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訂于三月六日（星期六）下午七時慶祝巴雷特先生六十壽辰

        敬備菲酌恭請光臨

        奧利弗·巴雷特第三夫婦鞠躬

        席設馬薩諸塞州伊普斯威奇鎮多弗庄

        請賜回示

        “怎么樣？”詹尼弗問。

        “這還用問？”我回答。我正忙于摘錄刑法上一個非同小可的判例——“珀西瓦爾公訴案”的要點。詹尼拿著請柬在我跟前晃啊晃的，想引起我的注意。

        “奧利弗，我看是時候了，”她說。

        “什么是時候了？”

        “你明明知道我指的是什么，”她回答。“難道你非要他連跪帶爬到這儿來嗎？”

        我繼續干我的事，任憑她編派我。

        “奧利，他主動向你伸手啦！”

        “扯淡，詹尼。信封是我母親寫的。”

        “你還說你連看也沒看呢！”她几乎是嚷嚷了。

        好吧，就算我早先是瞅過一眼。也許是我忘了吧。要知道，我是在專心准備“珀西瓦爾公訴案”的提要啊，考試快要到啦。問題是她不該向我嘮叨個沒完。

        “奧利，你想一想，”她說，現在她的語調像是在懇求了。“老爺子畢競六十歲了。到你終于想要和解的那一天，誰能擔保他還在世上呢？”

        我斬釘截鐵地告訴詹尼，和解是絕對辦不到的，能不能請讓我繼續用我的功。她悄悄地坐下來，縮在我擱腳的軟墊的一角。雖然她沒有發出半點聲響，我還是馬上就意識到她是在那儿死死地盯著我瞧。我抬起頭來。

        “有朝一日，”她說，“要是你儿子奧利弗第五跟你慪气——”

        “他的名字不會叫奧利弗，這一點你可以放心！”我對她大喝一聲。通常，我提高嗓門時，她是不甘示弱的。可是這回她沒有這樣做。

        “听我說，奧爾，即使咱們給他取名為小丑博佐，那小子照樣會怨恨你的，因為你是當年哈佛的体育大明星。到他上大學一年級的時候，你也許已經當上最高法院的法官了！”

        我對她講，我們的儿子決計不會怨恨我。于是她問我：憑什么這樣自信？我拿不出證据。反正我知道我們的儿子決不會怨恨我。至于到底為什么，我也說不上來。而詹尼卻由此推斷出一個荒謬絕倫的結論，她說：

        “你爸爸也愛你，奧利弗。他愛你，就像你將來愛博佐一樣。但是你們巴雷特家的人個個傲慢、好胜得要命，總覺得彼此有股怨气，一輩子都解不開。”

        “有你就不會了，”我用打趣的口吻說。

        “對，”她說。

        “本案到此結束！”我說，畢竟我是丈夫，是一家之長。我的眼睛又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詹尼也站起身來，但這時她想起了：

        “‘請賜回示’的事儿還沒了結呢。”

        我表示這樣的意見：一個專攻音樂的拉德克利夫學院高材生寫一封得体的短信婉言謝絕，大概無需專家指導吧！

        “你听著，奧利弗，”她說，“我這輩子可能撒過謊，或者騙過誰。但是有心要弄得誰心里不痛快的事我可從來也沒有干過。這种事我于不了。”

        說實在的，在這當儿她只能使我不痛快，因此我客客气气地請她愛怎么處理就怎么處理這個“請喝回示”，只要這回音的內容實質是我們不去，要去除非是地獄上凍。說完，我就重新回到“珀西瓦爾公訴案”上。

        “號碼是多少？”我听見她聲音很輕地問。她已經拿起了電話。

        “你就不能寫個便條嗎？”

        “再過一分鐘我就沒勇气了。到底多少號碼？”

        我告訴了她，隨即就去專心研究珀西瓦爾向最高法院上訴的事了。我沒去听詹尼打電話。确切地說是我竭力不去听。她可畢竟就在這間屋子里。

        “哦，先生，晚上好！”我听見她在說。是王八蛋接的電話？平日他不是該在華盛頓嗎？《紐約時報》最近有一篇人物側記明明這樣說的。該死的新聞報道真是越來越不像話了。

        說一聲“不”到底要多少時間？

        詹尼弗這個電話怎么打了那么久呢，說一個“不”字總用不到這么多時間吧。

        “奧利？”

        她一只手捂住話筒。

        “奧利，難道一定得回絕？”

        我點點頭表示一定得回絕，揮揮手催她把這勞什子赶快了結。

        “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她向電話里說。“我是說，我們感到十二万分抱歉，先生……”

