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BC播报员说，今晨，约旦攻打特拉维夫，目前正在轰炸耶路撒冷。播报员站在街头，应该就在耶路撒冷，她没有太留意背景里的炮火声，炮火听来十分遥远，对播报员无法构成威胁，但他身上逼真的高级军装和播报员激昂却郑重的口吻，都暗示着他内心的英雄主义情结。

        本杰明·柯尔已成为以色列议会之一员。他曾在二战末期加入英军犹太旅。后又前往巴勒斯坦跟随斯特恩组织征家园。他小时候是那样正直善良，很难将那孩子与现在这个恐怖分子联系在一起。

        他们在战争里曾碰面喝茶，会面颇尴尬。她少女时对他浪漫的希冀早已消逝，而他丝毫不把她当作女性一员的心态却有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她还来不及喝完自己（寡淡的）柠檬姜茶，他就提议“去别的地方吧”。

        她生了气。“我看起来是这样随便的人吗？”事后她问梅丽。

        “呵，为什么不呢？”梅丽耸耸肩，“明天我们都可能被炸弹炸死。当然要把握今天。”

        “大家似乎都在以此为借口胡作非为。”厄苏拉愤怒地说，“要是人们信仰永世不得超生之苦，绝对不会这样强调今天了。”这天她在工作上也不顺利。一个负责归档的女孩因为得知自己男友沉了船而急疯，将一份绝顶重要的文件丢失在浩瀚的牛皮文件袋的海洋里，为此招致了更多痛苦周折，虽然在程度和性质上都与她的痛苦有别。于是她便没有与本杰明·柯尔一起“把握今天”。虽然他急不可耐地向她展开了攻势。“我一直觉得我们之间有些特别，你呢？”

        “您觉到得太晚了，恐怕。”她说完，拿起提包和大衣，“下一轮再说吧。”她想起科莱特大夫和他的转世论，思忖着来世自己想成为一个什么。大概是一棵树，她想。一棵在微风中舞蹈的参天古树。

        BBC转而关注起唐宁街。某个要人辞了职。她在办公室早已听见一些捕风捉影的话，但并无心思仔细听。

        她正把盘子放在膝头吃着晚饭——一块威尔士熔岩干酪吐司。晚上她通常都这么吃。独自吃饭，摆出碗盘、餐垫和各种花哨餐具感觉很荒诞。然后呢？难道在寂静中默默进食，或趴在一本书上看？有人认为吃饭时看电视标志着文明衰落的开始。（她这样热衷地维护这论点，是否正说明她骨子里也这样想？）但说这话的人显然不是独居。而且说到底，文明早就开始衰落了。恐怕从萨拉热窝事件就开始了，最晚不超过斯大林格勒战役。有人甚至会说，文明终结的种子早就埋下了，它的生长其实始于伊甸园。

        再说看电视有什么坏处呢？一个人又不可能每天晚上都去剧院和影院（照此说来还有酒吧）。当这个人还是个独居动物时，她唯一的谈话对象仅限于一只猫，于是对话常常只在单方面进行。狗不一样，但自幸运儿以后她就不养狗了。幸运儿死于1949年，兽医说是因为岁数大了。厄苏拉一直都把他当作一只年轻的狗。大家把他埋在了狐狸角，帕米拉买了一株深红玫瑰种在坟上。狐狸角花园称得起是狗的公墓。无论走到哪里，都能撞见一株玫瑰，下面埋着一条狗，虽然唯一分得清谁是谁的人只有帕米拉。

        再说不看电视又能干什么？（她不愿停止论辩，虽然论辩双方都是她自己。）难道拼拼图？当然可以看书啦，但一个人刚精疲力竭地下了班，看了一天信息、记录和日程报告，又怎么可能用更多的文字来劳累自己的眼睛呢？无线电和电唱机当然都很好，但都似乎过于“唯我”，仿佛除了自己世上没有别人。（好吧，她似乎有些狡辩了。）至少看电视不要求思考。不思考不见得是坏事。

        她今日用餐较晚，因为自己要退休，请同事们聚了聚——颇似参加自己的葬礼，只是退休聚会后自己还能活着离开。大家去酒吧喝了几杯，属于简单的饯行，却很愉快，且结束得挺早，令她松了口气（虽然其他人大概觉得不甚满意）。虽然正式退休的日子是在周五，但她觉得在中间的日子就把这件事办了比较好，不要耽误了同事们周末的安排。他们也许会不高兴。

