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私生活的话题——那人死了——干茄子似的小老头——穿红风衣的女人——精神病患者——杭州晴
拉面的大老黑已经累得比案头上那块面团还软了。他哼哼着，又在宣称“下个月打死也不干了”，——他这话迄今为止已念叨了十个月。而明天第一个上班的依然是他，他强调：别人和的面他不放心。
的确够呛，一天十多个钟头的力气活儿，生是把七十多公斤面拉成米粒粗的细丝，除去技术不说，光力气也不是每个人都吃得消的。大老黑不止一次和经理吵架，每次都强调：“平阳路拉面馆没有你照样开张，没有老子就得关门。”把经理气得要死，发誓把他“炒”了。可是，大老黑至今安如泰山，月薪还在不断上涨。
老实说，平阳路拉面馆没有这个“大拿”还真保不住垮台。
去年的这个时候，街对面开了一家美国加州牛肉面馆，大有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式。大老黑笑笑，道：“别忙，鸡公民屎头截硬，有种的三个月以后见。”
结果，不到三个月，加州就卷了铺盖回“加州”了。大老黑为穆斯林争了一回脸，进进出出眼睛始终长在头顶上。只有在他打着赤膊哗叭干活的时候，你才会感到，这老兄仍旧是位彻头彻尾的劳动人民。
他指出：老子每天都要从古城至黑山口跑个来回儿！
古城到黑山口一百四十多公里，他拉的面要跑个来回。有人计算过，果然能用个来回，还有富余。
大老黑是这个拉面馆的摇钱树。
此刻，他老兄正斜倒在凉椅上喘气，肚皮上的肉棱子一疙瘩一疙瘩的都是肥肉，肚脐眼儿上摆着个紫砂茶壶。时近初秋，又是晚十点，打店门处吹进的夜风穿堂而过，颇有些凉意，可这位大爷还在一个劲刚热。
“猴子，该关板了，叫那几位赶快走！”他朝店堂里喊。从这儿望出去，店堂里至少有三位顾客。
猴子是个刚招进来的待业青年，正处在那种听哈喝时期。几位师哥师姐都在后灶上忙活，店铺里的“糙活儿”全归他和小邱。
听了大老黑的吩咐，他心里骂了句“老狗日的”，便朝门口那对小夫妻走过去。
“喂，二位，你们聊得差不多了吧？”
这对小夫妻已经在那里聊了快两个钟头了，弯着身子，头对头地小声说话，不时地放出一阵阵大笑，旁若无人一般。很显然，吃面并不是主要的。那男的好像在说某个大款的事，和私生活有关，具体又牵扯到该人的生理缺陷，好像是性器官。猴子多少听到几句。
他闹不懂，一个性器官值得没完没了地聊么？而且那女的听得似乎很投入。
见猴子如此不客气，那男的也只有不客气了！“你叫唤什么，不就是钱吗？”
大老黑在里边搭茬儿了：“猴子，你告诉他们，不是钱，是制度！”
猴子道：“不是钱，是制度。”
那男的抠着鼻子旁边的一个小包，问：“什么制度？”
“猴子，告诉他们，是作息制度。老子已经该下班了。”
猴子用大拇哥前后指指，对那男人道：“听见没有，是作息制度。老子已经该下班了。”
“你他妈是谁老子！”那男的跳了起来。
猴子跳开一步，摩拳擦掌准备上。一天到晚干跑堂的，他还憋着一肚子邪火儿没处释放呢。在店堂里于上一架，大约和许多中外影片里的镜头差不多。
倒是那女的有眼色，拉着丈夫骂骂咧咧地走了，临出门还朝地上唾了一口。
猴子感到十分扫兴。便喝着牙朝墙角儿那位“独行侠”去了。
这人似乎睡着了，长着一头长发的脑袋耷拉在胸前，看不见脸。两个肩膀支棱着，相当瘦。穿的是一件质地一般又十分不干净的灰面装，从半用的衣领处，露出半截深红色的领带，桌子下面，是一双棕色带网眼儿的皮鞋。由于角落光线很暗，他很难引起旁人的注意。桌上的面还剩下半碗，撒了不少汤，另有一碗面尚未动筷子。
猴子踢了踢椅子：“喂，醒醒！这儿不是火车站。”
他料定对方是个赶火车的外地人。
对方毫无动静。
“喂，说你呢！”猴子推了对方一把。
那人的身子歪了一些，仍然没有反应。
猴子的头皮突然有些发毛，直觉告诉他：这个人已经死了。
他忽然有些激动，说不清为什么。总而言之，店堂突然冒出个死人，这对于处在毫无趣味、千篇一律、名声又不怎么响亮的日常工作中的他来说，无疑是个刺激。
