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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漫艰难战1940年9月

        “看啊,看,基督的血在半空中涌流!”一个声音在近旁说。厄苏拉心想,原文说的应是“在天穹内流淌”。天边燃着旭日般的红光,仿佛黎明,说明东边正起大火。海德公园内枪林弹雨、硝烟弥漫,英军的地对空迫击炮在地表制造了不输上空飞机的震耳噪声。炮弹仿佛烟火般嗖嗖有声地向空中飞去,在头顶上方的高处轰然炸裂,发出“咔啦啦啦啦”的巨响。而地面上,炮兵发射时可怕的对地后坐力此起彼伏,震颤大地,发出一种每每令厄苏拉感到恶心想吐的嗡鸣。

        一篮燃烧弹乘着降落伞飘飘摇摇落下来,落在已炸得不成模样的街上,开出烈焰的花。一名防空指挥官抱着一卷消防皮带向燃烧弹跑去。厄苏拉认不出他的脸。要是周遭没有噪声,这夜色下的景观或许看起来很美。然而事实是噪声不绝。仿佛有人打开了地狱之门,放出恶灵野兽般的咆哮。

        “不对,此处即地狱,我亦从未离开。”那声音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又说。四周很黑,她看不清是谁在说话,虽然她毫不怀疑,说话的人应该是她所在小队的防空指挥官德金先生。他是退休英语教师,喜欢引经据典,但常常引错。那声音——或者说德金先生——又引了几句,恐怕仍出自,但因几条街外一颗炸弹炸响而听不见了。

        地面震动了,一个在废墟顶工作的人喊道:“小心!”她听见什么东西动了一下,紧接着是山体滑坡的巨响,仿佛雪崩的前兆。然而滑下来的不是山体,而是碎石和垃圾。碎石和垃圾也不是从山上滑下来的,而是从自身堆成的废墟上。它们原本是房子,是好几所房子。好几所房子塌陷到一起,组成了这堆废墟。半小时前,这废墟还是好几户人的家,如今已经成为汇聚各色或折或碎的砖块、楼骨、地板、家具、照片、地毯、床单、被套、书籍、瓷器、油毡、地垫、玻璃碴的地狱般的一大堆。这其中,还有人。这些被碾碎的生命,将再也无法复原。

        轰隆隆的塌陷慢下来,窸窸窣窣地收了尾。雪崩停止。同一个声音又喊:“好了,继续!”这天晚上没有月亮。重型救援队面具上的小电筒作为唯一的光源,仿佛鬼火一般在废墟顶端移动。造成这无边而又可怖的黑暗的另一个原因,是漫天深重的烟尘,它仿佛丝幕一般垂挂下来。臭气依然浓重。不只是煤气和高爆速炸药的气味,还有楼宇被炸得粉碎时所释放出的恶臭。这气味避无可避。她已在口鼻上像缠绷带一样蒙了一块旧丝巾,却挡不住灰尘和恶臭钻入她的肺叶。死亡和腐朽无时无刻不附着在她的肤表、发间、鼻孔里、肺泡中和指甲盖下面。它们已然成为她的一部分。

        发放背带裤是最近才发生的事,背带裤呈海军蓝,款式难看。在那以前,厄苏拉一直穿着宣战后希尔维一时兴起在辛普森之家买的防护服,还在腰间系了一条休的旧皮带,用来挂她的“配饰”——电筒、防毒面具、急救包和便笺本。在防护服的一个口袋里,厄苏拉放了一柄小折刀和一块手帕,在另一个里,她放了一副厚皮手套和一支唇膏。“噢,多好的主意。”伍尔芙小姐看见小折刀时说。还是面对现实吧,厄苏拉心想,虽然名义上是一支正规军,他们其实还是得就地取材。

        那个声音果真是德金先生,此时他从阴沉的雾霾中走了出来,将电筒的光照在笔记本上,纸上晕上一层昏黄的光。“这条街上住着许多人嘛。”他看着一份名单说,这名单上的姓名和门牌号,与周遭废墟再无关联。“威尔森一家住在1号。”他说,仿佛按顺序从头报起还有什么意义。

        “已经没有1号了。”厄苏拉说,“已经没有所谓门牌号了。”街道已经无法辨认,所有熟悉的事物均化为乌有。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都不可能认出它来。它不再是一条街道,而只是“废墟”罢了。废墟达二十英尺,甚至更高,表面覆盖木板、梯子,以便重型救援队员攀爬。他们组成人的链条,透露着原始的感觉,用篮筐将垃圾从堆顶往堆底运送下来。看起来完全可以是一群建造金字塔的奴隶——或者按照眼下的情况看,更像是在拆除金字塔的奴隶。厄苏拉突然想起了以前摄政公园里展览的切叶蚁,每一只都尽职尽责地背负着自己的负担。切叶蚁也像其他动物一样被转移了吗?抑或它们都自行就地解散了呢?它们是热带昆虫,也许无法熬过摄政公园里的自然气候。她曾在1938年的夏天,在摄政公园看过一次梅丽在露天主演的《仲夏夜之梦》。

        “托德小姐?”