        聚会早先，在办公室里时，同事们送了她一台金马车座钟，上刻“给厄苏拉·托德，感谢她多年来的效忠”。嚯，她心想，多么俗套的墓志铭。金钟是这样的场合惯常会送的东西，她不忍心告诉同事们自己已经有一台，且比这台好得多。他们还极贴心地送了她两张逍遥音乐会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门票（座位很好），她怀疑这出自贾奎琳·罗伯茨——她的私人秘书——的手笔。

        “您为妇女得任高级职务做出了贡献。”贾奎琳轻声说，递给她一杯杜本内，她那段时间最喜欢的饮料。不幸的是也没有多高级，她想。还没有话语权。这世界的话语权仍然掌握在诸多莫里斯之辈的手里。

        “唉，干杯。”她说着，碰了碰贾奎琳的波特加柠檬汁。她喝得不多，偶尔一两杯杜本内，周末一瓶勃艮第。伊兹不同，她仍然住在梅尔伯里路，像里的郝薇香小姐，整天在家里的许多个房间里徘徊，且嗜酒如命。厄苏拉每周六早晨买一大袋吃用的物品给她送去，其中一大部分似乎又都被她扔掉了。再也没有人看《奥古斯都历险记》。泰迪在天有灵一定会感到欣慰，然而厄苏拉却感到难过，仿佛他身上的一部分被世界遗忘了。

        “这下你退休了，”莫里斯说，“他们可能会给你授勋。发一枚帝国勋章之类的给你。”上一轮嘉奖他已被封了爵士勋衔，（“上帝，”帕米拉说，“这个国家怎么了？”）还给家里每个人寄了一张他在白金汉宫舞会大厅内向女王鞠躬的照片，张张都拿相框装着。“这人自我感觉真好。”哈罗德笑道。

        请伍尔芙小姐同去阿尔伯特音乐厅听《第九交响曲》再合适不过了。厄苏拉上一次见她也在那里，那是1944年，音乐厅正举办纪念亨利·伍德诞辰75周年音乐会。几个月后，她在奥德维奇火箭弹袭击事件中身亡。空军部的安妮也死于此次事故。彼时她正同一群女同事一起在部里的楼顶，一边吃自带的午饭，一边晒太阳。事情已经过去了很久，却也历历如昨。

        厄苏拉本来与她约好午餐时间在圣詹姆斯公园见面，因为空军部女职员安妮有事要对她说，厄苏拉还在想会不会是泰迪的事。也许有人找到了飞机残骸或尸体。当时早已接受了泰迪永不复归的事，倘若他成了战争罪犯，或从德国逃到了瑞典，他们都早该听说了才对。

        然而勃洛克先生却代表命运在前一天傍晚意外造访了厄苏拉（他怎么会知道她的地址呢？），请求她出庭为他的品行做个证明。他被控在黑市牟利，对此厄苏拉毫不意外。她是他的第二选择，本来要找伍尔芙小姐，可伍尔芙小姐升任了地区指挥官，负责保护着25万人的生命，其中每一个人都排在他勃洛克先生的前面。他涉足黑市正是导致她与他决裂的原因。而过去一起工作的其他指挥员在1944年以前就都离开了。

        她惊讶地发现勃洛克先生要去的竟然是中央刑事法庭，本以为他不过犯了点只配去治安法庭审理的小事。她在中央刑事法庭等了一早上，也没等到自己被传唤，就在法官们起身宣布中午休庭时，她听到一声炸弹的闷响，但并不知道那是火箭弹在奥德维奇大开杀戒。不用说，勃洛克先生最后被判无罪。

        克莱顿陪她去参加了伍尔芙小姐的葬礼。他曾坚如磐石，但最后还是回到了沃格雷夫的妻儿身边。

        “他们的遗体必被人安葬，名誉必留于永世。”首相的嗓门势大力沉，仿佛担心听讲的人耳力不济，“取自《德训篇》44章14句。”厄苏拉不信。谁会记得埃米尔和蕾妮？谁会记得可怜的小托尼、弗雷德·史密斯还有伍尔芙小姐？连厄苏拉自己都已忘了许多逝者的名字。还有那么多英年早逝的飞行员。泰迪死时才二十九岁，正是他们中队的指挥官。中队最小的指挥官才二十一岁。时间像在济慈身上那样，在这些男孩的身上加速飞逝而去。