他呆望了一会儿，直待大老黑又一次吆喝起来，他才慢慢地伸出一根手指，在那人的瘦肩膀上捅了一下。
只见那人身子慢慢地倾斜了，姿势没有多大变化，慢慢地、慢慢地，如同电影中的慢镜头似地倒了下去。身体和地板接触的一霎那，发出一声沉闷的声响。大腿碰在桌腿上，桌子摇晃了一下。
那是一种镀克罗米的折叠式餐桌。
“咳！干什么呢？闹地震呢？”大老黑粗声粗气地吼道。
猴子搓搓手，慢慢地向后退着。真怪，他头一次碰见这种事情，居然没有什么紧张感。
“喂，黑师傅，你来一下。”猴子歪头冲里边扬了扬手，“情况好像不太妙！”
大老黑正在系着外衣的衣扣，听见这声音，便歪了歪头，嘴角儿的烟卷一翘一翘的，“怎么啦？死人啦？”
“您说对了，黑师傅，那人八成真的死了。”
大老黑哆嗦了一下，嘴角儿的烟卷掉在了地上，随即骂骂咧咧地走出来：“狗日的，你别吓唬老子！”
话音刚落，他蓦地怔住了。他看见了倒在餐桌下的那个死人，此刻那人像只大虾似地躬在地上，头倒贴着地面，半张着嘴，一对死眼睁得很开，好像在注视着两个人的脚。
大老黑的后背上冒汗了，冒出的是冷汗。过了好一阵儿，他才捅捅猴子，声音颤抖地说：“还愣着干什么？妈的臭脚，快去报警哇！”
猴子哎了一声，飞窜而去，又回头叫道：“黑师傅，是119还是110？”
“110，匪警！”大老黑用凳子把现场圈了起来。
他知道，此刻自己能做的只有这个。
桑楚有些低热，他很紧张。高热他不怕，那很容易查出病因。低热就不同了，也许什么毛病也没有，也许隐藏着大毛病，没准儿！
要不是因为这莫名奇妙的低热，他很可能直接去杭州了，绝不会在古城下车。老殷说明天送他到医院去查查血相。
此刻，殷培兴正蜷在沙发里，满有兴致地在看那部十分叫响的电视剧，嘴里还在哼哼叽叽地跟着唱。桑楚躺在老殷他闺女临时腾出来的那间小屋里，无论如何也睡不着。女孩子的卧室里有一股叫人受不了的怪味。老殷很伤心地说：“谁让我没儿子呢。”
堂堂一位公安局局长，也会为没有儿子而悲哀，这不能不使桑楚对此兄的言行产生怀疑。当然，同情是另一码事。
电视的声音放得很大，那位大卫正在和王起明斗法，为了争在同一女人，两个文化差异很大的男子汉，正在用不同的方式刺激着对方的神经。桑楚觉得，男人都他妈是残骨头。他对这部戏的评价不算很高，因为在同一部剧里来回使用两种语言，会使很多人挠头。另外，他们把美国纽约拍得太漂亮了，桑楚去过那个城市，知道那里有许多破败的角落。
这时，电话铃响了。
殷培兴把电视的音量放小些，顺手抓起了话筒。电话是刑侦处打来的，说是平阳路口的那家牛肉面馆发生了命案，问他去不去看看现场。殷培兴望望电视屏幕，挥手道：“算啦，你们先干着，我明天听汇报。有什么不清楚的地方，咱们还可以请桑楚参谋参谋。”
电话那端突然没动静了，好半天才诈唬起来：“什么？桑楚在古城？”
殷培兴用眼皮翻了翻溜达进来的桑楚，琢磨着为什么桑楚这家伙走到哪儿都这么令人惊喜，他尽可能把口气放得很随便，对话筒道：“他是来了，中午到的，现在正在我旁边打哈欠呢。我说，用不着这么大惊小怪，也只不过是个干茄子似的小老头儿！”
“那就对了，桑楚就是那副长相！”话筒那头兴奋地说。
殷培兴朝桑楚苦笑了一下，冲话筒叫道：“废话，这还用你说么，我认识他的时候你还在吃奶呢！好了，干活儿去吧，有话明天说。”
刚要放话筒，桑楚说话了：“叫他们带我去看看现场，现在就来，我在你这烦得慌。”
“这又何必，你在发低烧。”殷培兴显得很为难，“不一定是大案。”
“小案也成，干干活儿低烧就好了。”
殷培兴只得举起了话筒：“喂，把车拐到我这儿来一下，桑楚想去看看。”
他听见那头儿嗷地一声怪叫。
“性格很奔放，是否有外国血统。”桑楚觉得那声怪则非常有意思。
殷培兴眼睛直了，他简直无法相信，桑楚这家伙仅仅凭一声怪叫，就格出对方有外国血统，而且让他猜对了。
“见鬼！他的确是个二毛子，刑侦处副处长，现年二十八岁，未婚。桑楚，你是不是见过他？”
桑楚换上他那双旅游鞋，笑道：“我很想见见他，一般的来说，中外杂交的品种都很优秀。”
