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姑父既是我的恩人，也是我的仇人。

        在我出生后的第七天，他站在村中的一棵挂有吊钟的老槐树下，把裹着包单的我高高地举起来，说：从今往后，这就是全村人的孩子。

        这当然是他当了村支书之后的事了。

        老姑父是入赘的第四年当上村支书的。那是“大跃进”之后，村支书以私分瞒产的罪名被撤职了，老姑父以功臣的名义就此接替了支书的位置。那是冬天，地里就剩下胡萝卜了。所谓瞒产，瞒的也是胡萝卜。老姑父当了支书后继续瞒产，瞒的仍然是胡萝卜。惟一不同的是，他没有把胡萝卜拉到自己家里去。他只是命人把地里的胡萝卜缨全部割去，给公社干部造成场光地净的印象，尔后半夜带人一块地一块地地收割胡萝卜，当天收割当天吃掉，屁都不留。

        可老姑父私分瞒产的事还是被人发现了。公社武装部长老胡带着工作组一进村，就声色俱厉地对老姑父说：老伙计，你压线了，踩着地雷了！老姑父跟他装糊涂，说：地雷，美式的？老胡说：我告诉你，私分瞒产，是要撤职查办的！老姑父说：操，你查办我？我还是你入党介绍人呢。老胡说：到底有没有，你给句话？老姑父说：说实话？老胡说：没看啥时候了，你还敢胡日白？老姑父回头看了看村人，一村人鸦雀无声，一个个饿鬼一样，眼里泛着绿火……老姑父说：真没有。场光地净！老胡说：老伙计，我是带着指令来的。你好歹给我个台阶下……老姑父贴近他的耳朵，小声说：要说有，也有。就几畦胡萝卜，有千把斤胡萝卜……老胡说：在哪儿呢？老姑父拍拍肚子，说：都吃到肚里了。老胡说：要是查出来？

        老姑父拍着胸脯说：你搜。只要搜出来，你撤我职！……听村里人说，就这样，老姑父铁嘴钢牙，冒着风险（在公社武装部长老胡的极力袒护下），虽然受了个“严重警告”的处分，却一下子保住了几十亩胡萝卜。

        那时候家家户户吃的都是水煮胡萝卜，一连吃了六个月，一直吃到藏在地里的胡萝卜生出有毒的芽儿，吃得人们上吐下泻、直吐酸水。一直到了今天，我们才知道胡萝卜具有丰富的维生素A和C，还含有钙质，俗称“小人参”，是真正的绿色食品啊。可在那样的年月里，人人都仇恨胡萝卜，胡萝卜把人都吃伤了。

        可也正是胡萝卜救了全村人的命，也间接地救了我的命。

        我出生后不久，就由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我说过，我曾摸过很多女人的奶子，那都是在老姑父的眼皮子底下干的。那时候老姑父抱着我一家一家串，进门就说：给口奶吃。

        那年月，女人们乳房里奶水本就不多，把她们的乳汁吮吸出来很不容易，且都带有一股发酸了的胡萝卜味。现在我才明白，那叫酸奶，是含有胡萝卜素和维生素C的酸奶呀。

        我这一生最仇恨的就是胡萝卜。那时候，胡萝卜的气味弥漫了我的整个童年，我打的每一个嗝儿都带有胡萝卜的气味，过剩的胡萝卜素还有维生素C顺着我的屁股直流！而且，当我厚颜无耻地把带有胡萝卜味的奶水一口一口吸进肚子里的时候，无梁女人的目光却像溅着毒液的枪口一样瞪着我，一个个恨得咬牙！可那时候，支书的身份就像是一张特别通行证，使老姑父得以抱着我从这一家走进另一家，昂然地告诉那家的女人：给口奶吃。

        是呀，女人们恨我。那时候，无梁村的女人们看见我就像看见了狼崽子一样。虽然她们以善良的姿态解开了她们的怀抱，但无不咬牙切齿地瞪我，因为我曾经多次咬伤了她们的奶头。当年，如果她们有武功的话，早就把我给废了。后来，之所以我脑门上的骨头特别硬（你知道，我出过一次车祸），那都是她们一次次用手指头“点验”出来的。常常，她们一边喂奶一边疼得咝咝啦啦地说：……狗狗狗，牙牙牙，你看那狗牙！

