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二年后，我与马格里多·杜阿尔特重逢了。他突然出现在特拉斯提弗列一条隐秘的小巷里，生涩的西班牙语和那种老罗马人的乐观使我一时间没认出他来。他头发稀疏花白，身上丝毫不见当年那个初到罗马时举止阴郁、一身黑衣的安第斯知识分子的痕迹。但在谈话的过程中，透过岁月的扭曲和欺骗，我一点一点找回了过去的他：神秘，难以捉摸，像石匠一样顽强。在我们以前常去的一家酒吧里，喝完了一杯咖啡，我终于鼓足勇气问出了一直在啃噬我内心的那个问题：

        “圣女怎么样了？”

        “还在那里，”他回答说，“等待着。”

        只有我和男高音歌唱家拉斐尔·里维罗·席尔瓦能够理解这个答案有多么沉重。我们对他的故事如此了解，以至于在很多年中我一直觉得，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就是那种等待作家慧眼识珠的角色，也是小说家一辈子苦苦寻找的那种主人公。而我一直没有写这个题材，是因为无法想象故事的结局。

        他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来到罗马，当时教皇庇护十二世正饱受打嗝之苦，各路名医庸医都束手无策，连巫师也无能为力。那是马格里多·杜阿尔特第一次离开哥伦比亚安第斯地区托利马省那个地势陡峭的村庄，而这一点从他睡觉的姿势就能看出来。一天上午，他来到哥伦比亚驻罗马领事馆，随身带着一个抛光过的松木箱子，从形状和大小来看，像是大提琴箱。他向领事讲述了令人诧异的来访原因，于是领事给他的同乡，也就是男高音歌唱家拉斐尔·里维罗·席尔瓦打电话，请他帮忙在我们住的公寓里找一个房间。我们就这样认识了。

        马格里多·杜阿尔特连小学都没毕业，但他从事的职业离不开美丽的文字，通过如饥似渴地阅读能接触到的印刷品，他获得了进一步的教育。十八岁时，在市政府做书记员的他娶了一个美丽的女孩。但是在生下第一个女儿之后没多久，他妻子就去世了。这个女儿比母亲更美丽，然而在七岁那年，因为一场高烧夭折了。不过，真正属于马格里多·杜阿尔特的故事在他来到罗马之前六个月才开始。那时候，他的家乡要建一座堤坝，他不得不为死去的家人迁坟。和该地区其他居民一样，马格里多把亡人的遗骨掘出来，准备安葬到新墓地去。他的妻子早已化为尘土，而在相邻的墓穴中，夭折的小姑娘却在十一年后依然容颜未改，开棺时甚至可以感觉到安葬时放入棺中的新鲜玫瑰的气息。而最令人惊讶的是，她的身体完全没有了重量。

        这个奇迹一传十，十传百，吸引来成百上千好奇的人，村子里挤得水泄不通。毫无疑问，躯体经久不腐是圣女显灵的明确征兆。连教区主教都认为，这样的奇迹应该呈报梵蒂冈，听听教廷的意见。因此大家筹集了一笔钱，让马格里多·杜阿尔特来到罗马，为一项已经不仅仅是他个人的，也不仅仅是他们村的，而是整个国家的事业去奋斗。

        在平静的帕里奥利区的那栋公寓里，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一边向我们讲述他的故事，一边取下挂锁，打开那个精致的箱子。就这样，我和男高音歌唱家里维罗·席尔瓦参与了这个奇迹。她跟我们在世界上很多博物馆里看到的那些干瘪的木乃伊毫无相似之处。一个穿着婚纱的小女孩，在地下长眠多年之后依然沉睡不醒。她的皮肤光洁温润，睁开的双眼十分清澈，这种感觉让人无法承受：她仿佛正从死亡那一边看着我们。头冠上的缎子和假花在岁月的流逝中没能像皮肤一样保存完好，但当初放在她手中的玫瑰鲜活依旧。当我们把她的身体取出来时，松木箱子的重量确实没有发生变化。

        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在到达的第二天就开始四处奔走。起初，出于同情，外交人员还给予协助，无奈效率不高。之后他就靠着自己能想出来的招数克服梵蒂冈的重重障碍。他一直闭口不谈自己的努力，但大家都知道他做了很多却徒劳无功。他联络了所有能找到的宗教团体和人道组织，在这些地方人们聚精会神地听他讲述，却并不表示惊奇。他们承诺尽快帮他运作，但这些承诺从未兑现。事实上，他来得不是时候。所有跟圣座有关的事宜都被搁置了，因为教皇的打嗝危机仍未解除，不但最高超的医学手段束手无策，世界各地送来的巫术偏方也都毫无效果。