“不错，这个小伙子很聪明，母亲是白俄的后代，父亲是中国人。你知道，古城当年是白俄的避难之地。不过，你只能叫他二毛，千万别叫二毛子。不管什么人，只要叫他二毛子，他准跟你急。”
这时，房门被敲响了。
殷培兴站起来，小声对桑楚说：“注意他的头发和眼睛，还有那两个腮帮子，非常像伊凡诺维奇或者瓦西里什么的。”
公安局长作了个鬼脸。
出现在桑楚面前的年轻人的确很精干，头发是黑色的，但卷得非常别致，皮肤是黄色的，但眼睛略微不同，深棕色；大个子，宽肩膀，两腮果然有些像瓦西里。
桑楚很想像列宁同志那样把两个大拇指插在坎肩儿里试试。
“走吧，二毛。桑楚有几百个朋友，唯独缺少个混血儿，这趟古城没有白来。”他拥着二毛走出门去，甩下殷培兴在那儿发呆。
二毛没想到大名鼎鼎的桑楚竟如此随和，连个敬礼的机会都没给他。两个人快步下了楼，桑楚觉得低烧没有了。他大概其比划了一下，发现二毛足足比他高出一头，至少一米八几。二毛耸耸肩，告诉桑楚：个头儿太大其实弊多利少，他宁愿像桑楚那样，小个儿，一脑袋智慧。
桑楚发觉二毛子在吹捧人方面不亚于纯种的中国人。
二毛还告诉桑楚，他母亲也不是纯粹的俄国人，外祖父是个荷兰富商。桑楚叫他别说了，再说就说到比利时去了。
警车鸣叫着开到出事地点时，已是夜晚十点半，路上行人稀少，银色的街灯家珠串般伸延远去。十几年没来了，桑楚对这座滨海的古城只剩下些十分朦胧的记忆。记得上次来的时候，正在批“两个凡是”。
“二毛，你去过俄国老家么？”桑楚点上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他估计自己的低烧是感冒引起的，因为凡是抽烟不香，十有八九是感冒了。
二毛握着方向盘，注视着前方，道：“没机会。按说像我这种混血儿，去老家看看是应该的，可是母亲不让，她自己也不想回去。”
“为什么？”
“不知道，或许有什么不想叫我知道的原因。”
桑楚对此表示理解，人活在世上，多多少少总有些属于自己的秘密。这时，出事现场到了。那里已经停了一辆警车。
走进店门的时候，二毛的人已经完成了初步的勘查。尸体依然侧卧在桌子底下，桑楚断定死者大约是四十一二岁，死亡特征显示是氰化物中毒，身上没有什么可资证明身份的东西。只有一小包药值得注意，药袋很新，显然是刚开的，药品名称是丙咪嗪，属于精神病或神经官能症专用药物。
“食物取证。”桑楚吩咐道，“不，所有的食物，包括那碗没动过的，还有桌上的汤。”
然后他便把目光转向背后那些店员。
此刻，那些人全都像有病似地望着警察们的动作，绿头绿脸的，十分晦气。
桑楚拉过一把椅子坐下，自顾点上一支烟，沉默了半晌，才低声问道：“谁是头儿？”
右边那个五十来岁的胖子扭过头来：“我是这儿的副经理。”
“正经理呢？”
“去宁夏了，下个礼拜才回来。”副经理无奈地摇摇头，一脸的旧社会。
桑楚叫二毛过来听听，然后对副经理道：“请谈谈发案前后的情况。”
副经理转向大老黑和猴子，对桑楚说：“具体情况我一无所知。出事的时候，我正在楼上做报表。直到他来打电话，我才吓了一跳。”
桑楚对猴子抬抬下巴：“你说说看。”
猴子依然没有什么紧张感。他似乎很有经验地思索了一会儿，又回头看看地上的死者，慢声道：“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店十点钟关门，我像往常那样往外撵人，撵到这位的时候，发现情况有点儿反常，推了他两下，他就倒下去了。毫无疑河，他死了好一阵儿了。然后我就报了案。”
“只有这些么？”二毛问道，“你应该尽可能地把知道的情况提供给我们。”
猴子摊摊手：“这个我懂，可是，确实只知道这些。我是个跑堂的，要照顾二十多张桌子，哪有功夫注意每个人？”
“他的面是你送的么？”桑楚小声道。
“别忙，让我想想……”猴子似乎回忆起了什么，两只小眼睛瞪得溜圆，“对了！想起来了！我怎么把那个女的忽略了？”
“女的？”桑楚来了兴趣。
“对，一个穿红风衣的女人！”猴子的眼睛亮了，“黑师傅，您注意到没有？”
大老黑摇摇头：“没看见，我忙得屁股朝天，哪有功夫往外看。”
二毛敲敲桌子：“请谈谈那女人的外表。”