        最初，每当女人喂奶的时候，老姑父就会扭过脸去，蹲在院子里默默地抽旱烟。后来，他就习以为常了，不再躲闪了，他可以和我一起享有同等的待遇了。如果用本村五方的话来说，那就是我用嘴吮，他用“眼吃”。个别时候，如果对方的男人不在家，他还有可能与那喂奶的女人打情骂俏，甚至于浪一些的女人会解开整个乳房，滋他一脸奶水！

        我必须坦白地承认，最早，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是因我而起的。那一天，轮到国胜家女人（也就是后来的三婶）给我喂奶。我至今仍记得，国胜家女人奶上有一颗黑痣，这颗黑痣曾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就是这一天，我差点把国胜家女人（三婶）的奶头咬掉！正像她骂的那样，一嘴狗牙。狼羔子。是啊，那时我太饿了，在童年里我就是一个小狗儿，就是一个小狼羔子。那一天，也许是我吸她的奶头吸得太久了，可除了汗味我一直没有吮出奶汁来，我急了……紧接着就是一声凄厉的惨叫！国胜家女人的嚎叫声惊动了全村人。是的，我吸了很久都没有吮出奶水来。在胡萝卜时期，她饿得黄皮寡瘦，奶子干瘪得一点奶水也吸不出来了，就那么吸着吸着吸着，我的牙咬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头……也就是这时候，在国胜家女人的惨叫声里，老姑父冲过来了。老姑父在慌乱中一下子上了两只手：他一手端住了国胜家女人的奶子，一手掐住我的小下巴……他大约是想把奶头从我嘴巴里夺出来，可跑过来的女人都看见了：他紧抓着的，是国胜家女人那淌着血的白奶子！

        一时议论纷纷……据说，当晚，两家人都打了架。在院子里，国胜把他那烂了奶头的女人（三婶）给揍了……另一家，在屋里关上门，吴玉花与老姑父大闹，把水缸都顶翻了！

        在那样一个时期里，女人们每每看见老姑父，就说：一个老狗领一小狗儿，俩祸害。

        童年里，我的确是村里的一个小祸害。

        在无梁，祸害就是“坏种”的意思，就是一锅汤里掉进了一粒老鼠屎。而我，就是人们眼里的那粒老鼠屎。那时候，在无梁村，单纯从一个个的人来说，我是一个侵略者，是全村人仇视的对象。这可以从他们的眼里看出来。可全村一旦集合起来，当钟声敲响的时候，这仇恨就又转换成了一种“仁慈”。由此可以看出来，古人在造字的时候是多么地洞悉人心！看好了，“二人”才为“仁”，那是要人们互相监督的；“双丝”染了色，以“心”做秤才为“慈”，这也是让人们互相比一比、称一称的意思。也是后来，我才知道，善意，是需要宣扬和激发的。

        我得承认，在童年里，除了捏女人的屁股、咬伤奶头之外，我还干过其他的坏事，我是做过很多坏事的。最严重的一次，趁着老姑父去镇上开会的工夫，村人们把我吊在了一棵树上。

        现在想来，我童年里做的那件坏事，如果再大一些的话，足可以判刑的。

        在我八岁的那年冬天，我刚刚在村里的小学上二年级，也许是特别想做一件好事来表现自己，我却干出了一件天大的祸事。那时候上边号召“除四害”，学校要求每个小学生每个星期上交三个老鼠尾巴。在无梁，对一个家庭来说，交三个老鼠尾巴是不成问题的。可对我这样的一个吃百家饭的孤儿来说，却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为了完成交三个老鼠尾巴的光荣任务，我曾经扒过无数个老鼠窟窿……那天，为了超额完成任务，我从大队部里偷出了一小桶煤油。尔后在一些大孩子的怂恿下，把捉到的一只老鼠放在油桶里蘸了蘸，用一只绳子绑住这只老鼠的腿，划火柴点着后放在一个新发现的老鼠洞前，好把这一窝老鼠给轰出来……当时就是这么想的。

