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〇年五月底，塞缪尔·霍尔先生来到了马德里，他的头衔十分惊人，全权英国特使。在此之前他从来没到过西班牙，一句西班牙语也不会说，对佛朗哥和他的新政权更是一点儿好感也没有。但是丘吉尔赋予了他百分之百的信任，并一再要求他接受这个任命：对欧洲大战的走向来说，西班牙是一枚关键的棋子，他需要一个坚定的支持者，立场鲜明、态度强硬地在这里坐镇。西班牙政府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对英国的利益至关重要，这样才能保证直布罗陀海峡不受侵扰，避免大西洋上的港口落到德国人手中。为了获得极其微小的合作，英国已经通过对外贸易向饥肠辘辘的西班牙施加了不少压力，限制对它的石油供应，用大棒和胡萝卜政策将它打压得奄奄一息。然而随着德国军队横扫欧洲，这些措施显得远远不够了，他们需要以一种更加积极有效的方式来给马德里施加影响。这位个子矮小、上了年纪又其貌不扬的大使先生就是带着这个任务来到西班牙首都的。他的密切合作者们称他塞姆先生，后来所交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西班牙朋友则称他为塞缪尔先生。

        霍尔接受这一职务的时候情况并不乐观。他不喜欢马德里，跟西班牙国民性情格格不入，而且在这片荒芜且满目疮痍的土地上，几乎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他知道自己不会受到欢迎，也知道佛朗哥政府公然表示反对英国。为了给他来个下马威，让他一开始就更真切地了解这一点，长枪党人在他到任的那天早上，在英国大使馆门口举行了气势汹汹的示威，高呼：“直布罗陀属于西班牙！”

        在向领袖佛朗哥递交国书和委任信以后，这位大使先生就走上了为期四年的坎坷赴难路。他无数次地后悔当初接受了委任。在这个充满敌意的环境里他感到极其难受，类似的情形在他以前的多个任期中从来没有出现过。马德里焦躁不安，气候炎热得令人难以忍受。长枪党人对英国大使馆的骚扰成了家常便饭：向窗户里扔石头、拔掉大使馆公车上的小旗子和徽章，甚至对大使馆成员进行辱骂和人身攻击，而西班牙当局对所有的一切睁一眼闭一眼，置若罔闻。西班牙的媒体大肆攻击，指责英国是导致西班牙饥饿的罪魁祸首。新大使的就任只在少数几个保守的保皇党人中臝得了好感，但他们不过是一群效忠于维多利亚·尤金妮王后的怀旧老臣，在政府中毫无权势，只是固执地紧抓着永远也无法回去的过往不放。他感到孤独，独自一人被遗弃在黑暗中，只能摸索着向前。马德里的环境让他感到窒息：西班牙行政机构极其拖沓缓慢的办事效率令人忍无可忍，大街小巷站满了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瞥察和长枪党人，到处可以见到趾高气扬的德国人肆无忌惮为所欲为。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和义务，他几乎是横下了一条心，还没有完全安顿下来，就硬着头皮开始跟西班牙政府建立关系，尤其是跟政府中三位最主要的人物：佛朗哥将军、塞拉诺·苏聂尔部长和贝格贝尔部长。他分别同三个人会晤、打探底细，接收到了截然相反的信息。

        一个阳光灿烂的夏日，佛朗哥将军在帕尔多皇宫接见了他。虽然外面阳光明媚，佛朗哥却拉上了窗帘，点着灯，坐在一张办公桌后面，桌上还骄傲地竖着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巨幅照片。在那次气氛僵硬的会见中，双方通过翻译轮流发言，没有进行任何直接对话。尽管如此，霍尔还是被这位国家元首的盲目自信震惊了：佛朗哥深信不疑地认为自己就是那个拯救国家、开创新世界的救世主。

        如果说跟佛朗哥的见面很糟糕的话，那么跟塞拉诺·苏聂尔的见面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场面更加令人难堪。这位“裙带领袖”的权势正如日中天，整个国家都在他的一手掌握之下：长枪党、新闻媒体、警察，他还有跟领袖私人接触的特权，虽然很多人都猜测他打心眼儿里看不起领袖的知识水平。那时候佛朗哥已经半隐居在帕尔多皇宫，很少露面。相反，塞拉诺似乎无处不在，就像欧芹可以用于任何配菜中一样，与战争期间访问西班牙保护区的那位谨慎的塞拉诺完全不同。当年正是他弯腰帮我捡起粉盒，而我也躲在沙发下面长时间地观察过他的脚踝。好像随着新政权的建立，一个新的塞拉诺·苏聂尔诞生了。暴躁，骄傲，说话做事急不可耐，猫一样的眼睛永远保持警觉。他永远处于紧张状态，对任何一位所谓的“财阀民主体制”代表都那么挑剔而刻薄。霍尔和塞拉诺，在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以及之后不可避免的很多次见面中，从未获得过对方的任何好感。

