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酒店内院的一张竹椅上，周围都是花盆和阿拉伯风格的瓷砖。安着百叶窗的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天花板上挂着巨大的阿拉伯式吊灯。四下里的交谈声和一个小喷泉的汩汩水声陪伴着我一起等待。

        当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时，罗萨琳达到了。十分钟以后那个记者也到了。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唐突、粗暴的男人形象，他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不管谁站在面前，都会凶神恶煞地把人吓倒。但是我错了。就像每次通过一个简单的行为或者几句话就给一个人定性，但每次都会弄错一样，我又错了，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知道。这位敲诈我们的记者穿过内院的拱门走进来，领带结已经松了，浅色的亚麻西装也皱皱巴巴的。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只需用目光扫一眼庭院，就能发现我们是唯一一对落单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金发碧眼，明显的外国人，另一个是个深色皮肤，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我们之前一直没打算站起来迎接他，心里暗暗准备着战斧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来客是那种最令人不快的类型呢？直到发现完全没必要草木皆兵，因为在那个非洲的夏日黄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库斯·洛根完全没有让人觉得恐惧。他很高，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栗色的头发有些凌乱，拄着一根竹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左半边脸上布满了伤痕和淤血。凭他的外貌已经没有办法推断在那场差点儿令他丧命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具被病痛折磨的躯体，在糟糕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用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问好，接着就跌坐在椅子上，徒劳地掩饰着身体的疼痛以及这趟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我想你们就是福克斯太太和西罗嘉小姐。”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是的。”罗萨琳达也用英语回答，“很高兴见到您，洛根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用西班牙语交谈，否则我的朋友恐怕没有办法加入谈话。”

        “哦，当然可以，对不起！”他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对我说。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流氓，只是一个努力向上的职业人士，当机遇从天而降的时候能敏锐地察觉到并抓住不放。其实罗萨琳达也是这样，我也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他并没有直接向罗萨琳达求证她承诺的事情是否能兑现，在切人正题之前，先向我们出示了他的证件和介绍信。他在一家英国通讯社工作，被委派报道西班牙内战，发布关于内战双方的消息。虽然驻地在马德里，但是常年奔波各地，直到意外发生。当时他被紧急送往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并立即做了手术，之后一有条件马上被遣送回了伦敦。在伦敦的皇家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忍受着疼痛和各种治疗，热切地渴望回到以前那种充实的生活中。

        当他听说某位跟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总督有密切关系的人需要一些信息，而自己恰好可以提供时，天空好像一下子云开雾散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再回到伊比利亚半岛并投入那种四处奔波的工作了，但是去一趟西班牙保护区有可能让他在之后的康复期内重拾一部分职业信心。在成行前，为了获得允许，他不得不同医院的医生、他的上司，以及所有来医院看他、试图说服他留在医院不要乱跑的人们展开顽强的斗争，因为就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这趟旅程很可能让他命悬一线。讲述完这些，他又为之前在电话交谈中的唐突向罗萨琳达道歉。他的腿蜷起，放下，又蜷起，掩饰不住痛苦的表情，最后终于提出了自己最紧迫的需求。

        “我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东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能不能请你们一起吃饭，咱们边吃边聊？”

        我们接受了。事实上，只要能跟他说上话，什么要求我都会同意，哪怕让我去便坑进食或者在猪圈里用嘴拱地，哪怕是大嚼蟑螂，然后就着老鼠药把它吞下。只要能获得这么多天来一直焦急等待的消息，什么事我都愿意做。于是洛根很麻利地叫来一个在庭院中忙忙碌碌的摩尔侍应生，让他在酒店的餐厅里准备一张。餐桌。

        “稍等，先生！”侍者出去了，很快一位西班牙餐厅总管就飞一般地来到我们身边，身上满是油污，态度毕恭毕敬。“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麻烦女士们跟我走，麻烦这位先生跟我走。”就差说“福克斯太太和她的朋友们，绝对不会再多等一分钟”这样的话了。

        洛根侧身请我们进人餐厅，餐厅总管指着大厅中央一个醒目的台子，上面摆了一张豪华的餐桌，似乎生怕当天晚上有人没法近距离地观察这位贝格贝尔先生心爱的女人。洛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并指定了最里面的一张相对僻静的桌子。一切都布置得无可挑剔。一尘不染的桌布，水杯和酒杯，洁白的餐巾叠好了放在瓷盘子里。不过因为时间尚早，只有十来个客人零零散散地坐着。。

