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你再也不去看科莱特大夫了？”伊兹问，她打开珐琅烟盒，盒中整齐陈列着一排寿百年黑俄罗斯。“抽不抽？”伊兹把所有人都当作同龄人来相处。这出于她的懒惰，但也给她增添了一种迷人之处。

        “我今年十三岁。”厄苏拉说，认为这句话应该可以同时回答对方的两个问题。

        “这年头十三岁可以算大人。生命可以很短，你知道。”伊兹补充说，拿出一个乌木和象牙镶嵌而成的烟嘴。她四周扫了一眼，想找个能打火的招待。“我真想念你常去伦敦的日子。陪你去哈利路，然后请你到萨沃伊酒店喝茶。顺便也请我自己。”

        “我已经一年多没看科莱特大夫了。”厄苏拉说，“他们说我已经好了。”

        “那就好。我则相反，全家人说我无药可救。你嘛，当然啦，是个有教养的小姐，从来不懂什么是为别人的罪孽付出代价。”

        “哦，这可说不好。我想我还是懂一些的。”

        正是周六的午饭时间，两人在辛普森之家吃饭。“这就是女人闲暇时的消遣。”伊兹说。两人眼前摆着大块血淋淋的去骨牛排。梅丽的母亲肖克洛斯太太是个素食主义者。厄苏拉想象着她面对这样大块的腿肉时会多么惊惧。休说，肖克洛斯太太是个波希米亚浪漫主义者。格洛弗太太说，她是疯子。

        伊兹凑近火速赶来给她点烟的男招待。“多谢，亲爱的。”她含糊地说，双眼定定盯着对方，看得对方的脸红成了盘中牛排的颜色。“烤牛肉。”伊兹对厄苏拉说，挥挥手赶走了招待。她说话总是夹着法语词（“我幼时在巴黎待过一段，当然，还有战争的缘故……”），“你会说法语吗？”

        “嗯，我们在学校说。”厄苏拉说，“但这不代表我会说。”

        “你挺爱开玩笑，对吧？”伊兹深吸香烟，噘起她弓得很厉害的嘴唇，仿佛在呼出香烟以前她准备先吹一会儿小号。坐在近旁的几个男人纷纷转头，痴痴地看着。她对厄苏拉眨眨眼。“你学的第一个法语词肯定是即视感。可怜的小东西。也许你小时候摔跤撞了头。我真希望自己也撞过。来，吃吧。我饿死了。你呢？其实我正在节食。不过说真的，生活中需要忍耐的事已经够多了。”伊兹说着，兴致勃勃地切起牛肉来。

        这说明她的胃口已经恢复。她在玛丽勒本的火车站接厄苏拉时，脸色发绿，说自己因为在哲曼路酒吧里一场“有伤风化”的派对后吃喝了牡蛎和朗姆酒（“永远不要将它们搭配在一起”），所以“有些晕乎”。现在她显然已经完全忘了牡蛎的事，像闹饥荒一样吃着，虽然她照例声称自己正在“控制体重”。另外她还声称自己“穷得叮当响”，但花钱仍似行云流水。“没有乐趣的人生还有什么意义？”她说。（“她的人生除了乐趣就没有别的。”休曾经这样气鼓鼓地说。）

        乐趣——以及与之伴生的一系列好处——对她是很有必要的，伊兹说，这可以缓解她“加入工人阶级”，必须“终日狂敲”打字机来赚取生活费的苦楚。“苦楚！天哪，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煤窑里敲煤为生呢！”在狐狸角一次气氛紧张的家庭午餐后，希尔维不快地说。伊兹走后，她同布丽奇特一起收拾餐桌，气得将皇家伍斯特骨瓷果盘掼在桌上，发狠道：“她从会说话开始就没有一句人话，除了胡说什么也不会。”

        “这可是家传的宝贝。”休说着抢下伍斯特果盘。

        伊兹曾设法在报社找到一份写专栏的工作（“天知道怎么找到的。”休说），专栏面向“单身群体”，名叫“现代单身女性的多彩生活”，一周发一篇。“谁都知道，现在单身男性的数量已经周转不过来。”她坐在狐狸角摄政风格的华丽餐桌前，一边撕面包卷一边说。（“没见你缺过。”休低声数落。）“可怜的年轻人都死光了。”伊兹只当没听见，继续道。她毫不体谅母牛的辛勤劳作，大方气派地往面包卷上抹着黄油。“我们无力改变这一事实，只能尽量在没有他们的前提下活得更好。现代妇女必须学会自食其力，不能再将希望系于家庭保护。女人们必须在心理、经济上达到独立，最重要的是还必须在精神上达到独立。”（“一派胡言。”又是休说。）“大战牺牲的不仅仅是男性。”（“区别是他们死了，你还活着。”希尔维发出冷冷的声音。）

        “当然，”伊兹说，心里惦记着身边格洛弗太太端的那锅温莎浓汤，“下等阶级的女人世世代代都在工作。”格洛弗太太狠狠瞪了她一眼，捏汤勺柄的手攥紧了。（“温莎浓汤，多么美味的东西，格洛弗太太。你往里放了什么竟这样好喝？是吗？是吗？真是太有意思了。”）“我们正向无阶级分别的社会转型。”这句话是针对休说的，却从格洛弗太太处收获了冷嘲热讽的“哼”的一声。

        “这么说，从本周起你变成布尔什维克了？”休问。

        “如今人人都是布尔什维克。”伊兹轻率地断言。

        “她嘴里还吃着我们的饭呢！”休大笑道。

        “真是愚蠢至极！”伊兹终于赶往火车站后，希尔维说，“而且化那么浓的妆！不知道的还以为她要演戏。当然啦，在她脑子里，她就是在表演。她就是她自己的舞台。”

