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一个现代人几乎不会不对这个事实感到震惊，那就是坐在同一张桌子两边的两位评论家竟会同时对同一本书发表完全不同的意见。在右边的那位，把它称为英语散文的杰作；与此同时，在左边的那位，却把它看作一堆废纸，如果炉火未熄的话，应该付诸丙丁。然而，对于弥尔顿和济慈，这两位评论家却意见一致。他们表现出一种敏锐的感受能力，而且毫无疑问具有真正的热情。只是当他们讨论当代作家的作品之时，他们才会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这本发生争议的书，大约出版于两个月前，它既是对于英国文学的一项持久贡献，又是矫揉造作、平庸无奇的大杂烩。这就说明了他们为何意见分歧。

        这是一种奇特的说明。就读者而论，他希望在现代文学的一片混乱之中得到判明形势的指南针；对作家而言，他很自然地渴望知道，他几乎完全在黑暗之中承受了无限痛苦创作出来的作品，究竟是永远和英国文学中那些固定的发光体交相辉映呢，还是恰好相反，只是扑灭了那火花。而这种说明，使读者和作家双方同样不知所措。但是，如果我们站在读者这一边，并且首先探究他所处的困境，我们很快就会豁然开朗，不再迷惑。同样的情况，在以往早已经常发生。自从罗伯特·埃尔斯米厄（或许是斯蒂芬·菲力浦斯）不知怎么散播了那种气氛之后，我们就听到博学之士平均每年两次——在春季和秋季——对于新的方法争论不休而一致同意旧的方法；在成人中间，对于这些书籍也有同样的分歧意见。如果发生下述情况，那就更加不可思议，更加令人惶惑，那就是说，如果出乎意外，桌子两边的两位先生竟然意见一致，把子虚乌有先生的书称为无可怀疑的杰作，这就使我们作出决定，究竟是否应该花费十先令六便士的代价来支持他们的评判。他们两位都是著名的评论家，他们在此不谋而合的意见，将会一丝不苟地化为一行行严肃的颂词，来提高英美文学的尊严。

        那么，必定是某种天生的讥讽嘲弄，以及对于当代天才的某种胸襟狭窄的不信任感，使我们在那番评论继续进行之时自动地作出决定，即不论他们是否会意见一致——看来他们毫无此种迹象——为了各种现代的热情争辩而付出半个几尼的代价，实在是太浪费了，一张图书馆借书卡，就可以在这种场合很适当地满足我们的需要。然而那个疑问依然存在，让我们大胆地把它提交评论家们本人去考虑吧。一位读者在对于死者的崇敬方面，决不亚于任何人，但是他被一种疑虑所折磨，认为对于死者的崇敬是必不可少地和对于生者的理解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对于这样的一位读者来说，难道现在就没人来充当他的指导了吗？在迅速地考察了一番之后，两位评论家都一致同意：不幸得很，现在没有这样的人物。因为，就新近的作品而论，他们自己的评论又有什么价值呢？肯定还不值十先令六便士。接下去他们从自己经验的仓库中取出了过去所犯错误的可怕例子；批判的失误如果不是针对活人而是针对死者，就会叫他们丢了饭碗，并且危及他们的声誉。他们所能提供的唯一忠告，就是要尊重个人自己的本能，要无畏地顺从本能，不要把本能屈从现在活着的评论家或书评家，而要一再阅读过去的杰作，来检验自己的本能正确与否。