        “什么事,德金先生?我又想远了。”这几天,她总是这样——身处可怕境地,却泛起对过去美好的回忆。仿佛漆黑中发出一缕缕银色的光。

        两人疲惫地向废墟走去。德金先生将街道住户表递给她,加入人链一道运起了垃圾。没有人用铲子挖,大家都像考古学家一样,小心翼翼在用手捡。“上面很容易塌。”排在废墟底端的一个救援队员解释说。一根梁柱从废墟中清理出来,正在往废墟(与其说是废墟,不如说是火山更确切,厄苏拉想)下运。许多重型救援队员从前都是建筑工人——砌砖匠、搬运工之类——厄苏拉心想不知他们攀爬被拆解的楼体时会不会奇怪、是否有时光倒流的感觉。不过说来这些人也都很切实际,除了解决问题心无旁骛,应该不会产生这样梦幻的想法。

        偶尔一个声音会要求大家安静——虽然不可能安静,因为头顶的空袭仍在进行——然而大家都会停下手头的事,静候废墟顶端的人努力捕捉废墟中生命的迹象。这看来没有任何希望,但是闪电轰炸教会了人们一件事:即便最不可能生还的境况里,也会有生还者;而最不可能死的时候,也会有人遇难。

        厄苏拉在昏沉中寻找标识事故管理人员岗亭的蓝灯,却看见伍尔芙小姐踏着碎砖径直向她走来。“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不知为何似乎听不懂这句话。

        19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被吞并后,她加入了防空部,成为一名指挥官,突然意识到欧洲已经完蛋。(“你真是个悲观的卡珊德拉。”希尔维说,但厄苏拉在内政部防空署工作,的确能更清晰地预见未来。)二战伊始,防空指挥官一职一度只是个笑话,而现在他们却成了“伦敦防御力量的中流砥柱”——此话出自莫里斯。

        她的同事过去干什么的都有。高级指挥官伍尔芙小姐曾是医院护士长,又痩又高,像把火筷子,铁灰色的头发干干净净梳成一个发髻,不怒自威。副指挥官有前文所说的德金先生,后勤部工作的西姆斯先生,还有曾任银行经理的帕尔默先生。后两人曾参加一战,如今再打二战已嫌太老(德金先生则强调自己“因体质问题无法服役”)。此外还有曾在剧院唱歌剧的阿米蒂奇先生,由于歌剧院都没了,就常唱些《女人善变》或《快给大忙人让路》之类的轻快曲子让他们取乐。“都是些脍炙人口的咏叹调。”他对厄苏拉坦白说,“多数人都不喜欢太耗费脑力的东西。”

        “我不管什么时候都爱听阿尔·波利的老歌。”勃洛克先生说。勃洛克先生的名字取得与他本人相得益彰(他叫“约翰”)。按照伍尔芙小姐的说法,他这个人“有问题”。诚然,他身强体壮——参加摔跤比赛,在本地健身房练举重,也常光顾几家不入流的夜总会,认识些美艳的“舞者”,其中一两个还“偶尔造访”过他的棚屋,被伍尔芙小姐像赶小鸡一样轰出去了。(“是跳舞的才怪。”她说。)

        最后,队上还有个柏林人齐默曼先生(“请叫我嘉比。”他说,但谁也不这么叫),曾是交响乐团小提琴手。大家提到他,都称“我们的难民”(希尔维家的转移儿童也因他们的境况被冠以相同的名字)。1935年乐团巡演时他“跳了船”。伍尔芙小姐在难民委员会认识他后,费很大劲才保住了他和提琴,使他既未遭关押,也不被遣送到大西洋致命海水的另一端去。大家跟随伍尔芙小姐的领导,从不用英语称他先生,而始终叫“herr”。厄苏拉知道伍尔芙小姐这样做是为了叫他有回家的感觉,但实际效果却只是让他更觉得自己身处异地。

        伍尔芙小姐认识齐默曼先生时,自己正在英国德籍犹太人基金中心工作(“这名字恐怕长得有些拗口”)。厄苏拉一直搞不清伍尔芙小姐自视不容辩驳,究竟是因为她很有影响力,还是单纯因为她不接受被拒绝的情况。也许二者的因素都有。

        “我们队真有文化,不是吗?”勃洛克先生自嘲地说,“还打什么仗,不如去演出。”(“勃洛克先生是个感情激烈的人。”伍尔芙小姐说。饮酒也很激烈,厄苏拉心想。事实上任何方面都十分激烈。)

        伍尔芙小姐将一座循道宗小礼堂指定为大家的驻扎点(她自己信循道宗),大家在里面摆上几张行军床,一台小炉子,上备茶具,又加了几把形形色色、或硬或软的椅子。与某些站点相比,或者说与多数站点相比,这里都称得起豪华。

        一天晚上,勃洛克先生弄来了一张绿呢牌桌,伍尔芙小姐宣布自己其实爱打桥牌。于是,法国沦陷后到九月第一次空袭开始前,勃洛克先生教会了大家如何玩扑克。“真会出老千。”西姆斯先生说,他和帕尔默先生都输了勃洛克先生好几先令。相反,到闪电轰炸开始之前,伍尔芙小姐已经赢了两英镑。勃洛克先生大感惊讶,表示不理解为何循道宗允许信徒赌博。伍尔芙小姐说自己用赢来的钱买了一副飞镖游戏,所以勃洛克先生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有一天,大家正清理礼堂角落的一大堆箱盒时,发现了一直藏在那里的钢琴,伍尔芙小姐——事实证明此女委实多才多艺——竟极善弹奏。虽然她自己喜欢的是肖邦和李斯特,却很愿意“敲几段小曲”——勃洛克先生如是说——让大家来唱。

        他们用沙包将驻地防御起来,虽然谁也不信遭袭击时它们能有什么用。除了厄苏拉一个人觉得采取防御措施必不可少外,其余人等均同勃洛克先生一样,认为“命里有时终须有”,这种佛教中的超然态度,必定会赢得科莱特大夫的赞赏。是年夏季,《泰晤士报》上登了一则讣告。厄苏拉很高兴科莱特大夫不用再经历一遍战争,不然他势必发觉盖伊在阿拉斯所失去的一切都白白失去了。