        果然，那只带火的老鼠“哧溜”一下钻进老鼠洞里去了……然而，在另一个洞口前，最先钻出来的仍然是这只带火的老鼠！这只带火的老鼠带着六只老鼠从洞口里蹿出来，四下奔逃，可我却一只也没抓到。不但没有抓到老鼠，更为可怕的是，这只带火的吱吱叫的老鼠先是蹿到了麦秸垛上，尔后穿过三个麦秸垛，又蹿进了烟炕房里……不一会儿，场院里就浓烟滚滚了！

        那是一个灾难的日子。当全村人赶过来的时候，大火已经烧起来了！三个麦秸垛成了三座火焰山，根本无法扑救。更让人恐惧的是，三座烟炕房也接连烧起来了，南边不远就是牲口屋，牲口屋的后边是保管室，也就是村里的仓库……我的妈呀！

        那天刮的是东北风，风助火势，眼看就要烧到牲口屋了……全村人都傻了。

        有人说：老天，这咋救啊？

        有人哭着说：完了，完了！祸害呀，整个村子都完了！

        这时候梁五方站出来了。年轻的五方，全村最聪明的五方，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五方大声说：火是救不下了。九爷，三叔，别的就不用管了，赶快把最南边这个烟炕扒了，把火截断，牲口屋，仓房自然就保住了。

        于是，人们七手八脚地把最靠南边的烟炕房扒了……

        那天傍晚，当场院狼烟遍地、烧成一堆堆黑灰时，众人这才想到了凶手。大孩子齐伙把我供了出来，说：是他。丢，丢干的！于是，我被人们当众提溜了出来……这时候我已经吓呆了！

        尔后，我就被吊在了场院边的一棵树上……

        在那样一个傍晚，我突然发现，目光是可以杀人的。仇恨在飞灰里扩散着，恨意迅速在场院里蔓延。那时候场院里站满了人，无论男女老少，一个个眼里都泛着黑绿色的火苗，就像是沉默的狼群一样！不，比狼还可怕。我发现我已掉进了“仇恨”的海洋里，我成了人们压抑已久的情绪爆发点，他们的眼一定饿坏了，个个都想吃人。我坦白地承认，当时，我吓尿了。一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什么叫“人民”的汪洋大海。

        然而，就在这时，老姑父骑着那辆叮当作响的破自行车回来了。当他撂下那辆自行车，匆匆赶到场院里，操着他那东北口音的普通话问：怎么了？怎么了这是？哪王八羔子，谁干的？！

        立时，人们像炸了的火药库，戳了的马蜂窝，又像傍晚时分从柏树坟里飞出来的黑风一般的破嘴老鸹，一个个喷着唾沫星子，开始历数我的罪恶……最后，众口一词的结论是：捆上，送派出所！

        天已黑透了，只有人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老姑父站在树下，抬头看了我一眼，尔后，又一言不发地勾下头去，无论谁说什么，他都一声不吭，就那么背着手来来回回地在树下走。他气坏了，可是……他一直走到人们唾沫星子干了的时候，才伸手一指，大声说：他，他还是个孩子……尔后，他又走上一阵，再伸手一指，说：他还是个孩子……这句话他一直重复着，一连说了九遍。

        老姑父一再重复的话就像是巴豆，他一把一把地撒下去，终于泄了人们的心头之火。人群里没人再吭声了。接着是一阵儿一阵儿的咯着痰的咳嗽声……最后，人群里终于有人说：这祸害，也就是吓吓他。

        于是，众人都随声附和说：吓吓他。

        老姑父指着我说：丢，祸害呀。

        我说过，无梁的风是很染人的。

        风无处不在。可风又是看不见的，风只有结果，没有形态。

        在这里，风还有一个优雅的称呼：“西伯利亚”。这是无梁人从六十年代村中的大喇叭里听来的。那时候广播里经常出现的一个词语是“西伯利亚寒流”。无梁人以自己超常的理解力删除了“寒流”，留下了具有无限想象空间的、美丽的“西伯利亚”。这只能再一次说明，无梁人是不排外的。