        终于，七月份的时候教皇庇护十二世痊愈了，去了甘多尔福堡避暑。他一回来，马格里多就带着圣女去了每周一次的接见现场，希望能够向他展示。教皇出现在内院，他所在的阳台很低，马格里多不但能看到他修剪得十分精致的指甲，而且几乎能闻到他呼吸中的薰衣草味。但是，他并没有像马格里多期待的那样，在来自世界各地的朝见者中走一圈，而只是用六种语言发表了一段同样内容的演说，然后就结束了这次公开祈福。

        在经历了这么多周折之后，马格里多决定独自面对这些事情。他向教廷国务院递交了一封近六十页的手写信，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他已经预料到了，因为接受这封信的官员完全是在例行公事，几乎懒得正眼看一下这个死去的女孩，经过的职员们看到圣女也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其中一人告诉他，上一年他们收到的请求为不腐尸体加封圣号的信件有八百多封，来自世界各地。最后，马格里多请求他验证一下，圣女完全没有重量，这位官员掂量了一下，却不肯予以承认。

        “这必须听听大家的意见。”他说。

        在不多的空闲时间和夏日炎热的周日，马格里多总是待在房间里，废寝忘食地阅读任何在他看来有助于完成自己事业的书。每个月底，他自觉地在一个学生用的作业本上用首席书记员过分雕琢的书法事无巨细地列出所有开支，以便向家乡的赞助者们提供严格而及时的账目。到那年年底，他对罗马迷宫般的大街小巷已经了如指掌，像是打出生就在这里一样。他能说几句简单的意大利语，词汇量跟他的安第斯西班牙语一样有限。但是关于封谥圣号的程序，他同最懂行的人知道得一样多。但是，又过了很长时间，他才肯换下那一身丧服，脱掉马甲，摘下法官一样的帽子。在当年的罗马，这身行头只有一些怀着不可告人的目的的秘密组织成员才会穿戴。每天早上，他很早就带着装圣女的箱子出门，有时候晚上很晚才回来，筋疲力尽，垂头丧气，但心里总是存着一线希望，这希望使他第二天能鼓足勇气再次出发。

        “圣人们活在他们自己的时间里。”他说。

        我那时是第一次来到罗马，在电影实验中心学习，见证了他令人终生难忘的受难过程。我们租住的事实上是一套距博尔盖塞别墅只有几步之遥的现代化公寓，女主人占了两间卧室，把其余四个房间出租给外国学生。我们管她叫“美人儿玛利亚”，她秋华正盛，很漂亮，但喜怒无常。她一贯忠实执行那条神圣的准则：每个人在自己房间里都是绝对的主人。事实上，操持日常生活的是她的大姐安东涅塔阿姨，她简直是一位没有翅膀的天使：每天工作很多个小时，到哪儿都带着清洁桶和草编的笤帚，把公寓的大理石地板擦到亮得不可思议。她教我们吃会唱歌的小鸟，那是她丈夫巴尔托利诺抓回来的，当然，这是他们在战争期间养成的坏习惯。最后，当马格里多的旅费不够支付公寓租金的时候，巴尔托利诺把他带回了自己家。

        事实上，那套毫无章法的公寓并不适合马格里多的性格气质。每时每刻，公寓里都在发生新鲜事，包括清晨，那时博尔盖塞别墅动物园里的狮子会发出惊天动地的吼声叫醒我们。男高音歌唱家里维多·席尔瓦有一项特权，他每天的晨练并不会引起附近居民的不满。他清晨六点起床，用冰水洗个药浴，修剪一番他梅菲斯特似的胡子和眉毛，穿戴好苏格兰格子长袍和中国丝绸围巾，喷上古龙水，这才全心全意地投入歌唱练习。即使冬日星辰还在天上闪烁，他也把房间的窗户全部打开，先用爱情大咏叹调逐渐升高的音符预热嗓子，直到声音毫无保留地释放出来。他每天的期待是，当他从胸腔里发出“do”的时候，博尔盖塞别墅的狮子用一声地动山摇的咆哮与他遥相呼应。

        “你真是圣马可再世，我的孩子！”安东涅塔发自内心地惊呼道，“只有他能和狮子对话。”

