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他们一起住的是一位亲戚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一到晚上，他们常有客人，差不多总是那几位。叶甫盖妮亚被看作一家之主。她有一种讨人喜欢的幽默感；正是她给妹妹起了个“万尼亚”的爱称，尽管后者要人们管她叫“摩娜·万娜”（跟的是某出戏中的女主人公），因为发现她的真名——瓦尔瓦拉——不知怎么的，叫起来有些肥胖和麻脸的味道。要习惯这个男性“伊万”的小名，还真费了我一段时日；然而，渐渐地，在我眼里，万尼亚与柔婉的女性名字具有了完全匹配的色调。

        姐儿俩长得像极了；姐姐眉目上直露的牛头犬似的笨重在万尼亚脸上也依稀可见，但风格有所不同，这就给她面庞的美赋予了意味和创新。姐妹俩的眼睛也像——黑棕色，稍欠对称，斜了那么一丝儿，暗暗的细细的双眼皮儿挺逗人的。万尼亚的眼睛在虹膜部位比叶甫盖妮亚的暗，而且跟姐姐的眼睛不同的是，还有点儿近视，仿佛太美了，所以不宜天天使用似的。姐儿俩都是棕色头发浅黑皮肤，发型也是一样的：从中间分开，一个又大又紧的圆髻低垂在颈背上。然而姐姐的头发没有同样的天空般的亮滑，也缺乏那种宝贵的光泽。我想甩掉叶甫盖妮亚，完全把她撇开，再没有比对这姐儿俩的必要了；同时我也知道要不是这种相像，万尼亚的魅力就不会完美无缺。只是她的手不太秀气：苍白的手掌跟指关节很大的粉红手背反差太强烈了。她的圆圆的指甲上总有一些小小的白斑。

        大脑要奴役一个人的视觉形象，还需要怎么专注，还要怎样逼视呢？她俩就坐在沙发上；叶甫盖妮亚穿着一件黑天鹅绒连衣裙，大珠子项链装饰着白生生的颈项；万尼亚穿的是深红衣裙，戴的是小珍珠而不是大珠子；她的眼睛在浓浓的黑眉毛下低垂着；薄薄的脂粉没有掩住宽宽的眉宇间淡淡的疹子。姐妹俩穿的是同样的新鞋，不住点地撩一眼对方的脚——无疑，同样的鞋穿在自己脚上没有穿在旁人脚上那么好看。玛丽雅娜，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医生，正用盛气凌人的声音给斯穆罗夫和罗曼·波戈丹诺维奇讲最近俄国内战的恐怖情状。叶甫盖妮亚的丈夫赫鲁晓夫，一位乐呵呵儿的胖鼻子绅士——他不停地拾掇着鼻子，不是拽一拽，就是揪住一个鼻孔想把它拧掉——正站在隔壁屋子的门口跟戴夹鼻眼镜的小伙子穆欣说话。两人站在门两边，面对着面，活像两根男像柱。

        穆欣和气宇轩昂的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是这家的老熟人了，相比之下，斯穆罗夫还是个新客，尽管看上去情况几乎不是这样。没有人能在他身上察觉到那种让一个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显得扎眼的腼腆。这些人彼此十分熟悉，把他们捆绑在一起的是私密笑话引起的既定共鸣，是对他们来说活泼泼具有特殊意义的人们姓名的暗示性余响，这总使初来者感到仿佛他开始阅读的期刊连载故事，其实在旧得找不到的过期杂志上早就开始了；当他听着那些泛泛的谈话，涉及的尽是他一无所知的事件，他完全是个局外人，只好哑口无言，谁张嘴说话他的眼睛就赶忙盯上谁，嘴换得越快，他的眼睛也就移动得越勤；然而，很快这个活跃在他周围人们话语中看不见的世界开始压迫他了，于是他心里纳闷：是不是他们处心积虑设计出一场谈话，好把他晾在一旁。然而，就斯穆罗夫而言，即便他偶尔有被人撇开的感觉，但肯定不会表露出来。我必须说头几个晚上他给我留下了挺好的印象。他个头不是很高，但各部分比例匀称，显得很精干。那套纯黑的西服和黑色的领结似乎在用一种矜持克制的方式暗示他在暗暗服丧。苍白的瘦脸洋溢着青春的活力，但洞察秋毫的观察者能从中分辨出悲伤和经历的痕迹。他风度翩翩。一丝儿安静且有点儿忧郁的微笑老挂在唇边。他话不多，但一开口总是妙语连珠，恰到好处，偶尔说句笑话，尽管过于微妙不会惹人哄堂大笑，但似乎打开了一扇谈话中的暗门，放进一股意料不到的清新。人们满以为由于那高贵神秘的谦虚，由于那苍白的脑门和纤细的双手，万尼亚会一见钟情的……还有些事情——譬如说，“勃拉戈达尔斯特伍耶捷”（“谢谢你”）这个词，说出来没有通常的含糊，而是一板一眼，这样便保留了辅音的韵味——肯定给洞察秋毫的观察者揭示：斯穆罗夫属于圣彼得堡的精英社会。