        我们一边谦逊地感谢这些评论家，一边不禁会反省，觉得情况并非总是如此。我们应该相信，从前一度曾经有过一种规范、一种准则，它用我们现在所不知道的方式，控制着一个伟大的读者共和国。这并不是说，那些伟大的评论家——屈莱顿、约翰逊、柯勒律治和阿诺德——是他们当代作品的无懈可击的评判者，他们的判断给作品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且免除了读者自己来判断估价的麻烦。这些大人物对于他们同时代作家的评论之失误，已尽人皆知，在此简直不值再提。但是，仅仅是他们的存在这一事实，就有一种集中的影响。我们这样假设可不是幻想，那就是说，仅仅是那种影响，就足以控制晚餐桌上的各种不同意见，并且给关于刚出版的某部作品的漫谈提出我们正在寻求的权威性意见。不同的学派会像过去一样热烈地争论，但是，在每位读者的思想背后会意识到：至少有一个人在密切地注视着文学的主要准则，如果你把当前某种奇特的作品拿到他面前，他就会把它和永久性联系起来考虑，并且利用他自己的权威，把它局限于一阵阵对立的赞扬和指责声中。但是，说到要造就一位评论家，大自然必须慷慨而社会必须成熟。现代世界中四处分散的餐桌，构成当代社会的各种潮流的追逐和涡流，只有一位无比雄伟的巨人，才能够主宰它。我们有权盼望的那位高大的人物，现在又在何处？我们有书评家，但是没有评论家；我们有一百万工作胜任、廉洁奉公的警察，但是我们没有一位法官。有鉴赏力、有学问、有能力的人们，一直在给年轻人讲演，并且赞扬已经死去的人。但是，他们能干而勤奋的笔墨所导致的结果，往往是把活生生的文学肌体风干成为一具小小的骨骼。屈莱顿有他那种直截了当的魄力，济慈有他的优美自然的风格和深刻的洞察力与明智，福楼拜有他的狂热信念的无穷力量，尤其是柯勒律治，他在头脑里酝酿完整的诗篇，并且不时发出一种深刻的概括性评述，这些评述是在阅读时心灵所激发的火花，它们好像就是那作品的灵魂本身——像上述这种评论家，我们现在无处可寻。

        对于这一切，那些评论家们也慷慨地一致表示同意。他们说，一位伟大的评论家是最为罕见的人物。然而，要是有一位伟大的评论家奇迹般地出现了，我们应该如何来维持他的生活，应该拿什么来供养他呢？伟大的评论家，如果他们自己不是大诗人的话，是从时代的挥霍浪费中孵化繁殖出来的。（文学评论）要为某一位大人物辩护，要建立或者毁灭某个学派。但是，我们的时代已经濒临贫乏的边缘。没有一个姓名能够鹤立鸡群。没有一位老师傅的工场，可以使年轻人在那儿当学徒而引以为荣。哈代老先生早已退出了竞技场，康拉德先生的天才之中有一些异国情调，这使他不能像一位令人钦佩的光荣的偶像那样来发挥影响，而是使他和大家疏远隔离。至于其他人，虽然他们人数众多、精力充沛、正处于创作能力的高潮，但其中没有什么人能够严肃地影响他的同时代人，或者能够透过当前的现实来洞察我们乐意称之为不朽的那个不远的将来。如果我们以一个世纪作为我们的试验期限，来问一问，英国在这些日子里产生的作品中，有多少到了那时还能存在，我们将不得不回答说，我们不仅不可能一致同意某一本书会长存不朽，而且我们十分怀疑是否会有这样一本书。这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年代。有几节诗，几页书，这儿一章那儿一篇，这部小说的开端和那部小说的结尾，堪与任何时代或任何作家的最佳作品相媲美。但是，我们是否能够拿着一堆松散的篇页，到我们的子孙后代那儿去，或者去要求那时的读者，要他们面对着整个文学遗产，来把我们的小小的珍珠从我们的一大堆垃圾中筛选出来？这就是评论家可以合法地向他们同桌的伙伴——小说家和诗人——提出来的问题。