        “还有那个发型。”休痛心疾首。不用说，伊兹当然是他们认识的所有人里第一个剪波波头的人。休明确禁止自家女眷剪短发。父命刚一下达，平时总是很听话的帕米拉就同维妮·肖克洛斯一起进城，两人各剪了一个脑后推高的波波头回来。（帕米拉的理性分析是“这样做游戏时方便”。）她保存了自己的两条粗辫子，不知是为它们自豪，还是为了留个念想。“你这是要造反？”休说。由于两人都不是针锋相对的性格，对话就此结束。两条辫子放进了帕米拉内衣抽屉的后面。“谁知道呢，或许哪天能派上用场。”她说。家里没有人能想得出可以派什么用场。

        希尔维对伊兹的不满并不局限在她的发型和妆容上。她为伊兹孩子的事至今无法原谅她。孩子现在应该已经十三岁，与厄苏拉同龄。“小弗里茨，或小汉斯。”她说，“流着与我的孩子一脉相承的血。但是，当然啦，伊兹关心的人只有她自己。”

        “她也没有那么肤浅，”休说，“我想，她一定是在战争中目睹了不少可怕的事。”好像他自己不是一样。

        仿佛要赶走头顶飞舞的一圈蚊蝇，希尔维将头猛地向后仰去。她真嫉妒伊兹有这场战争，连战争的丑恶都一起嫉妒。“不管怎么说，她都是个白痴。”她说。休笑着说：“对，她的确是白痴。”

        伊兹的专栏大致只描写她自己的紊乱生活，穿插一些荒谬无稽的社会评论。上周的《到底要多短？》本应讨论“被解放的裙摆不断变短”的问题，然而，伊兹在文章中大谈自己练就一对漂亮脚踝的心得。用脚尖站在一级楼梯上，脚跟悬空，向下压低，低过楼梯平面。帕米拉在阁楼楼梯上练了一个礼拜，宣布此法无效。

        虽然很不情愿，休仍然每周五买一份伊兹供稿的报纸，在回家的火车上阅读，“看看她又在写什么”（然后将这不堪入目的报纸扔在玄关桌上，再由帕米拉抢救下来）。休内心深藏一份恐惧，怕伊兹会在报上写到他。唯一让他松口气的是，伊兹写稿时总是用笔名黛尔菲恩·福克斯，希尔维说这是她听过“最愚蠢的名字”。“嗯，”休说，“黛尔菲恩是她的教名，是她教母给她起的。‘托德’又是‘福克斯’的旧称，所以这里面还有一些逻辑。当然我并不是在维护她。”

        “但这就是我的名字，我的出生证上就是这么写的。”喝开胃酒时受到质问的伊兹看起来很委屈，“而且也与先知戴尔菲谐音。我觉得很适合我。”（“所以她现在是先知了？”希尔维说，“她要是先知，我就是图坦卡蒙的女祭司。”）

        伊兹以黛尔菲恩的身份写作，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了“我的两个侄儿”（“两个都是小坏蛋！”），幸好没有给侄儿署名。“只是目前没有。”休阴沉地说。她为这两个显然是虚构的侄儿杜撰了许多“奇闻逸事”。现实中，莫里斯已经十八岁（伊兹的“健康结实的小朋友”一个九岁、一个十一岁），还在念寄宿学校，一生与伊兹相处的时间加在一起不足十分钟。泰迪则生来不喜欢牵扯任何可能发展成奇闻逸事的事情。

        “这两个男孩究竟是谁？”希尔维质问。她面前摆着格洛弗太太做的维罗妮卡龙利鱼，这道菜格洛弗太太的发挥时好时坏。她将报纸折起放在桌上，只用食指尖点着伊兹的专栏，好像上面沾了细菌。“跟莫里斯和泰迪到底有没有关系？”

        “吉米呢？”泰迪问伊兹，“你为什么不写他？”吉米身穿天蓝色绒线夹克，显得很精神，正专心用勺挖马铃薯泥吃，似乎并不在乎自己的形象是否出现在伟大的文学作品中。他是和平带来的孩子，那场结束了所有战争的大战是为吉米而打的。然而，希尔维对这一家庭新成员的到来又一次表现出惊讶（“原先我觉得四个已经很齐全了。”）。希尔维一度对生育一无所知，现在她反倒对如何节育一筹莫展了。（“吉米是计划外产物。”希尔维说。“那种时候我无法做计划。”休说。两人笑了。）

        吉米的降生让厄苏拉感到自己离家庭中心更遥远了。她仿佛一件器物，因为桌子挤而退居边缘。一个异类，她无意中曾听希尔维对休这么说。一个神神道道的小异类。但是既然是在自己家里，又怎么能是异类？“你真的是我妈妈吗？”她问希尔维。希尔维笑着说：“现在想改已经晚了，亲爱的。”

        “她是孩子里比较奇怪的一个。”她又对科莱特大夫这么说。

        “唉，孩子一多总会这样。”他说。

        “别再写我的孩子了，伊索贝尔。”希尔维情绪激动，对伊兹说。

        “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们是虚构的呀，希尔维。”

        “虚构也不行。”她撩起桌布，观察脚下。“你的脚在干吗？”她生气地问对面的帕米拉。

        “我在用脚踝画圈。”帕米拉答，毫不顾及希尔维的心情。最近帕米拉的胆子大起来，同时却又很有理，这让希尔维尤其不快。（“你简直跟你父亲一模一样。”这天早上，她刚为一次小小的分歧这样说过帕米拉。“跟父亲一样不好吗？”帕米拉说。）帕米拉擦掉吉米粉红小脸上沾的马铃薯泥，说：“先顺时针转，再逆时针转。伊兹阿姨说，这样练就的脚踝形状姣好。”