        玛丽雅娜在讲述战争的恐怖情状时，停顿了片刻：她终于注意到罗曼·波戈丹诺维奇，一位气宇轩昂的留大胡子男人想插句话，因为话就像块大焦糖似的在他嘴里含着呐。可他没有这份福气，因为斯穆罗夫出口更快。

        “倾听战争恐怖情状之时，”斯穆罗夫笑眯眯地引错了一首名诗，“我‘既不为朋友，也不为朋友的母亲’引以为憾，而是为那些从未参加过战争的人引以为憾。子弹的呼啸给你的音乐快感很难诉诸言词……或者当你全速飞奔发起攻击的时候……”

        “战争总是可怕的，”玛丽雅娜干脆利落地把话茬打断，“我的教养肯定跟你不一样。一个夺走他人性命的人肯定是个杀人犯，不管他是个刽子手还是个骑兵军官。”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开始说，但她又打断了：

        “勇武已是明日黄花。在我行医的过程中，我看见的因战争而致残毙命的人多了去了。如今人类崇尚新的理想。再没有比充当炮灰更有损人格的了。也许由于教养不同……”

        “我个人的看法是……”斯穆罗夫说。

        “不同的教养，”她赶快接着说，“就人道观念和总的文化兴趣而言，使我用跟你不同的眼光来看待战争。我从来没有向人开枪，也没有把刺刀捅进谁的胸膛。放心吧，在我行医的同事中间你会发现英雄比战场上还多……”

        “我个人的看法是，我……”斯穆罗夫说。

        “行啦，”玛丽雅娜说，“我们谁也说服不了谁。讨论到此为止。”

        然后是一阵短暂的沉默。斯穆罗夫静静地坐着搅他的茶。是的，他从前肯定是个军官，一个拼命三郎，只是出于谦虚，他才只字不提他的历险故事。

        “我刚才想说的是，”罗曼·波戈丹诺维奇瓮声瓮气地说，“你提到了君士坦丁堡，玛丽雅娜·尼古拉耶夫娜。在那里的流亡人群中我有一个挺要好的朋友，一个叫卡什马林的人，我后来跟他吵过一架，一个粗暴透顶的家伙，尽管他很快冷静下来，而且表现出他自己特有的善意。噢，对了，他有一次因为吃醋把一个法国人抽得险些儿死了。对了，他给我讲了下面这个故事。给人一点土耳其风情民俗的概念。想一想——”

        “抽他？”斯穆罗夫笑着打岔说，“好啊。这故事我爱听——”

        “险些儿死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重复了一遍，然后讲起了他的故事。

        斯穆罗夫一边听，一边连连点头表示赞许。显而易见，他这人表面上朴实安静，骨子里激情似火。毫无疑问，在怒火中烧时，他能把一个家伙揍得稀烂，在激情奔放时，他能在风高月淡的夜晚把一个心惊肉跳、芳香醉人的女孩藏在斗篷下挟到一条蒙住桨架等候着的小船上，就像罗曼·波戈丹诺维奇故事中的什么人做的那样。如果万尼亚是什么性格裁判，她肯定注意到了这一点。

        “我把它都详详细细记在日记里了，”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得意地给故事画了个句号，然后喝了一大口茶。

        穆欣和赫鲁晓夫又分别靠在门框的两边凝结住了；万尼亚和叶甫盖妮亚不约而同地把衣裙向膝盖往平抹了一把；玛丽雅娜无缘无故地盯着斯穆罗夫，他侧面向她坐在那里，为了保持男人习惯性动作的程式，在她不友好的目光逼视下，总把下巴上的肌肉绷得紧紧的。我喜欢他。是的，我毫不含糊地喜欢他；我觉得，玛丽雅娜，这位有文化素养的女医生把他盯得越紧，一位具有钢铁神经、由于在草原沟壑和炸毁的火车站度过许多不眠之夜而面色苍白的年轻的拼命三郎的形象，就变得越清晰，越谐调。好像万事如意。