        除了伍尔芙小姐外,队上所有人都是自愿帮衬的志愿者。伍尔芙小姐不同,她干全职,拿薪水,对待职责一丝不苟。她对他们孜孜不倦地教导,确保大家都训练有素——反毒气弹、灭燃烧弹、如何进入起火大楼、将伤员抬上担架、给伤员上夹板、包扎伤口。她考核大家对她布置阅读的手册的掌握程度,要求大家熟练掌握人事归档的方法,无论对方是死是活,以便将他们以包裹的形式,附上所有正确信息,送往医院或停尸间。模拟空袭时他们在露天操练了几次。(“不过是舞台表演。”勃洛克先生嗤之以鼻,情绪上无法投入。)在一次操演中,厄苏拉两次扮演伤员,一次假装断腿,一次假装昏迷。在另一次操演中,她分在“对立面”,作为指挥官应对阿米蒂奇先生扮演的因震惊而导致的精神错乱者。一定是因为对方的舞台经验,帮助他演出了活灵活现的可怖效果,直到操演结束都很难令他走出角色。

        他们必须熟知负责区域内所有的住户,了解他们是否有私人避难处,抑或去公共避难处,或者干脆也是宿命论者,根本不想避难。区内无论谁离家、搬迁、结婚、生子、死亡,他们都得知道。还必须了解所有消防龙头的位置,所有死巷和窄弄的位置,所有地窖和公路服务区的位置。

        “巡逻与监察”是伍尔芙小姐的座右铭。大家一般两人一组巡视街区,至午夜,通常就有了一段安静期,如果再往下没有炸弹炸在他们负责的街道,大家就开始礼貌争论起究竟谁应该睡行军床。当然,如果确有空袭炸到了“他们地段”,那么大家就要像伍尔芙小姐说的那样,“全体手拿水泵”。有时大家爬到她的公寓里进行“监察”,公寓位于三楼,临街角处有面大窗,视野开阔。

        伍尔芙小姐还给大家做额外的急救训练。她除了曾是医院护士长,在一战中也还办过一个战地医院,因此解释给大家说,战争中的伤亡与人们在和平时期看到的普通事故十分不同(“你们当中实际见过那场可怕冲突的先生们,一定会同意我的说法。”)。“要恶心得多。”她说,“我们必须做好目睹恶形恶状的准备。”当然,伍尔芙小姐发现恶形恶状事关普通市民而非战地兵士,事关一铲一铲清理不知是谁的血糊肉块和从废墟中捡拾儿童纤小的肢体时,自己也大大地感到了意外。

        “我们不能退缩。”伍尔芙小姐告诉她,“我们必须继续工作,必须做历史的见证。”这是什么意思呢?厄苏拉心想。“意思就是,未来当我们安稳过活时,我们必须记住这些死去的人。”

        “那如果我们也被杀了呢?”

        “那其他人就必须记住我们。”

        他们处理的第一起重灾事故发生在一排连栋公寓中,炸弹笔直落向其中一所大房子,左右房屋均未遭损害,仿佛德国纳粹空军专门针对这房子的住户一般——里面住着两户人家,包括老人和孩子,甚至有两个怀抱中的婴儿。受地窖保护,所有人都活着,但供水管道和下水管道全数炸裂,一时来不及关闭,地窖遇难者统统身陷污水之中。

        其中只有一个女人想办法爬了上来,紧紧扒住地窖的一面墙,救援队从地缝中看见她,伍尔芙小姐和阿米蒂奇先生攥住休的皮带,放厄苏拉入地窖。她将手伸给女人,一时间,女人似乎就要伸手握住,却被越漫越高、最终充满了地窖的粪水吞没了。

        消防大队终于赶到现场,抽尽污水后,大家发现十五具尸体,其中七具是儿童。大家将尸体横陈屋前,仿佛在晾干。伍尔芙小姐命令尽快将尸体裹起,拖到墙后等待停尸间派来的运尸车。“这种事看到了对士气不利。”她说。厄苏拉早就吐干净了她早先吃下的晚饭。每次事故救援后她都要吐。阿米蒂奇先生和帕尔默先生也一样。西姆斯先生则在处理事故前就吐起来。只有伍尔芙小姐和勃洛克先生对死亡免疫。

        事后,厄苏拉努力想忘掉那些孩子,忘掉那女人失手未抓住她时脸上惊惧的(也还带着某种惊讶,似乎不相信这样的事竟也会发生)表情。“你就想,他们已经获得了宁静。”伍尔芙小姐一边将滚烫的甜茶发给她,一边坚毅地安慰道,“他们已摆脱了这一切,不过是走得有点太早。”德金先生又说:“他们都到光的世界去了。”厄苏拉心想原话应该是“他们都去了光的世界”。厄苏拉不信死者有别的地方可去,觉得他们至多进入了空无、黑暗,进入了无限。

        “唉,我希望我死的时候,可别死在粪堆里。”勃洛克先生更为直白地说道。

        她以为她永远无法摆脱那第一次事故的阴影,但接踵而来许许多多的事故将它给掩埋了,如今她很少再把它想起来。

        “很糟糕,”她走到厄苏拉跟前,平静地说,“他们需要轻的人。”

        “轻的人?”厄苏拉重复道。

        “也就是瘦子。”伍尔芙小姐耐心解释。

        “要进里面去?”厄苏拉抬头恐惧地看着面前高高堆起的火山。她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足够的勇气,进入那地狱的入口。

        “不,不,不是进这里。”伍尔芙小姐说,“你跟我来。”天上下起雨来了,雨势很大,厄苏拉跟在伍尔芙小姐身后连滚带爬地踏过崎岖断裂、满是障碍的地表。打着电筒也没用,她一脚踩进一只自行车轮子里,心想不知炸弹爆炸时是否有人正在骑这辆车。

        “这边。”伍尔芙小姐说。那是另一个废墟堆,与刚才那个一样大。她们已到了另一条街,还是仍在同一条街上?厄苏拉已经彻底转了向。究竟一共有多少堆?一个噩梦般的情景划过她的脑际:整个伦敦都化作了一堆废墟。

        这堆废墟并不像火山。救援小组从堆侧一条通道进入,比处理刚才那堆废墟时更为大胆地用鹤嘴锄和铁锹在碎石间敲弄着。

        “这里大致有个洞。”伍尔芙小姐说,坚定地握住厄苏拉的手,带她向前,仿佛后者是个扭扭捏捏的孩子。厄苏拉根本看不出哪里有洞。“我想应该很安全,你只需要钻进去就行。”

        “这是条隧道?”