        大家唱了《信徒精兵歌》，她第一次发觉克莱顿唱起歌来嗓音浑厚低沉。她知道比起这斗志昂扬的教堂赞美诗，伍尔芙小姐必定更中意贝多芬。

        伍尔芙小姐曾预见贝多芬能让战后世界恢复和平，这一过分乐观的预见被指向耶路撒冷的榴弹炮彻底击败了。如今厄苏拉自己也到了伍尔芙小姐在二战爆发时的年纪。过去她觉得伍尔芙老。“现在我们自己也老了。”她对帕米拉说。

        “你说你，别带上我。再说你还不到六十岁呢。不算老。”

        “心老。”

        帕米拉的孩子们已长到无须她再悉心看护的年纪，她就像某些女性那样投身到了正义的事业中。（厄苏拉丝毫没有讽刺的意思，恰恰相反，她很支持。）她从治安调停做到治安法庭庭长，在慈善会中也积极活跃，去年还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进入地方政府任职。此外还要照看家宅（不过她说她“有个女人帮忙做”），侍弄一个奇大的花园。1948年全国免费医疗制度出台后，哈罗德接任费洛维大夫，成为地方上的医生。村镇在狐狸角四周发展起来，房子越来越多了。青草地没有了，小树林也没有了，开发商买走了许多艾特林汉庄园自耕农场的地皮。庄园空置，久无人问津，小车站被“铁路杀手”毕钦判了死刑，停运已经两月有余，虽然帕米拉曾雄赳赳地带头举行了一次停运抗议。

        “但这里还是挺美，”她说，“走五分钟就能看到豁然开朗的乡村景色。树林也……也还完好无损。”

        莎拉。她要带莎拉去逍遥音乐会。她是对帕米拉耐心的奖赏——1949年诞生的小女儿。夏日过后就要去剑桥上学——正如她母亲一样，莎拉也是聪明绝顶，各方面都很优秀。厄苏拉将莎拉视为珍宝。做莎拉的阿姨帮她愈合了泰迪在她心中留下的巨大空洞。近来她总是想——如果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就好了……多年来她有过各种关系，既没有值得一提的惊喜（错误多半在她，无法“彻底托付”），也没有怀孕，从没有成为母亲或者妻子。直到她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一切都已太晚，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帕米拉死后，生命还会延续，她的后代，将如岔口的河水流向四面八方。然而厄苏拉一死就没有了下文，是一条日渐枯竭的小溪。

        聚会还送了花，厄苏拉猜测也是贾奎琳的主意。感谢上苍，花朵挨过了酒吧一晚。可爱的粉色百合现在正插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屋内花香四溢。起居室朝西，洒满了傍晚的落日余晖。外面天还亮着，公用花园里的树正披挂着一年中最好的新叶。这是一套上好的公寓，邻近布朗普顿圣堂，她花掉希尔维留给她的所有遗产，这才置办下来。寓中小厨房、小卫生间，都是现代设备。但装修时她则尽量趋于古早。战后人们都追着现代去了，她乘机买了些式样简洁、品味高雅的老家具。地上合着尺寸铺了柳绿色地毯，窗帘与坐具棉套采用相同布料——一种花型较低调的莫里斯印花棉。四壁都漆上了一种淡淡的柠檬黄，即便是雨天，室内仍显得明亮、清爽。家里还摆着几件梅森和乌斯特的瓷器——几个糖果盘和一组瓷瓶，也都是战后便便宜宜买来的。瓶里总是插着花。这贾奎琳是知道的。

        家里唯一有失精致的是两只艳橘色斯塔福郡陶制狐狸，各自嘴里叼着一只白兔，是几年前她从波多贝罗市集上顺手买来的。它们令她想起狐狸角。

        “我喜欢到你家来。”莎拉说，“你的东西都这么好看，而且永远这么干净整洁，跟家里真不一样。”

