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韦希红，大家叫我小希。

        不知道从何说起，不知道世界怎么会变成这样。只怕以后很多事情会忘掉，想到的先尽量写下来，寄存到这个Google文件里。

        有人跟踪我。我没做什么呀，为什么有人要跟踪我？

        或许我神经过敏，或许根本没这回事，是我多疑。

        如果真有其事，那一定是跟韦国有关。我怎么会生出一个这样的混世魔王？

        从小他就让我害怕，长着一副像天使一样的脸，撒谎，讨好老师，讨好所有对他有利的人，欺负比他弱的，生性残忍。是的，从小如此。现在，他写告密信，陷害同学，整人，口是心非，还装得特别有理想道德。一切都是我一生最痛恨的。

        是他爸的基因，还是我的基因，或我爸的隔代遗传？还是多种血液中最坏成份的错误结合？

        他怪我不告诉他生父是谁，我可以理解。他竟然骂我的那些文化界朋友是牛鬼蛇神，不三不四，影响他的前途。他嘲笑我当年辞职不做法官，认为我愚蠢不配当他母亲。

        如果不是八三年的那场严打，让我清楚的知道自己不适合当法官，我现在应该还在公检法系统里。不过本质上我大概是不可能适应这个体制的。我学法律，完全是为了讨好父亲。

        我父亲也算是新中国第一代法官吧，五十年代参加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工作。我记得小时候只要爸爸回来，妈妈就说，大家听话不要吵。我们都怕他。爸爸从来没抱过我。最怕他的，大概是我妈。我记忆中，在爸面前，妈是没有笑容的。我爸死后，我妈简直判若两人，活过来了，连说话嗓门也大了。我妈不怎么谈我爸做的事，大概也没少整人。

        文革时候我爸也挨整了，给关到监狱，因为重病才放出来。恢复高考后的七九年，我从一零一中学毕业，知道爸爸的心愿，第一志愿报的就是刚恢复招考的北京政法学院，一心想毕业后当法官。我以为我像我爸一样是当共和国法官的材料。

        记得我妈曾私下劝我，说我性格不适合学法律，让我去学理工科，不会惹事。我当时不以为然，还生我妈气。我一心想让我爸高兴，觉得我妈是家庭妇女没见识。人多奇怪？对你不好的，你迎合他，对你好的，你不屑一顾，真是没心没肺！

        审判四人帮期间，我陪着爸爸看电视上转播。爸爸的脾气在文革中变得更坏，很难相处，常用难听的话骂我们。他晚年不得志，死的时候还充满怨恨。

        在大学期间，右派摘帽，文革冤案平反，连四人帮受审，国家也替他们派辩护律师，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对法律也很有信心，对共产党要重建法治社会深信不疑。

        1983年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下属的一个县法院当书记员。我的噩梦开始。

        那年我二十二岁，八月底到工作单位，其他人刚学习完中共中央《关于严厉打击刑事犯罪活动的决定》的文件，他们简单的向我传达了文件精神，就让我开始工作。我从来受不了坏人赢好人输，当然非常赞同党和政府从重从快的依法打击刑事犯罪，我认为我绝不会手软。我有所不知的是，我心目中的从重从快其实远不够重不够快。可能是心理建设不足，也可能我心目中的法治跟现实有距离，一展开工作就出状况。

        正常情况是公安抓人，检察官起诉，法官判案。为了从快，公检法三方各派两人，在公安局办公，抓到疑犯就审查、检控、判刑同步进行。当时大家都不太知道检察官是做什么的，而我们法院派出来的是两个级别最低的书记员，一个是退伍军人，政治过硬，但没正式学过法律，一个是我，刚从学校出来，而且是个女的。基本上，当地的公安局正副局长，主导一切。

        第一天我就已经快要崩溃了，所有大小案子都判死刑，其中没有一个是杀了人的。抢劫的判死，偷窃诈骗的判死，喊冤的、举证自己无罪的，根本没人理。

        到了一个犯了流氓罪的年轻人，睡了人家姑娘，家人找上来，双方扭打起来，各有轻伤，女方报了公安，把男的抓了，男方知道严打期间，事态严重，家人都去跪在女方家门外，求女方撤案，女方不答应，案子就到了我们六人小组手里，公安局长说：流氓罪，怎么判？我连忙说：罪不至死。其他五个人看着我，都不吭声，像在责怪我。但因为我说了罪不致死，最后判无期发新疆劳改。那天审完，公安副局长拿起一份报告说，别的地方都一次枪毙几十个人，你们看河南好了，郑州、开封、洛阳，都一次枪毙四、五十个，连焦作这样地方，都一次就枪毙三十几个，咱们连两位数都到不了，你们说怎么办？大家都感到压力挺大的。那时候跟我一起来的那个书记员说，那个流氓罪的，有恶意伤人，判得太轻了，不符合中央精神。公安局长说，那就改判死刑吧，算他赶上。其他人附和，我正想反对，公安局长说，这位女同志，你不要这么婆婆妈妈。他的斥责竟把我震住了，你说我多脆弱。