猴子比划了一下：“不矮，在女人堆里绝对属于高的那种，挺有气派，带着副白手套，圆乎脸，走起路来目不斜视。”
“年龄？”
“说不准，单从脸上是看不出来的。若说气度和举止，好像应该不小了。”
桑楚一笑：“此话怎讲？”
“这是我的感觉，因为街上那些疯丫头都没有这种气质。这女人很……怎么说呢？看上去很老练。”
“谁要的面？”
“那个女的。”猴子十分肯定地说，“她要的两碗，但看得出来，她本人并不想吃。”
这个情况显然很重要，二毛望了桑楚一眼，想从老头子的脸上看出些反应。遗憾的是，桑楚毫无反映。
“估计一下，尽可能准确些，”桑楚朝猴子眨眨眼，“他们进来的时候大约是几点？”
“总归是天黑以后，大约是八点多吧？不，可能还要早些。”
“那女人是什么时候走的？”
“这我就不知道了。真的，我一点儿也没注意这个。这么说吧，就连这个女人，我也是刚才才想到的。”
桑楚朝猴子点点头，又转向大老黑：“您呢？看得出，除了他以外，你最有可能知道些什么？”
大老黑对着壶嘴儿啜了口凉茶，而后抹抹下巴道：“我要是看见就好了。当然了，我那个案子正对着那个墙角儿，可惜我后背上没长眼。而且我也没功夫回头，七十多公斤面全是我一个人拉出来的。”
桑楚不吭气了，二毛也不知再问什么。看看表，已经快十一点了。桑楚起来，重新回到尸体前，从死者的嘴唇和瞳孔状况看，氰化物中毒已基本可以确认。这种毒物作用快，动静小，指证为谋杀是有根据的。不过，桑楚一向不喜欢过早地下结论。
“运走吧。”他挥挥手，“抓紧时间，验尸报告明天一早必须拿出来！”
说这话时，他朝二毛笑笑：“我的手是不是伸得太长了？”
二毛慌了：“哪儿的话，有您指点，我烧香还求不来呢。”
桑楚笑道：“看情况吧。凭我的感觉，杭州那边儿不会让我久留于此。”
果然叫桑楚猜中了，第二天中午十一点多，当桑楚和二毛从第二康复医院赶回来的时候，殷培兴告诉他，杭州来电话了，希望桑楚一定要去，不然的话，组织者很难向学员解释。
“看见没有，桑楚是个没有自由的人。”小老头一边吸烟一边发牢骚，显得非常无可奈何。
严格地说，杭州那个讲习班完全是可去可不去的，安排给他的只有一个课时，内容也无啥新意。之所以请他，完全是为了壮壮门面。桑楚觉得，名人有些时候是非常没劲的。他当初之所以答应下来，主要是想到杭州散散心，痛痛快快玩儿上十天半月。
而现在不同了，他已经对古城这桩谋杀案产生了兴趣。各种迹象表明，此案绝非殷培兴所谓的只是一般小案子，道理很简单，死者的胃中残留物化验证明，食物里并没有毒。有毒的是撒在桌上的汤。至于那半碗剩面，他现在就敢端起来吃。
总而言之，非常古怪而神秘。
每每碰到这类伤脑筋的案子，桑楚都会像豹子发现猎物一样来情绪。
难办的是，杭州那边显然是推不掉了。
“能不能这么办？”万般无奈之下，二毛想出了馊主意，“给他们回个电话，就说桑楚先生胆有问题，胆结石，或者……胆囊炎。”
“你不如说我有癌症。”桑楚大笑。
“不好不好，”殷培兴摆摆手，“这么做不合适。桑楚，杭州看来还是要去的。只不过你不要耽误得太久，讲完课就回来，最多三五天也就足够了。”
“妈的！”桑楚从椅子上跳起来，“要知道，我去杭州主要是想玩玩儿的。”
殷培兴叫了起来：“你就不能少玩一回么！”
桑楚捶了老殷一拳，道：“这样好不好？我看情况行事，讲完课后，天晴我就回来，下雨则多玩儿两天。”
“你他娘的是个怪物。”殷培兴递给他一支烟，“就这么说定了，中午一点四十火车，你马上给我滚出古城。”
然后扭头对二毛道：“争口气，赶在他回来之前把案破了，让这老小子看看，古城有得是人才！”
二毛却显得非常不那个，他挠着头皮道：“我不是人才。所以我必须提出如下问题：一、胃中没有毒物，致死原因何在？二、根据药袋认定，他的确是第二康复医院的固定患者，但除了得知他叫田朝外，医院提供不出其他线索，甚至连个单位也没有。我得不到侦查方向。”
桑楚掐灭烟蒂，拍拍手上的灰，道：“他本来就没有单位，连医疗统筹都没有，因此，你只能根据他的家庭住址向所在街道了解情况。至于第一个问题，结论就更简单了，胃粘膜上无毒，就只剩下血液了。进一步验尸，看看死者身上有没有针眼或者诸如此类的痕迹。最后，还可以借助宣传媒介，扩大寻找途径。”