        而在这三个大人物中，唯一能跟霍尔相互理解的就是贝格贝尔。从在圣克鲁斯宫的第一次见面开始，两人之间的交流就很通畅。这位外交部长时而倾听，时而回应，努力修正各种不合理的事务，并试图理清一团乱麻似的对外关系。他在霍尔面前斩钉截铁地表明自已不主张加入战争，也毫不遮掩地承认饥饿的西班牙人民急需援助，而且竭尽全力通过订立各种合同和协议来减轻人民的苦难。事实上，从一开始他的个性就让这位新大使觉得有些特别，甚至是古怪。他的感性、文化素养、行为方式和嘲讽的语气，跟马德里当时的严酷氛围，还有他位高权重的身份毫不相符。在霍尔的眼中，贝格贝尔因为德国人的气势汹汹、长枪党人的嚣张气焰、政府的专横跋扈，还有首都人民的悲惨生活而忧心忡忡。也许正因为这样，正因为贝格贝尔在这个疯狂的世界中显得格格不入，所以霍尔觉得，他是一个如此和蔼的人，用在非洲养成的好脾气来化解各种怨恨，舔舐心中因为其他同僚的攻击而留下的累累伤痕。当然，他们也有不一致的地方，有一些意见分歧，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外交事件，或者是要求与抱怨，还有很多期待共同解决的危机。比如西班牙军队在六月份大举侵入丹吉尔，一下子终结了它的国际城市地位。比如西班牙政府授权德国军队在圣塞巴斯蒂安大街上举行阅兵。比如在那个混乱而仓促的年代里关系紧张的时刻。虽然这一切都无法避免，但贝格贝尔和霍尔却日益亲密，对这位新任大使来说，在动荡的马德里，面对那些像杂草一样不停冒出来的麻烦，这份友谊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随着霍尔逐渐融入这个国家，他也开始明白德国人的势力在西班牙的日常生活中无处不在，几乎渗入了公共事业的每个角落。企业家、高级管理人员、商业代表、电影导演……这些人从事的工作虽然各有不同，但都和西班牙的管理部门有着良好的人脉关系，而且都成为了纳粹的代理人。很快他也知道了这里对新闻媒体的管制有多么严格。德国大使馆的新闻办公室，在塞拉诺·苏聂尔的完全授权下，可以决定西班牙的所有报纸每天如何报道关于第三帝国的消息，如何发布、使用什么样的字眼儿，并随心所欲地在西班牙报纸中插入对纳粹的宣传和鼓吹。而更无耻更令人愤慨的是，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万岁》日报，也就是长枪党的宣传机构，垄断了用于报纸印刷的绝大部分纸张。针对英国人的舆论攻击接连不断且十分残酷，充满了谎言、辱骂和阴谋操纵。丘吉尔的形象是那些最恶毒的漫画的灵感来源，而大英帝国，则是他们一贯嘲笑的对象。随便哪个西班牙省份发生的工厂事故，或者是邮政火车的事故，都被毫无廉耻地归咎于背信弃义的英国人的破坏。面对这一切践踏和欺辱，英国大使馆的抗议都毫无例外地石沉大海。

        正当塞缪尔先生无可奈何地适应了他的新工作时，西班牙内政部和外交部之间的敌对状态也日益明显。塞拉诺站在权倾朝野的位置上，设计组织了一场战略性的战役：散布关于贝格贝尔的恶毒谣言，并借此宣传只有他才能挽救大局的观念。除了我们这位昔日的总督、如今人微言轻的外交部长，佛朗哥与塞拉诺，塞拉诺与佛朗哥，他们中的任何一个都不了解什么是国际政治，也从来没有真正见识过外面的世界。就像两只井底之蛙一样，坐在帕尔多皇宫里，一边喝着热巧克力，一边吃着煎面包片，并就着点心桌子肩并肩地设计出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因为无知和狂妄而表现出令人惊愕的大胆。

        贝格贝尔终于爆发了。他们想要把他赶走，他对这一切早就心知肚明。他们将会把他赶出内阁，狠狠地踹他一脚，把他踢到街上去，因为光荣的圣战已经不再需要他。他们把他从摩洛哥的幸福岁月中连根拔起，放到一个人人渴求的位置上，就为了捆住他的手脚，给他的嘴里塞上块破抹布。他们几乎从来没有重视过他的看法，或者说，事实上从来没有征求过他的意见。他从来没有能实施什么动议或设立什么标准。他们只不过是想用他的名字来填补一个部长职位，想让他成为一个温顺、怯懦又沉默的附庸者。但就算是这样，就算对当前的形势心怀不满，他也尽忠职守，为了担负起责任孜孜不倦地工作，默默地忍受着塞拉诺在这几个月内对他发起的一系列攻击。开始的时候只是踩一脚、推一下，你让开，让我来。但是很快推推搡搡就变成了凌辱的勒颈绳，最初的踢打也最终变成了对准要害的砍杀。当贝格贝尔猜想接下来要发生的就是踩住他的脑袋时，他爆发了。

        他已经很疲惫了，厌倦了塞拉诺的傲慢与不可一世，也厌倦了佛朗哥的闪烁其词和不明朗的态度，厌倦了独自逆流而上，跟周围的一切格格不入，也厌倦了驾驶一艘从起航开始就已经走错了方向的大船。因此，他似乎要再次模仿他亲爱的穆斯林朋友，像一个冲动的摩洛哥人一样掀掉头巾。是时候把他与霍尔那始终小心翼翼的友谊公之于世了，他们的交往将不再局限于平素常常见面的官邸、办公室和各种沙龙。抱着这样的理念，他们的友情赤裸裸毫无遮掩地暴露在大庭广众之下，暴露在空气中，暴露在夏日那隐藏不下一丝阴暗的炙热阳光下。他们几乎每天都在最知名的餐厅里、最醒目的桌子上一起进餐。然后，就像两个穿梭在得土安摩尔人社区狭窄巷子里的摩尔人一样，贝格贝尔挽着这位大使先生的胳膊，称他为“塞缪尔兄弟”，故意在马德里的大街上招摇。贝格贝尔变得挑衅、咄咄逼人，甚至有些堂吉诃德式的疯狂。日复一日，他与那位来自敌国的使者亲密交谈，骄傲地表明自己对德国人，以及亲日耳曼派不屑一顾的态度。他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阿尔卡拉大街上的革命总指挥部，走过《万岁》报社，走过卡斯特亚纳大街上的德国大使馆，还走过皇宫和丽兹酒店的大门口。那里正是纳粹的老巢。他们好像生怕别人不知道佛朗哥的外交部长和那个恶棍国家的大使是如何亲厚有加。而这时候的塞拉诺紧张到濒临崩溃，焦躁不安地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揪着自己的头发大声问这个神经错乱的贝格贝尔做出这么疯狂的举动到底想干什么。