        无梁人之所以把风称作“西伯利亚”，是沿着光棍汉们的思路走的。这是一种想象力的飘逸，是情绪化了的阴性理解，其中包含着对美的渴望和向往，以及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的浪漫主义期盼。

        在这里，风跟两个字的联系最为密切：一个是“情”，一个是“尘”。“风情”是一个时段的概念，那就像是剪成一段一段、互不连接的奇异景象；或者说是斜阳下在空中飞翔的带一绺断线的风筝，含些许“偷”来的诗意。可过去就过去了，永不重复。而“风尘”却是一个固定而久远的时间概念，那是一种经岁月侵蚀后带有烙印的苍凉，是一种埋在时光尘土里的永久性的定格。也只有在时间的概念上，风和尘才联系在一起。无论春夏秋冬，就是不刮风的日子，也有风的神迹。

        看一看树上的叶子你就知道了，在这里，没有一片树叶是干净的。

        在无梁，一旦“西伯利亚”刻在脸上，那就是岁月。而岁月一旦定了格，那就是风俗了。风俗是一个地域特定的生活习惯。我曾经说过，无梁人是主吃面食的：面条、面饼、面汤、菜面窝窝等。吃面食须臾离不开的就是辣椒，辣椒是无梁人最重要的生活调味品。在庸常的日子里，没有辣子是吃不下饭的。辣椒吃多了，脸上就会生出粉刺来。如果在路上你碰上一个年轻人，一边走一边抠脸上的粉刺儿疙瘩，没错，那就是无梁人了。

        当然，这是低层面的。如果要求再高一点，如果家里来了尊贵的客人，炒上两个菜，那就是吃酒了。现在有人说酒是文化，也就是“辣”的文化，是让人兴奋的文化，“文化”到了极点，也就是一个字：醉。让客人喝醉，这是无梁待客的最高境界。如果哪家来的客人喝醉了，醉成了一摊泥，那是待客的一种荣耀。往往要用架子车拉上，绕村一周，这是多么体面的事情啊！

        无梁排在第二的风俗叫：领席。在这里“席”是要“领”的，想一想这有多么优雅。无梁是一个编席窝，最不缺的就是席子。那时候，一张席就是一张流动的床。无梁人最重要、最私密的活动都是在“席”上进行的（一为酒席，二为炕席）。特别是到了夏天，主家领着一张席，客人或朋友相跟着，有瓜的时候，就去瓜地；或者是树下、河边、场院，带着盛了烟丝的笸箩、几根脆瓜，席地而坐，对月而谈……至于说些什么，那就不知道了。那时候一到夏日的傍晚，人人都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说是纳凉，可睡到半夜，忽然下雨了或是刮风的时候，就又拉着席走了，也许是去了炕房，也许是钻了麦秸垛，谁也不知道他或她到哪里去了。于是就发生了一些男女之间的事，这就是风情。

        我说过，最早的时候，老姑父曾抱着我一家一家寻奶吃，看遍了无梁女人的奶子。后来，我就变成了无梁村的一种“无名税”：先是一家一家地派饭吃，后来就成了一种强行的摊派：一家出二斤麦子或是五斤玉米（由大队统一扣），供我上学。从小学到高中，长达十二年的时间里，我的日子就是这样过来的。

        那时候，我一星期往县城中学背一次粮食。每次回去背粮食，我都会发现一些细微的变化。我最早发现的是，老姑父的酒量大了。老姑父原本是不大喝酒的，喝也是一两杯。后来就不行了，后来老姑父成了无梁村的“第一陪客”。谁家有了红白喜事，或是谁家来了体面的客人，定是要支书作陪的。如果哪一次没有请到老姑父，那是很没有面子的。我记得，在我回去背粮食的那些日子里，常见一些女人找到大队部来，缠着老姑父让他去当陪客。最先老姑父有些愠怒，他说：这是干什么？拉拉扯扯的？不去。可他经不住女人的再三缠磨，也就应承下来了。一年又一年，甚至可以这么说，老姑父的酒量，是全村人合伙哄抬起来的。特别是村里逢会，那是一年一度仅次于过年的大节气，家家都有亲戚来……到了这一天，老姑父至少要串五十家以上！