        我们点了菜，在等待期间侍者送来了雪利酒。罗萨琳达似乎担当起了女主人的角色，先开始了谈话。之前在庭院里的简短交谈虽然只是序幕，但让气氛轻松了不少，我们甚至还聊起了关于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生活等一些轻松话题。然而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不是一次纯粹为了认识新朋友、谈论病情或者描绘北非美景的礼节性会面，而完全是为了完成一次谈判和讨价还价。双方早已把各自的要求和条件说清楚了，现在是时候将它们都拿到台面上来，通过谈判决定双方各自能往前推进到什么程度。。

        “我希望您知道，那天您在电话里提出的要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等侍者拿着菜单一走远，罗萨琳达马上摊牌。

        “好极了。”记者回答。

        “您可以釆访总督，独家专访，而且会保证充足的访问时间。我们还会给您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证，”罗萨琳达继续说，“此外，几星期内这里举行的所有官方活动都会给您发邀请函，其中有一个，我可以提前向您透露，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他扬了扬脸上那边完好的眉毛，做了个询问的表情。

        “拉蒙·塞拉诺·苏聂尔先生很快就要访问这里，他是佛朗哥的连襟，我想您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当然。”他表示。肯定。

        “他会来摩洛哥参加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访问持续三天。现在正为此组织一系列的欢迎活动。就在昨天，宣传部长迪奥尼修·瑞德鲁艾霍已经先行抵达，来和总督府秘书处一起协调各项准备工作。我们会邀请您参加所有向社会人士开放的官方活动。”

        “非常感谢，也请您向总督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我们很荣幸接待您。”罗萨琳达摆足了女主人的姿态，用一个优雅的表情亮出了剑锋，“不过希望您明白，我们也有一些条件。”

        “当然，愿闻其详。”洛根喝了一口雪莉酒。

        “所有您想要对外发布的消息都必须先通过总督府新闻办公室的审核。”

        “没问题。”

        侍者端着盘子过来上菜，我一下子觉得松了口气。虽然双方的谈判客气礼貌，不紧不慢，但我一直感到不舒服，非常不自在，就好像没有被邀请就私自溜进某个宴会一样。他们谈论着我完全不熟悉的话题，涉及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包含什么重大的国家秘密，但肯定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小裁缝应该听到的。我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并不是局外人，而是谈话中的一方，因为这次晚餐的主题是为了把我的母亲转移出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说服自己。

        侍应生来上菜暂时打断了双方的攻守。“女士们的鳎鱼，这位先生的烩鸡肉。”他一边上菜一边宣布。我们顺势评论了一下这些食物，地中海沿岸的鱼真新鲜啊，马尔丁河流域的肥沃平原种出的蔬菜非常鲜美，等等。等侍应生一走，谈话马上又从几分钟前中断时的话题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条件吗？”洛根问，随即用叉子往嘴里送了一口食物。“有，不过我认为严格来说这不算是什么条件，只是一种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有利的处理方式。”

        “那么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了？”他咽下第一口食物，说道。

        “希望如此。”罗萨琳达说，“您看，洛根先生，您和我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是同胞，而且都很清楚，从整体上来讲，国民军几乎是完全偏向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对英国人很排斥。”

        “没错，是这样的。”他表示同意。

        “那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您以我朋友的名义出现。当然，您不用掩饰您的记者身份，不过是一个和我交情很好的记者，所以也跟总督有所来往。这样，有些人接受起来会没那么困难。”

        “哪些人？”

        “所有的人，西班牙当局和摩洛哥当局、各外国领事、媒体，等等。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所有人中间我都没有什么热情的支持者，但是至少表面上，他们还是会因为我跟总督的关系而有所忌惮。将您介绍为我的朋友，也许可以迫使他们对您也保持一定的尊重。”

        “贝格贝尔上校是怎么看的？”

        “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像您说的，这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我们这方面没有了。”罗萨琳达说着举起酒杯做了个小小的干杯动“好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我想现在该轮到我向你们通报我这方面的进展了。”

        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终于到了最期待的那一刻。食物和酒似乎为马库斯·洛根注入了不少活力，他看起来精神多了。虽然在谈判过程中神情冷峻，但态度很积极，而且明显不愿意给罗萨琳达和贝格贝尔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我想这种性格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系，但是我无法证实，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记者。

        “首先我希望两位知道，我的那位联系人已经接到了通知，也已经准备好在下一次疏散行动开始时把您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到沿海城市去。”