        虽然罗萨琳达的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他对英国的好感，但这位外交部长还没有冲动到那样的程度，可以只因为个人感情就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他国的怀抱中，就像每天晚上投入情人的怀抱一样。因为罗萨琳达，他英国有一些主观上的偏好，这是事实。但是他把全部的筹码都压在霍尔身上，为了他切断了自己的所有后路，这其中另有原因。也许因为他是一个乌托邦主义者，因看到新西班牙的运转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而灰心丧气。也许因为这是他唯一能找到的用来公开表示反对西班牙介入战争、反对西班牙站在轴心国一边的方法。也可能这是他所受到的侮辱和伤害的一种回应，而那些用尽手段侮辱他的人，他本以为可以跟他们一起为重建废墟般的祖国并肩战斗，而且他也曾经热情洋溢地参与到拆毁那个旧国家的行动中去。也有可能，他接近霍尔主要是因为孤独，在那样一个苦涩而充满敌意的环境里感受到的极端孤独。

        这一切都不是我亲身经历的，而是罗萨琳达在那漫长的一年中一直坚持给我写信，让我知晓的。在得土安读到这些信时，我都像久旱逢甘霖一样如饥似渴。虽然她的社交活动仍然很频繁，但病情的恶化让她不得不长时间卧床静养，于是她用这些时间来给朋友们写信，或者阅读朋友们的来信。就这样，我们形成了通信的习惯，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信件都像一条看不见的线把我们联接在一起。一九四零年八月末，她在最后几封信中，向我提起马德里的报纸已经开始叫嚣让外交部部长立即辞职。但是贝格贝尔真正下野还在一段时间之后，大约是六个或七个星期。在这几个星期里，再次发生了一些事情，永远地改变了我人生的航向。

        自从母亲来了以后，我的日常生活中增加了一项新的活动，就是阅读。她仍保持着晚上早睡的习惯，菲利克斯也不再来串门了，于是我每天晚上都有了大把不知道如何打发的空闲时间。直到有一天菲利克斯再次突发奇想，给我找到了一个解闷的好办法。他带来了一本双层封皮的书，以两个女人的名字命名：《福尔图纳达和哈辛达》。从那时候开始，我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来阅读这位天才邻居家里的那些长篇小说。几个月以后我已经把它们看了个遍，开始从得土安图书馆的书架中寻找目标。一九四〇年的夏天快要过去的时候，我读完了那座小图书馆里的二三十本小说，正发愁以后拿什么来消遣。有人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一页纸。这次不是小说，而是一封蓝色的电报。也不是为了让我享受阅读的内容，而是让我照着上面的指示去做。“私人邀请函。丹吉尔私人派对。马德里的朋友在那儿等你。九月一日晚上七点。提姆酒吧。”

        我感到内心一阵翻腾，不过还是忍不住哈哈大笑。不用看签名我就知道这是谁发来的电报。我的脑海中一下子浮现出各种各样的回忆：音乐、欢笑、鸡尾酒、各种突如其来的状况、听不懂的外国词、小小的冒险、敞篷车里的远足，还有生活的欲望。我把过去的日子跟现在平静的生活做了个比较。现在，时间几乎都是在单调的缝纫和试衣中、在广播的长篇故事中、在每天傍晚跟母亲的散步中不知不觉流过的。这些日子以来，情感上唯一的波动，也就是菲利克斯偶尔拉我去看的某一场电影，还有每天晚上无所事事时，囫囵吞枣看的小说里那些主人公的奇遇和爱情故事。知道罗萨琳达在丹吉尔等我，我欣喜万分，虽然只是短暂相逢，但生活又有了希望。

        我按照约定的日期和时间准时到达，却没在明萨赫酒店的吧台前找到任何派对，大厅里只有四五桌不认识的人，吧台前有两个孤独的饮者，吧台后也不见提姆的踪影。也许是因为钢琴师还没来，酒吧里的气氛显得十分寥落，跟以前那些热闹的夜晚完全不同。我谨慎地坐在一张桌子旁边等待，拒绝了走过来服务的侍者。七点十分，七点十五，七点二十，可是派对还是没有开始的迹象。到七点半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去吧台询问提姆的去向。他们告诉我他已经不在这儿工作了，自己开了一家“提姆酒吧”。在哪儿？南美大街。我飞奔而去。两分钟以后就到达了目的地，其实两家酒吧相距不过几百米。提姆一如既往的消瘦、黝黑，我的身影一出现在门口，他就在吧台后面看到了。他的吧台比刚才那个热闹一些，虽然没有太多的顾客，但是交谈的声音比较大，语调更放松，还不时传来笑声。他没有跟我打招呼，而是用那双黑炭一样的眼睛示意我去酒吧最里面，那里挂着一块布帘。我走向那块沉甸甸的绿色丝绒帘子，揭开走了进去。

        “亲爱的，你迟到了。”

        虽然周围是脏兮兮的墙面，头顶只有一个昏黄暗淡的电灯泡，四周到处放着装饮料的盒子，墙角还堆着整袋整袋的咖啡豆，但这些一点儿也不影响我这位好朋友的魅力。也许是她，也许是提姆，也许是他们俩一起，在当天下午酒吧开业之前，把这个小小的仓库临时改建成了一个私人会见的场所。真的很私人，因为里面只有两把椅子，中间隔着一个铺着白色桌布的大木桶。木桶上放着两杯酒，一个鸡尾酒瓶，一个装着土耳其烟的烟盒，还有一个烟灰缸。屋子的角落里有一堆盒子，上面颤颤巍巍地放着一个手持留声机，里面传来比莉·哈乐黛的《夏日》。

        自从她去了马德里，我们已经有整整一年没见了。她还是那么瘦，皮肤还是那么透明，还是一头随时都会挡住眼睛的金色长鬈发。但是她的表情已经不是以前的无无虑，也不是跟她丈夫艰难共处时或者后来恢复阶段的模样。我没有办法说清楚到底是哪儿发生了变化，她整个人好像都已经稍稍不同，看上去成熟了些，或许还有些疲惫。从她的信里我已经得知了贝格贝尔的艰难处境，以及她在马德里的举步维艰。但是她从来没有提到过要回趟摩洛哥。