        后来，在我跟着他走过村街的时候，我发现女人们的笑脸像葵花一样处处开放。我知道，那都是对着老姑父的。女人们亲切地、昵昵地叫着：老蔡，老蔡耶……而老姑父却昂着头，一路“嗯、嗯”地走着，有时候还会说：嗯，记着呢。十三，我记着呢。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老姑父已经很习惯地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最初当然是为了方便群众。那会儿需要盖章的事情特别多，哪怕出一趟远门，也是要盖章的。老姑父人好，有人找到他，无论黑天白夜，老姑父都要从家里爬起来，跑到大队部去给人盖章。次数多了，他也有些烦了，后来就干脆把村里的公章拴在了裤腰带上。有人来找，就给人盖一下。那公章终日拴在裤腰上，磨来蹭去的，总是缺油，于是老姑父就“哈”一下，再盖。所以，每当有女人来找，只要不违反政策，老姑父就问：哈一下？人家会说：老蔡，哈一下吧？于是就“哈”一下。

        在无梁，“哈”也有亲嘴的意思，次数多了的时候，不知老姑父是否使用了“延伸义”？

        渐渐地，我还发现，老姑父“领席”的时候越来越多了。夏天的时候，老姑父常常领着一张席到瓜地或是芦苇荡里去。有时候，他是陪县上或公社下来的驻队干部。有时候，他是领着村里的一群编席的女干部们开会。还有的时候，他领着一张席到处走，从树下到场院，又从场院到水边……他常说的一句话是：蚊子。他说：有蚊子。

        他心里有蚊子。

        我说过，老姑父所谓的“作风问题”，最早是因我而起。那是他在慌乱中端错了“奶子”……后来的事就难说了。后来人们传的那些，都是添枝加叶、捕风捉影、经过渲染的。那年秋天，我高中毕业的时候，村里小学校长苗国安（他也是无梁的女婿）在县上开会的时候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大学要招生了！是推荐招生。一个公社分了三个名额。得到消息后，他就急急忙忙地骑着自行车回来报信儿，希望老姑父亲自出面，为我争一个。

        是啊，在全村人的眼里，我是一个祸害。是一只吃遍全村的蝗虫。如果能把我推荐出去，全村人就都“解放”了。当然，这对我来说自然是天大的好事。那时候上大学不但不要钱，还给生活费呢。就此，我也充分理解了人们的善意。可小学校长又说，虽说一个公社三个名额，可有两个已被公社干部的孩子占去了，就剩下一个了。这一个指标三十个大队去争，能不能争到手，还很难说……快找老蔡！

        可是，就在这时候，老姑父不见了。全村人到处去找，一百个喉咙四下喊，可怎么也找不到。最后，小学校长苗国安说：敲钟吧，一敲钟，他也许就知道有急事了。

        那天傍晚，当钟声响过三遍之后，终于把老姑父敲出来了。老姑父是从苇荡里走出来的，他一手领着席，一手还提着裤子……他没想到村街里会站这么多人，他愣了一下，忙解释说：妈的，撒泡尿，把裤腰带给弄断了。

        人们都望着他，人们根本不听他的解释，人们都去看他的裤子……前后村都喊过了，钟也敲三遍了，他才出来，这泡尿有这么长么？

        就在这时，吴玉花牵着孩子从人群里走出来，抖手给了他两耳光！……尔后，她一句话也不说，牵着孩子扭头就走。

        老姑父就此蹲了下来。在无梁，老姑父入乡随俗的第一个姿势就是“谷堆”。“谷堆”是个象形词，就是蹲下的意思。老姑父“谷堆”在地上，很狼狈地靠着那棵挂钟的老槐树，平着脸色，略显尴尬地说：啥事？啥事吧。

        老姑父的裤腰带断了，谁都知道这不是尿尿的问题，可人们还是信了。在无梁，凡是有职务的，只要给一个理由，人们就信。人们是心里不信，脸上信。于是人们不再研究“裤腰带”的问题了。