        “任何一个理智的正常人都不会去听伊兹的话。”（“什么？”伊兹说。）“另外，你现在还小，不必关心脚踝形状。”

        “可是，”帕米拉说，“你跟我一样大时，都快嫁给爸爸了。”

        “噢，太好了。”休看见格洛弗太太端着女皇米布丁站在餐厅门口，准备隆重登场时，松了一口气，“您一定是得了艾斯克菲亡灵附体，格洛弗太太。”格洛弗太太情不自禁地看了看身后。

        “噢，太好了。”伊兹说，“内阁布丁。辛普森之家做这种保育食品很有一套。以前我们有个保育室，你知道吗？占房子最高一层。”

        “在汉普斯泰德？在奶奶家？”

        “正是。当时我还很小，就像现在的吉米。”伊兹显出一丝忧伤，仿佛忆起了一段忘却已久的伤心事。她帽端的鸵鸟毛也仿佛感到了情绪变动而颤抖起来。直到侍者送来盛在船形沙司碟里的蛋黄酱，她才恢复情绪。“这么说，你不再有那种奇怪的即视感了？”

        “我吗？”厄苏拉说，“没有了。也不是没有，有时有，但不经常。以前有，你知道。现在差不多没了。”真的没了吗？她不知道。她的记忆仿佛许多一小汪一小汪的回声，瀑布般倾泻下来。回声能够倾泻吗？也许不行。在科莱特大夫的帮助下，她曾努力学习用词精确（很大程度上没有成功）。她思念周四下午那惬意的一小时（他称为面对面。又是更多的法语）。她喜欢从狐狸角解放出来的感觉，喜欢跟这个给予她全神关注，且只给予她一个人以关注的人在一起，自从十岁第一次上门问诊就一直如此。有人会送她去火车站，这个人有时是希尔维，更常是布丽奇特，伊兹在另一头的车站接她，虽然希尔维和休都怀疑把孩子托给伊兹并不可靠。（“便利，”伊兹说，“便利往往战胜原则。就我自己而言，如果有个十岁的孩子，是不会放心他一个人出门的。”“你是有个十岁的孩子。”休指出。也就是小弗里茨。“我们不能找找他吗？”希尔维说。“大海捞针。”休答，“而且德国佬加入了盟军。”）

        “反正我挺想你，”伊兹说，“所以就想让你白天来一次。没想到希尔维竟同意了。我和你母亲之间，可以这么说，某种程度上存在冷淡的关系。她觉得我疯狂堕落，为安全起见不应该结交。不管怎么说，我都想把你从牧人手中解放出来。你让我想起我小时候。”（厄苏拉心想不知这是好是坏。）“我们可以做一对忘年交，你说呢？帕米拉同你相比缺一点灵气。”伊兹继续道，“打网球、骑自行车，难怪她脚踝这么健壮。虽然运动能力强，但是嘛……还学科学！科学简直没有意思。再说你们家的男孩……唉，男孩还有什么可说。但是你，你那些关于未来的知识，很有趣，厄苏拉。你似乎能未卜先知。我们应该给你配一辆吉卜赛大篷车，再给你一只水晶球，一副塔罗牌。你说些类似‘被淹死的腓尼基水手’之类的话。你能看见我所有的未来吗？”

        “不能。”

        “转世，”科莱特大夫问她，“这种说法你知道吗？”十岁的厄苏拉摇摇头。她所知道的事还没有多少。科莱特大夫在哈利路上有一套好房子。他领厄苏拉走进一间，四壁铺有暖色华美橡木墙裙，地上是红蓝几何图案厚地毯，堆满木炭的火炉里燃着饱满的炉火，壁炉两侧各有一把大皮扶手椅。科莱特大夫身穿哈利斯手工细条纹三件套礼服，挂大金表，身上有丁香和烟叶气味，脸上总是笑盈盈的，好像他马上就要去烤麦芬蛋糕，或给她念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不过他没做这两件事，而是面带笑容地对厄苏拉说：“那么，我听说你想杀了你家保姆？”（哦，原来我是因为这个才来这里的呀。厄苏拉心想。）

        他从屋角的一只俄国茶炊里给她倒了一杯茶。“我不是俄国人，远远不是。我是梅德斯通人。但是大革命前我去彼得堡玩过。”他和伊兹只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对待儿童的方式：他对你就像对待大人一样，至少表面如此。茶浓得发苦，只能放许多白糖，就着摆在两人中间桌上的亨特利-帕尔莫牌马利饼，才喝得下去。

        他是在维也纳学的医（“还能是别的地方？”），但据说他的路是自己走的，谁也没有收他做过门徒，虽然他“在许多老师门下学习过”。“一个人在前进时必须谨慎，”他说，“要在纷乱的思维里小心理出一条路来。完成分裂自我的统一。”厄苏拉一个字也没听懂。

        “保姆对吗？是你推下楼的？”这个问题由一个提倡“谨慎”和“小心”的人提出来，显得粗暴而直接。

        “是意外。”她不认为布丽奇特是“保姆”，布丽奇特就是布丽奇特。而且这已经是好几年前的事了。

        “你母亲很担忧。”

        “我只希望你能生活得快乐，亲爱的。”希尔维在科莱特大夫处做了预约后这样解释。

        “难道我不快乐？”厄苏拉很纳闷。

        “你自己觉得呢？”

        厄苏拉不知道。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度量快乐的尺码。她模糊地记得升腾的愉悦，记得黑暗中的坠落，但它们似乎都只属于那个梦影重叠的世界，那个世界从未消失，却飘忽不定。

        “就像是另一世？”科莱特大夫问。

        “对。但同时也是此世。”

        （“我知道她有时会说些奇怪的话，但有必要找精神医师吗？”休皱起了眉头，“她只是年纪还小。她没病。”