        但有一天早上，出来呼应他的不是狮子。那天，我们的男高音以《奥赛罗》中深情的二重唱开始。突然，从院子深处传来一个优美的女高音与他相和。里维多·席尔瓦接了下去，两个人唱完了整首曲子，周围的住户听得如痴如醉，纷纷打开窗户，让那无可抵挡的爱的洪流净化自己的家。当里维多·席尔瓦知道那位只闻其声不见其人的黛丝德蒙娜不是别人，正是伟大的歌唱家玛利亚·卡尼利亚时，差点儿昏厥过去。

        在我的印象里，正是那个小插曲给了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动力来融入公寓的生活。从那时起，他跟大家一起坐在餐桌旁吃饭，而不像以前那样躲在厨房。在餐桌上，安东涅塔阿姨几乎每天都会用最拿手的炖小鸟犒劳他。饭后，为了使我们习惯意大利语发音，美人儿玛利亚给我们读当天的报纸，她随意幽默的新闻评论为我们的生活增添了不少乐趣。有一天，在提到圣女时，她说在巴勒莫有一座巨大的博物馆，陈列着很多不腐的尸体，有男有女，有孩子，甚至还有几个大主教，都是从嘉布遣会的一个墓穴里挖出来的。这个消息让马格里多坐立不安，直到我们去了趟巴勒莫。在到处陈列着干枯木乃伊的令人喘不过气来的展厅转了一圈之后，他放下心来。

        “不是一回事儿。”他说，“这些人一看就知道已经死了。”

        八月份，午饭过后，整个罗马都昏昏欲睡。正午的骄阳一动不动地挂在天空，在下午两点的寂静中只能听到潺潺的水声，那是罗马最自然的声音。但是到了晚上七点，清凉的空气开始流动，家家户户都打开窗户，透气纳凉。在摩托车的突突声、西瓜小贩的叫卖声和露台上花丛里的情歌声中，人们兴高釆烈地涌上街头，心无旁骛地享受生活的欢愉。

        我和里维多·席尔瓦不午睡。他骑着小摩托，我坐在后座，给在博尔盖塞别墅的百年月桂树下走来走去、迎着大太阳等待失眠的游客的年轻妓女送去冰激凌和巧克力。她们漂亮、贫穷、热情，跟那时候大多数意大利女人一样，穿着蓝色的薄纱、玫红色的塔夫绸、绿色的亚麻，打着阳伞。那些阳伞经过多年战争的洗礼已经变得陈旧斑驳。和她们在一起真的很快乐，因为彼时她们把自己的职业规矩丢到一边，冒着错过某个大主顾的危险，跟我们去街角的酒吧喝着咖啡畅聊，或者坐在租来的彩车里沿着公园的小路兜风，或者为那些被赶下台的国王及其不幸的情人们嗟叹一番，从前他们总在傍晚时分在扬鞭纵马。我们还不止一次为她们充当翻译，同某个毫不掩饰意图的外国佬谈生意。

        但我们带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去博尔盖塞别墅并不是为了她们，而是要带他去认识一下那头狮子。它自由自在地居住在一个小小的荒岛上，四面都是深深的壕沟。一看到我们出现在对岸，它就开始不安地吼叫，连饲养员都觉得奇怪。公园里的游客们惊讶地围拢过来。男高音歌唱家试图用他每天早晨那中气十足的“do”来向狮子表明身份，但狮子毫不理睬。虽然看上去它是不加区分地对着我们所有人大吼，但饲养员立刻就发现，它只对着马格里多吼叫。没错，他移动，狮子也跟着移动，而只要他藏起来，狮子就会安静下来。狮子的饲养员，同时也是锡耶纳大学古典文学的博士，觉得马格里多当天肯定跟其他狮子在一起待过，身上沾染了其他狮子的气味。除了这个并不成立的解释，他想不出别的理由。

        “不管怎么样，”他说，“这是表示同情的吼叫，不是宣战。”

        然而，让男高音歌唱家里维多·席尔瓦印象深刻的并不是那超自然的一幕，而是他们停下来和公园里那些女孩交谈时马格里多手足无措的样子。他在饭桌上评论了这件事，而我们其他人，有的出于戏谑，有的出于同情，都一致认为，如果能帮助马格里多排遣寂寞，那将是一件好事。美人儿玛利亚也被我们的好心肠感动了，她用堆满五光十色戒指的双手捂住自己傲人的胸脯。