        斯穆罗夫给维肯季·勒沃维奇·魏因施托克当店员（取代那无用的老头儿），可魏因施托克对斯穆罗夫的了解比谁都少。魏因施托克的天性中有一股迷人的莽撞特点。这大概就是他雇用一个他并不熟悉的人的原因。他的疑心需要固定的滋养。就像有一些正常体面的人会出人意料地有收集蜻蜓或版画的癖好，同样，身为废品旧货商的孙子和古董商的儿子，作风稳重、头脑清醒、一辈子做着图书生意的魏因施托克，他已经为自己开辟了一片单另的小天地。在那里，在若明若暗的边缘世界，神秘事件屡屡出现。

        印度在他心里勾起一种神秘的敬意：有些人一提孟买，不可避免地想象到的，不是一位热得面红耳赤的英国公务员，而是一位苦行僧，他正是这么一个人。他相信灾星与祸祟，相信魔数和魔王，相信毒眼，相信象征和符号的隐秘神力，相信光肚子的青铜神像。晚上，他常常像一名发呆的钢琴师一样，把手按在一张小而轻的三脚桌上。小桌开始轻轻地嘎吱作响，发出蟋蟀般的唧唧声，然后，铆足了劲儿，一边抬起来，接着一条腿笨拙地使劲儿敲击地板。魏因施托克就会背诵字母表。小桌专注地跟着，念到合宜的字母就敲击一下。信息来自恺撒，穆罕默德，普希金和魏因施托克的一位故去的表弟。有时候桌子调皮捣蛋：它要么升起来悬在半空中，要么就攻击魏因施托克，顶他的肚子。魏因施托克会善意地安抚魂灵，活像一名驯兽师逗弄一头活泼的野兽；他常常退着步子从屋子这头走到那头，指尖却始终按在摇摇摆摆跟着他走的桌子上。为了跟死者说话，他还用了一种有标志的盘子和别的什么古怪的玩艺儿，用一支铅笔在下面顶着。谈话记录在专门的笔记本上。也许会有这么一段话：

        魏因施托克：你找到安宁了吗？

        列宁：这不是巴登巴登。

        魏因施托克：你想不想给我讲讲阴间的生活？

        列宁（稍事停顿）：不想。

        魏因施托克：为什么？

        列宁：一定得等到全来齐了再说。

        这样的笔记本已经积攒了很多，魏因施托克常说有朝一日他要把意义较大的对话出版。很有意思的是，一个名叫阿布姆的鬼魂，来历不明，傻而无味，他充当了一名中介，安排魏因施托克与形形色色的故世名流会面。他对魏因施托克举止狎昵。

        魏因施托克：幽灵啊，你是谁？

        答：伊万·塞尔盖耶维奇。

        魏因施托克：哪个伊万·塞尔盖耶维奇？

        答：屠格涅夫。

        魏因施托克：你还在创作杰作？

        答：白痴。

        魏因施托克：你干吗骂我？

        答（桌子一仰）：耍你呢！我是阿布姆。

        有时候在阿布姆开始恶作剧时，简直没办法把他彻底驱出降神会。“他坏得像猴子，”魏因施托克常常抱怨。

        在这些把戏中，魏因施托克的搭档是个粉脸红发的娇小女子，一双胖乎乎的小手，身上有股子桉树胶的味儿，而且三天两头患感冒。我后来得知他们早就有一腿，不过魏因施托克，尽管在有些方面非常坦白，但这件事干得滴水不漏。他们用本名和父名相称，行为举止好像仅仅是好友而已。她常常到书店里来逛逛，顺便烤烤火，读一读里加出版的一种神智学刊物。她鼓动魏因施托克同死灵做实验，并经常讲她屋子里的家具怎么周期性地活过来，一副牌怎么从一个地儿飞到另一个地儿，或者撒得满地板都是，有一回她的床头灯怎么从它所在的桌子上跳下去，模仿狗儿不耐烦地死拽拴它的绳子；插头最后拔出了，黑暗中响起了一阵奔跑声，后来在门厅里找到了灯，就在前门旁边。魏因施托克常说，哎呀，真正的“力量”还没有赐予他呢，他的神经像旧背带一样松垮垮的，而灵媒的神经简直就像竖琴的弦。然而，他不相信显形，他之所以保存着一张招魂师给他的快照，仅仅是把它当作一件奇物，照片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矮胖女人，闭着的眼睛喷出一团流动的云彩状东西。