        我們！難道她一定要把我扯進去？她為什么不能單刀直入把話講完就挂斷電話？

        “奧利弗！”

        她再一次捂住話筒，卻又說得很響。

        “他傷心极了，奧利弗！眼看你父親心都碎了，你能坐在那里無動于衷嗎？”

        要不是她處于這樣的精神狀態，我會再一次向她解釋石頭是無心可碎的，不要把她那意大利地中海人看待父母的錯誤觀念搬到拉什莫爾山的巉崖上去。可她現在心煩意亂。而且搞得我心也亂了。

        “奧利弗，”她向我懇求，“你隨便說兩句行嗎？”

        跟他說話？詹尼准是發瘋了！

        “我的意思是哪怕只說聲‘哈羅’也行，啊？”

        她把話筒向我遞過來，一邊竭力忍住眼淚。

        “我決不跟他說話。永遠不，”我說時毫不動容。

        這下她哭了。完全沒有聲音，就只見眼淚順著她的臉龐直淌。接著她就……她就苦苦哀求。

        “奧利弗，看在我的份上。我從來也沒有求過你什么。這一回我求求你。”

        我們一共三個人。三個人都在等待（不知怎的，我總覺得我的父親也在跟前）。等什么？等我？

        我不能照辦。

        詹尼難道不明白她的請求是辦不到的？若是任何別的事情，我都愿意照辦，決無二話，就是這一件不行，這她難道還不明白？我眼睛望著地板，心里亂到了极點，只顧搖頭表示堅決拒絕，可這時卻只听見詹尼壓低了嗓門但按捺不住怒火沖我直罵，我還從來沒有听到過她用這樣的聲气說話：

        “你是個沒心肝的雜种！”說罷，她才又提起話筒跟我父親把話說x：

        “巴雷特先生，奧利弗希望你了解，盡管他的表現方式有點特別……”

        她停下來喘口气。她一直在抽泣，所以說話很費勁。我簡直呆若木雞，只得由著她把說是我“委托轉告”的話講完。

        “其實奧利弗還是非常愛你的，”說完，她匆匆挂斷電話。

        對于我在隨后一瞬間的所作所為，我實在無法作出合理的解釋。我只能說是一時的神經錯亂。不，我毫無理由為自己辯護。我的行為是永遠不可寬恕的。

        我從她手中奪下電話，拔出插座，使勁一扔——把電話扔到了房間的另一頭。

        “你簡直該死，詹尼！你怎么不給我滾！”

        我一動不動地站在那儿，好像突然變成了一頭野獸，止不住大口大口喘气。大哪！是什么鬼魂附上我的身啦？我轉身去看詹。

        但是她不見了。

        我是說，她已影蹤全無，因為我連她下樓梯的腳步聲也沒听見。天哪，她准是在我搶電話的一剎那跑出去的。她的外套和圍巾都還在那儿。我感到一种不知如何是好的痛楚，但另一种痛楚比這更甚，那就是我意識到自己已經闖下了大禍。

        我到處尋找。

        在法學院圖書館里，我在一排排坐著用功的學生之間東張西望，到處尋找，轉來轉去至少有五六回。盡管我一聲不響，但知道我的眼神是那樣緊張，臉色是那樣嚇人，那個鬼地方整個都被我惊動了。還管它呢！

        可是詹尼不在那里。

        我把哈克尼斯公共食堂的休息室、小吃部全部搜遍。然后又以全力沖刺的速度跑到拉德克利夫學院的阿加西斯堂，四下都找遍。也沒有。我到處奔走，恨不得兩條腿能赶上我心跳的頻率。

        佩因堂？（可詛咒的名字１，簡直是諷刺！）樓下是練琴室。我了解詹尼。她生气時常常蹦蹦地猛敲那該死的琴鍵。可不是嗎？但是，在她嚇得要死的時候又會怎樣呢？

        １“佩因”（Paine）与英語“痛苦”（pain）同音。

        長廊兩旁部是練琴室，走過這地方真能叫人發瘋。莫扎特和巴爾托克、巴赫和勃拉姆斯的樂曲從各個琴室的門里漏出來，混成一片莫名其妙的鬼哭狼嚎。

        詹尼，一定在這里！

        從一間琴室里傳來狠命彈奏（是因為生气吧？）肖邦一首前奏曲的聲音。我不由自主地在門口站住，猶豫了一會儿。那曲子彈得很糟糕：老是停下又開始，開始又停下，錯誤百出。在一次停頓時，我听到一個姑娘的聲音在嘀咕：“扯淡！”這一定是詹尼。我把門撞開。