殷培兴嗯了一声：“看来只有这样了。”
二毛尚有一点疑惑：“问题是，那汤里为什么有毒呢？”
桑楚若有所思地想了一会儿，低声道：“你这个问题我眼下还无法回答，但是我敢肯定地说，你点中了问题的要害。”
吃罢午饭，桑楚去赶火车。二毛驱车相送，问了些中毒方面的问题，桑楚想的却不是这个。这方面法医更内行，他研究的对象是活人。那一刻，盘旋在他脸海里的总是那个穿红风衣的神秘女人。
“了解一下田朝的致病原因！”进站时他叮瞩二毛。
“不是氰化物中毒么？”
“不，那是致死原因。我说的是致病，也就是说，要弄清楚田朝的精神病是怎么得的。”
“放心吧，这不难。”二毛把小提包递给了桑楚。
出乎意料的是，事情远远不像二毛想的那么简单。整整花去了两天的时间，调查了不下三十人，结果却十分令人失望，谁也说不清田朝那病是怎么得的。
迫害型妄想症，病龄四年。这是康复医院的结论。
问题是，凡被调查者，都想不起田朝什么时候遭到过迫害。人们一致认为，田朝属于那种性格内向、心理怯懦、并且与世无争的人。他的履历不算复杂：现年四十四岁，六八届初中毕业生，1969年5月赴黑龙江建设兵团，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老三届”。1979年返城，被分配到印染厂当质检员。所以，大多数被调查对象都是这个厂的工人。至于田朝为什么突然于五年前辞职，众人的看法不大一致：有人认为田朝那时已经感到自己有病了；另一部分人则强调田朝那时是情绪最好的一个时期，正在雄心勃勃地准备托福考试，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他有十足的信心考出去。
二毛基本同意后一种说法，因为医院建立田朝的病历档案是在他辞职一年以后。如果田朝因病辞职，他不会拖过一年多才去看病。另外，如果真为了看病，他恰恰不应该辞职，谁都明白，有个单位总比没有好。
“他考得怎么样？”二毛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怀疑田朝的病因和考托福有关。久考不中而发病的情况早已不是新闻了。
“据说他考砸了。”有人十分没把握地说：“仅仅是听说。照理田朝不应该考砸，他这人是个才学出众的人，听说英语连老外都佩服。而且还发表过诗。”
二毛也喜欢诗，但眼下诗并不重要，关键要弄清他是否真的没考好。
除此之外，二毛还了解到：田朝一直没考虑结婚，女朋友倒是有一个，叫许萌。
“你是找我么？”
“嗯，您就是许萌？”
“是的，请坐。”那女子拉过一把椅子请二毛坐，又转身推开了窗户。
从这里望出去，刚好可以看见胜利碑那锥形的尖顶。有些雾，所有的建筑都显得很朦胧。这已是桑楚走后的第三天了，二毛希望杭州不要出现这样的天气。他至今闹不明白，那老头子为什么喜欢阴雨天。
“来，喝茶。”许萌把一杯新茶递给二毛，并且格外地瞟了一眼他那张不太像中国人的面孔。
“我母亲是俄国人。”二毛笑笑，他记不清这是第几百几十几次向别人作解释了。现在的俄国，多少有些使人气短。于是他又把话岔开，“你们教委地理位置不错，闹中取静。”
许萌推推鼻梁上的眼镜，又拿起一支圆珠笔玩儿着：“位置是不错，但房子太旧了。那楼梯还是解放前的东西。”
这样的谈话是轻松的，但不可能继续下去。对方显然很明白，警察的到来绝不会无缘无故。她起身关了房门，又把一沓报纸理了理，这才坐回原处。
“您找我有什么事么？”
“是的，我是为田朝的事来的。”二毛已经毫不犹豫地把许萌从嫌疑者的名单上勾掉了（假如有这样一个名单的话）。这女人偏矮，很瘦弱，脸也不是圆的，至于年龄，可能比猴子见到的那位小得多。他估计许萌也就是三十岁至三十二岁上下。
“田朝！他怎么啦？”
“他死了！”
房间里出现了短暂的沉默，格外压抑。
许萌并没有太大的震惊，但表情十分痛苦。二毛觉得，她的感情非常真实，既不夸张，也不掩饰。看得出，她和田朝的确有一段不同寻常的关系，而且至今没有泯灭。