        我不得不死死地抓住桌边，要不然一定会跳起来拥抱他。国家酒店的餐厅里已经坐满了就餐的客人，而我们这一桌，由于罗萨琳达的存在，成为了当天晚上万众瞩目的焦点。要是我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疯狂拥抱这位陌生的外国人，那周围的目光和窃窃私语估计能立刻把我们淹死。鉴于形势，我用一个微笑和轻轻的一声“谢谢”表达了复杂的心情。

        “您得给我提供一些资料，我会通过电报往伦敦总部，总部会跟克里斯托弗·兰斯联系，由他来经手所有具体流程。”

        “他是什么人？”罗萨琳达问。

        “一个英国工程师，也是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已经在马德里很多年了。起义之前他在一家英西合资的西班牙企业工作，西内斯·纳瓦罗民用工程公司，总部在普拉多大街，在瓦伦西亚和阿里坎特都有分公司。他曾跟公司一起参与过一些公路和桥梁的建设，还有索利亚大型水库、格拉纳达附近的一座水电站，以及塞维利亚一座齐柏林硬式飞艇的起降场建设。战争爆发后，纳瓦罗一家不知去向，不知道是逃走了还是被劫持了。工人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自主经营起这家公司。当时兰斯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留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他耸了耸肩，又喝了一大口酒。

        “这个有助于止痛。”他略带歉意地举了举酒杯，似乎为了向我们证明它的医疗作用。“事实上，”他继续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兰斯没有回英国，我一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战争爆发之前，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没有把西班牙的政治党派之争看得太严重，他们对局势冷眼旁观，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他们当然了解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西班牙特有的现象，西班牙风俗传统的一部分，就像斗牛、午睡、大蒜、橄榄油，还有兄弟纷争一样，很有特色，很‘西班牙’。直到战争真的爆发，他们才发现这次动了真格，纷纷逃离了马德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兰斯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把妻子送回家，自己独自留在西班牙。”

        “有点儿荒唐，不是吗？”我壮着胆子问。

        “是，他可能是有点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但他是好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投机者，虽然在战乱年代投机者遍地都是。”

        “他在那儿究竟做些什么？”罗萨琳达问。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尽可能地帮助别人离开马德里，把人带到地中海的某一个港口，然后在那儿送上任何一艘英国轮船，不管是战舰、邮轮，还是运柠檬的商船。”

        “他收钱吗？”我问。

        “不，完全不收。他不收取任何报酬。是有人从这样的事情里牟利，但他不是。”

        他正要进一步解释，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我们桌前，穿着马裤、乌黑发亮的军靴，胳膊下夹着军帽。他一脸严肃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然后交给罗萨琳达一个信封。她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的信纸，读了内容，然后笑了。

        “I''m truly very sorry（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想你们会原谅我的。”她一边说一边匆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烟盒、手套，还有那张纸条。“发生了一点儿小小的意思，不，意外，对不起！”她补充道，然后凑到我耳边，“胡安·路易斯提前从塞维利亚回来了。”她兴高采烈地说。

        虽然鼓膜还没有恢复，但是很可能那位记者先生也听到了。

        “你们继续聊，以后再讲给我听吧。”她大声补充道，“希拉，再见！洛根先生，明天请您提前准备好。一点钟左右我会派车来这儿来接您。您在我家跟总督一起用午餐，然后可以对他进行整个下午的采访。”

        陪伴她出门的除了那个年轻的军官，还有一大片交织着各种复杂眼神的目光。等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催促洛根继续刚才的话题。

        “如果兰斯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又跟政治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再次耸耸肩，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小地榆’。兰斯有些特立独行，是个仍在坚持公益事业的十字军。据他自己说，他的所作所为跟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如果有共和党人被困在国民军区，他很可能也会那么做。也许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威尔士大教堂的牧师，所以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谁知道呢？实际情况是，当起义爆发时，英国大使亨利·切尔顿和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圣塞巴斯蒂安避暑，只剩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公务员在马德里，完全不能掌控当时的形势。由于兰斯在英国侨民中德高望重，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局面，不过这是完全自发的。就像你们西班牙人说的，既没有上帝的授意，也没有魔鬼的指使，他打开了大使馆的大门，供英国公民避难。据我所知，那时候马德里的英国侨民一共也不到三百人，而且没有任何人与政治直接相关，但大部分都是同情右派的保守分子，所以他们一发现大事不妙，就纷纷寻求外交保护。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前来大使馆避难的比预计的多了好几百人。他们纷纷证明自己出生在直布罗陀，或者出生在某艘英国轮船上，不是在大不列颠有亲戚，就是与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做过生意，反正千方百计找理由，只为能躲在英国国旗的庇护之下。”