        “出于怜悯，我本来可以帮帮他。”她说，“但我实在无法接受和穿马甲的男人上床。”

        就这样，下午两点，里维多·席尔瓦去了博尔盖塞别墅，用他的小摩托载回了他认为最适合给予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一小时销魂时光的女孩。他让她在自己的房间脱光衣服，用香皂给她洗了澡，擦干，喷了点儿古龙水，还用自己含樟脑的须后爽肤粉涂遍她全身。最后，他付了刚才所花时间外加一小时的钱，并一字一句地面授机宜，告诉她该怎么做。

        这个一丝不挂的漂亮女孩儿踮着脚尖穿过昏暗的房子，像是梦境中的幽灵，在最里面的房门上轻轻敲了两下。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光着脚，赤裸着上身，打开门。

        “”她用女学生的声调和语气说，“

        马格里多一本正经地接待了这位意外的访客。他打开门让她进来，她躺倒在他的床上，他则匆忙套上衬衫，穿上鞋子，以示对她的尊重。然后他在她身旁的一把椅子上坐下，幵始和她聊天。女孩很惊讶，劝他抓紧时间，因为只有一个小时。但他却一直装糊涂。

        后来那个女孩说，她当时真的想让他愿意聊多久就聊多久，而且不收一分钱，因为世界上不可能有比他更守礼的男人了。由于感到无所事事，她用目光扫视房间，发现了放在璧炉上的木头箱子。她问那是不是萨克斯。马格里多没有回答，而是把百叶窗拉开一点儿，好让屋里进来一些光线，然后把箱子抱到床边，打开盖子。那女孩试图说点儿什么，但合不拢嘴。或者就像她后来跟我们说的：。她落荒而逃，但跑进走廊时弄错了方向，正好撞上要去我房间换灯泡的安东涅塔阿姨。两人都吓了一跳，以至于那个女孩一直不敢离开里维多·席尔瓦的房间，直到深夜。

        安东涅塔阿姨后来一直都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进我房间的时候，她吓得两手发抖，没有办法拧灯泡。我问她发生了什么事。“这座房子里有鬼，”她说，“现在居然大白天就出来了。”她非常确定地跟我说，在战争期间，就在男高音歌唱家住的那个房间里，一个德国军官把他情人的头给砍了下来。在打扫房子的时候，她有好几次看到那个女鬼蹑手蹑脚地在走廊里走动。

        “我刚看见她光着身子在走廊里跑。”她说，“一模一样！”

        秋天到了，罗马又恢复了一贯的作息。随着第一阵秋风扫过，夏天里鲜花盛开的露台纷纷关闭了。我和里维多·席尔瓦又开始光顾特拉斯提弗列那家老旧的小餐馆。卡洛·卡尔卡尼伯爵的音乐系学生和我在电影学院的一些同学是这里的常客。我的同学中最常来的是拉基斯，一个聪明又和善的希腊人，他唯一讨人厌的地方就是经常发表一些痛斥社会不公的演说，令人昏昏欲睡。幸好只要我们的男高音女高音歌唱家们一展歌喉，那些美妙的歌剧几乎总能令他偃旗息鼓，而且就算是在深夜也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反感。相反，一些夜间外出的路人会加入到合唱中，而附近的居民则打开窗户鼓掌喝彩。

        —天晚上，我们正在唱歌，马格里多轻手轻脚地走进来，生怕惊扰我们。他依然带着那只松木箱子，因为向圣胡安·德拉特朗大教堂的神父展示过圣女之后，还没来得及送回公寓。这位神父在圣礼会的影响力人尽皆知。我用余光看到他把箱子放到角落里的一张桌子下面，然后坐下来，这时候我们正好唱完了。跟平时一样，一到午夜时分，餐馆里开始变得空旷，我们把几张桌子拼起来，之前在唱歌的，加上我们这些谈论电影的，以及所有人的朋友，都聚在一起。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亦在其中。大家都知道他是那个沉默而忧伤的哥伦比亚人，但都对他毫无了解。拉基斯好奇地问他是不是会拉大提琴。我吃了一惊，觉得他的问题很冒失，也很难搪塞。里维多·席尔瓦跟我一样浑身不自在，但也没能化解这个尴尬的局面。唯一神情自若地面对这个问题的是马格里多本人。

        “这不是大提琴，”他说，“是圣女。”

