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两三年来，国民生活中的一个新现象是讲坛文化的兴起。全国许多省市，讲坛遍地开花，听讲座成了人们的一种日常生活。讲坛有不同种类。一类是大学里的讲坛，由校方、院系或学生社团主办，是校园文化的组成部分。另一类是企业、单位、部门内部的讲坛，目的是培训骨干和员工。还有一类是向社会开放的公益讲坛，大多由地方党政部门主办，它实际上已经成为当今讲坛文化的主体，在我看来也是讲坛文化中最有意味的现象。我本人曾应邀在不同种类的讲坛上做演讲，其中政府办的越来越居多，这个经历使我获得了亲身感受，并推动我思考其意义。现在，借为本书作序的机会，我谈一谈自己的体会。

        众所周知，在中国进入社会转型时期以后，如何开展政治思想工作成了困扰党政干部的一个难题。以前那种单纯意识形态灌输的模式越来越行不通了，社会现实和人们的接受心态都发生了巨大变化，政治思想工作也必须与时俱进，在目标、内容、方法上皆有所转变。从这个角度看，我认为可以把党政部门主办公益讲坛看作政治思想工作的一种创新，是社会转型时期政治思想工作本身的转型，是在实践中形成和普及的新形势下开展政治思想工作的好方式之一。

        我试以本书为例略做分析。广州讲坛是广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的开放的公益讲坛，迄今已开办四年多，演讲的结集也出到了第三辑，是同类讲坛中比较成熟的范例。我们看到，一方面，讲坛所邀请的主讲人是各界有影响的专家、学者和学者型官员，演讲的内容涵盖政治、经济、哲学、宗教、历史、教育、法律、文化、卫生等广泛领域；另一方面，讲坛向广大市民开放，自愿参加，听众是对知识、思想以及相关讲题感兴趣的各界人士和普通百姓。作为主办者的党政部门在这里主要起组织、宣传和引导的作用，为精英与公众之间的交流搭建有效的平台。与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模式相比，这是重大的转变。一个关键的转变是，目标不再是培养驯服工具，而是切实地提高公民素质，在精神层面上建设好现代文明社会。党政部门的水平不是表现在向人们提供不容置疑的真理，而是表现在提供最好的服务，为人们追求真理创造良好的条件。在这个转变的过程中，党政宣传队伍自身的素质也在发生可喜的变化。

        有意思的是，正是在经济转型开始得比较早、市场经济发展得比较成熟的地方，例如广东和浙江，这个类型的讲坛文化也兴起得比较早，发展得比较成熟。究其原因，大约是因为，在民众这方面，物质生活水平有了普遍的提高，从而感觉到了对精神生活的迫切需要；在政府这方面，经济转型有力地促进了其观念和职能的转变，加强了服务意识，包括在满足精神需要方面为民众服务。广州讲坛便是如此，自创办以来，围绕“高、优、新、活”下功夫，努力向广州市民提供高端优质的讲座服务，已成为广受欢迎和美誉的讲座品牌。从邀请的主讲人名单看，组织者对当今国内思想前沿的情况相当了解，对讲题类别的安排比较全面，从讲座前的预告、讲座时的会场组织和网上直播、讲座后的媒体报道和电视播放以及演讲集的适时出版看，每一个环节都做得认真细致，说明讲坛团队具备了较高的专业化水平。

        一次讲座的效果之好坏，取决于主讲人、组织者和听众三方的水平。主讲人的水平，不论是学识和思想水平，还是口头表达水平，其实是基本确定了的，区别在即席发挥得好不好。凭我的亲身经验，我发现，发挥得好不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当时对会场氛围的感受。而这个氛围，主要是由组织者和听众造就的，即组织者是否让真正想听你的讲座的人来了，对讲座环节的设计是否合理和活泼，听众对你所讲的内容是否真正感兴趣并且有所思考。我是去年5月做客广州讲坛的，讲座在艺博院礼堂举行，三百多个座位满座，听众聚精会神，我能感觉到台上台下的无声交流，互动时提问十分踊跃，会场气氛始终很好。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为此我衷心感谢广州讲坛的组织者和听众。

        最后，我要说，讲坛文化的受益者不但是听演讲的公众，也包括演讲者自己。尤其像我这样以前只在书斋里生活的人，演讲的需要促使我更加关注社会现实，思考公众关心的重大问题，也促使我锻炼口才，学习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时，听众的即时反馈也帮助我及早发现自己思想中的欠缺、谬误和模糊之处，对相关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思考。其实，在哲学的故乡古希腊，哲学家大多是演讲和言谈的高手，雅典街头到处是哲学家与民众互动的讲坛。就此而言，今天的讲坛文化是向哲学原生态的一个相当初步的回归。比哲学家更突出的是，当时的政治家一定是演讲家，是靠演讲影响公众和贯彻政见的，而这个传统已经成为西方社会民主生活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此，我十分赞赏中国今天的政治家们登上公众讲坛，相信这对于政治家和公众双方都是一种良好的民主训练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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