        “为什么一定要在英国大使馆？”

        “不只是英国大使馆，其他很多大使馆也这样。事实上，英国大使馆还是最不愿意提供难民保护的大使馆之一。几乎所有大使馆在最初的时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接纳自己的公民和一些需要保护的西班牙人。”

        “然后呢？”

        “有一些大使馆继续积极地提供收容，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疏散难民的工作。尤其是智利、法国、阿根廷和挪威大使馆。而有些大使馆从战争走势渐渐趋于明朗开始就拒绝继续提供保护。然而兰斯并不是以英国政府代表的名义进行这些运作的，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英国，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些拒绝再提供收容，也不愿意为疏散难民提供便利的国家之一。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兰斯并不是在帮助国民军，而是以个人名义向那些急需离开马德里的人提供帮助。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的原因，不管是什么，这些人不得不离开马德里。在战争初期，他的确是在大使馆里安置难民，而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还让英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名誉参赞的职务。但是到了后期，他开始冒着巨大的风险独立运作。为了镇住公路哨卡上的民兵和哨兵，他总是施展出浑身解数，充分利用手里掌握的各种外交工具，比如在胳膊上贴红蓝白三色臂章标明自己的外交身份，在汽车上插小国旗，在一张巨大的通行证上面盖满各种各样的大使馆印章，还有六七个工会和国防部的大印，反正只要能搞到的全都用上。兰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和蔼健谈，永远都穿着特别醒目的衣服，尤其上衣和领带，几乎让人觉得刺眼。有时候我认为他故意让自己显得荒诞夸张，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正经事，以免遭人怀疑。”

        “他怎么把人转移到港口去呢？”

        “我知道得不是很确切，他不肯透露细节。我想开始的时候他是用大使馆的车和公司的货车进行运输的，后来这些车都被征用了。最近他用的似乎是一辆苏格兰教会拨给共和国使用的救护车。另外他一般都会跟马格瑞·希尔在一起，她是安格鲁·阿美莉卡医院的护士。您知道这个医院吗？”

        “好像没听说过。”

        “在胡安蒙塔尔沃街上，就在大学城旁边，确切地说是在它对面。我刚受伤的时候他们就把我送到了那里，后来为了做手术，又把我转移到了皇宫酒店里的那个医院里。”

        “皇宫酒店里有一个医院？”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一个战地医院。您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我离开马德里的时候，皇宫酒店跟丽兹酒店一样，是马德里最豪华的地方。”

        “您看，现在它已经被挪作他用了。很多事情都变了。我在那儿住了几天，后来他们决定把我疏散到伦敦去。其实在进安格鲁·阿美莉卡医院之前我就认识兰斯，因为那时候马德里已经没剩几个英国人了。后来他来皇宫酒店看过我几次。因为他给自己规定的任务当中，有一项就是尽可能地为所有处于危难中的英国同胞提供帮助。我这才对疏散的过程有了一点儿了解，但也只限于那些他愿意公开的细节。难民们一般会通过他进入医院，有时候他们不得不假装成病人在医院里待一段时间，直到准备好下一次疏散。他们常常两人一起，兰斯和希尔护士，全程协作。看上去她似乎很擅长在不利的情况下避开关卡的官员和哨兵。另外，他们还经常从英国皇家海军的船上把所有能弄到的物资带回马德里，药品、治疗用品、香皂、罐头食品等等。”

        “他们是怎么通过那些关卡的？”

        我希望能在脑海里大致描绘母亲转移的情形，提前想象一下她这趟冒险的旅程会是什么样子。

        “我知道他们会在凌晨时分出发，有时候整个行程超过十二个小时。兰斯认识所有的哨卡，大概有三十多个。他还是一个对哨兵心理了如指掌的专家，他从车上下来，跟他们聊天，叫他们‘同志’，并出示他那张惊人的通行证，给他们点烟，和他们开玩笑，反正只要能顺利通行，他可以用尽各种手段。他从来不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贿赂。那是他给自己规定的原则和底线，而且据我所知，他从来没有违背过这个原则。同时，他也一丝不苟地遵守共和国的法律，从来不做任何违法的事，当然他由始至终小心翼翼，不惹出任何麻烦，以免对大使馆造成不良影响。虽然他只是名誉参赞，但却始终严格遵守各种外交纪律和礼节。”