“他是不是自杀？”许萌终于抬起了头。
二毛望着杯中飘浮的茶叶，道：“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会这么想？”
“因为患他这种病的人，自杀的企图是随时可能出现的。”
“他过去有过此类念头么？”
“有过，有过许多次。”
“哦，明白了。”二毛点点头。他越发想不通了，面对这样一个心理不健全的人，凶手何以非杀掉他不可呢？他会对谁构成威胁？或者……他真是自杀？
他觉得自己想偏了。不，这是不可能的，现场没有任何可以使毒剂进入体内的遗留物，比如针头针管什么的。尸检报告证明，死者血样中确实含有氰化物，桑楚的判断完全正确。问题是，田朝就算有自杀的打算，也不会选择此种手段，在一个公众场合进行。不，他绝不是自杀。
“是这样，田朝的死因目前尚未确定。”他不想把太多的情况端出来，便顺嘴避开了这个话题，“我想尽可能地多知道一些田朝的情况，您能详细讲讲么？比如，你们认识多久？”
“大约八年了。”许萌摘下眼镜，用手帕擦着，然后又戴上，“到年底整八年。”
“那时候他已经在印染厂工作了，是吗？”
“是的。”
“对不起，我能否问一句：你当时在干什么？”
“我那时已经分在了教委，大学毕业分配来的，负责业余教育。我是在职工夜校认识田朝的。”许萌又取下了眼镜，她确实很伤心。
二毛喝了口茶，又望望窗外。雾已经淡去了许多，但愿杭州是个好天气。
过了一会儿，许萌又开口了：“田朝不是个好工人，但他很老实厚道，之所以工作态度一般，是因为他一门心思地念书，差不多到了偏执的地步。这是我后来才发现的。”
“你是否发现他有病？”
“不，那时候他根本就没病。当然，他的心理素质很差，承受打击的能力更是差到了极点。好在他很博学，英文和文学功底都很深厚，他写的诗都发表了，还翻译了一本小说，也没怎么费事就出版了。所以，他几乎没受过什么打击。”
“他是不是用笔名？”二毛问道。因为他也爱诗，但没见过田朝这名字。
“是的，他的笔名叫叶朗。”
“什么？叶朗就是他？”二毛一下子激动起来。真没想到，他最崇拜的诗人原来是个没有工作的、心理不健全的人。他不知这是他娘的怎么回事？偶像一旦走出迷雾，其魅力顿时没了一多半。
“他的诗写得很好。”许萌没有在意二毛的表情，“他曾经想靠写作吃饭，我反对这样做，可是他很固执，并且果断地办了辞职手续。”
“嗯，这是五年前的事了。”二毛把去印染厂调查的情况简单地说了一下，然后切人主题，“你们就是那时开始好的，对吗？”
许萌点点头：“对，我很崇拜他。而且不像当今的追星族那么盲目。我认为我是很冷静的，况且他当时根本就不是什么星。但是我相信，如果有一块适合他生存的土壤，田朝很快就能大放异彩。”
“你指的土壤是什么？”二毛觉得谈话就要接触到实质了。
“公平、干净、友善的社会环境。”许萌的声音提高了，目光也变得犀利。
二毛没有接这句话。他不可能回答这个问题，也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管他是否产生过同样的想法，客观现实却残酷地告诉他：不光中国，只要是有人生存的地方，就永远找不到许萌所说的这种土壤。
人们不能要求社会来适应自己，真正的强者，首先要学会适应社会。在这方面，田朝无疑是个弱者。二毛觉得自己已经捉住了桑楚所说的那个致病原因。但是他很悲哀地发现：在这个社会中，真正的强者毕竟是极少数。
由此看来，许萌提出的问题仍然有意义。
“如果我猜得不错的话，田朝无疑经受了一次相当沉重的打击？”
“你说对了。”许萌点头道，“那个打击对别人来说也许算不了什么，可对于田朝这种心理素质极差的人，它却是致命的。”
“能详细谈谈经过么？”
“当然，”许萌把眼镜戴好，“那是在他辞职以后。由于不用天天上班了，他有了充足的时间。他写诗，搞翻译，同时又拼命地苦读英语，打算通过托福考试出国。我不只一次提醒他，西方的竞争是很残酷的，言下之意是希望他考虑自己的心理承受力。但是他却格外自信，宣称一定能成功。现在看来，他当时的心态已经开始有问题了。遗憾的是，我们都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