        “当然不是病，但是需要一点治疗。”）

        “然后你就好了，像变魔术。多神奇。”伊兹说，“那个精神科医师，人挺古怪，不是吗？我们要不要再叫盘奶酪？这里的斯蒂尔顿奶酪气味浓郁。还是现在就走，去我那儿？”

        “我饱了。”厄苏拉说。

        “我也是。那就走吧。是由我来付钱吗？”

        “我没有钱，我十三岁。”厄苏拉提醒她。

        两人离开餐馆，出乎厄苏拉意料，伊兹沿河岸街往上走了几码，坐进一辆闪闪发光的敞篷车里。车被极为大意地停在煤窑小酒馆的门外。“你竟有车！”厄苏拉惊呼。

        “这辆车好吧？严格地说我没有付钱买。上车吧。阳光牌跑车。不用说比救护车好得多。现在这种天气开正合适。我们沿着河堤兜兜风怎么样？”

        “好，谢谢。”

        “啊，泰晤士河。”行至看得见河流的地方，伊兹说，“可惜仙女不在。”这是九月末一个可人的下午，清爽得像一只苹果。“伦敦真美，不是吗？”伊兹说。她仿佛在布鲁克兰赛道上赛车一样开得飞快，令人既害怕又刺激。厄苏拉心想，伊兹既然能开着救护车安然穿越战火，在维多利亚滨河大道上开车应该不会闹出什么悲剧。

        驶近威斯敏斯特桥时，伊兹不得不放慢车速。一大群失业者正在示威游行，示威很安静，大多数人默不作声，队伍挡住行人的去路。我曾出征海外。悬在高处的一块标语牌上这样写道。另一块写着：我饿，我要工作。“一群懦夫，”伊兹鄙夷地说，“这个国家永远也不会有革命。至少以后不会再有了。我们不过砍了一个国王的脑袋，竟一直检讨到今天。”一个衣着破烂的男人来到车边，对伊兹喊叫了一通，虽然口齿不清，但意思很明显。

        “让他们去吃蛋糕吧，”伊兹嘀咕道，“她可从来没说过这句话，你知道吧？玛丽·安托瓦内特。历史对她歪曲得相当厉害。历史对一个人的评价你永远不要全信。基本大部分评价都是谎言，能有一半是真的就很不错了。”很难判断伊兹究竟是保皇派还是共和派，“最好不要将自己与任何一派牵扯得太紧密。”她说。

        阳光牌小轿车慢慢在人群中开出一条路，大本钟庄重地鸣响下午三点。“在那之后，有一条长龙般的人流，我不敢相信，死神竟毁掉这样多生命。你读过但丁吗？应该读一读，他写得很好。”伊兹为什么知道这么多诗？“哦，”她轻描淡写地说，“上学学的呗。战后我还在意大利待了段时间。当然，有个情人，是个落魄的伯爵。找情人在意大利几乎是习俗。你很吃惊吗？”

        “不不。”其实她很吃惊，而且完全明白了母亲和伊兹之间为何存在“冷淡的关系”。

        “轮回是佛教的核心思想。”科莱特大夫会抽着他的海泡石烟斗这样说。与科莱特大夫的每一场谈话都有这件器物的参与。或者通过大夫的姿势——大量用一头的烟嘴和另一头的烟锅完成的（华丽的）点指动作——自然也少不了倒烟渣、填烟叶、夯实烟叶、点火等仪式。“你听说过佛教吗？”她没有。

        “你几岁？”

        “十岁。”

        “还小。也许你还存有前世的记忆。不过佛教并不认为转世后的你还是前世的你，转世后的环境也不会是前世的环境。而这恰恰是你的感觉。你在前行的路上时上时下，我想偶尔还会时左时右。涅槃是最终目标。也即达到无的境界。”作为一个十岁的儿童，厄苏拉感到有才应该是她的目标。“大多古代宗教，”他继续道，“都与轮回有关——都像蛇咬住自己尾巴。”

        “我已经行过坚信礼了，”她想帮助大夫了解自己，因此说，“在英格兰教会。”

        科莱特大夫是他家邻居肖克洛斯少校介绍给自己太太，再由他太太介绍给希尔维的。肖克洛斯少校说，科莱特大夫治好了很多从战争生还“需要帮助”的男人（据说少校本人也曾“需要帮助”）。厄苏拉的行动轨迹偶尔与大夫的其他病人有所交集。比如在候诊室里，她曾看见一个精神崩溃的年轻男人一边凝视地毯一边静悄悄地与自己交谈，还有一人在和着一段谁也听不见的声音用脚不停打拍子。前台接待员达科沃斯太太的丈夫死于战场，她战时就是护士，对待厄苏拉一贯和蔼可亲，给她吃薄荷糖，向她家里人问好。一日，楼下门铃未响，一个男人却步履踉跄地冲进候诊室。他看起来不知所措，略显狂暴，木桩一般戳在屋子当中，直勾勾地盯着厄苏拉，仿佛以前从未见过儿童。达科沃斯太太走过去，带他来到椅子跟前，一起坐下，像母亲一样温柔地搂住他说：“比利，比利，今天你又怎么了？”比利就把头放在她胸前，呜呜地哭了起来。

        如果是小时候的泰迪这样哭，厄苏拉是受不了的。这种哭声能在人心里划出深得吓人的口子，在里面倒满悲伤。厄苏拉希望泰迪永远也不会悲痛得发出这样的哭声。候诊室里的这个男人同样也令厄苏拉心疼。（“一个母亲每天都能感到类似的心疼。”希尔维说。）