        他把箱子放到桌上，打开挂锁，掀开盖子。整个餐馆的空气一下子凝固了。其他没走的顾客、服务员，最后连围裙上血迹斑斑的厨工们都出来了，目瞪口呆地聚集在一起瞻仰这个奇迹。有些人画着十字，一个女厨工双手合十跪下，一边像发高烧似的瑟瑟发抖，一边默默祷告。

        然而，最初的震惊过后，我们陷入了一场声嘶力竭的争论，主题是这个时代神圣的缺乏。拉基斯自然是最激进的一个。但到最后，他唯一讲清楚的提议是以圣女为题材拍一部批判电影。

        “我敢肯定，”他说，“老切萨雷不会放过这个题材。”

        他指的是我们的情节和剧本老师切萨雷·扎瓦蒂尼。他是电影史上的重要人物之一，也是唯一一个在课堂之外同我们保持着私人关系的老师，他希望在向我们传授技艺的同时，也教给我们一种不同的看待生活的方式。他简直是一架编剧机器，情节自发地从他脑袋里涌出来，几乎不受他本人控制。而且这些灵感总是来得太急，他不得不求助他人：他大声讲出他想到的，其他人则记下这些稍纵即逝的念头。只有全都讲出来，他才能平静下来。“真遗憾，它们不得不被送上大银幕。”他说。因为他认为，被拍成电影后，这些情节会丧失很多原始的魔力。他把这些想法都记在卡片上，按照题材分类，用大头针钉在墙上。这样的卡片越来越多，占据了他家整整一个房间。

        接下来那个周六，我们带着马格里多·杜阿尔特去拜访他，并事先打电话说了我们的主意。这个题材是如此吸引他，我们到达的时候，他已经在安吉拉·梅里西大街住所的大门口焦急地等着了。他顾不上像平时一样和蔼地和我们打招呼，直接把马格里多带到一张准备好的桌子旁，然后亲手打开了箱子。接下来发生的事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我们原本以为他会为之疯狂，但他的脑子似乎突然停摆了。

        “。”他惊魂未定地喃喃自语。

        他注视着圣女，沉默了两三分钟，亲手合上箱子，一句话也没说，像领着一个学步的孩子一样把马格里多领到门口，告别时在他背上轻轻地拍了几下。“谢谢，孩子，非常感谢。”他说，“上帝与你同在，陪你一起战斗。”然后他关上门，转向我们，宣布了判决。

        “这不适合拍成电影。”他说，“没有人会相信。”

        在回家的电车上，我们还在回味这个出人意料的结局。既然他这么说了，那就没什么可怀疑的了：这个题材不适合拍电影。然而，我们刚回到公寓，美人儿玛利亚就转达了扎瓦蒂尼的紧急口信，让我们当天晚上去找他，但不要带马格里多。

        我们到达的时候，他正处于极度亢奋的状态。拉基斯带来了两三个同学，但他开门时似乎根本没看见他们。

        “有了！”他大声喊道，“如果马格里多能实现奇迹，让圣女复活，这部电影将是一枚重磅炸弹。”

        “在电影里还是在现实生活中？”我问。

        他强压不快。“别傻了。”他说。但是，马上我们就看到他眼中闪烁着光芒，好像又冒出了一个诱人的想法。“除非能在现实生活中让她复活。”他说，然后很严肃地思索道：

        “不妨一试。”

        但这不过是一闪而过的念头。他回到正题，开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像个快乐的疯子，手舞足蹈地大声讲述他的电影。我们听得如坠云雾，一幅幅画面好像一群群发光的小鸟四散奔逃，在屋里疯狂地飞来飞去。

        “一天晚上，”他说，“那时候已有二十位教皇相继离世，却从来没有哪个接见过他们。年迈的马格里多筋疲力尽地回到家，打开箱子，抚摸着死去的小女孩的脸，用全世界最温柔的声音对她说：‘看在父爱的分上，我的女儿，站起来吧！ ’”

        他看着我们所有人，用一个胜利的手势结束了畅想：

        “于是小女孩就站起来了！”

        他一定期待我们有所反应。但我们太困惑了，不知道该说什么。除了希腊人拉基斯，他像在课堂上一样，举手请求发言。

        “我的问题是，我没办法相信。”他说，在我们惊讶的目光中，他直视着扎瓦蒂尼，“原谅我，老师，但是我不相信。”

        这下轮到扎瓦蒂尼目瞪口呆了。

        “为什么不信？”

