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这应当是天生的了。据说一个天才是免不了如此的。对中国一切不如意，对外国不拘如何总觉得非常合式，这情调，在中国此时，是正有若干年青人心中存在的。吉先生则为其中之一。比起几个上海人来，吉先生是自然不及别人的恳切。不过如像盼望莱加米儿夫人出世，这类希望吉先生仍然是有的，他愿意他的诗拿到那大聚会场中去朗读，比较一样不能，近于“文学的清客”这一流人，希望沙龙自然更合理一点了。

        住在公共租界算起来真很苦了。在租界上大街小巷名字皆本国名字，不是四川就是山东，比较起来住在法租界的文人真是可以羡慕的。他们住环龙路，住善钟路，不是从路的名称上可以联想到法国诗人，就可以从名称上想到有钱的犹太人，异国情调较深的人，是可以从这类名称上得到灵感或伤感的。

        可是吉先生住的地方，却是成都路。成都路，仿照文人的说法，“一出门可以得到一种感想”，那吉先生所想到的应当是什么？他只能想到《三国志》上取成都一事，怪不得他。糟蹋了这灵感，真是如何可惜！然而他若住到环龙路或金神父路，纵不能有诗兴，至少岂不是也应当想到上帝的伟大，因而一心向善慈悲为怀么？

        因为天生具异国情调，不必住法租界也不必学法文或英文，吉先生因此把其他文人应有的脾气都完全具备了。他爱喝一点酒，威士忌，白兰地，红酒，可不论，中国花雕与汾酒那是不行的。他觉得烟是外国烟好一点，纯一点，如酒一样。他觉得咖啡比龙井有益身体一点，虽知道中国茶运出去不少，但总以为那是不可信的，或者外国人买去简直是拿去烧，当香料。在饮食上一切是中国不行，在服装上也如此。他以为丝织物除做衬衫外其余全不合卫生，毛织物则极其相宜。他又以为在人的本身美观上着想，也是外国一切高明的，中国人总不大像人。中国人不大像人，这话像是别人说过了的，他也仿佛如此感到了。

        总而言之中国他觉得是不好的，异国情调之深常常使这诗人苦恼过着日子，这苦恼却不是平常人所能明白。一个天才那里能期望一切人皆可理解呢？

        他痛恨一切谈中国文化的人，以为该死。他自己，则中国文化是什么，他没有求得结论，西洋文化是什么，同样也没有求得结论。正因为两者不大明白，倒一无粘恋，勇于将异国情调加深。莫名其妙，而以为中国一切糟糕，愿意生存于西洋物质文明、或小说传奇情形中，吉先生与一般具有异国情调的人，原是志同道合的。不拘何人若提到这事。在言语中稍加嘲弄，则吉先生即脸红血涌，气势凌人，非加以辩解不可。否则在另一时即把这人列入“不可救药国民”之一。说是不可救药，也未尝无法救，不过除了信仰，恐无他法而已。否认西洋文化以为浅薄者，这人比不是天主教徒还可恶，这人虽是有名的人，吉先生也不大愿与之来往的。有名而缺少异国情调，不过一中国文人而已，是无法与世界文人并肩的，所以吉先生不取。

        他自己承认东西文化并不深懂，这谦虚态度，听者是应当在了解以后而加以敬视才行的。他说的话用意总不外乎如此。他以为自己是谦虚的，我们不能误认为实在，认了真就扫兴了。世界上谦虚是不可少的，因为谦虚则更能得到尊敬，所以他谦虚了。

        有些时候他又非常勇敢狂妄，那大概多数是想起了尼采，或勃朗宁，或拜轮时节，才把另一种为人气分减少的。这样事在别人，也许将说这是矛盾了。他又先承认自己是无时无事不矛盾，凡是先承认了的事别人就无从借词批评了。因此纵矛盾他也似乎无事不应当受人喝彩，拘束与放纵在他做来总不缺少值得喝彩的道理。

        对于这异国情调而怀疑的他将原谅他，期待另一时彼人的觉悟。他是因为能原谅人自己才常觉到伟大的，这个话在先似乎说过了。

        他不愿别人在他一切生活上见出可笑的情形，但他常常虑及这件事，所以他解释的时候很多。凡在连解释也无法纠正他人观念时，他始泰然如古之贤人，在患难中蒙不白之冤情形，貌作洒脱，度过一日。遇到这种情形越多，他的异国情调便越浓了。大致引古人作同志较之今人为容易，引西洋人为同志又比本国人为容易，所以异国情调加浓是很自然的一件事。

        因为有异国情调，所以吉先生的道德观也不能以中国道德形式作拘束的。美恶爱憎也不同。处处不平凡，这不平凡处他故意让别人知道。在这行为下他所期待的结果是人更能觉到他的伟大。虽伟大了，也不算，再来一次，应觉得伟大到与人不同。他行为实则拘谨如村夫子，但并不缺少一颗放荡的心。他不欲人称他为世故人，又不欲人称他为一事不知的呆子，因为他自己知道的总比别人为深，然而不荒唐，是伟大处。一个道地的中国式文人，却时时心中有异国情调，口中有异国情调，这几乎可以说是“浪漫的”古典人，真有不少伟大处！

        别人说他为呆，这事情也总有过吧。自己因为记着一句名言，“凡伟大者多为呆子”，就觉得自己也很呆，或竟处处装呆，这事也有过吧。若有人告给吉先生，说“伟大者多为呆子”，下面还有一句“凡呆子倒不一定是伟大”，他是不大理会的。听这话的吉先生不能理解这话的用意，他只以为凡是这样便近于“捣乱”与“小聪明”。小聪明他看不起。在这些人身分上吉先生是不饶恕人也不望这些人理解，只以“不屑”二字了事的。不屑与争，那真应当说是伟大啊！可是许多不必争的小事，也无端争持起来的情形，并不少，那又当别论。在别一意义上，吉先生自然仍有感到自己是近于伟大的呆处，不至于发现那矛盾自惭的一面，这事除了吉先生任什么人也不行的！

        他仰慕中世纪骑士，以为这比中国燕赵侠客是不同的。他信仰耶稣，不信仰玉皇。他欢喜圣诞老人，却不到财神庙磕头。他恨中国的巫卜，并不否认西洋的催眠术。这中爱憎由他自己解释，便是基于“异国情调”，在别人，也许可以说是头脑过于简单的。

        比任何人还诚心的，是他盼望有提倡艺术的什么夫人出现。平空掉下还是请人提奖产生，可不论。这人应当是年青寡妇，有钱，美，极能理解天才的思想。有这样人到中国，于是“文艺复兴”了。他能成天到这人家中的特备的净室住下，在客厅里读他的杰作与一切男女听，在筵席上吃到比在别的酒楼茶座那类地方还好的精致可口点心，那么，他愿意再不离开此地方了。因为这种人一时不能出现，他是抱怨过生在中国作诗人很倒霉的。

        使诗人不能享诗人的福，是政府的过错！连年打仗是该诅的，当局不像别一国家对文学家具敬意也是可恨的，他站到这一点上发生感想时，却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了。无政府思想他是不否认的，可是政府若合他的理想时，他决不坚持反对。他只期望一个足以发展他长处的政府，可惜的是好政府如好女人一样，都不容易遇到。遇到了，离得很远，也莫可奈何，譬如……据说诗人是永远在希望中生存的，吉先生当然也这样办了。他希望未来世界是光明的，而他的名声也比眼前为好。可不知道他曾希望过他做的诗更好一点不？“只有天是圆的，人世则永远是缺片”，这句话若吉先生相信，那他真不必再在他的诗上求完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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