        此时，科莱特大夫走出来说：“进来，厄苏拉，我稍后再看比利。”而当厄苏拉结束当日治疗回到候诊室时，比利已经不在了。“可怜的人。”达科沃斯太太忧伤地说。

        达科沃斯太太说，战争迫使许多人不得不重新寻找人生的意义——“神智学，玫瑰十字主义，人智学，灵性学。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损失找可以接受的理由。”科莱特大夫失去了一个儿子，他曾是女王皇家军团团长，名叫盖伊，死于法国阿拉斯。“我们不得不称颂牺牲，厄苏拉。不得不承认它的崇高。”他给她看一张照片，不是穿军装的艺术照，只是一张普通照片，照片上一个男孩身着白色板球制服，自豪地与球拍立在一起。“本来可以上县里打球的。”科莱特大夫忧伤地说，“当我想起他时——当我想起他们所有人时，我都想象他们正在天堂打一场永不结束的球赛，那是六月一个完美无瑕的下午，球赛一结束，茶点就会端上来。”

        只有一点很可惜：球赛不会结束，小伙子们永远都吃不到下午茶。宝森也在天堂，老皮靴山姆·威灵顿也在。克拉伦斯·杜德兹也在。他在停战那天染上西班牙流感，速度惊人地死掉了。厄苏拉很难想象这些人聚在一起打板球比赛的样子。

        “当然，我并不相信上帝。”科莱特大夫说，“但我相信天堂。人必须相信有天堂。”他似乎十分沮丧。厄苏拉不明白他说的这一切究竟为何能对她起治疗作用。

        “从更科学的角度说，”他讲，“或许你脑部负责记忆的部分有一点瑕疵，一个神经上的差错，导致你产生重复经验的错觉。就好像什么东西卡住了一样。”他说，她并不是真的死而复生，而仅仅是感觉如此。厄苏拉不明白二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她究竟有没有卡住？如果卡住，又是卡在了哪里呢？

        “无论如何，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种感觉引导你去杀可怜的用人，对不对？”

        “那件事已经过去很久了，”厄苏拉说，“您说得仿佛我一直想杀用人似的。”

        “她总是很消沉。”希尔维带厄苏拉去哈利路见科莱特大夫时说。这是她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带她一起来，在此之前她显然与科莱特大夫已经谈过话。厄苏拉很想知道他们当时都说了些什么。“总是很惆怅，”希尔维继续道，“如果是大人，我倒可以理解——”

        “你可以吗？”科莱特大夫凑上前去说，嘴里的海泡石烟斗显示出浓厚的兴趣，“你真的理解吗？”

        “有问题的不是我。”希尔维说着，尽量露出最为亲切可人的笑容。

        这么说是我有问题？厄苏拉心想。不管怎么说，她不是要杀布丽奇特，而是要救她。但如果不救她，就等于让她去牺牲。科莱特大夫不是说过，牺牲是崇高的吗？

        “如果我是你，就会采取传统的道德引导。”他说，“不要随便谈论命运，这对一个小女孩来说实在太沉重。”他从椅子里起身，在火上加了一铲煤。

        “佛教有个分支，叫禅宗。有些禅宗派的人说，坏事的发生可能是为了阻止更坏的事。”科莱特大夫说，“不过，世上当然也有一些坏到不能再坏的情况。”厄苏拉猜他一定是想起了盖伊，迷失在阿拉斯，永远放弃了他的下午茶和他的黄瓜三明治。

        “试试这个。”伊兹说，她挤压雾化球往厄苏拉方向洒了些香水，“香奈儿五号。它真了不起。她真了不起，她和她新奇的合成香水。”她哈哈大笑，仿佛开了一个高明的玩笑，又在卫生间里洒了一朵看不见的香云。这与希尔维时常郑重涂抹在身上的花香很不同。

        她们终于来到伊兹位于贝赛尔路的公寓（“地段一般，但离哈罗德百货近”）。伊兹的卫生间铺了粉红色和黑色的大理石壁砖（“我自己设计的，漂亮吧？”），线条僵硬，到处是棱角。厄苏拉想到一个人在里面滑倒的后果，觉得心里很疼。

        公寓房里一切都是新的。与狐狸角很不同。在那里，祖父传下的老座钟在大厅里当当敲打着时间，实木拼花地板上隐约可见经年形成的铜绿。缺指断臂的迈森瓷娃娃，耷拉耳朵的仿真斯塔福德郡斗牛梗，这些东西与伊兹房里的电木书挡和缟丝玛瑙烟灰缸毫无共同之处。贝赛尔路上的一切彻骨的新，仿佛属于一个商店。连书都是新的。小说、散文、诗歌。作者厄苏拉都没听说过。“做人要跟上时代。”伊兹说。

        厄苏拉在浴室镜前审视自己。伊兹站在她身后。一个靡菲斯特，一个浮士德。伊兹说：“天哪，你大了还挺好看的。”然后把她的头发摆弄成各种形状。“必须剪一剪，”她说，“你应该去找我的发型师，他很厉害。你再不弄弄就要变成挤奶女工了。但我觉得，你有潜质成为美艳而危险的女人。”

        伊兹在卧室里旋转舞蹈，哼唱“希望自己像凯特一样会跳抖肩舞”。“你会抖肩吗？瞧，很简单。”事实证明抖肩并不简单，两人笑得在缎面鸭绒被上滚作一团。“挺好玩的，不是吗？”伊兹哑声模仿伦敦本地口音。卧室相当乱。丝质衬裙，绉纱睡袍，丝袜，不成对的鞋，扔得到处都是，都覆有一层薄薄的柯蒂牌修容粉。“你可以随便试穿，”伊兹满不在乎地说，“虽然你身体比我小。小美人。”厄苏拉拒绝了。她害怕中蛊。她知道这些衣服只要穿上身，你就不再是你了。