        一個拉德克利夫女學生在彈鋼琴。她抬起頭來。原來是個怪難看的闊肩膀嬉皮士，她見我闖進去顯得很惱火。

        “喂，你搞啥名堂？”她問。

        “沒啥，沒啥，”我說著重又把門關上。

        我到哈佛廣場上碰碰運气。潘普洛納自助餐廳，湯美拱廊，甚至連海斯·比克館——很多搞藝術的經常上那儿去——處處都找遍了。連她的影子也沒有。

        詹尼到哪儿去了呢？

        這時地鐵已經沒車了，但剛才如果詹尼离家直奔哈佛廣場的話，她赶得上去波士頓的地鐵，到那里能坐長途汽車去克蘭斯頓。

        我把一枚兩角五分和兩枚一角的硬幣塞進投幣口時，已經快午夜一點鐘了。我在哈佛廣場售貨亭旁的一個公用電話間里挂長途電話。

        “喂，是菲爾嗎？”

        “呃……”他睡意很濃地說。“誰啊？”

        “是我——奧利弗。”

        “奧利弗！”听得出他吃了一惊。“詹尼出事了嗎？”他緊接著問。既然他問我，這不就表明詹尼不在他那里？

        “哦，沒有的事，菲爾，沒有的事。”

        “謝天謝地。你好嗎，奧利弗？”

        确信女儿無恙以后，他立刻恢复了那种隨和的語調，仿佛根本沒有從酣睡中被叫醒這么回事。

        “很好，菲爾。好得很。我好得很。我問你，菲爾，詹尼跟你最近有聯系嗎？”

        “不多，這鬼丫頭，”他回答的語气平靜得出奇。

        “你說什么，菲爾？”

        “媽的，這鬼丫頭應該多跟我通通電話才對。你也知道，我又不是外人。”

        一個人如果可能同時既放心又惊慌，那么我當時的感覺就是這樣。

        “她在你身邊嗎？”他問我。

        “嗯？”

        “叫詹尼听電話；我要沖她罵几句。”

        “不行啊，菲爾。”

        “哦，她睡了？既然在睡覺，就別惊動她了。”

        “噢，”我說。

        “喂，小子，你听著，”他說。

        “什么事？”

        “克蘭斯頓難道就那么遠，你們星期天下午都不能來？嗯？要不，我上你們那儿去也行，奧利弗。”

        “哦，不，菲爾。我們來。”

        “几時？”

        “找個星期天。”

        “‘找個’？不要對我耍這种花槍。孝順的娃儿從來不說‘找個’，而說‘這個’。就這個星期天，奧利弗。”

        “好吧。就這個星期天。”

        “四點鐘。不過要小心開車。就這樣說定唆？”

        “說定了。”

        “下次挂長途電話你可以讓我付賬，鬼東西。”

        他挂斷了電話。

        我呆呆地站在那里，身處黑沉沉的哈佛廣場，猶同團守茫茫大海之中的孤島，不知道該上哪儿去，也不知道下一步該怎么辦。一個黑人走到我跟前，問我要不要“打一針”１。我心不在焉地回答說：“謝謝，不要。”

        １指制成注射劑的毒品。

        我不再奔跑。你想想，赶回到空無一人的家里去有什么意思？時間是那么晚，我已經渾身麻木——其中害怕的因素多于寒冷（不過，說實在話，天气也的确不暖和）。到了离家門口几碼處，我依稀看到有個人坐在台階上。八成是我眼岔了，因為那黑影一動也不動。

        然而那真是詹尼。

        她坐在最高一級台階上。

        我已精疲力竭，沒有大惊小怪；同時又如釋重負，所以說不出話來。我心里真希望她手里有根圓頭棍棒什么的，來揍我一頓。

        “詹？”

        “奧利？”

        我們倆說得相當安詳，所以根本玩味不出對方的語气中包含的是什么感情。

        “我忘了帶鑰匙，”詹尼說。

        我站在台階下，不敢問她坐了多久。我只意識到自己太委屈她了。

        “詹尼，對不起——”

        “別提了！”她打斷我的賠禮詞，接著心平气和地說：“愛，就是永遠也用不著說對不起。”

        我登上台階走到她坐著的地方。

        “我想睡覺了。行嗎？”她說。

        “行。

        我們上樓來到自己那套公寓里。在我們脫衣服時，她以撫慰的目光望著我說：

        “奧利弗，剛才我說的是真心話。”

        事情就這樣過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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