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迟小牧最近忙些什么，一打电话就占线。林大勇更是见不到影儿，杨娜每天上班。小区里静极了。我着实感觉到了什么是寂寞。

        冬天来了，临窗而立，悠扬的雪花宛如音乐和风飘荡。我的思绪也随着雪花的飞舞而跳跃。我在想，即使我富有漫天洁白，若无爱的一丝愁绪，我仍觉寂寞。寂寞的人并不缺少爱，而是缺少沟通。我现在是不屑与人沟通，或者说，没有资格与人沟通。还是寂寞一段好，可以让自己的思绪沉淀下来。这么一想便少了许多浮躁。

        星期六上午，我给迟小牧打电话：“小牧，中午一起坐坐吧。”

        “不行，我正陪女儿逛野生动物园呢：难得陪女儿一次，不能扫孩子的兴。明天吧，明天我请客。雷默，下一步想干点啥？”

        “英杰让我写小说。”

        “雷默，太好了，我早就希望你写小说，就你那文笔和才气，写书准行。不过，别忘了把我写进去，一旦哪天我死了，活着的人看了书还会对我有个念想儿。”迟小牧笑着说。

        “小牧，你这乌鸦嘴，好端端地咒自己干什么？”我很生气地责怪道。

        “好了，不跟你唠了，我要陪女儿了。明天见！”迟小牧嘿嘿地笑着说。

        迟小牧挂断电话，我有些不知所措。我对迟小牧说要写小说，其实写什么心里根本没有数，也许只是个心理安慰。本想和丑儿探讨一下，可她却一直关机。也不知她是否从上海去了北京。

        此时的我深深体会到政治有时宛如阴风苦雨，它无孔不入地吹入个人生活，甚至可以摧毁人的一生。命运如果是一只沦落在鸡窝里的鹰，人生还会有机会；命运如果就是一只鸡或鸭，那么人生的意义只剩下扯淡了。我不知道我的命运是什么，更看不清前行的方向，但我仍然有勇气拆下肋骨点着当做火把照亮前方。

        晚上，我和杨娜正吃饭，母亲打来电话说，我父亲刚才又抽了。母亲很着急。总这样也不是回事儿。我心里又罩上一层阴影。我安慰了母亲好一会儿，自己却平息不下来。父亲的脑膜瘤越长越大，看来不做手术是不行了。

        父亲一生精明，文化大革命时走“五七”，蹲牛棚、挨批斗，多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

        “爸，文化大革命那么复杂的政治环境，你是怎么熬过来的？”有一次我问。

        “那个时候有许多战斗队，我哪个也不参加。一个战斗队找我表态，对的，我就表态支持；不对的，我就不说话。另一个战斗队找我，我也这样做。”父亲说这话时显得有些诡谲。“如果两个战斗队同时找你怎么办？”我将军地问。

        “那我就溜！”父亲毫不犹豫地说。

        父亲从小就喜欢看，我也喜欢看，而且很欣赏杨修的才华，为杨修的死鸣不平。父亲常说：“聪明固然是好事，但决不能卖弄聪明。”现在看来，我能躲过“李张大案”这一劫，大多得益于父亲。父亲从小就教育我，两个人过独木桥时，都说自己有急事，争着先过，结果谁也过不去，最后只能掉进河里，你不如让他先过，这样两个人就都过去了。每当想起这些事情，就更为父亲难过。

        第二天，迟小牧一直没来电话。我心里生气，心想，这小子也变了，居然说话不算数。到傍晚的时候，我手机响了，我心想，迟小牧这小子还行，到饭食儿来电话了。

        我一接电话傻了。

        “是雷默吗？”电话里问。

        “是。”我说。

        “我们是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我是探长卢志。我们支队长肖剑请你来一下。”