        我们拥抱着，像小学生一样开怀大笑，互相夸奖着对方的服饰，然后又是一阵大笑。我是多么地想念她啊。没错，我身边有母亲的陪伴，有菲利克斯，有坎德拉利亚，有服装店，还有新爱好阅读。但是她的出现仍让我激动。她从来都是不期而至。她跟任何人都不一样的看问题的角度，她的异想天开，她那些小小的任性，特立独行和混乱的语言，我是多么想念这一切，多么想知道她这一年来的境况，所以一坐下来就问了她一连串的问题：在马德里过得怎么样？约翰尼怎么样？贝格贝尔呢？为什么会到非洲来？而她则用些模棱两可的话和生活趣事回答我，直到我的好奇心被充分地满足，不再向她追问更多的事情，她才一边把桌上的酒杯倒满，一边切人正题。

        “我来是为了给你一份工作。”

        我笑了。

        “我已经有一份了。”

        “我向你推荐另外一份。”

        我又笑了，喝了一口酒，跟以前一样，粉红杜松子鸡尾酒。

        “什么样的工作？”我放下酒杯。

        “跟你现在的一样，但是在马德里。”

        这时候我才发现她是认真的，于是收起了笑容，换了一种严肃的语调。

        “我在得土安过得很开心。一切都很顺利，而且越来越好。我母亲也很喜欢生活在这里。服装店欣欣向荣，事实上我们正在考虑请一个学徒来帮忙，还不打算回马德里去。”

        “我没有说你的母亲，希拉，只有你。而且你们不用关闭得土安的服装店，马德里的生意只是临时的，至少我们希望是这样。等一切都结束的时候，你就可以回来。”

        “结束？什么结束？”

        “战争。”

        “可是战争早在一年前就结束了。”

        “西班牙的内战是结束了，但是现在又有另外一场战争。”

        她站起来，换了一张唱片，调高了音量。这次是爵士，只有音乐没有歌词。她不想让我们的交谈飘向帘外。

        “现在有另外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国家已经被卷进去了，你的国家也随时可能加入。胡安·路易斯已经竭尽所能让西班牙置身事外，但是照目前的形势看，这相当困难。因此我们希望能尽一切办法来帮助减轻德国对西班牙施加的压力。如果能实现这一目标，你的国家就可以独善其身，而我的国家也就多了一分胜算。”

        我还是不明白这一切跟我的工作有什么关系，但是并没有打断她。“胡安·路易斯和我，”她接着说，“我们正在试图说服一些朋友通力合作。他没能通过外交部向政府有效地施加压力，但是我们从外部也可以做一些事情。”

        “什么样的事情？”我极小声地问，完全不明白她脑子里在想什么。我脸上的表情一定让她觉得有趣，因为她终于笑了。

        “别害怕，亲爱的。我们说的不是往德国大使馆扔炸弹，也不是去捣毁什么军事设施。我指的是一些谨慎的抵抗运动。比如观察、渗透，从一些小小的漏洞里获取一些信息。胡安·路易斯和我，在这件事情上并不是孤军作战。我们不是一对理想主义者，随手抓一些不谨慎的朋友，把他们卷入这些耸人听闻的阴谋中。”

        她再次倒满酒杯，把音乐的音量调高了些。我们又点上了两支烟。她重新坐下，紧紧地盯住我的眼睛。她的眼周有两圈以前从来没有过的灰色的黑眼圈。

        “我们正在帮助他们在马德里建立一个跟英国情报局直接相关的地下工作网。合作者都是与政治、外交或军事不沾边的人，而且大多数不为人知。他们表面上过着正常的生活，暗地里获取信息并传递给SOE。”

        “什么是SOE。”我小声问。

        “英国特别行动小组。这是丘吉尔刚刚在英国情报局内部设立的组织，专门负责跟战争有关的事情，特意跟日常工作区别开来。他们正在全欧洲寻找合适的人。简单地说，就是非正式的间谍服务，非常时期的非常工作。”

        “我不明白。”我的声音细若游丝。

        我真的什么都不明白。地下工作。秘密协作者。行动。间谍。渗透。我一辈子也没有听说过这些东西。

        “好吧，你别以为我对这些名词很熟悉。对我来说，这些也完全是新东西，我不得不努力学习。胡安·路易斯，就像我在信上跟你说过的一样，最近跟我们的霍尔大使关系很密切。而现在，他能留在外交部的日子屈指可数，所以他们两人决定加强合作。虽然霍尔并不直接控制英国在马德里的地下工作，但是他会对此进行监督。或者说，他虽然不直接参与合作，但他是最终的负责人。”

        “那是谁在操作？”

        我以为她会告诉我是她自己，然后告诉我这一切不过是个玩笑，我们会哈哈大笑，最后一起去哈里斯庄园吃晚饭、跳舞，就像以前经常做的那样。但是她没有。

        “艾伦·希尔加斯，英国大使馆的海军参赞，他来负责一切具体运作。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出生于海军世家，自己也加入了海军，他的太太是个大资产阶级家庭的小姐，也跟他一起参与这些情报工作。他跟霍尔一起到达马德里，在公开身份的掩护下，负责秘密协调SOE和SIS的活动，SIS就是秘密情报局。”

