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责托登汉姆号客船的二等驾驶员说，八月十一日他在伊斯特兰登与巴犀河口之间见到了两三具尸体，其中有一具穿着红袍子的七八岁少女的尸体漂浮在海上。他说得非常详细，少女裹着深红色的头巾，穿着黑色的袜子，两只膝盖露在外面。这位“红袍少女”还在这片海域上出现过几次，许多船员都见过她。金·奥利方特号的大副也宣称见过这位少女的尸体。刚才提到的托登汉姆号客船的一位炊事员也说见到了一个“水上红衣女孩”。托登汉姆号的船长卡科斯因此特地将船开到那片海域，进行了一番搜索，却没有任何发现。他觉得是那两个人错把翻车鱼当成了尸体，还把他们臭骂了一顿。可是二等驾驶员和炊事员都坚称真的看到了红袍少女。不过，金·奥利方特号和其他船只看到少女尸体的时候，距离事件发生已经很久了，结果这故事就成了一个航海怪谈。一个叫因斯瓦的船长也承认，他曾在八月中旬一个晴朗的下午，在巴犀河口见过“红袍少女”，但他为何没有放下救生船回收尸体呢？这一点他倒是没有解释。虽然有关“红袍少女”的传闻很多，可这恐怕只是一个毫无根据的传言吧！

        为了搜寻瓦拉塔号的行踪，英国也派出了三艘军舰，澳大利亚政府也派出了塞文号寻找了一个半月，累计航行距离两千七百海里。B.A.L.还雇用了一艘叫赛斌号的船，于九月十一日从开普敦港出发，航行了八十八天，搜索了一万四千里海面。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出航寻找瓦拉塔号。不过，赛斌号的搜寻工作是按照一种十分有趣的理论进行的。十年前，也就是一八九九年，有一艘叫外卡特号的船也像瓦拉塔号一样失踪了，任凭人们如何寻找都不知所终。一个月后，人们在圣保尔孤岛附近发现了漂流过去的外卡特号，大家怀疑这片海域有一种奇特的海流，会把船往孤岛的方向推，所以赛斌号就按照外卡特号行走的路线一路找去，最后的确找到了孤岛，但没有发现瓦拉塔号的踪迹。

        前面我们也提到了，一旦发生此类事件，就会有许多人发表各种意见。有人说，船体上半部分过重，本就不适合航海，好像瓦拉塔号在造船厂的时候就翻过一次船。而且据说瓦拉塔号的船体设计也有问题，处女航的时候甲板就快散架了，而且救生艇都是摆设。那艘船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行驶都会摇个不停。不幸的是，无论何时何地，总有人喜欢凑热闹。有六个居住在澳大利亚和南非海岸的居民都说自己捡到了漂流瓶，里面装着像遗书一样的东西。一定是瓦拉塔号上的人在沉船的时候写了遗书，放在瓶子里丢了出去。这六个人上交了各自捡到的漂流瓶。有的遗书又臭又长，死到临头了还在讨论有关生死的哲学问题。有的则像是女学生写的浪漫派诗歌。其中倒是有一封遗书，字迹潦草，极难辨认，叙述了沉船的全过程。

        “二十八日凌晨，两点三十七分。我的死期到了！船舱里的水没到了膝盖，灯都灭了。我只能依靠微弱的星光写遗书。妻子抱着孩子，呆呆站在我身边。我们相视一笑。一切都结束了。为了能让我们死在一起，妻子正用绳子把我和孩子与她绑在一起。啊，神啊，请让我来到你的身边……”若把遗书的全文都附上，想必会更加吸引读者，但他写得实在太长了，这里只能从略。

        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遗书的“作者”竟然都在瓦拉塔号的乘客名单上。乍看之下，这些遗书是留给家人的最后一封信，可是当局经调查发现，这六封信其实都是假的。都是些好事者自己写了信，放进瓶子里，装作是捡到的，或者干脆丢进海里等别人捡到，以增加故事的可信度。

        总而言之，二十七日早晨六点，克兰·马金太雅号目送着瓦拉塔号消失在地平线上。之后瓦拉塔号就没了踪影。可是，这毕竟是一艘带有两百条人命的排水量为一万六千八百吨的大船，不能就这么算了。公司的面子也不好摆，更没脸面对失踪人员的家属。于是，船舶局在伦敦召开了海事查问会，专门针对瓦拉塔号失踪事件进行调查。虽说是查问，可是既没有幸存者，也没有相关的证据。证人都是其他船上的船员，他们都远在澳大利亚和南非，来英国一次也不容易。

        拖着拖着，终于在事件发生一年半之后，也就是一九一〇年的十二月十六日，于伦敦卡科斯顿会馆开庭审理。由治安法官J.狄更斯担任查问会的委员长。

        这场海事审判持续了两个月之久。何时何地，瓦拉塔号是如何沉没的—如果它真的沉没了的话—查问本是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却反而引出了人们的各种猜想。大家各执己见，争论不休。有人提出会不会是装货的时候没有放好，导致船的重心偏离。可是在达班港负责装货的马歇尔拿出了瓦拉塔号的装货示意图，打消了人们的疑虑；又有人说，瓦拉塔号的甲板能承载六百四十吨煤炭，会不会是这些煤炭让船失去了平衡？但调查表明，当时达班港一共只有二百五十吨煤。海军工厂的造船学泰斗威廉·怀特爵士和罗布特·斯特尔也出庭作证，尤其是后者作证说，根据瓦拉塔号的设计图来看，它绝不会因为一些暴风雨就沉没，一定是发生了更致命的事故。

        最后，人们得出结论：这起失踪事件是“神的旨意”。B.A.L.公司的总经理兰德先生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神的旨意”。前面我们提到有一个人临时改了主意，逃过一劫—律师克劳德·索业—他也出庭作证了。除此之外，还有巴克雷·卡尔造船厂的技师詹姆士·申克、姐妹船的大副梅森、一等驾驶员欧文、参加过处女航的报社记者埃文斯奥斯、一位叫布拉格的悉尼大学教授等证人出庭作证。他们纷纷提供了自己作为外行人的意见。就连只参加过处女航的服务生都被要求出庭作证。可是他们的证词也没能解开瓦拉塔号的失踪之谜。

        一九一一年二月二十三日，查问会落下了帷幕。既然这是“神的旨意”，那么以人类的智慧想必是无法破解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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