        那个周末枪毙了十个人。我很后悔，看清了自己的懦弱，为自己的妥协感到愤怒。法律有什么用？这还叫法治社会吗？那天从刑场回来，我就踏上了人生的不归路。第二轮我们两个法院书记员，分别跟着片警下到管片的各种场所联合办案抓人，然后在县城公安局集合开庭。我已下定决心，凡罪不该死的，就直说罪不至死，纪录在案，两个法院代表中有一个反对判死刑，其他人就坚持不下去，只能改判。但这样判死刑的人就减少了，大家都担心会受到上面批评。单位打电话来做我工作，我也不听。

        后来我才知道，就算不出意外，单位也已在安排把我调走。我晚上在县城里被军车撞了。平常情况，在地方上，军车横冲直撞，老百姓被撞伤撞死都只能认命。但是，就算是平常情况，如果军车撞的是公检法的人，也得扯个没完没了。可是那次，军方的人直接把我送到三零一医院治疗，事后我们单位也没怎么去追究他们。

        出院后，我办了辞职手续，成了没有单位的人。我妈完全没有责怪我。

        我成了个体户，和我妈在北大东门外开了家小餐馆，主要卖的是我妈贵州老家的家乡鹅。八十年代中，北京，多令人神往的地方，一个充满各种可能的年代。我家餐馆最早的常客是贵州人，特别是贵州来京的一些学者、文人。他们带来了北京的作家、艺术家、科学家、老外，吃饭聊天。我妈好客，我爱热闹，像个沙龙的女主人，人越多越高兴。他们都叫我小希。我们把店面扩充了，改了名字叫五味餐馆。八八年的秋天，我遇到了史平，我恋爱了。

        他是个诗人，我是个完全没有诗意的人，但我们都是性情中人。史平说，终有一天他会拿诺贝尔文学奖，我说我一定陪他去瑞典出席颁奖典礼。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不过，我们两个人独处的时候不多，史平喜欢跟诗人、艺术家哥们儿在一起，旁边又有很多女孩，但我竟然没有介意。

        餐馆每天晚上高朋满座，讨论问题、争辩、起草宣言、签名、争风吃醋、醉酒、呕吐。公安常登门，我妈总是有办法打发他们走。

        我们一群人去白洋淀住了几天，史平和他的一些哥们儿曾在那里插队，我提早回北京，因为感觉史平可能跟另外一个女的有不寻常关系，所以借故走掉，大概我不想正面冲突。那天晚上，餐馆给封了，说是因为前几天有群学者在店里发表宣言，还有外国记者在场。

        我当时不知怎么想的，竟然跑去找板寸头。板寸头是我大学同学，大院长大的，可说是红色贵族，一副天下是他老子打下来的所以是属于他的架势。这样的人北京大院里多的是。我听说同学中现在他官最大，就跑去找他出主意。还有一点，他在大学的时候常暗示我应该跟他好，他以为所有女孩都喜欢他，但我偏看不上他那副德性。这次我糊涂了，以为可以利用一下这点旧情，看能不能挽救我的店。

        我心情本来就极差，又自恃在店里练出了酒量，可是那天不是喝二锅头，而是喝什么人头马，喝得太猛，不习惯洋酒的劲，很快就不胜酒力，我记得他指着电视上转播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画面问我：你觉得戈尔巴乔夫这个人怎么样？我醒来已是在一个卧房里，他坐在沙发上看报，只穿了内裤，我知道自己跟他上了床，是为了报复史平吗？我不认为我会这样做。是板寸头把我灌醉的。他看我醒了，说：“哟，这回你可把我占了”。我有点发怒的说：“板寸头，你也太没品了！”他回应：“你也不是圣女贞德”。从大学时就知道他这帮人会耍嘴皮子，我不吭声，忍住头痛，上厕所猛冲了一通下身，穿上衣服，然后走了，没有再说一句话。

        之后的日子大家都忙着往广场跑，史平在广场宣读新诗，支持学生，我跟史平闹别扭，在广场上各忙各的事。

        然后开枪了，我和史平分散了。

        十几天后，我被抓进去了，后来发觉我怀孕了，就把我放出来。

        我已怀孕三个多月，因为发生六四，我竟然懵懵懂懂不知道自己怀孕了，当时我认为这是史平的孩子，后来我不敢肯定了。

        我住在我妈的老房，等孩子出生。那个院子，住的都是政法界的人，都知道我的事，我们得忍受别人的指手划脚。还好当时大家都像劫后余生，不敢多事。

        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史平的消息。后来才知道黄雀行动把他救到香港去了，然后去了法国，后来跟一个法国女人结婚了。史平从来没有给我带过一个平安讯。

        孩子出生，叫韦民，跟我姓。韦民二十岁的时候，自己改名叫韦国。

        餐馆停业一年半，翌年秋天，接到通知，说可以重开了。是板寸头帮的忙？我不认为是。

        我和妈又急急忙忙开店，为生计。开始的时候生意不好，全国经济衰退，京城很多人失业，江泽民还放言要打击个体经营。五味以前铁杆的客人当时大部份思想检查没通过，被单位停职，没钱也没心情上馆子。另一个顾客群是外国人，这时候还没回来中国。不用说，九一年的冬天是冷的。