        “我们做些什么好呢？”伊兹突然觉得很无趣，说，“打牌吗？打不打比齐克？”她继续跳着舞，往客厅里一个亮闪闪的铬合金制品跳过去，这个好像从海轮驾驶舱里搬出来的东西原来是个吧台。“要喝点什么？”她面带难色地看着厄苏拉，“不，什么也别说，你才十三岁。”她叹了口气，点起一支烟，看着钟。“现在看日场表演太晚，看晚场表演又太早。约克公爵剧院正在演《伦敦来电》，据说很有意思。如果去看，你可以赶晚一班的火车回去。”

        厄苏拉的手指滑过窗前桌上皇家牌打字机的机键。“作为奖励，”伊兹说，“我会把你写在这周的专栏里。”

        “真的？怎么写？”

        “不知道，还是虚构吧，”她说，“作家都虚构。”她从留声机下的橱里拿出一张唱片，放到转盘上。“听听这张，”她说，“你以前没听过。”

        伊兹说得对。她没听过。音乐起头是钢琴，但与希尔维曼妙（而帕米拉处理得十分激昂）的肖邦、李斯特很不一样。

        “这叫下等酒吧音乐。”伊兹说。一个女人粗放地唱起来，带美国口音。听嗓音，就仿佛唱的人在监狱里度过了大半辈子。“艾达·考克斯。”伊兹说，“是个黑人。唱得棒极了，不是吗？”

        真的好听。

        “她唱尽了女人的悲苦。”伊兹说，又点了一支烟，狠狠吸一口，“要是能找到一个富得流油的人结婚就好啦。我所知获取幸福最有效的秘方就是赚大钱。知道是谁说的吗？不知道？你应该知道。”像一头半驯顺的野畜，她突然发起脾气来。电话铃响了，她说：“铃声救了我们。”接着便手舞足蹈地与那头看不见、摸不着的人展开了激烈对话。最后说了句“那太好了，半小时后见”，便挂了电话，对厄苏拉说：“本来我是要送你去火车站，但现在我要去克拉瑞琪家，那里离玛丽勒本十万八千里，然后我还要去朗兹广场参加派对，就不能送你去车站了。你可以坐地铁去，对吧？你会坐地铁吗？坐皮卡迪利线，到皮卡迪利马戏团下，换乘贝克鲁线到玛丽勒本下。来吧，我们一起出门。”

        一到街上，伊兹便大口呼吸起来，仿佛劳犯从囚禁中出来放风。“啊，薄暮时分。”她说，“青红的天空，真可爱，不是吗？”她在厄苏拉的脸上亲了一下，说：“见到你真好，我们应该多像这样见见面。从这里开始你就认识了吧？往前到证券街左转就能看到骑士桥地铁站。快走吧。”

        “顺随命运（Amor fati），”科莱特大夫说，“听说过吗？”她以为他说的是“更胖的胖子（A more fatty）”。厄苏拉糊涂了。她觉得自己和科莱特大夫都是瘦子。尼采（“一个哲学家”），他说，对这四个字很感兴趣。“迎接所发生的一切，无论其好坏。”

        “尼采说，，”科莱特大夫继续道，在壁炉前的地板上磕净烟灰，厄苏拉想象一会儿会有人来扫掉。“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厄苏拉怀疑科莱特大夫以前没有接触过多少十岁儿童。“意思是：成为你自己。”他说着，在海泡石烟嘴里塞入烟丝，（这一定是无之前的有了，厄苏拉想。）“尼采是跟品达（Pindar）学的。γ?νοι'' ο?ο? ?σσ? μαθ?ν，你懂希腊语吗？”她已经完全坠入迷雾。“它的意思是：明白你是谁，成为你自己。”

        厄苏拉以为他说尼采是跟皮纳（Pinner）学的，她知道那是休的老奶妈退休后居住的地方，老奶妈和自己的妹妹住在皮纳高街一家商户的楼上。休曾开着华美的宾利，在某周日下午带厄苏拉和泰迪去看望她。米尔丝奶妈很吓人（显然休并不怕她），不断试炼厄苏拉的礼仪规范，检查泰迪的耳朵里是否有耳屎。她的妹妹却很和蔼，端出接骨木糖水和涂黑莓果酱的奶香小面包招待他们。“伊索贝尔怎么样？”米尔丝奶妈问，双唇皱成一颗乌梅干。“伊兹还是伊兹。”休说。后来泰迪一直不停地重复这话，听起来像一小群黄蜂的嗡嗡声。原来伊兹很久以前就是那样了。

        如此看来，尼采大概不可能从皮纳区学到什么，至少不会学到信仰。

        “在伊兹那儿玩得开心吗？”休在车站接她时问。休头戴灰毡帽，身穿深蓝羊毛长大衣，令人感到莫名安心。他上下打量，寻找她外貌的变化。她考虑再三，认为不宜将自己独乘地铁的事告诉他。旅途相当吓人，仿佛在森林中度过黑夜，不过，像所有女英雄一样，她活了下来。厄苏拉耸耸肩说：“我们去辛普森之家吃了午饭。”

        休“嗯”了一声，似乎不知道辛普森之家。

        “我们听了一个女黑人唱歌。”

        “在辛普森之家？”休糊涂了。

        “在伊兹的留声机里。”

        休又“嗯”了一声。他为她打开车门，她舒舒服服坐在了宾利的皮座椅上。父亲的车与父亲一样，令人感到莫名的安心。希尔维认为它贵得“惨绝人寰”。它的价格的确令人呼吸困难。战争让希尔维节俭得近乎苛刻：肥皂用得只剩银币大小，还要收集起来煮开，用来清洗衣物；床单中部磨破后，要竖着一裁二，将两侧完好的部分翻到中间缝起来继续用，帽子戴旧了，修补翻新后继续戴。“这种做法要是能长久，以后我们靠养鸡生蛋就能活下去了。”休取笑她。休与希尔维相反，战后变得更为大手大脚。“这很难说是银行职员应有的品质。”希尔维讲。“要珍惜当下。”休说。希尔维说：“我看你并不擅长珍惜什么，倒是很会挥霍。”