        起初，悲观主义的分量似乎足以压倒一切反对意见。不错，我们重申，这是一个荒芜的年代。有许多理由可以为它的贫乏辩解；然而，坦率地说，如果我们以本世纪和另一个世纪相比较，那对比似乎是压倒一切地对我们不利。《威佛莱》、《远游》、《忽必烈汗》、《唐璜》、《哈兹列特散文集》、、《赫坡里昂》和《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都出版于一八〇〇至一八二一年之间。我们的世纪并不缺乏艰苦的努力；然而，如果我们要求的是文学杰作，从表面上看来，抱悲观主义的人们是对的。似乎在一个天才的时代之后，接踵而至的必然是一个竭力挣扎的时代：人们通过纯洁而艰苦的工作，来表达骚乱而越轨的思想。当然，一切荣誉都应归于那些牺牲了个人的不朽来把那幢房屋整理得井然有序的人们。但是，如果我们要的是文学杰作，我们到何处去寻求呢？我们可能觉得有一点儿当代诗歌将会幸存；它们是叶芝先生、台维斯先生和德·拉·迈厄先生的几首诗。当然，劳伦斯先生有时是伟大的，但是在更多的场合，他远非如此。比尔博姆先生在他本人创作方式的范围之内是完美的，但这不是一种伟大的方式。《遥远的地方和往昔的岁月》中的一些片段，毫无疑问将会永久地遗留后世。是一场令人难忘的突然剧变——无限地大胆，可怕的灾难。于是，我们挑挑拣拣，一会儿选这，一会儿选那，把选中的作品高举起来给人看，听到人们为它辩护或嘲笑它，而最后我们不得不接受这个反对意见，那就是说，即使如此，我们也不过是同意了批评家的意见，认为这是一个不能作出持久努力的年代，一个断简零篇纷然杂陈的年代，不能严肃地和前面一个时代相比。

        但是，正当这种意见到处流行，而我们也对它的权威性表示附和的时候，我们有时会极其敏锐地意识，我们对自己所说的话一个字也不相信。我们重申，这是一个荒芜贫瘠、精疲力竭的年代；我们不得不怀着嫉妒之心回顾往昔。这又是初春的晴朗日子中的第一天。生活并非完全缺乏色彩。那干扰了最严肃的谈话、打断了最有分量的观察的电话机，它本身就有一段传奇。那些没有机会永存不朽而能把人们的思想表达出来的偶尔闲谈，却往往具有一种由灯光、街道、房屋和人物组成的布景，不管它是美丽的还是奇特的，都会把它自己编织到一个永存的瞬间中去。然而，这就是生活；而我们所谈的却是文学。我们必须试图把这两者分离开来，不让它们纠缠在一起，并且为乐观主义的轻率鲁莽的精神辩护，来反抗悲观主义的看来更为高级的花言巧语。

        我们的乐观主义大部分来自本能。它来自晴朗的日子、美酒和谈话；它来自这个事实——当生活每天献出这样的珍宝，每天使人想起的东西比最善于辞令的人所能表达的还要多，虽然我们十分仰慕死去的一代，我们还是宁愿有现在这样的生活。现代生活中有着某种东西，即使所有过去时代的生活都可供我们选择，我们也不愿以此作为交换。现代文学尽管有它的一切不足之处，对于我们也有着同样的支配能力和同样的魅力。它好像是我们每天想要故意冷落、抛弃的某种亲属关系，但是，我们毕竟离不开它。它和那种我们赖以生存、由我们自己造成并在其中生存的世界有着同样亲切的品质，而不是某种尽管威武庄严但是对于我们说来却是异己的、从外面看到的东西。没有任何过去时代的人，比我们这一代更需要珍惜爱护我们的当代作家。我们被干脆地割断了与我们先辈的联系。稍微变动了一下衡量的尺度——许多世代以来被放在一定位置的一大堆东西，就突然坠落了——已经彻头彻尾地震动了那个组织结构，使我们和过去疏远了，并且使我们或许过分鲜明地意识到现在。每天我们都会发现自己在做着、说着、想着对我们的父辈说来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对于迄今未被人注意的差异之处，要比那已经被人非常完善地表达出来的相似之处，感觉敏锐得多。新的书籍之所以能诱惑我们去阅读它们，其部分原因，就是我们希望它们会反映出我们在态度上的这种重新调整——这些场景、思想、以及带着如此鲜明的新颖之感向我们冲击的那些不协调事物的显然是出于偶然的组合——并且像文学经常所起的作用那样，把它完整无缺而清楚明了地交还给我们储存保管。我们在此的确有抱乐观主义态度的一切理由。没有一个时代比我们的时代具有更多的作家，他们决心要表达把他们和过去时代相分离的差异所在，而不是去表达那些使他们与它相联系的相似之处。举出作家的姓名会令人感到不快，但是，凡是染指诗歌、小说和传记的最漫不经心的读者，对于我们时代的勇气和真诚，总之，对于我们时代作家广泛的独创性，几乎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是，我们的兴奋感被奇特地截断了。一本又一本书给我们留下了相同的感觉，即原来的允诺并未兑现；智力贫乏；从生活中撷取的光彩没有被转化到文学中来。现代最好的作品中，有许多看上去是在压力之下、用一种苍白的缩写体记录下来的，它以惊人的辉煌技巧把人物经过银幕之时的动作和表情保存了下来。但是，那阵闪光迅即消逝，给我们留下了深深的不满之感。我们所受到的尖锐刺激，和我们所获得的快感同样地剧烈。

