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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八年半:寂寞而珍贵的岁月

        大学毕业后,我在广西资源县工作和生活了八年半。回想起人生中这一段岁月,我的心情是复杂的。

        “文化大革命”第三年,工宣队进驻北大,迅速把两届毕业生分配掉。据说广西当时的负责人向中央要了大批毕业生,我班二十五人,去广西的确最多,达十一人。分配方案宣布,浙江有五个名额,家在江南的同学都想去,问我不去行不行,我说可以,结果我被分配到了广西。分到广西的人先在湖南洞庭湖农场锻炼一年半,结束后,宣布具体地点,我是南丹县,另一个同学是资源县,他问我肯不肯交换,我的回答也是可以,结果我去了资源。

        1970年3月,我离开农场,奔赴那个好不容易从地图上查到的小小的点。客轮在苍茫的洞庭湖上航行,我心中也是一片迷茫。其实,去什么地方,我不在乎,使我迷茫的是不知在那里能否生活得有意义。我在长沙上岸,乘火车到桂林,第二天早晨乘长途汽车去资源。汽车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公路上颠簸盘旋,一边是崖壁,另一边是深谷,路面窄而不平,迎面错车相当惊险。车窗外水气迷蒙,似雨似雾,罩住了群山。下午四点钟左右,终于到达县城。

        资源是一个小县,人口仅十万略多,坐落在越城岭山脉上。县城也很小,建在山坳里,抬头看四面都是山,居民不过几千,只有一条街,几分钟就能走完。我一直在上海和北京生活,并不喜欢大城市的喧闹,乍到这么一个小山城,反觉得清静可喜。我还喜欢这里的自然景色,真正是山清水秀。资源是资江的发源地,因此而得名。这条清澈而又湍急的河流从此成了我的密友,我常常站在县城一侧的那座大桥上,看江水滚滚北流,发出永不止息的轰响。春天来临,到县城周围的山谷里走一走,到处静悄悄的,殷红的杜鹃花在涧边、在山坡、在打柴的小姑娘手中绚烂地开放着。

        在县里工作,下乡是经常的事。我喜欢下乡。第一次是去最偏远的两水公社,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两水是苗乡,景色很美,两条溪流穿越群山,把村寨连接起来。溪上这里那里筑有桥亭,是当地一大特色。顾名思义,桥亭既是桥,又是亭,木结构,瓦顶,两边木栏杆内侧有两排长凳,村民们出工前在那里集合,夏夜在那里乘凉。民风十分淳朴,多数妇女儿童没有出过乡,以至于我这个脸上架着两片玻璃的人几乎被当成了怪物,看见了我,或发出哄笑,或撒腿飞逃。不过,我很快赢得了村民的信任。我在一个多子女的人家住了一个月,这个家庭真的很穷,几根辣椒放在灶膛里烤一烤,然后捣碎,撒一把盐,就是下饭的菜了,基本上顿顿如此。我始终很愉快,相处久了,一家人都很喜欢我。尤其那个十九岁的女儿,每见到我就特别高兴,总是甜甜的笑脸,还兴致勃勃地教我讲苗话。临别那天,男主人拉着我的手,眼圈红了,喃喃说:“对不起……”我知道他是为他家的穷内疚,便赶紧不让他说下去。我正奇怪没有看见那个女儿,她出现了,塞给我一包刚炒好的热花生。她天天穿着补丁衣,现在特意换了一件新衣服为我送行,并且因为我的离去而闷闷不乐。我心中十分感动,但说不出一句安慰她的话来。