        “伊兹有车了。”厄苏拉主动说。

        “是吗？”休说，“肯定不如我们这只猛兽华丽吧。”他满心喜悦地拍拍宾利的仪表盘。他们一边开出车站，他一边低声说：“她不怎么可靠。”

        “谁？”（母亲？还是车？）

        “伊兹。”

        “嗯，我也觉得。”厄苏拉同意说。

        “你觉得她怎么样？”

        “噢，你知道，无药可救了。伊兹说到底只能是伊兹。”

        回到家。泰迪和吉米正在起居室桌上规规矩矩玩多米诺骨牌。帕米拉和戈尔蒂·肖克洛斯待在隔壁。维妮比帕米拉稍大，戈尔蒂则比帕米拉稍小，帕米拉将自己的时间均匀分配给两姐妹，但三个人很少一起玩。厄苏拉最喜欢跟梅丽玩，她觉得帕米拉的这种安排十分奇怪。泰迪喜欢肖克洛斯家所有女孩，但只有南希小小的手中牢牢掌握着他的心。

        哪里也看不见希尔维的影子。“不知去哪儿了。”休询问时，布丽奇特无所谓似的说。

        格洛弗太太在炉上温一锅模样朴素但好吃又管饱的炖羊肉。格洛弗太太已经不跟他们住在狐狸角了。她在村上租了一间小屋，工作之余照顾乔治。乔治很少出门。布丽奇特说他是“一个可怜的灵魂”，谁见了都会这么说。天好（或就算不怎么好）时，他就坐在门前的一辆轮椅上，看外面的世界熙来攘往。他英俊的头颅（“曾经像一头雄狮。”希尔维惋惜地说）耷拉在胸前，嘴中挂下一条长长的口涎。“可怜的家伙，”休说，“还不如死了。”

        有时，托德家的一两个孩子会跟着希尔维——或不大情愿的布丽奇特——一起，趁天亮去看望他。他们去他家看望他，他的母亲却在他们家照顾他们，这之中有种很奇怪的感觉。希尔维每次都毫无必要地不停地整理他腿上的盖毯，喂他喝啤酒，再像替吉米擦嘴一样替他擦口涎。

        村上还有其他退伍军人，从他们伤残甚或缺失的肢体上可以看得出，所有弗兰德土地上无人认领的断肢——厄苏拉想象着它们奋力在泥泞中生根，向天空破土而出，重新长成完整的人，组成一支队伍归来复仇。（“厄苏拉心理有些病态。”她听到希尔维悄悄对休说。厄苏拉已经很擅长偷听，这是知道人们真实想法的唯一途径。可惜没等她听见休的回答，布丽奇特就火冒三丈地闯了进来。原来是哈迪——昆妮的幼崽，继承母亲的秉性——偷走了他们午饭准备吃的煨三文鱼。）

        但也有人的伤情不显眼——比如科莱特大夫候诊室里的人。又比如一个叫查理·肖尔利的人，曾在皇家炮兵团服役，从战场上回来时毫发无损，却在一个春天的早上将自己的妻子和三个孩子捅死在各自的床上，并用一支巴波姆战役中杀死德国人后得到的毛瑟枪轰开了自己的脑袋。（“炸得一塌糊涂，”费洛维大夫说，“这些人应该为事后收拾现场的人考虑考虑。”）

        失去了克拉伦斯的布丽奇特，当然也有“她自己那本难念的经”。与伊兹一样，布丽奇特也过起了独身生活，只是打发时日的办法要保守得多。全家人都参加了克拉伦斯的葬礼，连休也来了。杜德兹太太一如既往地内敛自持，希尔维想拍拍她的手臂以示安慰，她竟将手抽了回去。只有在众人脚步沉重地离开坟头时（完全不属于美丽的一种），杜德兹太太才对厄苏拉说：“他在战争中只死了一半。现在另一半也死了。”接着，她用手指在眼角轻点，拭去隐约可见的泪痕——还远没有达到可以称为眼泪的地步。厄苏拉不明白她为何选择一个孩子来倾诉，也许因为她离她最近吧。她当然不指望她做出什么反应，她于是什么也没有说。

        “真是造物弄人，”希尔维说，“克拉伦斯熬过了战争，却死于一场疾病。”（“万一是你们得了流感，我该怎么办？”她常这样说。）

        厄苏拉和帕米拉之间就克拉伦斯下葬时究竟有没有戴面具（如果没戴，那么面具现在在哪里？）展开了漫长的讨论。两人都觉得不该去问布丽奇特。布丽奇特酸溜溜地说，杜德兹老太太终于把儿子永远留在了身边，再也不担心他被别的女人抢走了。（“未免有些刻薄。”休低声道。）克拉伦斯的照片也同山姆·威灵顿的一样被放进花园小仓库里。这张照片原本是他为自己母亲拍的，拍照时他还不认识布丽奇特，还不曾踏上那条有去无回的命运之路。“人越死越多了，”希尔维感叹道，“大家一定都像我一样，希望尽快忘了这一切。”

        “呵呵，别人我不清楚，反正我想。”休说。

        希尔维回来时，正赶上吃格洛弗太太的苹果酱吐司。吐司里的苹果是自己种的——希尔维从战争末期开始经营的小果园终于长出了果子。休问她去了哪里，她只含糊其词，提到了杰拉尔茨十字村。她在餐桌前坐下，说：“我不是很饿。”

        休的双眼看希尔维，向厄苏拉的方向点点头，说了句“伊兹”，用速记式关键词精彩地完成了信息的传达。

        厄苏拉以为必有一番询问，希尔维只是说：“天哪，我都忘了你去伦敦的事了。你全须全尾地回来了，我真高兴。”