        小学校长苗国安给老姑父说了推荐上大学的事……尔后说：抓紧吧。三十个村子，就剩一个指标，听说明天就上会定了，是不是得送点礼呀？

        此时此刻，全村人异口同声地说：送！这得送。

        这一个“送”字，经全村人的热喉咙喊出来，显得铿锵有力。

        那会儿我就躲在老姑父的背后，他靠着树的阳面，我靠着阴面。我不禁脸红了，心里怦怦乱跳。那时候，我还会脸红，此后就不会了。

        人们都在等着老姑父说话，可老姑父就是不开口。我知道老姑父不开口的原因，这是逼着他去找公社武装部长老胡，老胡是他的战友，这是让他去给老胡送礼……他不愿去求老胡，他还想给自己留一点尊严。

        可这一次，全村人不答应了。人们像“森林”一样地围着他，立逼他说话。“送”是必须的，人们甚至开始议论送什么的问题了。有的说，队里不是还有几桶小磨油么？有的说，代销点有烟，赊上几条好烟。有的说，光烟不行，还得有酒……

        事关前途，我心里很急。我喉咙是恨不得伸出一只手，把他从地上拽起来。这时候，我是多么感谢村人哪，我看见我的心都跪下来了！

        人们的目光再一次把老姑父给淹了。在目光的海洋里，不光是一个“送”字，还含有“裤腰带的问题”。老姑父再三说是“绷断的”，可人们不听他解释……这几乎是一种威胁了。再说了，这里边还有善的含意。我是一个孤儿，他们是在帮助一个孤儿，这就是道理。在这个世界上，每一个道理后边都包含着很多因素。可人们只说道理，不说“因素”。老姑父显得很无助，他“谷堆”在那里，就像是一个犯了错的孩子。

        老姑父已无处可藏。这时候，他不可能回家，他回不去了，家里也面临着一场战争。老姑父很艰难地站了起来，用带着哭腔的声音说：我不要“脸”了。

        这天夜里，老姑父骑着那辆破自行车给人送礼去了……老姑父一直到第二天上午才回来。也许，那天夜里他在老胡的门前蹲的时间太长了。他是很想要“脸”的，可他没有办法。他跟公社的老胡喝了一夜酒，回来把自行车一撂，就瘫倒在场院的麦秸窝里，人像是生了一场大病！

        可人们还等着他回话呢。当人们把他围起来的时候，他眼都没睁，只喃喃地说了两个字：妥了。

        我承认，我上大学跟你们不一样，我不是考上的，是“送”出来的。那时候三十个大队抢一个名额，可这个名额最终让我得到了。那是用全村人的油，还有烟酒和老姑父的脸面换来的。当那张薄薄的“纸”发到我手里的时候，你知道我是什么感觉么？我心里说：拜拜了无梁，我再也不用看人的脸色了。

        我告诉你，不要轻看任何形式，在某种意义上说，形式就是内容。待我拿到那张“纸”之后，我又一次吃遍全村！人们开始用最好的饭菜招待我，用最优美的语言夸赞我，我在无梁村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都被人们无限放大，我不再是祸害了，我成了一个最聪明、最懂事的孩子。每一次到村人家吃酒，都由老姑父作陪。那一天，老姑父又一次喝醉了，醉了的老姑父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我冤哪，我的裤腰带真是绷断的。

        在我走的那一天，全村人都来送行。我得说，这里边的情愫是很复杂的。首先，这又是一次善的集中体现。其次，在他们心里，我已约等于“官”了，他们送的是一个未来的“预备役官员”。可不管怎么说，我的被褥，是村里女人们套的，我的脸盆，是村里给买的，还在我的兜里塞满了柿饼和鸡蛋……女人们哭了，我也掉了泪。女人们围着我问：丢儿，还回来么？我说：回来，放了假就回来。可我还是有一种“放生”的感觉。我心里很清楚，如果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不是。我不会再回来了。

        我以为，这将是一次成功的逃离。可是，我错了。

        老姑父跟吴玉花的战争是旷日持久的。

        那天的“裤腰带事件”是个导火索。当老姑父回到家之后，吴玉花突然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她一把把刚一岁多的小三儿从床上拉起来，倒着提在手里，恶狠狠地说：一窝吃里扒外的货，摔死算了！