        他还没有说完，我已经准备好下一个问题了。看起来我真是深得巴斯盖斯警长的真传，在询问技巧上进步神速。

        “他会把难民带到哪个港口？”

        “瓦伦西亚、阿利坎特、德尼亚，看情况。他会研究形势，然后设计出行程方案，最后，通过这样那样的办法，把人带到港口登上船。”

        “但是这些人有证件吗，或者是许可、通行证之类的？”

        “只在西班牙境内通行的话，一般都能弄到许可。但是要去往国外，我估计没有。所以，通常说来登船是整个过程中最复杂的一步。兰斯需要避开关卡，进入码头，然后躲过哨兵的视线，跟船上的官员协商，最后把难民送到船上，还要藏起来以防搜查。所有这一切都必须加倍小心，不能引起任何人的怀疑。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弄不好就会进监狱。但是就目前而言，他还从未失手过。”

        我们吃完了晚饭。他用起餐具来还比较费劲，因为左手没有百分之百地恢复。即便如此，他仍吃了大半只鸡、两大盘牛奶鸡蛋糊，还喝了几杯酒。而我因为一直专注于听他的谈话，盘中的鱼几乎没动几口，也没有要饭后甜点。

        “您想来杯咖啡吗？”他问。

        “好的，谢谢。”

        其实除非晚上必须熬夜加班，我晚饭后一般不喝咖啡。但是那天我有两个很好的理由接受这个邀请，一是尽可能地延长谈话的时间，二是让自己加倍清醒，不要漏掉任何微小的细节。

        “给我讲讲马德里的情况吧。”我请求他。我的声音里有些怯意，也许是因为已经预料到自己将要听到的不会是什么令人高兴的事。

        他没有马上回答，而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您什么都不知道，是吗？”

        我垂下目光看着桌布，摇了摇头。知道了母亲将被如何转移的细节，我已经放松很多，不再那么紧张了。马库斯·洛根，虽然他遍体鳞伤，但是那坚定又充满信心的态度让我平静了下来。然而涌上心头的却不是愉快，而是一种深沉的悲哀，因为刚刚听到的一切，因为我的母亲，因为马德里，因为我的祖国。我突然感到鼻子发酸，眼泪已经在眼眶里打转了。

        “马德里每况愈下，基本的生活物资都很匮乏。情况十分糟糕，但是每个人都竭尽全力活下去。”他的回答很笼统，但那是事实。“如果您不介意，我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他补充道。

        “您尽管问吧。”我的目光仍然停留在桌上。母亲的未来就掌握在这个人手中，我怎么能拒绝？

        “您看，我这边的事情已经是板上钉钉了，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一定会履行承诺尽快把您的母亲转移出来，您尽管放心。”他的声音更低，更近，“但是，为了促成这件事，我不得不编造了一个虚假的背景，尽管我也不知道它跟实际情形到底有几分相符。我说她目前的情况十分危急，需要进行紧急疏散。他们没有再问我更多的细节。但是我想知道，这个情况是否属实，或者说我编的谎言到底虚假到什么程度。您的回答不会对这件事情的结果产生任何影响，只不过是我个人想知道真相。所以，如果您不介意，麻烦您告诉我，您母亲现在的真实状况如何，您真的认为她在马德里有危险吗？”

        一个侍者端着咖啡来了，我们加了糖，小勺子在瓷杯和瓷盘上磕出叮叮当当的声音。几秒钟以后，我抬起头，直视着他。

        “您想知道真相吗？真相就是，我相信她不会有生命危险。但是我是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而她也是我的唯一。我们一直相依为命，一起挣扎着活着。可是有一天，我走错了路，辜负了她。而现在我唯一想做的就是尽力去挽回。之前您跟我说，您的朋友兰斯先生并不是因为政治原因而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在做这些事。那么您可以自己判断，让一个无依无靠又没有任何生活来源的母亲跟她唯一的女儿团聚，算不算一个人道主义的理由。我不知道。”

        我再也说不下去了，眼泪马上就要决堤。

        “我得走了，明天还得早起，我有很多工作要做。谢谢您的晚餐，谢谢您做的一切……”

        说这些话的时候我已泣不成声，语无伦次了，慌忙抓起手包站起来。我试图不抬起头来，怕他看到我脸上滂沱的泪水。

        “我送您。”他边说边忍痛站了起来。

        “不用了，谢谢。我就住在旁边，路口拐角的地方。”

