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三十年集”系列丛书，专收改革开放初入学的本科生、研究生的个人著述选本，邀我加盟，我欣然从命。

        所约定的体例是，三十年里，基本上一年选一篇，最多两篇。我觉得这是一个有趣的约定，使我得以逐年重温自己的作品，像自己做评委一样把它们评审了一番。因为是一套学者的丛书，我就注意选比较有学术含量的作品，如果当年没有，就退而求其次，算是准学术作品吧。选定以后看，二者差不多半分天下，足以证明我最多是半个学者，另一半就难逃不务正业之讥了。

        我不是没有自我解嘲的理由。我的理由是，从事人文研究是可以有不同的方式的。比如说，其一，学者的方式，严格地做学问，讲究规范和方法，注重材料的发现、整理和解释；其二，才子的方式，潇洒地玩学问，讲究趣味和风格，用文字展露机智和才情；其三，思想者的方式，通过学问求真理或信仰，注重精神上的关切。我的感觉是，学者的方式可信，才子的方式可爱，思想者的方式可敬。这三种方式，我们在以往学者中都可以找到其代表人物，而我眼中最好的学者则兼具三者，我对他们是既信服，又喜爱，同时还尊敬的。

        当然，我绝非这样的最好的学者，但我愿意学他们的精神。他们的精神是什么？就是智、情、魂兼修，把真、美、善打通，努力做一个头脑认真、情感丰富、灵魂高贵的人。人的天赋有高低，而这个目标都是可以追求的。说到底，做学问也是在做人，与做人脱节的学问为我所不取。我曾写过一段有冷嘲之嫌的话：“当我们围绕某一个主题读书和写作时，我们便称之为学术。我们的主题越是固定不变，以至于不再读与这个主题无关的书和不再写与这个主题无关的文章，我们就越是纯粹的学者。”我做不了这种纯粹的学者，实在是天性使然。

        我于1978年9月入读研究生，从那之后，三十年来，研究的方向从苏联哲学、马克思哲学转到尼采哲学，然后写起了所谓哲理散文，重在思考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人生困惑和精神生活问题，近些年又关注信仰和法治的建立，批评中国教育和学术的腐败，所选文章大致反映了这样一个脉络。这些东西算学术吗？我不知道，无以名之，就美其名曰“人间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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