        我们毕竟又回到了开始的出发点，在两个极端之间犹豫不决，一会儿满腔热情，过一会儿又悲观失望，对于我们的当代作家无法作出任何结论。我们曾求助于评论家，然而他们却推卸责任。那么，现在已经到了接受他们的忠告并且向过去时代的杰作请教以纠正我们的极端态度的时候了。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被这些杰作所吸引，并非出于冷静的判断，而是被某种迫切的需要所驱使：我们需要把我们摇摆不定的思想固定在它们安全可靠的基础之上。但是，老实说，过去和现在之间令人震惊的对比，起初的确使人感到不安。毫无疑问，在伟大的作品之中，往往带着某种沉闷的因素。在华兹华斯、司各特和简·奥斯丁女士的一页又一页作品中，有一种泰然自若的平静安宁，它平静到快要令人昏昏欲睡的程度。各种机会纷至沓来，他们置若罔闻。色彩的浓淡和微妙的差异逐渐积累，他们也置之不顾。他们似乎故意拒绝满足现代人如此兴致勃勃地去刺激促进的那些感觉：视觉、听觉、触觉——而比一切都要重要的，是关于人的感觉，简而言之，是他的心灵深处和知觉的变化，他的复杂性、他的骚乱、他的自我。这一切，在华兹华斯、司各特和简·奥斯丁的作品之中，几乎没有。那么，那种逐渐地、愉快地、完全地征服了我们的安全感，是从何而来的呢？是他们的信仰——他们确切不移的信念，在对我们施加影响。在华兹华斯这位哲理诗人身上，这是十分明显的。然而，对于在早餐之前构思他的空中楼阁，潦草地写出他的杰作的小说家，和那位仅仅为了给人以乐趣而安静地悄悄写作的谦逊的姑娘来说，情况也是如此。他们俩都有相同的自然的信念，确信生活具有某种肯定的品质。他们有他们自己对于行为的判断。他们了解人与人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对于这一点，他们俩谁也没有直率地说过什么话，但是关键就在于此。我们发现我们自己在说：只要相信，其他一切都会水到渠成。举一个最近由于出版《华生一家》而使人想起的简单例子：你只要相信一位好姑娘会本能地去安慰一位在舞会上受到奚落的少年，如果你默默地、毫无疑问地相信它，你不仅会使一百年以后的读者有同样的感觉，并且你会使他们把它作为文学作品来感受。因为，那种肯定无疑的态度，就是使人可以写作的条件。相信你的印象对其他人同样适用，就是摆脱了个性的束缚和桎梏。带着一种至今仍使我们入迷的活力，去探索那富于冒险和传奇的整个世界，这就是自由，像司各特一般的自由。这也是那种神秘的创作程序的第一步，简·奥斯丁就是非常伟大的精于此道的名家。那段小如颗粒的人生经历，它一旦被选中，被深信不疑，被放到她本身之外，它就会被安排到恰如其分的地方，于是她就能自由地用一种分析家永远无法窥破其奥秘的程序，来把它变成如此完整的陈述，它就是文学。