        我转过身朝门口走去。但是没走两步就感觉到他抓住了我的手肘。

        “我很庆幸您就住在附近，这样我可以少走几步路。我们走吧。”

        他做了个手势示意餐厅总管把账记在他的房间，然后就跟着我离开了。他没有跟我说话，也没有试图安慰我，甚至没有对刚才我说的话做任何评论，只是默默地陪在我身边。刚走到街上，他突然停下了，拄着拐杖，抬头仰望星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摩洛哥的味道真好。”

        “这附近有山，又有海。”我稍稍平静了一些，“也许是因为这个吧。”

        我们慢慢地走着，他问我在西班牙保护区待了多久了，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生活得怎么样。

        “我们下次再见吧，一旦有新的消息我会马上告诉您。”当我告诉他我到家了的时候，他说，“您也别太担心，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尽最大的努力帮助您。”

        “非常感谢，真的，请原谅我的失态。有时候我真的很难控制自己。世道很艰难，您知道吗？”我有些难为情地说。

        他想微笑，但是受伤的脸只能扯出半个笑容。

        “我完全理解，您不用担心。”

        这次我没有流泪，情绪的波动已经渐渐平息。我们对视了几秒钟，互相道了晚安，然后我就转身上楼，心里想这个马库斯·洛根原来并非我和罗萨琳达预想的那样是个咄咄逼人的投机分子。

        贝格贝尔和罗萨琳达对第二天的采访都十分满意。我后来听说，整个采访过程都在轻松愉快的气氛中进行，两人坐在帕尔梅拉斯大街那栋古老别墅的平台上，喝着苏打白兰地，面对着肥沃的马尔丁平原和远处巍峨耸立的格尔盖斯山，那里正是里夫的边境。在这之前他们三个人共进午餐。罗萨琳达必须用她那挑剔的眼光先审查一下这位同胞到底可信到什么程度，才能决定是不是放心让他与她心爱的胡安·路易斯单独相处。贝多依，他们的摩尔厨师，准备了罐焖羊肉配布尔戈尼特级红葡萄酒。在用过餐后甜点和咖啡以后，罗萨琳达就离开了。他们两个则一人一把竹椅，抽着哈瓦那雪茄，开始深入长谈。

        我还知道釆访结束以后，洛根大约在晚上八点回到酒店，而且没有吃晚饭，只是让人送了些水果到房间去。我也知道那天早晨他吃完早饭就去了总督府，知道他走过了哪些街道，什么时候回来的。总之那一天他所有的进进出出我都了如指掌，第二天也是，第三天也是。他吃了什么，喝了什么，看了什么报纸，戴了什么颜色的领带，我全都知道得一清二楚。虽然整天忙于工作，但得益于我那几个合作者谨慎而高效的劳动，我始终能获得最新的第一手消息。哈米拉负责全天跟踪他。在每天一块钱的收买下，酒店里一个年轻的跑堂每天详尽地向我汇报洛根几点回来。再多给一点儿，他甚至能回忆起他晚饭都吃的什么，送去洗衣房的都有什么衣服，晚上几点钟关灯。

        我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坐立不安地等了三天，时刻关注着他最细微的一举一动，热切盼望着有什么关于转移进展的消息。到了第四天，还是没有什么动静，我开始胡思乱想了。我甚至都怀疑他早就打算好了，一旦达到目的，釆访到贝格贝尔，并收集齐他工作需要的关于西班牙保护区的信息后，他就会一走了之，根本不管我这边还有事情没解决。为了避免这些不样的推测有可能变成现实，我决定最好主动出击。所以，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听到清真召唤穆斯林做第一次礼拜的钟声，我就起床细细地梳妆打扮，出了门来到国家酒店的庭院里，挑了个角落坐下来。我穿着一件新的酒红色套装，胳膊底下还夹着本时尚杂志。脊背挺直，架着双腿，警惕地监视着进进出出的人，以防万一。

        我知道自己正在做的是一件非常荒唐的事。罗萨琳达已经说过了，她给洛根办了一张在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许可，也已经向我保证过一定会帮助我，这一切实施起来都需要时间。如果冷静下来分析一下形势，我就会很清楚自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所有的恐惧都显得毫无根据，今天在这里无谓的等待只不过反映了我内心的不安全感。我知道，这一切我都明白，但是即使是这样，我也不打算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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