        九二年邓南巡后，北京市面又好起来了。那时候我们更专注于经营，不再弄沙龙什么的。我和我妈研究新菜，改善店面外观，训练贵州过来的厨师，生意渐好，但很累人。我妈做中午那轮，白天我带儿子，晚上看店。一些老主顾渐渐回来了，他们侃大山聊天，晚饭从五点半吃到十二点，我偶然也会坐在旁边听，但到十二点就打烊，再没有侃到天亮那回事。九十年代中，饭桌上的言论自由是回来了。听他们说话，加上他们带给我看的一些香港出版的禁书，让我慢慢领悟到中国当代历史的真面目，特别是我父母经历过的年代。

        另外港台同胞、老外也回来了。皮特，我叫他小皮，大概在香港回归那年前后来到这个圈子。小皮比我小点，很羞涩，是一个外国通信社驻京记者，最爱听我谈八九年的事，认识几年后，他很正式的问我可不可以做她女朋友，我觉得他很友善，当时也没别人向我示爱，就跟小皮好了，但我知道不可能跟他过一辈子，我并没有太爱他，所以也不肯跟他同居，后来他要回国，要我嫁给他，我都没答应。

        那时周围朋友都爱谈论时政，批评政府。所以，我没法适应今天，突然这两年间，这个所谓中国盛世正式开始后，大家不光不批评政府，还非常满意现状。我不知道这转变是怎么来的，我脑中有一片空白，因为有一段时间我进了精神病院，吃药吃糊涂，前前后后的事情都记不起。

        据我妈说，有天我从外面回家来，大喊大叫：“又严打了，又严打了”，她说我整夜没睡，自言自语，第二天一清早就在院子里骂共产党，骂政府，骂邻居，骂法院是狗屁狗，那可是个法院系统的院子啊！没多久我就晕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精神病院。韦国说都是他一手安排的，还说是救了我一命，不让我乱说话，不然严打起来说不好把我毙了。

        我出院后，周围的人都已经变了，我问他们，我住院那段日子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不知道是装糊涂还是忘了，都不跟我说清楚，令我震惊的是，我跟他们谈以前的事，尤其是89六四，他们都不想谈，甚至是一脸茫然。谈到文革，他们也只记得下乡插队好玩的事，都变成青春期浪漫怀旧，连忆苦思甜都谈不上。某些记忆好像集体掉进了黑洞，再也出不来。我真弄不懂，是他们变了，还是我有毛病？

        我也在怀疑医生开给我的抗忧药，吃了有什么副作用。

        我现在整天上网，化各种名字跟人吵架。

        我发觉网上的愤青，其实并不全是年轻人，五、六十岁的都有，他们在文革时期成长，听老毛号召说青年人要关心国家大事，所以终身都爱谈论国家大事。他们大部份没上大学，在社会上做最底层的工作，分不到改革开放的利益，现在下岗退休了，都学会上网，在互联网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和发泄的出口，他们语言还是文革的语言，特别崇拜毛泽东，特别爱国反美，特别好战。至于八十年代的文化启蒙、九十年代的思想争论，都没有影响到他们，他们的思维仍是没有改变的共产党思维。我专爱找他们，上他们的爱国论坛、同学会网站，跟他们争辩，我一副摆事实讲道理的样子，专门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说事，他们就会非常生气，群起攻击我。

        我只知道这样做是为了告诉大家：千万不要忘记，共产党不是像他们自己宣传的那样永远的伟光正。

        其实也是在告诉自己不要忘记。

        当然，我的帖子很快就被删掉，甚至完全贴不上去。可是他们说什么都没人管。

        一定是韦国知道我到处上网是在做这事，又把我告了，所以最近才会被盯哨。

        我很孤独，除了妈之外，谁都信不过。好像前阵子，在三联书店碰到老陈，以前他常到我们的老店聊天，在我印象中他是个自己人，又是台湾人，所以抓住他说了半天，才想起十年没见了，他可能不是以前的他了。现在台湾人香港人都不是以前的台湾人香港人了，哪有不变的。我什么都不说了，借故就走掉。

        没想到他还找到我妈的新店，碰到韦国，我妈还把我的EMAIL给他。我妈大概仍然希望我找个能在一起的男人，希望我不要再疯下去。我妈还有个错觉，以为我跟国内的人合不来，所以看到台港同胞就想介绍给我。对老人家，我能说什么？我多不孝，至今靠她接济我。可怜我妈，每天还要对着韦国，替我照顾他，连跟我通邮件，也不敢用店里的电脑，还要跑老远上不同的网吧，免得给韦国知道我在哪。她对谁都不放弃，我身上若有好的遗传，都来自她。

        我要赌一把，回老陈的邮件吗？我是多么渴望有个人可以面对面聊天，但这两年碰到的人，都让我失望，都说不到一块去。老陈会是个例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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