        资源是美丽的,也是贫穷的。我走了全县七个乡的许多村庄,还常在某一个村里长住,这叫作蹲点,每次少则几个月,多则一整年。经常在农村,我对农民的艰难也就有了切身的感知。他们的艰难,很大一部分是干部的强迫命令造成的,突出地表现在两件事情上。一是所谓科学种田,强制推广双季稻和相应的水稻矮秆品种,即使颗粒无收,也不得违抗。另一是大刹副业,所谓副业,几乎囊括除种粮食之外的一切经济活动,一律被判为资本主义倾向,严格禁止。我在资源生活的收获之一,是对中国农村问题有了一点感性的了解。以前我容易把农村想象成远离政治的桃花源,其实大谬,中国农民身受太多的束缚,而当时最大的束缚恰恰来自政治。这种政治以批判资本主义的名义把农民树为假想敌,给农民的正常经济活动设置重重障碍。事实上,中国农民之苦,大半来自人为。现在国情有了很大变化,但农民所受的其他束缚仍太多。农村问题的解决说简单也简单,第一步是解除加于农民的种种无理束缚,使他们真正获得经济上的自由和平等的公民地位。

        在大学做讲座时,经常有学生问我,资源岁月对于我后来的人生道路有什么影响。我的回答是,最重要的是使我有了一种定力,不管环境如何,都坚持不懈地去做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情。我到资源那一年,分配到这个小县的大学生多达六十几人,其中只有我一人被安排在县政府工作。在那个年代,一个年轻人若想混得比别人好,唯一的选择是走仕途,而我似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起点。但是,我很快发现,这条路不适合于我。最大的问题是,我改不掉书生的积习,除了应付交给我的工作外,多数时间闭门读书和写作。因为这个原因,上司和同事批评我放不下大学生的架子,脱离群众。其实,我放不下的只是书罢了,除此之外,我是很随和的,一般百姓特别是农民从来不说我有大学生架子。

        既然改不掉这个“缺点”,自然就升迁无望了。不过,看清了这种情形的必然性,我也就不在乎了。我不但没有升迁,而且在担任县委宣传部干事四年之后,便“下放”到位于一个公社的县党校去做教员了。那是两排破旧的平房,坐落在一片人烟稀少的田野上。一到夜晚,周围黑洞洞的,空旷一片,萤火虫一闪一闪,蛙和昆虫们单调地鼓噪着,我独自坐在屋子里,真感到与世隔绝,心里淡泊极了。屋子十分简陋,老鼠猖獗,蚊蝇和各种虫子乱飞。从物质条件看,比在县城差了许多。但是,这里工作简单,除有时办班开课外,大量时间可供自己支配,这就比什么都好。

        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术和文学刊物皆已停办,报纸只刊登统一口径的政治宣传,我写的东西根本无处发表。在当时,我坚持读书和写作,不折不扣是出于自己的精神需要。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我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最大收获吧。

        当然,八年半的历练绝不轻松。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我过着不变的日子。多少个黄昏,我站在田野上,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感到苦闷和绝望。那时的感觉是,我将终老这里了。但是,即使如此,我仍愿意是我自己,不肯为了觅一条出路而违心做人做事。我不知道的是,岁月其实并没有停止,它在寂静中仍在悄悄前行,把我带往一个适合于我生长的地方。1978年10月,作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研究生,我走出资源,也走出广西,回到了我的精神故乡北京。

        资源,一个让我既伤感又怀念的地方,那里藏着我生命中许多个寂寞的日子,而这些寂寞的日子组成了我生命中一段极其珍贵的岁月。我对资源的感情是复杂的,但其中决没有怨恨。我清楚地知道,我在那里的经历不过是那个年代的一个缩影罢了,倘然当年我被分配在另一个地方,情形不会有多大不同。2004年5月,在阔别多年之后,我携家人重返资源,看到那里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从桂林进资源要坐差不多一整天汽车,现在公路改线并拓宽,两小时就到了。那里的旅游业方兴未艾,使我有机会第一回乘船游资江,领略到了沿江的秀丽景色。在船上闲聊,一位女士告诉我的妻子,我在资源时是许多姑娘的暗恋对象呢。我听见了,笑说:哇,怎么不早告诉我呀,那样我的八年半就不至于过得如此冷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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