        “不,只是个洞。另一边离地面有段距离。我们觉得下面好像有人。下面离洞不算高。”她鼓励似的补充道。“不是隧道。”她又说,“你来钻吧。”救援小组的人停下手上的锄锹,不甚耐心地等待厄苏拉行动。

        为钻进洞内,她必须先脱掉头盔,在胸前打着手电。虽然已经听了伍尔芙小姐的介绍,她仍期待洞内有一段隧道可以缓一缓,却发现自己立即探进了一个山洞般的地方,简直像玩岩洞探险。不知是谁两手抓住她腰间休的皮带,使她安下心来。她移动手电,试图看见。“有人吗?”她一边将光线往深不见底的黑暗找去,一边喊道。光线落在一片纵横交错的管道和碎得像火柴棍一样的木桩上。她将光线投进一条狭缝,试图看清缝内状况。她隐约看到一张仰起的男人的脸,苍白似鬼,在黑暗中浮现出来,仿似幻觉,仿似地牢里的囚徒。至于这张脸是否还连接着身体,她无法确定。

        “你好。”她说,似乎期待男人的回答,虽然仔细一看,她发觉男人的头颅已经不完整了。

        “里面有人吗?”她爬回外面后,伍尔芙小姐怀着一丝希望问。

        “有个人死了。”

        “方便收尸吗?”

        “不方便。”

        虽然一切都已臭到极致,雨水似乎让它们又发出了更浓的恶臭。湿潮的砖灰凝成面糊状的沙浆。在外辛苦几小时,他们便都从头到脚盖上了这种东西。由于太恶心,大家都尽量不去想它。

        医用车辆吃紧,克伦威尔路上一起事故堵住了交通,也堵住了本应前来救援的医生和护士。伍尔芙小姐教授的急救知识于是派上用场了。厄苏拉给一只断臂上了夹板,给一颗伤头做了包扎,给一只眼睛蒙上了纱布,还包裹加固了西姆斯先生在高低不平的地上崴伤了的脚踝。她给两个重度昏迷者做了登记(头部有伤,股骨、锁骨、肋骨骨折,盆骨貌似粉碎性骨折),也登记了几名死者(死者容易,因为已经死了),接着复查确保姓名与情况对应正确,以免将死者发往医院,生者却送去停尸间。她还指挥了几个生还者去休息中心休息,几个尚能行走的伤员去伍尔芙小姐坐镇的急救站。

        “假设你见到安东尼,”她见到厄苏拉时说,“让他叫一辆移动餐车过来。”厄苏拉派托尼去叫车。只有伍尔芙小姐称呼他安东尼。他年仅十三岁,是个童子军,也是他们组的民防信报员,骑着自行车在满地碎石块、碎玻璃间奔波。厄苏拉想,假设托尼是自己的孩子,她定要将他送得越远越好,绝不让他在这里越陷越深。不消说,男孩自己很是喜欢这份活。

        她向托尼交代了事情后,由于有人说仿佛在洞里听到声音,她又折返洞里。那个苍白的死人像先前一样安安静静。“你好,又是我。”她对他说。她心想这人也许是过去住临街的麦克考尔先生,来这儿是为了看望谁。不幸啊。她累得像条狗,连死人永恒的安眠都让她羡慕。

        再从洞里钻出来后,餐车已经到了。她敞开肚子喝茶,噗噗往外吐着沙泥。“我打赌你必定出身高贵。”帕尔默先生笑道。“你这是故意刁难我了。”厄苏拉一边说,一边笑,“我想我吐得还算文雅吧。”废墟上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中,虽然看似毫无结果,但紧张的节奏在后半夜慢了下来,于是伍尔芙小姐吩咐她回营地休息。废墟顶有人要绳子,厄苏拉猜是要放人下去,或提人上来,或者既放人下去又提人上来。(“他们觉得好像有个女人。”德金先生说)

        她已彻底筋疲力尽,几乎累得走不动路了。她费尽最后一丝力气避着地上的乱石,才走了十码左右,就被不知是谁揪住手臂猛地拖住,她险些摔倒,幸亏拦她的人也紧紧稳住了她。“小心,托德小姐。”一个声音吼道。

        “勃洛克先生?”在他们驻扎的礼堂,勃洛克先生刀枪不入、不容辩驳的样子,总令厄苏拉有些害怕,但在这夜色下的户外,他却不知为何没有了攻击性。“什么事?”她说,“我累了。”

        他将电筒照向前方。“你看见了吗?”他说。

        “我什么也没看见。”

        “那是因为那里什么也没有。”她又仔细看了看。发现一个坑——巨大的坑——深不见底。“有二十英尺,甚至三十英尺深,”勃洛克先生说,“你差点就走进去了。”

        他陪她走回礼堂。“你太累了。”他说。他一路上都搀扶着她,她透过他紧抓的手指,感受到他肌肉的力量。

        一到营地她便倒在行军床上,与其说立即睡着,不如说晕了过去。六点警报解除时她醒过来,感到自己已经睡了好几天,虽然只有三小时。

        帕尔默先生也在营地,且不嫌麻烦张罗了茶水。她能够想象他在家里的样子。穿着拖鞋,叼着烟斗,读着报纸。战地与他格格不入。“拿着。”他说着,递给她一杯茶。“你可以回家了,亲爱的。”他说,“雨已经停了。”仿佛前夜搅扰她安宁的不是德国纳粹空军,而是一场豪雨。

        她没有回家,而是走回废墟去看了看救援的进展。日光下的废墟看来很不一样,竟然十分眼熟。虽然她无论如何想不起究竟在哪里看见过。

        景况狼藉,整条街都炸没了。而废墟还是原来的废墟,自成体系,仿佛蜂巢般忙碌。对战争中的艺术家来说是多么好的主题,她想。名字就叫《土冢上的挖掘者》。毕阿·肖克洛斯上的就是美术学院,战争伊始毕业。不知她是否受战争感染而开始了对它的描绘,抑或不以为然地正努力超然它之上?