“随即，那个打击就出现了。”二毛趋身上前。
“对，那是由我引起的。”许萌难过地摇摇头，“你知道，我们教委要主管部门，各方面信息很多，包括传闻。就在进行托福考试前不久，我听到一个消息，说是市里一位高层领导的女儿正在打通各方面关节，想通过这次考试出国。事实上，那人的英文水平极其一般。但据说很有把握。按说，诸如此类的情况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相信你也会经常听到。但是，我万万没想到，这个传闻竟会给田朝造成了那么大的心理冲击。在相当关键的那些日子，他一反常态，显得异常焦躁，愤感懑几乎到了魂不守舍的地步。思想怎么也集中不起来，我带他去看过几次病，仍然无效。结果，那次考试失败了。不久，便被确诊为迫害妄想型精神病症。直到现在。好端端一个人，自己把自己毁了。”
“你不该把那个传闻告诉他。”二毛叹息道。
“这是明摆着的。可是谁会想到田朝这么脆弱？”许萌有苦说不出来，“不过是个传闻。而且那位有大背景的女人根本没有参加托福考试，人家通过其他途径去了意大利。这原本和田朝没有什么关系呀！”
二毛无声地点了点头。他的心情一下子变得恶劣起来，好像有什么看不见的东西在撞击着他的心。是的，田朝和那个背景深厚的女人之间，确实没有什么关系。且不说法律上，甚至在道德上，对方也可以不负任何责任。田朝的致病完全是他自己的事。像他那种心理素质的人，变成精神病患者似乎是无法避免的，这是田朝自身的悲剧。但是二毛相信，这个故事如果讲给公众听听，十个人里至少有九个会激愤。特权，狗日的特权！它导致的社会心态的倾斜，恰恰不是田朝个人的悲剧，而是整个社会的悲剧。
“你怎么了？”许萌发现二毛有些激动。
“哦，没什么。”二毛急忙喝了几口茶，用来压住心头的愤懑，“后来呢？我是说田朝发病以后。”
许萌痛苦地摇摇头：“那你还想不出来吗？一个精神病人还有什么指望？他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和正常人无异，能看书和写东西，一旦犯病，就不好形容了。我之所以怀疑他可能自杀，正是因为他有好几次这样的经历。有一回他是被扳道工从铁道上拖下来的，当时，一列特快已经开过来了。”
“他服过毒么？”二毛提出这个问题。
“服毒？”许萌抬起头来，“没有，他母亲把他看得很严，连安眠药一类的东西都藏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二毛尚未和死者的母亲见面，他担心老太太受不了。尸解签字是田朝的姐姐去的，她从印染厂得到了弟弟的死讯。不过，他觉得自己仍然有必要去见见那个老人，顺便看看田朝写了些什么东西，或许那里会有线索。
毫无疑问，田朝从未采取过服毒手段，这个情况是值得重视的。
他问许萌：“你最近和他接触过吗？”
“我才从北京出差回来不久，只去看了他一次。”许萌动了动身子。
“什么时候？”
“上个礼拜四，五天前。”
“他情绪怎么样？”
“不太好，似乎焦躁得很，问他怎么了，他不说。”
“噢。”二毛看了看表。眨眼谈了近一个小时了，窗外的雾气早已散去，胜利碑顶的那个红星清晰可辨。
他站起身来，想了想又坐下了。
“许萌小姐，冒昧地问一句，你们的关系怎么样？”
许萌并不回避这个问题：“我们的关系一直很好，在他没得病之前，我甚至考虑过嫁给他。得了精神病后，婚姻问题显然不可能了，但我们仍旧是很好的朋友。”
“他是否有过比较、比较……近乎的女人？”
许萌毫不犹豫地答道：“没有，这我很清楚。”
二毛这才起身告辞：“谢谢你，你谈的这些对我很有帮助。希望你不要太伤心，真的，我说的是心里话。虽然我知道安慰是没有用的。”
许萌表示感谢。然后送他下楼，两个人交换了电话号码。分手后，二毛望了望天上的那个太阳，真希望杭州也是晴天。
下午，二毛去见田朝的老母亲。为此他准备了一大堆谈话方法，虽然他明白所有的方法都不一定管用，但准备总比不准备好。
