑袋搬家就像儿戏似的北衙宦官们，以及明代的王振、刘瑾，还有号称“九千岁”，建了满地生祠的魏忠贤，当然，自然也少不了至今让人记忆犹新的清末的李莲英。

        其实，在宦官中，有好名声的也不少，像的作者司马迁，后半辈子就是个宦官，那只写出了“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手，多半就属于宦官之身，虽然他是被迫做的宦官。还有那个造纸的蔡伦，也是宦官。再往近了说，那个一直让国人说起来很舒心神气的下西洋的郑和，率领庞大的舰队在西班牙、葡萄牙以及荷兰和英格兰的殖民者之前就远航了那么多地方，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宦官。

        宦官在政治上也不尽是起坏作用，大名鼎鼎的商鞅就是通过宦官景监得以在秦孝公那里露脸的，要不是景监一而再再而三地说情，我们教科书罩大讲特讲的商鞅变法也许就不存在了。赵国那个“完璧归赵”的名臣蔺相如于未发迹之前是宦官缪贤的门客，如果没有这位刑余之人的推荐，蔺相如是不大可能像今天这样妇孺皆知的，就在东汉末年，十常侍横行之时，也有个中常侍吕强，不仅救了上书叫汉灵帝别信用宦官的蔡邕，而且自己出头劝皇帝不要滥封宦官。

        其实，如果说宦官坏的话，归根到底还是由于皇帝不好（甚至不仅仅是专制制度的不好，因为同样是帝制，也有不用宦官的）。皇帝为了自己生殖器的高频度而且独断地使用，非把人家的生殖器割掉，这种事情在第三者看来已经是残忍至极，而在于被割者，大概已经不能用一个“不人道”所能概括得了吧？所以，作为被摧残被侮辱的一方，干出点坏事恶事其实也是可以理解的。

        问题是，为什么这些一向为人所看不起的人，在制度上并没有法定地位的伺候人的“下人”，居然时常能在政坛掀起大浪，甚至能把皇帝玩于股掌之上，使江山易色，国鼎他属？名气仅在班、司马之下的史家范晔说：“若夫衅起宦夫，其略犹或可言，何则？刑余之丑，理谢全生，声华无辉于门阀，肌肤莫传于来体，推情未鉴其弊，即事易于取信。加渐染朝物，颇识典制，少主凭谨旧之庸，女君资出内之命，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故能回惑昏幼，迷瞀视听，斯忠贤所以智屈，社稷所以为虚。”（后汉书》卷一○八，宦者传论）虽然把板子都打在了宦官的屁股上，但也说出了一点道理，那就是，宦官是离皇帝最近的人，自然也最易于取得皇帝的信任，“顾访无猜惮之心，恩狎有可悦之色”。

        皇帝虽然号称是真龙天子，其实也跟一般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会胆怯害怕，会哭爹喊娘，需要与人沟通，也需要人安慰。然而，自从孙叔通制定了让刘邦感到特别神气的朝仪之后，囿于礼仪，小皇帝几乎是从娘胎里一出来，就失去了正常人应该享受的亲情、友情和种种的一切，自打孩提时起，与他们朝夕相伴的只有宦官。宦官是他们的下人，也是他们的玩伴，甚至可以说是他们的启蒙老师。当他们害怕时只有宦官相伴，当他们发怒时也只有宦官做出气筒，甚至关于这个世界的日常常识，也只能通过宦官之口才得以了解。如果宦官还能想出些法子让他们玩得痛快，那么这些宦官就比亲爹亲娘还亲了。汉灵帝说他的两个亲信宦官“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卷五八，汉纪五十）。其实不过是说出了他自己和众多皇帝的真实感觉。

        中国唯一一个写过回忆录的皇帝溥仪说过：“讲我的幼年生活，就不能少了太监。他们服侍我吃饭、穿衣和睡觉，陪我游戏，伺候我上学，给我讲故事，受我的赏也挨我的打。别人还有不在我面前的时间，他们却整天不离我的左右。他们是我幼年的主要伴侣，是我的奴隶，也是我最早的老师。”（溥仪，第71页，北京，群众出版社，1964）其实，溥仪懂事的时候，清朝已经垮台，帝制也废除了，他身边的太监只是那个制度的残余，残余尚且如此，更何况帝制的盛时。

        长于深宫的小皇帝如此，就是那些雄才大略的开国皇帝，一旦进了高大的宫殿，不仅会被宫墙，也会被人为地迷雾神化，为森严的制度所隔绝，变得越发依赖身边的这些被阉割了的下人。汉高祖刘邦，晚年有一度只乐意和宦官在一起，谁也不见。还是那个曾在鸿门宴上吃过生猪腿的樊哙（人家是皇帝的至亲），不管不顾，生闯进去，摔下一句：陛下难道忘了赵高吗？才算使刘邦回心转意。刚当皇帝时对宦官深恶痛绝、在宫里立下禁止宦官干政铁牌的朱元璋，坐稳了龙椅之后，就大肆扩大宦官队伍，谁要是劝一劝，就会惹得他“龙颜大怒”。所以也难怪那些生长于深宫的“少主”们，会颠三倒四地迷上那些不男不女之人了。与皇帝离得近，又招皇帝喜欢，就难免不生出些故事来。