        “等你自己住了，也可以弄得干净整洁。”厄苏拉说，心里对莎拉的赞美备感受用。她心想，自己也该立一份遗嘱，把带不走的东西都留给某个人。她很愿意让莎拉来继承自己的公寓，但想到希尔维死后大家因为狐狸角而产生的争执，她又犹豫了。一个人到底应不应该无所顾忌地袒露出自己的偏爱？也许不该。她必须将房产平均分给七个子侄，甚至分给那些她不喜欢的，甚或见也没见过的。吉米自然一直没有结婚，也没有孩子。他住在加利福尼亚。“他是同性恋，你肯定以前就知道吧？”帕米拉说，“他一直有这方面的苗头。”这番话帕米拉只当一种陈述来说，并非谴责，但她对用词的选择，语气里难以察觉的一丝不屑，都说明她谈这个话题的能力，远远不及她谈论民主政治的能力。厄苏拉心想，等她知道了杰拉德（帕米拉六个儿子中的一个）和他“这方面的苗头”以后，不知会怎么样。

        “吉米只是做他自己罢了。”她说。

        上周，她午餐归来曾在办公桌上看到一份《泰晤士报》。报纸整整齐齐折好，最上面露出的一版讣告栏里有一张克莱顿年轻时的军装照，那时她还不认识他。她已经忘了他是多么英俊。讣告很长，自然提到了日德兰。讣告说他的妻子莫伊拉“先他而去”，说他是好几个孩子的祖父，说他爱打高尔夫。他过去一直讨厌高尔夫，不知何时竟变了口味？又是谁在她办公桌上留下了这份《泰晤士报》？这么多年后谁竟然还记得要来告诉她？她愣在当场，毫无头绪，到现在也想不明白。过去两人秘恋时，他曾有一段时间热衷于在她桌上留条。小段言语淫秽的情信，变魔术般说出现就出现。也许正是同一只魔术师的手，在多年以后，又送来了这份《泰晤士报》吧。

        “海军部的那个男的死了。”她告诉帕米拉，“不过当然，谁早晚都会死。”

        “这是废话。”帕米拉笑道。

        “不，我是说，一个人认识的所有人都会死去，包括这个人自己。”

        “还是废话。”

        “尼采总说Amor fati（顺随命运）。”厄苏拉说，“过去我不理解，我以为是A more fatty（更肥的胖子）。你记得我以前去看过一个心理医生吗？我叫他科莱特大夫。他骨子里是个哲学家。”

        “爱命运？”

        “是顺随、接受的意思。命中发生的任何事，无论好坏，都全心接受。死亡只是需要接受的事之一，我想。”

        “听上去像佛教。我有没有提过克利斯要去印度的事？他说是去寺庙‘归隐’。从牛津毕业后他一直定不下来。肯定是个‘嬉皮’了。”厄苏拉觉得帕米拉对她的几个儿子太过放任。克利斯朵夫分明是个行为诡异的孩子。她努力试想更温和的词语去形容他，然而失败了。他会定定地看着你，脸上带一种意味深长的微笑，仿佛他在智力和灵性方面都胜你一筹。其实他只是不懂如何社交而已。

        百合的香甜在刚入水时还显得可人，现在已经开始令她感到头晕。房间被香味挤满了。她应该开一扇窗。她起身要将餐盘拿去厨房，右太阳穴突然感到一阵几乎令人目盲的刺痛。她只得坐下，等待疼痛退去。疼痛几周前就开始了。先是小范围的刺痛，接着整个脑袋都变得昏沉，发着嘤嘤嗡嗡的声响。有时甚至是擂鼓般的剧痛。她曾以为这是高血压所致，经过一系列繁复的检查，终于被医院宣判“很可能是”神经痛。医院给她开了强力镇痛药，并保证一旦退休症状就将减轻。“您会有休息的时间，生活可以慢下来。”医生用对老年人说话的语气说。

        疼痛过去了，她小心翼翼地站起身。

        余生她还能做什么呢？她斟酌着是否要搬去乡下，住在乡村小别墅里，过与村民一样的生活。也许可以离帕米拉住得很近。她想象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圣玛丽米德，想象里德小姐笔下的仙地村。说不定她也能写本小说呢？至少可以打发时间。再养只狗吧。是再养只狗的时候了。帕米拉养过一系列金毛，一条接一条地养，每一条都很像，看在厄苏拉眼里毫无区别。