        小心翼翼地,她开始往土冢上爬去。一个救援队员伸手拉了她一把。替班的救援队已经上岗,然而上一班岗的队员仍在劳作。厄苏拉理解他们的心情,一旦认为事故现场属于了自己,是很难半途丢下不管的。

        随着晚间精密挖掘的成果逐渐显露,土冢顶的“火山口”突然响起一阵兴奋的喧哗。一个腋下套着绳索的女人(这一幕丧尽了女人所有的优雅)被生拉硬拽地从洞穴里拖了出来。再由几双手传递到了土冢脚下。

        厄苏拉见她周身被灰尘染得黢黑,一时清醒一时昏迷。虽然气若游丝,但好歹活了下来。她被装进冢底一辆耐心等候多时的救护车里。

        厄苏拉自己也向冢下爬去。地上有一具裹起的尸首正等待停尸间的面包车。厄苏拉撩开裹尸布,发现正是昨夜那个男人。日光下她看清他果然是住在10号里的麦克考尔先生。“你好。”她说。他很快就会成为她的老朋友了。伍尔芙小姐会叫她将他登记入案。但她搜遍全身,发觉便笺本丢了,没有东西可以写,只在口袋里找到一支唇膏。将就一下吧,她听见希尔维的声音这样说。她想写在麦克考尔先生额头上,但又觉得这样有欠庄严(她又觉得似乎没有比死亡更不庄严的事),于是她亮出他的胳膊,在一块手绢上吐些口水,擦净上面的尘土,仿佛他是个玩得浑身脏兮兮的小男孩。她用唇膏在臂上写下他的名字和地址。唇膏是血红色,看来十分切题。

        “好了,再见。”她说,“恐怕我们再不会见面了。”

        绕过昨晚险些掉入的大坑时,她看见伍尔芙小姐正坐在一张从残骸里打捞出的餐桌边,仿佛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内,为人们指点方向——哪里有食物和庇护,哪里能领到衣物和配给卡等东西。伍尔芙小姐的精神仍然抖擞,然而只有天知道她上一次睡觉是什么时候。毫无疑问,这位妇女的灵魂是用铁打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厄苏拉对伍尔芙小姐的好感与日俱增,对她的敬仰超过对自己认识的任何其他人,也许只有休还在她之上。

        桌前的长队是由前夜躲在大防空洞里的人们组成的。另有许多人还不断从防空洞里走出来,仿佛夜行动物,在天光下眨巴着眼,发觉自己无家可回了。厄苏拉想,防空洞怎么会在这里呢?应该在另一条街上呀。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弄清了方向,发觉整个晚上自己都误以为身处另一条街。

        “他们把那个女人弄出来了。”她告诉伍尔芙小姐。

        “活着吗?”

        “就算活着吧。”

        回到菲力莫尔花园,梅丽已经起床穿戴完毕。“昨日可好?”她说,“壶里有茶。”她说着给厄苏拉倒了一杯。

        “噢,你知道。”厄苏拉接过茶说。茶水已经不很热,她耸了耸肩。“可怕极了。时间到了吗?我得上班去了。”

        翌日她归档时惊讶地发现了伍尔芙小姐登记的几份档案,出自她护士长的手笔,字迹清晰整洁。有时档案袋里会装一大包不知是什么的东西呈到她办公桌上。05.00中期事故报告。情况报告。伤亡:送医55人。死亡30人。3人下落不明。彻底毁坏房屋7幢。约计120人无家可归。现有救火队2支、救护车2辆、人力资源规划员2名、特种部队2支及警犬1条在岗。救援工作仍在继续。

        厄苏拉没注意到现场还有狗。这只是伦敦那夜发生的多起轰炸事故中的一起罢了。她抓起那沓报告说:“福塞特小姐,你来归档吧。”心中已等不及要去喝那十一点的上午茶了。

        她们在露台上吃午饭,一盆马铃薯鸡蛋沙拉,放了小红萝卜、生菜、番茄,还有黄瓜。“均出自我们母上大人神奇双手的耕种。”帕米拉说。厄苏拉好久没有吃过这样好吃的午饭了。“跟着还有一道苹果酱吐司,我想。”帕米拉说。希尔维离开去应门铃了,休正在外处理一发据说掉在村子另一边田里未爆的炸弹,于是此时桌前除了她们没有别人。

        孩子们也在户外吃饭——慵懒地靠坐在草地上,假装自己吃的是炖水牛肉和玉米煮豆(实际上吃的是粗盐牛肉片三明治和白煮蛋)。他们从花园柴房里找出一个很脏的窝棚,开始疯玩牛仔和印第安人的游戏,直到篷车(其实是端盘子的布丽奇特)送来了食物。

        帕米拉的孩子扮牛仔,转移过来的孩子高高兴兴地扮着阿帕切族人。“我觉得土著的角色更适合他们的天性。”帕米拉说。她用纸板和鸡毛给印第安人每人做了一个头饰。牛仔们则只有休的手帕可用,纷纷扎在脖子里。两条拉布拉多猎犬以犬科动物兴奋时特有的形态相互追逐。年仅十个月大的杰拉德睡在帕米拉的狗黑提身边的毯子上。黑提面对躁动的景象岿然不动。

        “他代表族中唯一的女性。”帕米拉说,“至少这样孩子们能稍微安静些。这已经是奇迹了。整个印第安之夏都很管用。”

        “一个家里有六个男孩。”帕米拉说,“感谢上帝,马上就要开学了。男孩从来不知道累,你总要给他们点事做才行。我猜你很快要走吧?”