        SOE，特别行动小组。SIS，秘密情报局。对我来说都一样陌生。

        我坚持要求她向我解释清楚。

        “SIS，秘密情报局，也被称为MI6，就是Directorate of Military Intelligence，Se 6，军事情报局第六分部，简称军情六处。这个机构专门负责在英国以外的地方开展情报工作。或者说是在英国的领土之外开展间谍活动，这样更好理解一些。早在一战前这个部门就成立了，大多数时候都伪装成外交或军事机构，谨慎地进行一些暗箱操作。一般都是通过已经建立的权力结构，对目标国家中有影响力的人物或高级官员进行渗透。相反，SOE则是个新生事物。由于它不仅依靠职业间谍，而且依靠很多临时人员，所以风险更大。但相应的，灵活性也更大。如果一定要给它一个定义，可以说这是一种战时的应急行动机制。它向所有能提供有用情报的合作者开放。由于这个机构刚刚成立，所以西班牙的负责人希尔加斯正在招兵买马，而且非常紧急。为此他也向身边信得过的人求助，看是不是能帮他联系到可以直接提供帮助的人。可以说，胡安·路易斯和我就是这样的中间人。霍尔刚来不久，几乎谁都不认识。希尔加斯整个内战期间都在马约尔卡当副领事，对马德里也不熟悉，还没有完全掌握这边的形势。而胡安·路易斯和我，一个是公然表示亲英的外交部部长，一个是英国公民，所以希尔加斯没有要求我们直接介入情报工作，因为他知道我们名气太大，容易引起怀疑。但是他向我们求助，请我们帮他找一些合适的人。就这样我们想到了几个朋友，其中也包括你。”

        我不知道她究竟想让我干什么，但我宁愿不问。其实不管我问不问，她都会说出来，而我心中的恐惧也不会因为问了就有所减少。所以我决定集中精力再次把酒倒满。但是调酒瓶已经空了。于是我站起来，在墙角那一堆盒里寻找。刚刚听到的这一切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没有办法生生地消化掉。我从一个盒子里拿出一瓶酒，是威士忌。我拔掉盖子，直接对着瓶了喝了一大口，然后把它递给罗萨琳达。她也像我一样喝了一口，然后还给我。就在她接着往下说的时候，我又喝了一口。

        “我们想过，你可以在马德里开一家时装店，为纳粹高官的太太们做衣服。”

        我觉得嗓子眼一下子被堵住了，刚刚喝下的那口威士忌呛在那里，忍不住一口喷了出来，溅得到处都是。我用手背擦了擦脸，等到终于能说出话来的时候，脑海中蹦出来的只有一句话：

        “你们俩都疯了。”

        她毫不在意我的嘲讽，继续说：

        “以前她们都在巴黎做衣服，但是自从五月份德国军队入侵法国以后，大部分高级时装店都关门了，很少有人愿意在沦陷的巴黎继续工作。薇欧芮高级定制、康朋街上的香奈儿高级时装店、凡登广场上的夏帕瑞丽时装店，几乎所有的顶级时装店都搬走了。”

        也许是因为太紧张，也许是因为刚刚喝下去的那些鸡尾酒和威士忌起了作用，罗萨琳达提到的这些巴黎时装品牌让我哑着嗓子哈哈大笑。“你是想让我在马德里替代所有这些时装大师？”

        她没有被我的笑感染，严肃地说：

        “你可以用你的方式试着这么做，当然是小规模的。现在是最好的时机，因为她们没有更多的选择。巴黎已经不用考虑了，柏林又太远，她们要么就在马德里找人做衣服，要么就选择不要在即将开始的社交季上秀新装。而后者对她们来说无疑是个悲剧，因为在这个时候，她们生存的意义就在于密集的社交活动了。我调查过了，马德里现在已经有一些服装店重新开张，正在准备秋季的衣服。之前曾经传言说巴伦西亚卡今年会重新开始营业，但是最后也没有开。我这儿有那些的确准备营业的服装店名单。”说着她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张对折的纸，“芙罗拉·比亚拉艾尔；布里希达，圣和罗尼莫街三十七号；纳塔里奥，拉佳斯卡大街十八号，拉格特夫人，巴尔巴拉大街二号；佩德罗·罗德里格斯，阿尔卡拉大街六十二号，科特瑞特，费尔南多六世大街八号。”

        其中有一些我觉得熟悉，另一些则很陌生。马努埃拉女士的时装店应该也在其中，但是罗萨琳达没有提到。她念完后，把手里的纸撕成碎片，放进已经装满了烟头的烟灰缸里。

        “虽然她们努力想要推出新的系列，提供最好的设计，但是所有人都面临同一个问题，或者说是局限。所以她们谁也没有办法轻易胜出是什么局限？”

        “缺少布料，绝对的紧缺。不管是西班牙还是法国，各种时装布料都已经停产了。而那些没有关闭的工厂，要么用来生产满足国民基本需求的布料，要么就在生产战争物资。棉布都用于制造军装，棉线用来制造绷带，反正任何布料都不可能被用到时装上。而这个问题你可以解决，你可以把布料带去丹吉尔。这里的贸易还是很发达，不像伊比利亚半岛，进口货物几乎成了不可能。这里有很多美国和阿根廷的产品，还有法国布料和英国毛呢的存货，还有前几年的印度产中国产丝绸，你可以把这一切都带去。如果你需要更多的供应，我们也能想办法。你带着布料、带着创意去马德里，而我则负责在上层社会关系网中做好宣传，那么毫无疑问，你将是下一季最抢眼的时装师，没有人能跟你抗衡。希拉，你将是唯一有能力为她们提供她们想要的东西的人：炫耀，奢华，绝对的光芒四射，就好像这个世界不过是一座舞池，而不是一个他们自己一手造成的血流成河的战场。所有的德国女人都会争先恐后地来找你。”

        “但是她们会把我跟你联系起来……”我试图抓住什么借口，让自已不被卷进那个疯狂的旋涡。

        “绝对不会，没有人有理由这样想。马德里的德国女人大部分都是新来的，跟摩洛哥没有任何联系。没有人知道你跟我认识。不过当然，你在得土安为德国人做衣服的经历会给你很大帮助，因为你了解她们的品味，知道该怎么对待她们，如何跟她们交往。”