        我的心格登一下，心想，肖剑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好端端的公安局找我干什么？

        “卢探长，有什么事吗？”我试探地问。

        “你认识迟小牧吗？”卢志的口气让人心生寒气。

        “认识，我们是好朋友。”我心中紧张起来。

        “那好，你到公安局来一下吧。”卢志冷峻地说。

        “什么事呀？”我心里更紧张了。

        “来了你就知道了。七点钟，我和肖支队长在市刑警支队会议室等你。”卢志不露声色地说。

        我挂断电话，赶紧给迟小牧打电话，又是关机。我心里忐忑不安，脑子里迅速地猜测着会是什么事。

        “雷默，出什么事了？”杨娜看我接完电话表情不对，便关切地问。

        “市刑警支队找我。”我望着妻子疑惑地说。

        “公安局找你干什么？”杨娜紧张地问。

        “不知道！”我也疑惑地说。

        我心想，会不会是迟小牧去中纪委的事被发现了？薛元清打击报复？我不敢深想。

        “把外套给我。”我下意识地对妻子说。

        “雷默，我跟你一起去。不然，我不放心。”杨娜脸色发白不放心地说。

        “不用，我又没做什么违法的事。没什么了不起的。”我已经开始冷静，推门走了出去。外面零零星星地飘起了雪花。我孤零零地站在路边打车，心里油然而生几丝悲壮。路灯昏黄，人们匆匆而过。雪花飘在我的脸上，静静地化成水，又顺着脸颊流到嘴边。我用手擦一下脸，仿佛清醒了许多。雪天打车是最难的，我一连打了三辆车，都有人。

        最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的面前。

        “去哪儿呀？”司机摇下车窗大声问。

        “去市刑警支队。”我也大声回答。

        “顺道，上车吧！”出租车司机爽快地说。

        车上已经坐了一位客人。我只好上了车。

        我到刑警支队时，雪已经下大了。我推开会议室的门，有四五个警察正在开会，领头的就是肖剑。我心想，肖剑你跟我装什么犊子？还让手下给我打电话。

        肖剑见我进来既客气又严肃。他给我介绍了卢志等人。然后难过地说：“迟小牧昨天中午被杀了，一起被害的还有他六岁的女儿。”我听后如五雷轰顶，呆若木鸡。

        肖剑扶我坐下，好半天我才缓过神儿来，“怎么发现的？”我悲痛地问。

        “今天中午我们接到的报案，”肖剑面容严峻地说，“尸体是在一个军用仓库发现的，大人和孩子都是被钢丝勒死的。歹徒试图将尸体埋了，可是天太冷，地冻得厉害，只挖了很浅的坑，上午工人们进仓库搬东西时发现一只小孩子的手露在土外面，大家七手八脚就把两具尸体挖了出来，这才赶紧报案。我们接到报案立即赶到现场。在土坑里我们还发现一个皮包，里面有一万元人民币，一个手机，还有电话本、证件什么的。手机里接的倒数第二个电话就是你的。”

        “那倒数第一个电话很可能就是歹徒的。”我警觉地说。

        “我们正全力追查这个手机号码。雷默，当时小牧和你通话时说了些什么？”肖剑严肃地问。

        “没说什么，小牧的情绪正常，正陪女儿一起逛野生动物园呢，还约我晚上吃饭。”

        “你好好想想，想起什么反常的事就打电话告诉我。”

        显然，肖剑很想在我这儿了解到有价值的线索。

        “好的，能让我看一眼小牧的尸体吗？”我用请求的口吻说。

        “可以。”肖剑毫不犹豫地说。

        迟小牧和他女儿的尸体都存放在法医室。肖剑和卢志陪我一起去了法医室。法医是一个漂亮女警官，三十岁左右，见肖剑来了，连忙迎过来。

        “肖队。”女警官说。

        “小赵，让雷先生看一眼尸体。”肖剑命令道。

        小赵请我进了里屋，在平车上，白布盖着两具尸体，一大一小，小赵掀开白布露出尸体的头部，我一看见小牧痛苦狰狞的面孔，便热血涌了上来，眼泪夺眶而出。

        “雷哥，迟小牧平时都和什么人在一起？”离开法医室，卢志严肃地问。

        “关系最密的有一个人。”我想了想说。

        “谁？是不是胡艳丽？”肖剑迫不及待地问。

        “对，就是冯皓的老婆胡艳丽。”我愤懑地说。

        “他们的关系我也有所耳闻。雷哥，你再细说说。”肖剑颇感兴趣地说。

        “关系很复杂，既是大学同学关系，又是生意上的伙伴关系，还是情人关系。”我详细介绍了迟小牧和胡艳丽的关系。

        “卢志，立即追查胡艳丽的行踪。”肖剑命令道。

        “是。”

        卢志带着几个警察走了。

        “肖剑，小牧是我们的朋友，你一定要给他报仇啊！”我叮嘱道。

        “放心吧，我一定会抓到凶手的。”肖剑语气坚定，目光冷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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