        “恐怕是的。”

        她抽出这本可独处的宝贵的周六,来拜访帕米拉和她的孩子们,发现帕米拉被战争摧垮了,希尔维却不知为何活跃起来,成了一名忠诚的皇家妇女志愿服务队员。

        “我很惊讶。她一生并不喜欢和其他女人打交道。”帕米拉说。

        希尔维养了一大群小鸡,且为了满足军需正紧锣密鼓地提高鸡蛋产量。“可怜的东西们,日夜不停地下蛋。”帕米拉说,“不知道的还以为母亲在经营兵工厂呢。”厄苏拉怎么也想不到如何让鸡也能加班。“她跟鸡去游说嘛。”帕米拉笑道,“作为一个合格的养鸡妇人。”

        厄苏拉没有提自己有一次出勤,去一户被炸毁的人家,那户后院养了一窝鸡,救援队抵达后,发觉小鸡都活着,但只只的毛都炸飞了。“毛都拔好了嘛。”勃洛克先生见怪不怪了,笑着说。厄苏拉见过被爆炸气浪剥了衣服的人,也见过仲夏繁茂的大树被冲光了树叶。这些她都没提。她也不提自己如何蹚行于断裂排水管喷出的污水,当然更不会提被这污水没顶的事。还有将手放在一个人胸口,却发现手不知为何竟滑入了胸中时,那种惊讶而作呕的感觉,她也是不会说出来的。(幸好那个人已经死了,她想。)

        哈罗德有没有将自己的见闻告诉帕米拉呢?厄苏拉没有问。当此良辰提这样的问题未免扫兴。她想到了那些从上一场战争里生还后对战壕里发生的事只字不提的人。西姆斯先生、帕尔默先生,当然,还有她的父亲。

        希尔维的养鸡场似乎成了地方黑市的心头大患。村里人似乎什么也不缺。“村里已经开始以物易物。”帕米拉说,“相信我,大家真的在交换东西。她现在肯定在前门换什么东西。”

        “至少你在这里十分安全。”厄苏拉说。安全吗?她突然想到了休前去处理的那个未爆的炸弹。又想起几周前在庄园农场上将奶牛炸成碎块的那发炸弹。“许多人默默把牛肉吃了。”帕米拉说,“很高兴告诉你,我们也吃了。”希尔维似乎觉得这“可怕的一幕”令他们落到了与伦敦苦难大众一样不堪的地步。她从前门回到桌前,没有继续吃完自己的午餐,而是点起一支烟。厄苏拉将母亲盘中剩下的食物吃完,帕米拉从希尔维的烟盒里拿出一支烟点燃。

        布丽奇特出来收盘子,厄苏拉立即起身说:“噢,不用,我来。”帕米拉和希尔维却端坐不动静静吸烟,看着窝棚严防死守着转移儿童的攻势。厄苏拉觉得自己遭了不公。希尔维和帕米拉都说自己的日子难过,其实只有厄苏拉一个人做了一天事、值了一夜勤、目睹了最最可怕的情景。昨天他们在解救遇难者时,头上还被滴了许多死人的血,那人死在楼上卧室,却由于玻璃天棚粉碎,楼梯上玻璃碴齐膝,谁也无法上二楼去处理他。

        “我在考虑回爱尔兰。”两人给盘子过水时,布丽奇特说,“在英国我从来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也没有。”厄苏拉说。

        由于希尔维拒绝将宝贵的隔夜面包用在布丁里,坚持要拿它喂鸡,所谓苹果夏洛特也就简化成了炖苹果。在狐狸角,任何东西都做到物尽其用。剩饭都给了鸡。(“她考虑要养一口猪。”休绝望地说。)骨头成堆后再送去废物利用,就像所有曾经装着果酱、咖喱、青豆和番茄的瓶瓶罐罐。屋里所有的书籍都打包送去了邮局,准备寄往各地服务站。“我们都读过了,”希尔维说,“留着干吗呢?”

        休回来了,布丽奇特端着他的一盘午餐,嘟囔着走了出去。

        “噢,”希尔维礼貌地对他说,“你住在这附近吗?跟我们一起吃点吧?”

        “希尔维,你呀,”休比往常愈发严厉地说,“有时候真像个孩子。”

        “那也是结婚造成的。”希尔维说。

        “我记得你说过,对一个女人来说,世上没有比婚姻更崇高的职业。”休说。

        “真有这事?肯定是我少不更事的时候。”

        帕米拉朝厄苏拉抬了抬眉毛,后者心想,不知父母何时竟变得这样爱吵架了?厄苏拉本想问问休炸弹的事,但被帕米拉抢了先。“梅丽怎么样了?”帕米拉打起精神,改变话题。

        “她很好。”厄苏拉说,“她是一个特别容易相处的人。虽然我其实也很少在菲力莫尔花园见到她。她参加了文艺慰问队。经常去工厂为午休的工人表演。”

        “可怜的慰问队。”休笑道。

        “演莎士比亚吗?”希尔维难以置信地问。

        “我看她现在是有什么演什么。唱唱歌、演演滑稽剧,这你们也都明白。”希尔维看起来并不明白。

        “我有男友了。”厄苏拉突然说,虽然只是为了调节气氛而说出的消息,却把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人都吓了一跳。早知道应该不说的。

        他叫拉尔夫。住在霍尔伯恩,是个新朋友。一个她在德语课上认识的“伙伴”,战前是建筑师。厄苏拉觉得战争结束后他仍会做回建筑师。如果战争结束后世上还有活人的话。(伦敦也会像克诺索斯和庞贝古城那样,被从地球上抹去吗?灾难中的克里特人和罗马人恐怕也都曾以为自己“经受得起”吧?)拉尔夫要在脏乱拥挤的城市上建起摩登高塔,使伦敦成为一座“人民的城市”,他说,一座“凤凰般浴火重生,具有现代主义核心精神”的城市。

        “天真。”帕米拉说。

        “他不像我们那样怀旧。”

        “我们?怀旧?”