        她还在滔滔不绝，而我则闭上眼睛拼命摇头。一霎那，我的脑海中又浮现出自己刚到得土安的日子，浮现出坎德拉利亚给我看手枪、并提议卖掉手枪开服装店的那个夜晚。那种恐慌是一样的，场景也似曾相识：两个女人躲在简陋的小屋里，一个正在提出一项深思熟虑却危险万分的计划，而另一个，满怀恐惧地拒绝接受。不过二者显然有区别，很大的区别。罗萨琳达正在向我谈起的这个计划已经完全不是个人层面上的事情了。

        她的声音把我从过去拉回了现实，从拉鲁内塔公寓的那间简陋小屋拉回了现实中提姆酒吧吧台后面这个小小的仓库。

        “我们会为你制造名气，也完全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在马德里那些有可能对你感兴趣的圈子里，我有很好的人脉关系，可以通过口口相传的方式让大家认识你，而且不让任何人把我们俩联系起来。SOE会负责所有的前期开支：支付店铺的租金、店内的装修布置，还有布料和其他材料的投资。胡安·路易斯会负责解决海关手续，给你办理一切从丹吉尔往西班牙运送货物的必要许可。我们得订购一批数量相当可观的材料，因为一旦胡安·路易斯离开了外交部，这些事情操作起来会非常困难。时装店所有的收入都归你所有。你只需要做跟在摩洛哥一样的事情，但是留心收集从那些德国顾客嘴里听到的消息，甚至还有一些既与政府髙官有关系又与纳粹有联系的西班牙女人。如果你能吸引她们的光顾，那也会很有意思。那些德国女人整日无所事事，挥金如土，你的时装店完全可以变成她们日常聚会的场所之一。然后你就能知道，她们的丈夫都去哪些地方，跟什么人见面，有什么计划，接待了哪些从德国来的客人，等等。”

        “可是我几乎不会说德语。”

        “你完全有能力跟她们很好地沟通，并让她们感到满意。这就足够了。”

        “我也就会数数、基本的打招呼，能说出颜色、星期几，还有一些零星的句子。”我坚持说。

        “没关系的，这点我们已经考虑过了。我们可以找人给你帮忙。你只需要把信息都汇集起来，然后传递给某个目标。”

        “怎么传递？”

        她耸了耸肩。

        “这个得由希尔加斯来告诉你，如果你最终接受了这个任务的话。我不知道这些行动具体是怎么操作的，不过我想他们会专门为你设计一套方案。”

        我再次摇了摇头，这次态度更加坚决。

        “我不会接受的，罗萨琳达。”

        她点了根烟，用力吸了一口，透过烟雾问：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我斩钉截铁地说。我有一千个理由让自己不要参与这件荒唐事，但是却宁可把这些理由都归结为一个坚决的否定。不。我不会接受的。绝对不会。我对着瓶子又喝了一口威士忌，但是这丝毫没有缓解我的紧张。

        “为什么不？亲爱的，因为害怕，对吗？”她的声音很低，但是语气很肯定。音乐已经停止了，屋里只有留声机的指针刮过唱片的沙沙声，还有从帘子外面传来的隐约的人语声和笑声。“我们都很害怕，所有的人都怕得要命。”她小声说，“但这不是理由。我们必须参与进来。希拉，我们必须帮助他们。你，我，我们所有人，每个人都得在能力范围内尽自己的绵薄之力，来阻止这场疯狂的战争继续往前发展。”

        “再说，我不能回马德里，我在那里还有些没了结的官司，你知道的。”跟拉米罗在一起的时候惹下的那些麻烦还是没有解决。在战争结束前，我就已经不止一次地跟巴斯盖斯警长谈过这件事。他也曾试图打听马德里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消息。现在一切都还非常混乱，我们再等一段时间吧，等到事情都平静下来再说，他这么跟我说。而我，因为根本不打算回马德里，所以也就安心等候消息。罗萨琳达知道这个情况，我曾经亲口告诉过她。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想过这个，也想过要帮你隐匿身份，以防出现任何不测。如果出现什么问题的话，英国大使馆没有办法对你负责，而在现在的形势下，一个西班牙公民介入这些事情会非常危险。所以胡安·路易斯想了一个办法。”

        我想问她是什么办法，却说不出话来。不过我也没有提问的必要，因为她马上就公布了答案。

        “他能给你办一个摩洛哥护照。”

        “一个假护照？”我问。

        “不，甜心，一个真护照。他在摩洛哥还有一些非常好的朋友。用不上几个小时你就可以变成摩洛哥公民。当然了，用另一个名字。”

        我站起来，发现自己几乎无法保持平衡。我的脑子里除了杜松子酒和威士忌引起的醉意，还充满了那些陌生混乱的名词：情报工作、间谍、装置、假名字、摩洛哥护照。我把身子靠在墙上，努力让自己恢复平静。“不，罗萨琳达，请不要再说了，我不能接受。”

        “你不需要马上作决定，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没什么可考虑的。现在几点了？”

        她看了看表。我也试图看看自己的表，但是上面的数字好像都在我眼前熔化了。

        “九点四十五。”

        “我得回得土安了。”

        “我本来预定了一辆车，十点钟来接你。但是我想你现在的状态不太适合赶路，就在丹吉尔过夜吧，我负责叫人给你在明萨赫酒店订个房间，然后通知你的母亲。”

        找一张床睡一觉，彻底忘记这场令人绝望的谈话，对我来说，突然变成了世界上最诱人的事情。一张大床，白色的床单，在一个美丽的房间里好好睡一觉，第二天醒来的时候发现和罗萨琳达的见面不过是一场噩梦，一场毫无来由的奇怪噩梦。但是脑海中某个遥远的角落突然闪现出一丝清醒。

        “他们肯定没办法通知我母亲，我家里没有电话，你知道的。”

        “我会让人给菲利克斯·阿兰达打电话，让他去跟你母亲说一声。另外我会叫人明天早上来接你，并送你回得土安。”

        “那你住哪儿？”