结果，他撞了锁。
邻居告诉他，老太太已经得到消息了，当场昏死过去，现在正在医院抢救。二毛无话可说，只好打道回府。
他心里非常的不舒服。
他去验尸房了解了一下情况，桑楚叮嘱他寻找一下尸体上有否针眼儿一类的痕迹，他认为只有这一步棋了。设想凶手乘田朝不备将毒针刺进他的皮下组织，完事后将凶器带走，可能性是存在的。当然，十分牵强。既然是谋杀，她大可不必在那种场合作案，这不符合一般逻辑。
没办法，这是桑楚的嘱咐。
法医老胡对二毛的到来大为不满，他声明这是对他的不信任。二毛说不是那个意思。
“老胡，你何必这么想，咱们俩谁跟谁呀！”
“你听着，俄国佬，我已经把那具尸首折腾了好几遍了！那可不是有意思的游戏！”老胡挥舞着那双被消毒水泡得发白的手。
二毛表示理解，但毫不退让。他叫老胡给他双手套，打算自己干。老胡说算了，老子已经把死者身上的每一颗痣都记住了，针眼绝对没有。伤倒是有几块，这是精神病人的普遍特征。
“都是些什么伤？”
“左腿上有块撞伤，左臂上有块擦伤，右腕上有两道抓伤。此外，嘴里还有一块溃疡，阴囊处有些红肿。”
听老胡这么一说，二毛也只好作罢了。然后，他陪老胡到附近酒馆喝了二两白酒。这老兄的酒量和他的职业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望着街道上川流不息的自行车，他心情十分郁闷。一种难以名状的烦恼拂之不去。夕阳很好，很瑰丽，所有的建筑物全沐在桔红色的光晕里，城市莫名奇妙地多出些庄严感。
这就是社会，他想。尽管他至今也不曾对“社会”二字有过一个准确而全面的概括，可是他知道，社会是个十分复杂、十分说不清楚，十分“他妈的”的东西。好人在社会里不一定都有好果子吃。就拿精神病患者来说，大多都是些本分人，或者说：弱者。
田朝就是个很典型的例子。
自己呢？他不知应该归于哪一类。他相信自己的神经很强健，但其他方面就不一定了。还有老胡，他们这些人究竟属于哪一类？谁能说得清楚。
第一没权，第二没钱，手头儿这点知识又恰恰是变不成经济效益的那一种。剩下的就只有奉献精神了。
他一口把杯里的酒干了。
“俄国佬，悠着点儿喝。”老胡拨弄着盘子里的酱牛肉，看出里边有半数以上是杂碎。“喂，最近俄罗斯又热闹了，那个什么杜马……”
“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那可是你的祖国呀！”
“放你妈的屁！我的祖国是中国。”二毛有些愤怒。
恰巧这时有个没眼色的混混凑了过来，挤眉弄眼儿地碰碰他的大腿：“喂，有美金么？”
“有你妈的×！”二毛一声怒喝，吓得对方鼠窜而去。
老胡嘿嘿一笑：“俄国佬，你喝多了。”
他没搭理老胡，晃晃悠悠地离开了酒馆儿，又晃晃悠悠地来到了殷培兴的家，提出要在这儿吃晚饭。殷培兴叫他到阳台上把那只鸡杀杀，结果他一刀就把鸡脑袋剩下来了。
奇怪的是，直到煺毛的时候，那只鸡还在扑腾。
殷培兴料定是案子卡住了，但他没问。他不习惯吃饭之前谈工作。
饭后，上茶，直到把这位二毛子们俟得服服贴贴，他才请他谈谈情况。
二毛这时已经过了酒劲儿，他没想到那白酒这么上头，说不定掺了酒精。他把侦破的情况讲述了一遍，最后道：“就这些，总而言之，案子卡壳了。”
“你真叫我失望。我实指望你能在桑楚回来之前把案子破了。”殷培兴蜷在沙发里，眼睛盯着电视屏幕。
二毛急了：“古城有四百多万人，你叫我到哪儿去找一个穿红风衣的女人？”
殷培兴笑了：“你每次都这么说，可每次都把凶手找到了。小伙子，伸长你那个俄国鼻子，我相信你能闻到猎物的。”
“可是，这次不一样。”二毛还想分辩，突然指着电视屏幕叫起来，“快看，杭州，晴！”
殷培兴在他后脑勺上给了一巴掌，笑道：“这回又该叫桑楚那老家伙得意一阵子了！他肯定会白拣个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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