        “对啊。”厄苏拉说,“我们想象出阿卡狄亚,怀念从未存在的过去。而拉尔夫的阿卡狄亚却在未来。两者同样不真实。”

        “你是说他心目中高耸入云的宫殿?”

        “差不多是那样的东西。”

        “但你喜欢他?”

        “喜欢。”

        “那你们……你知道我想问什么。”

        “真是的!这样的问题你也问得出!”厄苏拉笑道。(希尔维又到前门去了。休则盘腿坐在草坪上,扮演一名印第安酋长。)

        “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帕米拉说。

        然而事实是,他们还没有。如果他更急切,也许他们会。她想起克莱顿来。“不管怎么说反正也没时间……”

        “上床?”帕米拉说。

        “我本来要说‘亲密’,但是好吧,就按你说的,‘上床’。”希尔维已经回到草坪上,正在拆散作战双方。转移儿童的打法相当不光明磊落。休已被晾衣绳绑起。“救命!”他对厄苏拉做出口型,脸上却露出小男孩的微笑。厄苏拉很高兴看见他快乐的样子。

        战前拉尔夫对她(也许是她对拉尔夫也未可知)的追求采取跳舞、上电影院、二人晚餐的方式,如今却常在轰炸现场相见,仿佛两个观赏古迹的游客。二人甚至发现11路公交车的二层是最适宜观看轰炸现场的地方。

        这一结果或许更多是因为两人的古怪偏好。因为不管怎么说,其他情侣似乎都能继续往日的交往方式。

        他们去“参观”炸毁后的大英博物馆杜威恩画廊、国家美术馆隔壁的哈蒙德画廊以及河岸边炸开的大坑。由于坑实在太大,人们不得不在上面临时架了一座桥。他们赶到约翰·刘易斯百货时,大楼还在冒烟,人行道上,橱窗里被炸黑的人体模特横尸遍野,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光了。

        “你觉不觉得我们像食尸鬼?”拉尔夫问。厄苏拉回答:“不,我们只是见证历史罢了。”她想她最终是要同他上床的。对此谁也没有多大异议。

        布丽奇特端着茶和蛋糕出现了。帕米拉说:“我还是去把爸爸解开吧。”

        “来一杯吧。”休说着,给她倒了杯藏在花园书房雕花琉璃瓶里的上等威士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躲在这里了。”他说,“只有这里找得到清净。转移儿童和狗不得入内。你知道,我替你担着心啊。”他补充说。

        “我也替我担着心。”

        “死伤严重吗?”

        “到了可怕的地步。但我相信自己做得对。我相信我们在做正确的事。”

        “你相信战争正确?你知道柯尔家大多数亲戚都还在欧洲。柯尔先生给我说了许多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可怕的事。都是些不知道更好的事。不管怎么说,”他举起杯,强打精神道,“干杯,祝一切早日终结。”

        她走时天已经黑了,休走小路将她送到火车站。

        “恐怕没有汽油了。”他说。“你应该早点动身。”他惋惜地补充道。他打着一个很大的电筒,可谁也不冲着他喊,让他关掉。“我可不觉得自己能把亨克尔轰炸机引来。”他说。厄苏拉告诉他,许多救援队员对光线有近乎迷信的恐惧,就算在轰炸进行中,置身起火的大楼和燃烧弹之间,仍然不肯开电筒,就好像它细微的光线会带来什么差别。

        “以在战壕里认识一个人,”休说,“点了支火柴,结果怎么就这么巧,一个德国狙击手爆了他的头。他是个好人。”他沉浸在回忆里,补充说,“叫罗杰森,跟村里的面包师一样。三亲六故都死光了。”

        “你从来没说过这事。”厄苏拉说。

        “我现在说了。”休说,“给你提个醒。缩起脖子做人,点火时拿东西挡着。”

        “你只是说说罢了。”

        “我是认真的。我宁愿你做个胆小鬼,只要能活着,小熊。对泰迪和吉米也同样。”

        “这你也只是说说而已。”

        “这也是认真的。我们到了,天黑得走过车站都看不见它。我觉得你的火车不可能准时,也许干脆不会来。噢,看,那不是弗雷德吗?你好,弗雷德。”

        “托德先生,托德小姐。你们赶上了今晚最后一班火车。”弗雷德·史密斯说。弗雷德从锅炉工升职做了司机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这不是火车。”厄苏拉困惑地看着铁轨上的一节机车,后面并没有其他车厢。

        弗雷德向本该连着车厢的位置看去,仿佛忘了那里什么都没有。“噢,对啊,唉,”他说。“上回见时车皮都吊在滑铁卢桥下面哪。说来话长。”他补充道,看来没有要细说的意思。厄苏拉不理解为何没有车厢的机车会停在铁轨上,但弗雷德看来不像在开玩笑。

        “那我今晚就回不去了。”厄苏拉说。

        “嗯,”弗雷德说,“我横竖要把机车开回城里,燃料充足,也有个锅炉工,也就是这位老伙计威利,假设您不介意坐车台,托德小姐,我想送您回去不成问题。”

        “真的?”厄苏拉说。

        “肯定不如坐软座干净,但如果您敢的话。”

        “我当然敢。”

        机车看来急着要走,她匆匆抱了抱休,说了句“很快会再来”,便踏着铁梯上了车台,坐在了锅炉工的位置上。

        “你能保证在伦敦会保重自己吗,小熊?”休说。他必须提高音量,才压得过蒸汽的嘶鸣。

        “我保证!”她喊道,“回头见!”