        老姑父吓坏了，老姑父最喜欢的就是这个小三儿。吴玉花一连生了五个孩子，五个全是闺女，虽然只活下来三个，可终日里擦屎刮尿，她早就烦透了。在她眼里，每一个孩子都是祸害，都是老姑父带给她的灾难。所以她很轻易地攥着小三儿的一只脚脖子儿，倒着提在手里，好像随时都会松手！

        然而，这小三儿虽整个倒垂着，可那两只杏仁眼却忽灵灵的，像是在笑……

        老姑父急忙冲上去跟吴玉花抢孩子，他就像一颗出膛的炮弹，倏尔就把小三儿夺在了手里，同时用脚勾倒了吴玉花。于是，在把孩子撂回床上的那一刻，两人同时倒在地上，就此厮打在了一起。两人先是碰翻了木制的洗脸盆架子，踢倒了一卷编好的席捆，撞散了一排苇子秆，尔后又用屁股拱倒了屋角里的水缸，像两只泥母猪一样在地上滚来滚去。

        老姑父家的墙上已挂满了人生的“脚印”。那脚印蜿蜒曲折、忽高忽低、且重且轻，全是在搏斗中一脚一脚踩出来的。老姑父与吴玉花的每次搏斗都是以命相抵的，两人总是头顶着头或是相互揪着头发在地上滚来滚去，屋子里边的四堵墙成了他们随时借力的地方，每一脚都跺得墙咚咚直响，墙上的石灰末四溅！那时老姑父常年穿一双两块半的解放鞋，那些带胶底花纹的半个脚印都是他踩出来的，而布底或牛皮底（两人结婚时，老姑父给吴玉花买过两双皮鞋）的脚印则是吴玉花踩出来的。两种脚印又常常会交叉重叠在一起，回环往复，就像是倒挂着的人生曲线图。

        最初两人只是在屋里打，暗打，脸上会带些伤而已。后来就打出了院子，打到了村街上。可一旦到了村街上，老姑父就决不还手，那就成了吴玉花一个人的死缠烂打。吴玉花的骂声就像是村中广播碗里的“新闻”一样，每晚准时播出。那骂声像爆豆一样从她的薄嘴唇里迸发出来，鲜艳、凌厉、脆！就像是相声演员说绕口令，既含蓄而又泼辣，既生动而又斑斓。有人说她是得了村里最会骂人的七奶奶的真传。她打头的第一句总是：你还是人么，你荞麦面打糨子，你兔子屎编辫儿，你城隍庙贴膏药，你还要脸么？！猪、狗、黄鼠狼！……开初时人们还劝一劝，此后就不再劝了。

        其实，老姑父早就不要脸了。他的脸已烟化在无梁那无边的田野里了。

        客观地说，虽然是传闻，老姑父也许难免会有作风问题。而我不想再说传闻中那些跟他有牵连的女人的名字了。她们是我的乡亲。也许吧，在物质极端匮乏的日子里，她们是很需要“哈一下”的。再说，老姑父的日子也太困顿了，他在无梁村的岁月里终日苦哈哈的，回到家不是吵架，就是打架，也太需要宣泄和滋润了。或许，这里边还有风俗的原因，有情感的原因，那由一个人“领”出来的席，在无边的田野里，在缀满星星的夜空中，铺下的一张张流动的床，不就是让人睡的么？在无梁，“睡”也是有两说的。

        此后就是“游击战”了。老姑父每晚领着一张席到处走……吴玉花就四处侦察、围追堵截。吴玉花常常是一手夹着那最小的孩子、一手打着手电筒在暗夜里快步走着，从场院到河边，再从河边搜到苇荡，她的搜索范围不断地扩大，她的长杆子腿一个晚上可以围着村子走几十里地仍不知疲倦。有时候，已是下半夜了，她还会去拍一个寡妇的门，看老姑父是不是睡在了人家的床上！