        “我住在几个英国朋友的家里，在贺兰德大街。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自己在丹吉尔。他们直接从家里把我送到这儿，我一只脚都没踩到过街上。”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用更低更阴郁的声音说：

        “他们对胡安·路易斯和我用的手段很卑鄙，希拉，他们无时无刻不在监视我们。”

        “谁？”我哑着嗓子问。

        她浅笑了一下，笑容里充满了悲伤。

        “所有人。警察，盖世太保，长枪党。”

        我满心恐惧，用几乎听不见的声音问：

        “那我呢？他们也会监视我吗？”

        “我不知道，亲爱的，我不知道。”

        她又笑了，这次咧开了嘴，却没有笑出来，唇边挂着一丝苦涩和无奈。

        有人在敲门，还没有得到我的允许就进来了。我的眼睛没怎么睁开，透过房间里昏暗的光线，我认出那是一个穿着制服的女服务员，手里还捧着个托盘。她把托盘放在我视线不及的某个地方，然后拉开了窗帘。房间里一下子充满了阳光，我立刻用枕头蒙住脑袋。虽然她刻意放轻手脚，但是耳朵里听到的各种声音还是能让我时刻了解她在做什么。陶瓷杯子磕碰盘子的声音，热咖啡从壶中倒出来时的咕咚声，给面包片涂黄油时的刷刷声。等一切都准备好了，她来到了我的床前。

        “早上好，小姐，早餐已经准备好了。您必须起来了，一个小时后会有车在门口等您。”

        作为回答，我嘟囔了几句。我想说谢谢，知道了，让我清静一下吧。但是那个女孩好像并没有明白我还想继续睡觉，直接忽略了我的回答。“他们要求我不要离开，直到您起床为止。”

        她的西班牙语很纯正。现在的丹吉尔到处都是战争结束时逃出来的共和党人。这个女孩很可能就来自其中的某个家庭。我又嘟嚷了几句，翻了个身。

        “小姐，麻烦您起床吧，咖啡和面包片马上就要凉了。”

        “谁派你来的？”我把脸埋在枕头里，声音像是从洞穴中传出来的一样，也许是因为隔着枕芯，也许是因为前一天晚上的宿醉未醒。话一出口我就发现这个问题有多么可笑。她怎么会知道是谁把她派到我这儿来的？相反，我对这个问题却一清二楚。

        “是大堂经理叫我来的，我是这一层的服务员。”

        “那你可以走了。”

        “只有等小姐您起床以后我才能走。”

        这个年轻的女孩很固执，坚持要遵循上司的指示。我终于把脑袋露出来，拂开脸上的头发。掀开被子的时候我才发现自己身上穿着一件杏色的睡衣，这不是我的衣服。而床边那个女孩手里还拿着一件晨衣等着给我穿上。我决定不问她这两件衣服的来历，她上哪儿去知道呢。一定是罗萨琳达通过什么方法让他们送到我房间来的。但是屋里没有拖鞋。于是我光着脚来到那个放着早餐的小圆桌旁，肚子立马开始咕咕叫。

        “小姐，需要我给您的咖啡加入牛奶吗？”我坐下的时候她问。我点了点头，已经没法用语言回答她了，因为我嘴里塞满了面包片。我饿得不行了，这时候才想起来前一天晚上没有吃晚饭。

        “如果您允许的话，我去给您放热水洗澡。”

        我一边咀嚼一边点了点头，接着就听到卫生间里传来强劲的水流声。女孩又回到了房间。

        “现在你可以走了，谢谢！可以告诉给你下命令那个人我已经起来了。”

        “他们还让我在您用早餐的时候把您的衣服带去熨烫。”

        我又咬了一大口面包，再次点了点头。于是她拿起我那堆凌乱地散在椅子上的衣服。

        “小姐，您还有别的需要吗？”她出门之前问。

        我嘴里还塞着满满的食物，只能用手指了指太阳穴，一点儿没发现这看上去像是一个举枪自尽的姿势。她惊恐地看着我，这时候我才看出她还很小。

        “给我拿一些治头疼的药。”我咽下食物解释说。

        她使劲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就跑了出去，似乎想尽快逃离这个看上去像疯子一样的女人的房间。

        我吃完了面包片，喝了一杯橙汁，又吃了两个羊角面包，还有一个瑞士小面包。然后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拿起牛奶罐的时候，我的手背碰到了一个信封，靠在小小的瓷花瓶上，还插着几支白玫瑰。我觉得自己似乎抽搐了一下，但是并没有把它拿起来。上面什么也没写，一个字都没有，但是我知道这是给我的，也知道是谁写的。喝完咖啡，我走进充满蒸气的卫生间，关上水龙头，试图在镜子中照出自己的容颜。但是镜子上蒙着厚厚一层水雾，我不得不用一条毛巾把它擦干。当我在镜子中看到自己时，脑海里唯一浮现的词就是“憔悴”。接着我脱掉衣服进了浴缸。

        等我出来的时候，残余的早餐已经被收拾走了，阳台敞开着。花园里的棕榈树、大海和海峡上方湛蓝的天空，似乎都要挤进房间里来。我没有理会这些美景，因为有更着急的事。衣服已经熨好了放在床尾：套装、内衣、丝袜。床头柜上有一个小小的银托盘，里面放着一瓶凉水，一个水杯，还有一管止疼片。我一口吞下两片，想了想，又加服了一片然后回到卫生间，把湿漉漉的头发梳成一个低低的发髻，稍稍化了点妆，因为我随身带着的只有一个粉盒和一支口红。接着我穿上衣服。一切就绪了，我对着空气小声说。不，一切马上要就绪了，我又改口说，还差一个小小的细节。就是半个小时前吃早餐的时候在桌上等着我的那个东西，那个没有写明收信人的乳白色信封。我叹了一口气，用两根手指捏起它，看也没看一眼就放进了包里。