        火车轰隆轰隆地出了站,她尽力转身,想在黑暗的站台上看清他的样子。她感到胸口刀扎般的内疚,晚饭后她与孩子们疯疯癫癫地玩了一次捉迷藏,其实应该像休说的那样,趁天亮时出发。现在休不得不黑灯瞎火地独自走那条土路了。(她突然想起了多年前那个可怜的小安吉拉。)很快,休消失在黑暗与烟雾中。

        “好吧,坐机车的确很刺激。”她对弗雷德说。她不知道自己将再也见不到父亲。

        坐机车诚然刺激,同时也很吓人。引擎仿佛一只猛兽,咆哮着在黑暗中奔驰,机器原始的力量仿佛具有了自己的生命。它抖着、震动着,仿佛要将她从体内摆脱。厄苏拉从前未曾想过机车车厢里究竟是怎样一番景况。就算想过,也绝想不到能够吵成这个地步——也就是想想司机警惕地观望前方轨道、锅炉工精神抖擞地往炉膛里铲煤这种事。然而事实上,机车车厢的气氛一片紧张,锅炉工和司机之间就坡度和炉压交流不断,一时铲煤、一时急停的动作不断,哐啷哐啷的噪声不断。炉膛烧得整个车厢燠热难耐。为了掩蔽灯火而罩上的铁皮挡不住隧道的煤渣溅进车里。热死了!“比地狱还热。”弗雷德说。

        虽然有战时限速,厄苏拉仍然觉得自己在以平日坐普通车厢两倍的时速前进(“以坐软座时两倍的速度。”她心想。她要为泰迪记住这段经历,虽然他已经是个飞行员,开火车仍然是他内心深藏的一个梦)。

        车近伦敦,他们见东边燃着大火,远处枪声震天,然而当他们进入车场、机车停机后,四周突然极静。机车缓缓滑行停止,一切都令人感激地复归了宁静。

        弗雷德搀扶她从车上下来。“您到了,小姐。”他说,“回到甜蜜的家了,恐怕现在也谈不上甜蜜。”他突然显出疑虑,“我本来可以送您回家,但我们得把机车送到保养台上。您一个人从这里回去不要紧吗?”她不知自己身在何处,极目只有轨道、岔口和许多隐约可见的火车头。“马里勒本在轰炸。我们现处国王十字站的后面。”弗雷德仿佛看透了她的心思,“情况并不像您想象的那么糟。”他将一只暗得不能再暗的电筒拧开。电筒只照亮了前方一英尺内的区域。“得小心,”他说,“这里是重点轰炸目标。”

        “我没事。”她说,然而心里并没有嘴上说的这么轻松。“别为我担心。另外,谢谢您。晚安,弗雷德。”她坚定地迈出第一步,立即绊在铁轨上,倒地时膝盖跪进碎石,疼得她一声惊呼。

        “来吧,托德小姐。”弗雷德说着扶她起身,“您在黑暗中肯定是找不到路的。还是我送您去大门口吧。”他搀住她的手臂走起来,一路领着带着,两人极像在周日的河岸街上散步。厄苏拉想起自己小时候对弗雷德有过幻想。恐怕不难再有幻想,她觉得。

        两人来到两扇大木门前,弗雷德打开上面的一扇小门。

        “我想我已经认识了。”她说,虽然其实并不认识,但她不愿再麻烦弗雷德。“嗯,再次谢谢您。下回再去狐狸角时,也许还会见到您。”

        “不大会了。”他说,“明天我就去救火队了。像威利这样的能开火车的老人很多。”

        “您真是好样的。”她说,虽然心里想的是救火的工作不知有多危险。

        这天晚上是施行灯光管制以来最黑的一夜。她一只手摸着前方走着,终于撞见一个女人,告诉了她自己所在的位置。两人同行了半英里路,她自己又走了几分钟,便听见背后有了脚步声。她对那脚步声说“这里有人”,以防来人同她撞在一起。那是个男人。身影同她一起走到海德公园。战争以前,与陌生人挽臂而行根本是难以想象的事——尤其对方还是个男人——而如今,与来自天空的危险相比,这样古怪的亲密行为所能带给一个人的伤害简直就微乎其微。

        她觉得自己回到菲力莫尔花园时应该已近黎明,然而事实上不过午夜。梅丽仍然妆容齐整,刚刚外出归来。“噢,我的上帝。”她见到厄苏拉时说,“发生了什么事?你被炸了?”

        厄苏拉照照镜子,发觉自己浑身是煤灰。“样子真吓人。”她说。

        “你像个挖煤的。”梅丽说。

        “更像个机车司机吧。”她说完,迅速报备了当晚的历险经过。

        “噢,”梅丽说,“弗雷德·史密斯,以前送肉的那个男孩。他挺招人喜欢。”

        “现在还是,我想。我从狐狸角带了些鸡蛋。”她说着从包里拿出希尔维给的纸板盒。鸡蛋都笼在稻草里,但因为铁轨上太颠,或因为她在车场里摔的那一跤,现在都碎了。

        翌日两人用救下来的一点蛋液,想办法做了份鸡蛋卷。

        “真好吃。”梅丽说,“你应该多回去几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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