        他喜欢埃德加·坡和巴尔贝·德奥勒维伊，喜欢历险，喜欢揭破假面具，喜欢预言性的梦，还喜欢秘密社团。共济会地方分会，自杀者俱乐部，黑弥撒，尤其从“那边”派过来盯某个可怜的小流亡者梢的苏联特务（说“那边”的语气是多么的伶俐可怕啊）就在眼前，把魏因施托克的柏林变成了一座神奇之城，他置身其中真是如鱼得水。他常常暗示他是一个大型组织的成员，据推测这一组织致力于破坏一个鲜红蜘蛛织成的细网。魏因施托克早就把这只蜘蛛再造到一个给他毛烘烘的手赋予一种异国色彩的耀眼刺目的印章戒指上了。

        “他们无处不在，”他常常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地说，“无处不在。如果我参加一场聚会，来了五个，十个，也许二十个人，你完全可以肯定，其中至少有一个特务。譬如说，我跟伊万·伊万诺维奇在说话，可谁能担保伊万·伊万诺维奇信得过呢？再譬如说，我公司里雇了一个人替我工作——随便什么公司，不一定是这家书店（我想将所有的人置于此事之外，你明白我的意思）——嘿，我怎么能知道他就不是个特务？他们无处不在，我重复一遍，无处不在……就是那种不择手段的间谍活动……我来参加聚会，所有的客人都相互认识，可是没法保证这个谦谦君子伊万·伊万诺维奇就不是……”说罢，魏因施托克往往意味深长地点点头。

        我很快开始怀疑，魏因施托克尽管小心谨慎，却肯定是有所指的。一般来说，谁若跟他闲聊一阵，走开时难免有这么一种印象，那就是魏因施托克攻击的对象不是跟他交谈的人，就是大家都认识的一位朋友。最值得注意的是有一回——魏因施托克回想起这件事时不无骄傲之情——他可没有看走了眼：一个他挺熟悉的人，一个友好、随和、“像上帝一样诚实的家伙”（魏因施托克的说法），到头来却是个毒如蛇蝎的苏联奸细。我的印象是，他就是让一个间谍漏了网也不会比没有抓住机会向间谍暗示他魏因施托克已经发现了他更难过。

        即便斯穆罗夫确实散发出一种神秘的气息，即便他的过去似乎给人多少有种云里雾里的感觉，难道他可能……？我看见他，譬如说，站在柜台后面，一身笔挺的黑色西装，头发梳得油亮，脸面清秀苍白。每进来一位顾客，他就把没有抽完的香烟小心翼翼支在烟灰缸的边儿上，搓一搓他的纤手，小心周到地接待买主。有时候——尤其来的是女顾客时——他就绽出一丝笑纹，不是表明对书总体上的屈尊俯就的态度，就是拿自己这个普通店员的角色开涮，然后提出宝贵的建议——这值得一读，那未免有点过于沉重；这里把永恒的两性争斗描写得妙趣横生，这本小说不算深刻，但才气横溢，令人沉醉，你知道啦，就像香槟酒一样。于是买到书的那位女士，那位穿着黑色裘皮大衣的红唇女士，便带着一个迷人的形象走了：一双纤手，挑书时有点儿笨拙的动作，轻柔的声音，飘忽的微笑，翩翩的风度。然而，在赫鲁晓夫家，斯穆罗夫已经开始给某人留下一种有点不同的印象了。

        孔雀街五号这户人家的生活幸福得不是一般。叶甫盖妮亚和万尼亚的父亲一年大部分时间都在伦敦，给家里寄数额很可观的支票，再说，赫鲁晓夫也很能赚钱。然而，问题并不在这里：即便他们不名一文，情况也不会有任何变化。姐妹俩仍会受到同样的幸福微风的呵护，尽管不知风从何处来，但哪怕是最郁闷、最呆笨的来客也能感受得到。如同他们已经开始做一次快乐旅行：顶楼就好像一艘飞艇那样滑翔。人们无法准确地给幸福的源泉定位。我瞅着万尼亚，开始觉得自己已经发现了这个源泉……她的幸福不言语。有时候她会突然问一个简短的问题，一旦有了答案，便立即又沉默下来，用她那双惊奇、美丽又近视的眼睛盯着你。

        “你的父母都在哪儿？”她有次问斯穆罗夫。

        “在一个很远的教堂墓地里，”他答道，然后莫名其妙地微微鞠了一躬。

        叶甫盖妮亚一只手抛着一个乒乓球，她说她还记得她们的妈妈，而万尼亚就记不得了。那天晚上除了斯穆罗夫和必不可少的穆欣，就没有旁人了：玛丽雅娜去听音乐会了，赫鲁晓夫在自己房里工作，罗曼·波戈丹诺维奇呆在家里写日记，这是他星期五的惯例。安安静静、规规矩矩的穆欣默默不语，偶尔正一下瘦鼻子上无边夹鼻眼镜的夹子。他衣冠楚楚，抽的是地道的英国香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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