        长年累月的家庭战争把吴玉花锻炼得就像是警犬一样，她能随时随地在风中分辨出老姑父的气味。她还能从气味中发现异样的情况，比如沾在老姑父身上的一根长头发，或是在苇荡里发现了空火柴盒子，或是挂在芦花上的一节红绒绳……一旦发现了这些蛛丝马迹，她就高度兴奋，穷追不舍。有时，她甚至还会在黑夜里对着星空不管不顾地大声喊道：抓贼呀，抓光屁股贼呀！她的手电筒是加长的，能照出半里远。那一条光的长线一次次抛在夜空中，照得无梁人四下躲闪。

        老姑父也有一支手电筒（那是我上大学后的第一年用助学金买来送给他的。老姑父虽然每月有七块钱的伤残补助，可这钱他一分也得不到，都攥在吴玉花的手里），无论是在场院、苇荡或是田野里，每当两支手电筒照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看到他们两个脸上那刻骨的仇恨。每一次，当吴玉花手里的手电筒照在老姑父脸上的时候，吴玉花脸上就会出现一丝诧异的神色，她像是在问自己：我怎么跟这个人在一起呢？而老姑父却是沉默的，他总是很快就把手电掐灭了，仿佛不忍看那岁月的残酷。

        这仇恨都是在困顿的日子里一天天积攒下来的。日积月累，久而成仇。我猜，在他们两人之间，仇恨竟然演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有时候，两人从一起床就开始对骂，你骂我，我骂你，就像是吃炒豆一样。他们二人常用的话语是一个字：死。每当这个字从牙缝里跳出来，都像锯齿一样节奏明快、铿锵有力：“死鳖。”“死去吧。”“死外边。”“死心眼子”……可两人自始至终谁也没有提出过离婚，谁也不说离婚。

        也许，在精神层面上，老姑父需要“战争”。他打过十六年仗，如今在没有炮弹呼啸的日子里，他有些无所适从？难道说他已习惯于“紧张”，他仍需要一个敌对者，需要时刻绷紧脑海里的那根弦么？不然，如果哪一天，老姑父回家后发现吴玉花不在，没有人跟他聒噪了，他就会忍不住问上一句：你妈呢？

        后来，我发现，在情感上，“仇恨”和“依存”居然可以结伴而行。对于吴玉花来说，那是一种日子与日子的对垒。是精神上的纠结与胶着。你看着我，我盯着你，宁可化成灰，谁也不放过谁。这里边竟然还有温情的成分，有对既成事实的默认，有以敌对为外壳的相互间的照应，还有一种看似荒唐的对手间的默契……比如，冷不丁的，吴玉花也会问一句：那老不死的，你爸呢？

        日子像流水一样，那无尽的詈骂就成了不断泛起的一朵一朵的浪花；是用锯子拉出来的如歌的行板。如果哪一天两人没有吵架，倒成了很让人诧异的事。连村里人都会说：稀罕，咋没声了？

        最可怕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老姑父最小的女儿，就是那个出生第五、排行老三发高烧侥幸活下来，仅有六岁名叫苇香的孩子，居然在一天晚上趴在老姑父腿上咬了一口，几乎咬下一块肉来！

        苇香从一岁起就偎在母亲的怀里去寻找父亲。她的眼睛特别适应黑暗，在黑夜里她的两只眼睛炯炯有神，两只手紧拽着母亲的衣襟，任吴玉花带着她到处奔走。吴玉花的咒骂声伴着她走向田野，走向苇荡，走向炕屋和磨坊……在长达五六年的时光里，小苇香在母亲的咒骂声中茁壮成长。母亲从来没有给过她好脸色，不是打就是骂；而虽然很少回家，却特别疼爱她的父亲每次都会偷偷地给她塞块糖吃。

        可是，当她长到六岁的时候，一天晚上，两人在苇荡里又厮打在了一起……而此时此刻，小苇香突然跑上来，趴在老姑父的腿上狠狠地咬了一口！当时两人都愣住了，老姑父已伸出了打人的手，可他的手还是无力地放下了。他突然大声咳嗽着，满眼都是泪水。因为他看到了一双喷溅着仇恨的眼睛，这双眼睛里爬满了蜇人的蚂蚁，那都是在黑夜里一点一点积攒下来的。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吴玉花已成功地把仇恨种植在了这个小女儿的心里。

        从此，吴玉花有了帮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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