        我走了。留下了那件陌生的睡衣，被子里还有我身体的形状。但是恐惧不愿意被留下，如影随形地跟着我。

        “女士，您房间的账单已经付过了，门口有一辆车正在等您。”接待经理谨慎地对我说。那辆车，那个司机，我都不认识，但是我没有问这是谁的车，谁派来的司机，直接坐到后座上，一句话也没说，任由陌生的司机和陌生的车送我回家。

        母亲没有问我派对怎么样，也没问我在哪儿过的夜。我想一定是昨天晚上传递信息的那个人说得很确切，没有让她产生任何担忧。就算她注意到了我脸色不好，也没有表现出丝毫疑虑。她只是从手里正在缝制的衣服上抬起眼跟我说了声早上好，既不兴奋也不烦恼，没有流露出情“我们的丝带快要用完了。”她说，“阿拉卡玛女士希望我们能在星期四或者星期五让她试衣服，弗拉乌·兰根赫姆想让我们给她改一下那件山东丝绸礼服的下摆。”

        她一边飞针走线，一边跟我说着昨天的事情，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她对面。我们离得那么近，我的膝盖几乎蹭到了她的膝盖。这时她开始谈起我们上星期订购的一批贡缎的交货情况，但是我没有让她说完。

        “他们想让我回到马德里，去替英国人办事，向他们提供关于德国人的信息。妈，他们想让我从德国女人那里刺探消息。”

        她的右手停在了半空中，手里的针插在针脚与针脚之间。她的话刚说了一半，还张着嘴。我的话让她的姿势和表情瞬间凝固了，她抬起目光从缝衣服的眼镜上方盯着我，目光里充满了茫然。

        我没有马上说下去，而是深深地吸了口气，又重重地呼出来，用力地深呼吸，大口地喘气，就像缺少氧气一样。

        “据说现在西班牙到处都是纳粹。”我接着说，“英国人需要人帮忙，向他们提供关于德国人所作所为的信息：跟谁见面、在哪儿、什么时候、谈了些什么。他们考虑在马德里给我开一家时装店，让我去给那些纳粹的太太做衣服，然后告诉他们我的所见所闻。”

        “那你呢，你是怎么回答的？”

        她的声音跟我一样，几乎是窃窃私语。

        “我说不，我不能去，也不想去。我在这里很好，跟你在一起。我完全没有兴趣回马德里，但是他们要我考虑一下。”

        屋里一片寂静。在布料和模特儿之间，在无数的线轴周围，在我们的工作台上，爬满了沉默。

        “这对避免西班牙再次卷人战争有帮助吗？”最后她终于问道。

        我耸了耸肩膀。

        “应该会有帮助，至少他们是这么认为的。”我不太确信地说，“他们正试图建立一个地下情报网。英国人希望西班牙人不要介入现在欧洲正在发生的事情，不要跟德国人结盟，也不要出兵千涉。他们说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

        她低下头，聚精会神地看着手中的布料，一边用拇指肚轻轻摩挲着，很长时间都没有说话，只是陷入了沉思。最后她抬起目光，慢慢地摘下了眼镜。

        “你想要听我的意见吗，女儿？”她问。

        我重重地点了点头。当然，我当然想听她的意见，我需要她来确认我拒绝这件事是明智的，我多么想听到她说那个计划是彻头彻尾的无稽之谈。我希望她变回原来的那个母亲，来责问我以为自己是谁，能参与到那些间谍游戏中去。我希望再次找回童年时那个坚定的多洛雷斯，永远谨慎果断，永远都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那个曾为我铺设了一条康庄大道却被我无情辜负的母亲。但是并不是只有我的世界变了，母亲也不再是从前的母亲了。

        “跟他们一起去吧，孩子。帮助他们，跟他们合作。我们可怜的西班牙不能再被卷人另一场战争了，西班牙已经一点儿力气都没有了。”

        “但是，妈……”

        她没让我说下去。

        “你不知道生活在战火中是什么滋味，希拉。你没有经历过每天都在机关枪的扫射和迫击炮的爆炸声中醒来，每天都用长满了虫子的宾豆充饥，度过一个没有面包、没有煤炭、窗户上也没有玻璃的冬天。你没有跟那些破碎的家庭和饥饿的孩子一起生活过。你没有见过充满了仇恨或是恐惧，或是同时充满仇恨和恐惧的眼睛。西班牙已经被夷为平地，谁也没有力气去再次承受同样的噩梦。我们的国家唯一能做的就是为死去的人们哭泣，用仅存的资源挣扎着活下去。”

        “可是……”我还想坚持。

        她再次打断了我的话。虽然没有提高音量，但是语气很坚决。

        “如果我是你，我会帮助英国人，去做他们要求我做的事。他们当然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们的国家，而不是为了西班牙。但是如果他们的利益能使我们大家都受益，那就是上帝的慈悲。我想这件事一定是你的朋友罗萨琳达向你提出来的。”

        “昨天晚上我们聊了好几个小时。今天早上她给我留了一封信，不过我还没有看。我想应该是告诉我接下来该怎么做。”

        “现在到处都是传言，说她的贝格贝尔在外交部待不了几天了。好像他们要把他赶出去，正是因为他跟英国人交朋友。我想他肯定也跟这件事脱不了关系。”

        “这是他们两个人的主意。”我承认。

        “看来他也努力想让西班牙免于被卷入另一场战争，虽然正是他们自己制造了内战，但那已经是过去的事了，没有办法挽回，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向前看。你自己决定吧，孩子。既然你问我的意见，我就把我的想法跟你说清楚了，虽然我内心也很痛苦，但是我明白这样才是负责任的做法。如果你走了，我又将孤身一人，又要失去你的音信，在煎熬中苦苦等待。但我还是觉得你应该接受，应该去马德里。我留在这里把这个服装店经营下去。我会找人来帮我，这一点你不用担心。等到一切结束的时候，上帝会有安排的。”

        我无法回答。我再也没有任何借口拒绝。我决定出去，到街上透透气。我需要好好想一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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