        大凡靠近权力中心的人，无论在制度上有没有法定的地位，都会有分润权力的机会，也就是说，这些人都或多或少地能影响决策人，即使不用嘴巴，行为也可以产生作用。在世界上古往今来，无论任何政治体制，没有一个最高决策人能够完全依赖自己的能力做出所有的决策，他必须依靠别人的智慧，有时干脆就是别人定了盘子他画圈。中国的皇帝制度是孤家寡人的制度，坐在金銮殿的皇帝老儿，当然没有“民主集中制”来给他集思广益，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可以咨询的人非常有限，真要是碰上了难心事，固然可以急来抱佛脚，下诏征求意见，但也可能是正经主意没有，馊点子一堆，更可能的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糟的是，“高处不胜寒”的皇帝，必须时时提防人家明里暗里打他的主意，也就是说，他会担心别人给他出的主意是不是在算计他。

        不知道有没有人用“小心眼”来形容皇帝们，但多疑猜忌的确是相当多皇帝的共性。提防着几乎每一个人的皇帝，偏偏就是不防备宦官。在他们看来，身份卑微的“刑余之人”是没有危险的。因为无论如何宦官做不了皇帝，而其他人无论是文臣武将，还是皇亲国戚，都或多或少地是潜在的威胁（兄弟子侄更是危险）。当然，像明英宗那样，真的要个半路出家的太监王振做“谋士”的君主并不多，但是，对于许多君主来说，包括一些颇为贤明的君主，都曾把宦官作为咨询的对象。春秋五霸之一的晋文公重耳，就曾经就赵衰的任用问题征求过“寺人”勃缇（这个勃缇，就是在重耳未发迹前，奉命追杀他，曾经一刀削下他衣袂的那个宦官）。得到和氏璧，而又因和氏璧惹出麻烦的赵王，还不是因为他亲信的宦官出主意推荐了蔺相如，才渡过了难关。所以，把大权授予宦官，在某些君主看来就像是延长了自家的耳目和手脚。

        在政坛上，也许没有比人事的升迁和任免更能迁动官员们的心了。而仕途的腾达和蹭蹬，又往往取决于皇帝一己的好恶，如果有个皇帝身边的人能把皇帝好恶以至意见动向，提前透个消息，再蠢的人也会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预先知道了皇帝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或者知道了皇帝的某项决策意向，上朝时就可以发表讨皇帝喜欢的意见，从而赢得皇帝的好感。即使是位极人臣的家伙，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也同样需要这种“内部情报”，免得失宠而失势。

        所以，就是没有野心的人，只要处于皇帝身边，就必然成为官僚们拉拢争取的对象，如果这个人皇帝还比较喜欢，那么行情就更是看好，或多或少地要被卷入政治斗争的旋涡。如果碰上喜欢弄权的人，而且皇帝又足够昏庸的话，自然就会冒出来“权宦”。

        历朝历代，总免不了有些专横跋扈的人，但是由于宦官比正常人缺了点东西，所以他们跋扈起来，就让人难以忍受，史家笔诛起来，也比对别人更不留情面。其实，“纣之恶不至若是之甚焉”，宦官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代人受过而已，没有昏庸的皇帝和太后，哪里来的专权的太监？究根寻底，如果不是那没有人性的皇宫制度，怎么会有太监的存在呢？

        按生理常识，男性阉割只要把睾丸摘除就可以了。然而，宦官的阉割却是要把男人下体上的东西全都割个干净，以至于连小便也受到严重影响，使宦官终生受到下体腐烂恶臭的折磨。显然，并不是古代中国完全不知道割掉了睾丸就去了性的道理，因为中国很早就有发达的牲畜阉割术，都是只去睾丸不去性根。这平白多遭的磨难，其实不过是皇帝为了没道理地增大保险系数而做出的牺牲。看来，只要被选定为宦官，就没有被当做人来看。

        在一个男性中心的社会里，作为男人被割掉了作为男人象征的根，阉割时以及后来的皮肉之苦还在其次，其精神上的痛创将是永远无法弥合的。凡是读过司马迁《报任安书》的人，都能体会到好端端的一个人被阉割的那种生不如死的滋味。虽然多数宦官为幼年被阉，但随着他们长大成人，同样会体会到与司马迁类似的精神痛楚。据说，每个宦官在被阉割之后，都会保留割下的东西，以便死后跟他葬在一起，显然，这是一种无奈的自我补偿。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做宦官如此痛苦，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主动地自宫，要求做宦官？比如明英宗的宝贝太监王振就是一个，据明人记载，“京畿民家，羡慕内宫富贵，私自阉割幼男，以求收用。亦有无籍子弟，已婚而自阉者”（陆容《菽园杂记》卷二）。不消说，这是制度对人的扭曲，自宫入宫的人，无一例外地贪图宦官的权势和富贵，他们把做宦官看成了飞黄腾达的终南捷径。

        把某些“权宦”的胡作非为，看成是他们由于受到非人待遇而对社会的报复，无疑是有道理的，不过，这种报复未必都是他们自己明确意识到了的。我们不能用现代人的心理来度量当年的宦官，绝大多数从小就遭到阉割的宦官并不会有那么明晰的自我意识。说宦官由于被阉而心理特别阴暗，特别阴毒，其实更没有什么道理。尽管历代的“太史公”对宦官从来不放过口诛笔伐的机会，但是我们还是无法从浩如烟海的史籍中查到比帝王或者女主和权臣们更狠的宦官。魏忠贤迫害东林党也许够狠毒的，但大不了也就是把党人弄到大殿之上乱棍打死，怎么能比得了永乐皇帝将建文帝的忠臣剥皮楦草下油锅的把戏呢？从生理角度来说，被阉割了的动物其攻击性会大大减弱，人虽为万物之灵，但也是动物，所以，也例外不了。宦官本来就是皇权制度的产物，没有离开皇权而独立的宦官体系。所谓的权宦，无非是盘在皇权大树上的寄生藤，一旦他们依附的皇帝完蛋了，他们纵有天大的本事也只有毁灭的一条路。所以，宦官之恶实际上就是皇权之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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