        她洗净几个孤零零的瓷盘，准备冲杯阿华田早早上床看书。她近来看格林的《喜剧演员》。虽然的确需要多休息，她却变得害怕入睡了。入睡后她常陷入极为逼真的梦境，以至于难以将之仅仅当作梦来看待。近来有几次，她觉得有几件匪夷所思的怪事切实发生在了自己身上，虽然逻辑地说，显然并没有。还有坠落。她总是在自己的梦中坠落。从楼梯上、悬崖上。坠落的感觉相当不好受。这难道是老年痴呆症的先兆？终结的伊始，伊始的终结？

        从卧室的窗口望出去，一轮胖乎乎的圆月升起来了。那正是济慈的月后，她想。夜这般温柔。她的头又痛起来了。她从水龙头里放了一杯水，吞下几枚止痛片。

        “但如果希特勒在成为总理前被刺杀，阿拉伯和以色列之间的冲突也就不复存在，不是吗？”他们称为“六日战争”的东西已经结束，以色列人大获全胜。“我的意思是，我理解犹太人为什么迫切需要独立领土，为什么如此顽强地保卫它。”厄苏拉继续道，“而且我一直都同情并理解复国主义的宗旨，早从战前我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我也能理解阿拉伯人的愤恨。但如果希特勒不能施行犹太种族屠杀——”

        “因为他死了？”

        “对，如果他死了的话。那么建造犹太人自己的家园一事就站不住脚……”

        “历史真是充满了‘如果’。”奈杰尔说。帕米拉的大儿子、厄苏拉最喜欢的外甥奈杰尔在休的母校牛津大学布雷齐诺斯学院任历史教员。她请他在福特纳姆梅森酒店吃午饭。

        “能有人聊聊这样深刻的话题真好。”她说，“我前段一直在法国南部度假，与梅丽·肖克洛斯一起。你见过她吗？没见过？不过她的姓早就改掉了，嫁了好几次，夫君是一个比一个有钱。”

        梅丽在大战中结婚后，从美国匆忙返英，说自己新郎家里都是“干粗活的”。她曾重新“登台献艺”，有过好几次惨淡不堪的关系。终于一锹挖在金矿上，嫁给一个在外流亡避税的石油家族后裔。

        “住在摩纳哥。这个国家小得闻所未闻，我完全不能想象。那些年月梅丽真是个傻姑娘啊。我是不是又东拉西扯了？”

        “哪里的话。我给您添杯茶好吗？”

        “独居人难免东拉西扯。生活没有禁忌嘛，至少说话方面如此。”

        奈杰尔笑了。他戴着眼镜，略显严肃，笑起来像哈罗德一样好看。摘下眼镜用纸巾擦拭时，他看起来相当年轻。

        “你这么年轻。”厄苏拉说，“当然，你本来就还小。我是不是很像又老又疯的阿姨？”

        “上帝啊，当然不是，”他说，“您是我认识的最聪敏的人。”

        她满心受用，给一个面包卷涂上黄油。“我曾听人说事后洞悉力是伟大的，因为没有它，我们便有了历史。”

        “恐怕说得没错。”

        “但是想一想事情本可以多么不同。”厄苏拉坚持道，“铁幕本可以永不落下，俄国未必能吞并整个东欧。”

        “吞并？”

        “嗯，整件事本来就是赤裸裸的贪婪。而没有战争经济，美国也可能不会这么快从大萧条中恢复，也就不会对战后世界产生如今这样大的影响——”

        “将有一大批人至今还活着。”

        “嗯，是呀，这不用说。整个欧洲的文化呈现，也会因为犹太人而不同。不会再有人被从一个国家驱赶到另一个国家。英国也还会继续施行帝制，至少不会像现实中这样戛然而止——倒不是说帝制就合理。而且我们也不会为了打仗倾空国库，又花这么久来恢复财力和心理上的创伤。也就不会有欧共体——”

        “反正也没有让我们加入嘛。”

        “但是想一想，如果希特勒早早死了，如今的欧洲将是多么强大！当然，没有希特勒，也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一切也许不会有任何改变。”

        “也许吧。但纳粹党一直到上台前几乎都很冷僻。成员全是疯狂的反社会人士，但谁都没有希特勒的个人魅力。”

        “噢，我懂。”厄苏拉说，“他的个人魅力的确非比寻常。人们说到个人魅力，总把它当作一样好东西。实际上它不过是一种魅惑——就如中蛊，你懂吗？我想他的魅力也许来自他的双眼。他有世上最蛊惑人心的双眼。看着它们，你会觉得自己身处即将被迫相信的险境——”