        “一个泥点子都没沾。”厄苏拉朗声说，“对了，你知道我所知获取幸福最有效的秘方就是赚大钱这句话吗？”希尔维的知识面与伊兹一样，虽不系统但很广泛。据希尔维说，这样的人的知识都是从小说里学来的。

        “奥斯丁。”希尔维立即说，“《曼斯菲尔德花园》。她借玛丽·克劳福特之口说的。虽然她对这个人物表示轻蔑，但我认为奥斯丁阿姨本人其实很相信这句话。怎么了？”

        厄苏拉耸耸肩说：“没什么。”

        “我没来曼斯菲尔德之前，从没想到一个乡下牧师还会费尽周折去搞个灌木林之类的名堂。写得很棒。我一直觉得灌木林一词能够令人联想起某一类特定的人。”

        “我们家就有灌木林。”休说，希尔维不理他，继续对厄苏拉说：“你应该读读奥斯丁。你现在这个年纪读正合适。”希尔维的兴致不知为何十分高昂，这与桌上暗褐色汤盆中漂着白色脂肪颗粒的炖羊肉形成对比。“真是的，”希尔维突然厉声说，情绪仿佛天气骤然恶化，“现在的生活标准真是越来越低，连自己家都这样。”休双眉抬起，赶在希尔维呼唤布丽奇特之前就起身把汤盆端了出去。他们从前的杂务女佣玛乔丽年纪已经不小，前不久不辞而别，将照料一家的重担留给了布丽奇特和格洛弗太太。（布丽奇特提醒她战争结束后玛乔丽一直没有得到加薪的事。“我们又没让她做多少事，”希尔维生气地说，“她应该知足了。”）

        那天晚上，帕米拉在床上——厄苏拉和帕米拉依旧挤睡在阁楼上的卧室（泰迪说她们“像牢房里的囚犯”）——说：“她为什么不请我一起去？或者只请我？”这话的语气符合帕米拉的一贯形象：毫无恶意，似乎纯属好奇。

        “她觉得我有意思。”

        帕米拉笑道：“她还觉得格洛弗太太的温莎浓汤有意思呢。”

        “我知道。我没有沾沾自喜。”

        “肯定是因为你又漂亮又聪明。”帕米拉说，“而我只聪明，不漂亮。”

        “胡说！你明明知道不是这样的。”厄苏拉奋起捍卫帕米拉。

        “没关系的。”

        “她说下个礼拜要把我写在报纸上，不过我觉得她不会写。”

        厄苏拉在向帕米拉讲述伦敦见闻时，隐瞒了一幕景象。事情发生时，伊兹正在煤窑小酒馆门外的马路当中忙着掉车头，没有看见。那是一个穿貂皮大衣的女人，挽着一个举止高雅的男士从萨沃伊酒店走出来。女人因为男人说的一句什么话而恣意笑着，突然抽手在手袋里翻起钱包来，为了给人行道上一个讨饭老兵的碗里扔一把硬币。老兵没有腿，身体架在一辆可折叠的小车上。厄苏拉在玛丽勒本车站外也看过一个类似的装置，上面架着一个没有四肢的人。事实上，她在伦敦街头观察得越久，看到失去肢体的人也就越多。

        然而萨沃伊酒店的一个门童突然冲了出来，来到没腿的男人跟前，后者迅速双手划地离开现场。给钱的女士与门童起了争执——他英俊而不耐烦的样子仍历历在目——而一边文雅的男人轻轻挽住女士的胳膊，将她向河岸街的上游带去。这件事的重点不在于发生了什么，而是它牵涉到的人。厄苏拉从没有见过那文雅的男人，但那生气的女人——毫无疑问——正是希尔维。即使认不出希尔维，她也绝不会认错那件貂皮大衣，那是休送给希尔维结婚十周年的礼物。她所在的地点与杰拉尔茨十字村相差十万八千里。

        “唉，”伊兹终于把车头对准了正确的方向，“这个头真难掉！”

        下一周的报纸上，厄苏拉果然没有出现在伊兹的专栏里，伊兹甚至没有用她来杜撰人物，而是写了单身女性拥有“一辆小车”后所获得的自由。“在开阔路面驾驶，远比乘坐公共汽车或在黑暗街道被陌生人尾随更有乐趣。坐在阳光牌小轿车的方向盘跟前，便再也无须紧张地回头看了。”

        “我觉得很恐怖，”帕米拉说，“你觉得这事在她身上发生过吗？被陌生人跟踪？”

        “肯定有很多次，我想。”

        伊兹再没有把厄苏拉当成“忘年交”邀她去玩，事实上，那以后伊兹便断了消息，直到圣诞节前夜才又出现在家门前（大家按照惯例邀请了她，没有想到她真的会来），说自己“有了一点小状况”。这一小状况迫使休将她带进密室独处了一个多小时，出来后，伊兹看来被狠狠教训了一番。她什么礼物也没带，整顿晚饭都在吸烟，不停拨拉面前的食物。布丽奇特端上白兰地酒浸布丁。“年收入20镑，”休说，“年支出20.06镑。结果当然自讨苦吃。”

        “真是的，别说了。”伊兹愤然离席，泰迪还没来得及给她的布丁点火。

        “真不像话。”希尔维对厄苏拉说。

        “我当时头有些晕。”第二天早晨，伊兹对厄苏拉解释道，语气相当懊悔。

        “我真傻，真的，”伊兹说，“我搞砸了。”

        翌年初，阳光牌小轿车不见了，伊兹的地址也从贝赛尔路换到了更不起眼的瑞士小屋区（地段更一般了）。尽管如此，伊兹仍是不可撼动的伊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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