        那么，我们的当代作家之所以使我们苦恼，就是因为他们不再相信。他们中间最真诚的人，只会如实地告诉我们，他本人的遭遇是怎么回事。他们不能创造出一个世界，因为他们不能摆脱其他人的束缚。他们不能讲故事，因为他们不相信故事是真实的。他们不能使特殊的事例一般化。他们依靠他们的感觉和情绪，因为它们的证据是确凿可信的；他们不依靠他们的理智，因为它的信息是模糊朦胧的。他们没有办法，他们不去使用作家的艺术技巧中某些最有力、最精致的武器。尽管他们有英国语言文字的全部财富作为他们的后盾，他们一手一手、一本一本地传递的，只是些最卑贱的铜币。被安顿在那永恒前景的一个崭新的角度上之后，他们只是迅速地拿出他们的笔记本，愁眉苦脸地拼命记录那飞逝的曙光（它是照耀在什么东西上面的呢？）以及那些空幻的光辉（它们或许什么也不能构成）。然而，就在这儿，评论家们插了进来，并且摆出一味公正的架势。

        他们说，如果这种描述是适用的，而不是——像它很可能的那样——完全依赖于我们在餐桌就坐的位置，和对于芥末罐与花瓶的某种纯粹个人的关系，那么，在目前评判当代作品所担的风险，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如果他们的批评大大地偏离了目标，他们可以有各种借口；而且毫无疑问，最好还是接受马修·阿诺德的忠告，从当今燃烧着的土地上退却到安全宁静的过去时代中去。马修·阿诺德写道：“当我们去接近与我们的时代如此相近的诗歌——像拜伦、雪莱、华兹华斯的诗歌——之时，我们进入了一片燃烧的土地，因为，对于这种诗歌的评价，往往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感情用事的个人的。”这一段话，人们提醒我们说，是在一八八〇年写的。他们说：你们从几英里长的缎带中挑出一寸放到显微镜下去观察，那可要当心。如果你们耐心等待，事物自己会各就其位。要保持中庸之道，要研究古典作品。更有甚者，生命是短促的；拜伦逝世一百周年纪念就要来临，目前人们热烈争论的问题是：究竟他有没有和他自己的姊姊结婚？总而言之——已经到了应该结束的时刻，而各人还在同时七嘴八舌地说话，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真的还能作出任何结论的话，那么咱们就来总结吧！——对于现代作家而言，放弃创造文学杰作的希望，似乎是明智的。他们的诗歌、剧本、传记、小说并非作品，而是一些笔记本；而时间就像一位优秀的教师，他会把它们拿在手中，指出它们的墨水污迹、乱笔涂鸦、擦抹删改之处，并且把它们撕成两片；但是，他不会把它们扔到废纸篓里去。他会把它们保存起来，因为其他学生会发现它们很有用处。正是从这些现在的笔记本中，会创造出将来的杰作。正如评论家们所说的那样，文学有悠久的渊源，它已经历过许多变化；只有目光短浅、胸怀狭窄的人，才会夸大这些小小的风暴，尽管它们可能会使那些在大海上颠簸的小船晃动。在海面上，狂风暴雨把人淋得湿透；在海洋深处，却是连续而平静的暗流。

        至于那些以传播关于当代著作的评价为职责的评论家们，让我们承认，他们的工作是困难的、危险的，而且往往是讨厌乏味的；让我们恳求他们慷慨大方地给人以鼓励，但是要节约花环和桂冠，因为它们很容易扭曲、枯萎，在六个月之内，就会使得戴上它们的人看上去有点滑稽。让他们对于现代文学采取一种更加宽广而较少个人色彩的见解，并且确实把作家们看作正从事于某项宏伟建筑的人们，这种建筑是由集体共同努力建成的，作为个体的工人就不妨默默无闻。让他们对着那酒足饭饱的一伙砰的一声关上门，至少暂时放弃讨论那迷惑人的题目——拜伦是否娶了他的姊姊——并且从我们坐着闲聊的餐桌旁边后退一个巴掌那么宽的距离，来谈论一些关于文学本身的趣事吧。当他们要离去之时，让我们挽留他们，并且使他们回想起那位憔悴的贵族海斯特·斯坦霍普女士，她在马厩里养着一匹乳白色的骏马，随时准备给救世主使用，她一直在山顶上不耐烦然而有信心地仔细观望，等待救世主降临的各种迹象；让我们请求他们以她为榜样，仔细眺望远处的地平线，为未来的杰作准备道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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