        “我怎么知道。”拉基斯烦躁地说，“这不可能。”

        “！”老师的咆哮估计整个社区的人都能听到，“这就是斯大林主义最让我厌烦的地方：不相信现实。”

        马格里多亲口告诉我，在接下来的十五年中，他每年都带着圣女前往甘多尔福堡，看看有没有机会展示她。在一次约有两百名拉丁美洲信徒参加的接见会上，夹在推推攘攘的人群中，他终于得以向仁慈的若望二十三世讲述自己的故事。但他没能向教皇展示圣女，由于现场的安保措施，他不得不把箱子留在入口处，同其他信徒的行囊堆在一起。在人群中，教皇尽量专注地听完了他的讲述，然后轻轻地拍了拍他的脸颊，以示鼓励。

        “”他说，“上帝会回报你的坚持。”

        然而，他真正感到离实现梦想只有一步之遥，是在永远面带微笑的阿尔比诺·卢恰尼短暂的任期内。这位教皇的某个亲戚被马格里多的故事打动了，承诺帮他转达。当时谁也没放在心上。但是两天后，大家都在吃午饭的时候，有人来敲公寓的门，给马格里多捎来一个简短的口信：不要离开罗马，在周四前梵蒂冈会召见他，而且是私人接见。

        最终也没有人知道那究竟是不是一个玩笑。但马格里多不这么认为，他一直保持警醒，寸步不离公寓。即使不得不去上厕所，他也会大声宣布：“我去上厕所！”踩在老年门槛上的玛利亚魅力依旧，每当这时就会发出单身女人那种肆无忌惮的大笑。

        “知道啦，马格里多。”她喊道，“万一教皇召见你。”

        第二个星期，离口信里通知的日期只剩两天的时候，有人从门底下塞进来一张报纸，马格里多一看到大标题就瘫倒了：教皇驾崩。有一瞬间，他徒劳地希望这是一张送错的过期报纸，因为每个月死一个教皇，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正是如此：永远面带微笑的阿尔比诺·卢恰尼，三十三天前刚刚当选的新教皇，天亮时被发现死在了床上。

        认识马格里多·杜阿尔特二十二年以后，我回到了罗马。如果不是偶遇，我也许都不会想起他。岁月的蹂躏让我背负了太多，根本无暇顾及他人。那天一直下着黏黏糊糊的小雨，浑浊如温汤，旧日时光钻石般的光芒也变得暗淡，那些曾经熟悉的、时时牵动我乡愁的地方都已变得陌生而遥远。那套公寓所在的那栋楼面貌依旧，但是没有人知道美人儿玛利亚的消息。男高音歌唱家里维罗·席尔瓦在过去那些年中留给我的六个电话号码全都无人接听。有一次，跟一帮年轻的电影人共进午餐时，我回忆起我的老师，有一会儿整桌人突然都不说话了，直到有人壮着胆子说：

        “。”

        没错：谁也没有听说过这个人。博尔盖塞别墅的大树在雨中显得乱蓬蓬的，落魄公主们的跑马场上长满了无花的低矮灌木。从前的漂亮女孩们被穿得雌雄难辨、毫无品位的运动员一样的女人所代替。已经荒废的动物园里，唯一的幸存者是那头老狮子，浑身长满疥疮，在臭水沟环绕的小岛上瑟瑟发抖。西班牙广场那些装修一新的餐馆里，没有人唱歌，也没有人爱得死去活来。我们怀念的那个罗马已经成了恺撒们的古罗马城中的另一个古罗马城。突然，一个仿佛来自遥远地方的声音让我在特拉斯提弗列的一条小巷里猛地停住了脚步。

        “你好啊，诗人。”

        是他，他老了，满脸疲倦。已经有五个教皇去世了，不朽的罗马开始显露出颓败的征兆，而他还在等待。我们一起度过了近四个小时的怀旧时光。“我已经等了这么久，应该不会太遥远了。”分别的时候他说，“可能也就是几个月的事了。”他拖着疲惫的脚步走在路中间，穿着军靴，戴着那顶褪色的老罗马人的帽子，毫不在意雨后路上的水洼，里面的积水反射的光线开始暗下来。于是我心中再无疑问，如果曾经有过的话：真正的圣人是他。不知不觉，通过女儿不腐的身躯，他为完成自身加入圣人之列这项无可非议的事业已经奋斗了二十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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