        “你与他会过面？”奈杰尔惊讶地说。

        “怎么说呢，”厄苏拉说，“不算会面。你想吃甜点吗，亲爱的？”

        她在七月难耐的暑热中从福特纳姆梅森酒店沿皮卡迪利街往家走。连色彩看来都是热的。一切变得十分鲜艳——充满了青春活力。她办公室的年轻女孩们穿起一种窗帘帘头那么短的裙子。如今的年轻人满心想的都是自己，仿佛是他们在一片虚无里创造了未来。前辈在战争中为这一代牺牲，这一代人却有口无心地念着“和平”，仿佛它只是一则广告标语。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经历过战争。（“没打过仗好，”她穿越时空，听到了希尔维的话，“无论多么一无是处，也还是没打过仗的好。”）照丘吉尔的话说，他们生来就被赋予了自由的“所有权”。至于如何行使这所有权，就是他们自己的事了，她想。（听起来真像个吹毛求疵的老古董，她已然变成她一直以为自己不会变成的人了。）

        她准备先穿过街这边的各个公园，再过马路到对面的绿园去。过去她总在星期天到公园散步，现在她退休了，所以每天都是星期天了。她步履不停，走过了白金汉宫，走进了海德公园。在九曲湖边的小亭子里买了一客冰激凌，决定租一把小躺椅。她累得要命，午餐似乎穷尽了她所有的气力。

        她肯定是睡着了——毕竟刚吃了饭，一不留神已经出来几条船，人们蹬着船，水面上传来阵阵欢声笑语。噢，该死，她心想，恼人的头疼似乎又要冒头，她的手袋里却没有准备止痛片。也许在马车道上能叫到出租车吧？在头疼和暑热中走回去是不现实的了。然而这样想着，疼痛却并未加剧，反而减轻了。这违反了平常的程序。她又闭上眼睛，骄阳依然似火。她感到一种舒心的困乏。

        在人前睡着的行为极其怪异，这本应令她感到不安，她却相反觉得十分舒服。田纳西·威廉斯不是说过什么——“陌生人的好意”吗？1955年，梅丽最后一次舞台献演，就在萨莫赛特郡的巴斯演了一次布兰奇·杜波依斯。

        她任由公园里嘤嘤嗡嗡的嘈杂声哄她入睡。生活不在未来，而在当下，不是吗？科莱特大夫肯定会支持这种想法的。一切都稍纵即逝，一切又都亘古长存，她睡意蒙眬地想着。不知何处，一只狗叫了两声。有个孩子哭起来了。那是她自己的孩子，她在自己的臂弯里感觉到了它轻盈的重量。那感觉真好。她又做梦了。她梦到自己来到一片青草地——盛开着亚麻花和飞燕草、虞美人、红石竹和牛眼雏菊——天上竟下着雪。这是梦里才有的怪事啊，她想着，听到希尔维的小金马车座钟鸣响了午夜十二点。有个孩子，声音又尖又细，唱着，我有棵果树，啥也不结。Muskatnuss，她想——德语里“肉豆蔻”的意思。多年以来她一直在回想这个单词，此刻，突然间，它被想起来了。

        她置身一个花园。听见茶杯碰茶碟的轻响，一台除草机发出的哐啷、咯吱的声音。她闻见粉色石竹辛辣的香味。一个男人将她抱起，往空中抛着，糖块滚了一草地。这似乎是另一世，但确乎又是此一世。虽然她知道在公共场合自己对自己笑的人多半有精神病，却还是忍不住轻笑了一声。

        虽然正值炎夏，天上却飘起了飞雪。说到底，这也是梦里才有的事。雪花渐渐掩盖了她的脸。天气这么热，这样倒很清凉舒服。接着她便坠落起来，往幽深黑暗处滑去——

        却立即又看见了雪景——纯白、友好，光明仿佛利剑，刺穿厚重的窗帘，她被抱起来，搂在柔软的臂弯里。

        “我想叫她厄苏拉。”希尔维说，“你觉得好吗？”

        “我喜欢。”休说。他的脸逐渐在视野内清晰。他的连鬓胡楂，他慈爱的绿眼睛。“欢迎来到这世界，小熊。”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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