黛博拉六岁的时候发起过一个纵火俱乐部。想参加的朋友，必须从妈妈的厨房里偷火柴交给黛博拉，她再教大家怎么使用。某一次她在示范的时候，差点烧掉一个帐篷。虽未酿成大祸，但还是被爸爸用皮带抽了一顿，几个礼拜不能穿泳装。

        另外一次，她在好奇之下搜集了一桶牛蛙，然后倒在三个正在跟她妈妈玩桥牌的女士膝上。结果现场满是尖叫的女士、翻倒的冰茶，然后她被一顿打屁股。

        现在我们五十多岁了，肮脏小巷的流浪汉能吓到她那岂不是奢望？真正能让她害怕的其实只有薄冰、黄蜂和响尾蛇。她可不是什么怕羞的人。

        但她却还有一个忧虑——错过上帝的感召，她觉得是上帝召唤她去当义工。我也想说：我也感觉上帝要我做这件工作，但我没有。但我确实感召到该当一个好丈夫，于是我开始做了。

        联合福音就在沃思堡美丽的重建区后面，这个城市的都市复兴已成为全国模范，因为有亿万富翁的厚爱。市中心的玻璃高楼里有复杂的法律与金融活动，附近的人行道上是一排排重新以红砖和赤红色沙石整修过外墙的暖色系建物，还有优雅的锻铁花圃、整齐的行道树，以及——毕竟这里是得州——修剪成长角牛的树木。宽达三个路口的文化区里，有三家世界级博物馆——坎姆贝尔美术馆、阿蒙卡特美术馆和现代艺术博物馆。再往东走一英里，圆石地面的广场旁是露天咖啡座，风雅人士可以坐下来喝拿铁和矿泉水，一边看穿着有马刺马靴的牛仔漫步而过。

        然而再往东行，重建区的色彩和植物便褪色成绝望和沮丧。沿着30号和35号州际公路交流道的下面开，穿过一片通称“混音大师”的缠绕公路，然后经过一条隧道，有钱人和难看的穷人就这样被分开了，再也没有广场、纪念碑或花圃，当然也没有风雅人士。取而代之的是：玻璃都破了的破烂房子，墙上有尿渍和涂鸦，空地的强生草长得高到可以隐藏遍地的空伏特加酒瓶和各式各样的醉汉。

        从那条隧道开出来，会让大部分人吓一跳，以为自己走错路。然而在1998年早春的某个晴朗礼拜一，我和黛博拉有目的地开去那里，驱使她的是想帮助不幸人们的心，驱使我的则是我对妻子的爱。

        我们穿越黑暗隧道开往东兰卡斯特街时，目睹了一个奇怪的单向迁徙，一大群人像支流一样往东汇流成一条灵魂之河。在我们左边是一群邋遢的男人，跌跌撞撞从遮蔽空地的强生草丛走出来。右边是一群女人带着小孩，穿着肮脏且不协调的衣服摇摇晃晃地跟着，背后拖着绿色的垃圾袋。有一个大约八岁的男孩，全身上下只穿了一件内衣和一双黑色袜子。

        “他们要去联合福音！”黛博拉兴奋地说，仿佛那一群衣衫褴褛的人是好久不见的得州基督教大学校友，而她等不及跟他们叙旧。对我而言，那些人看起来仿佛从中世纪偶然找到一个时间门，侥幸溜过来为了逃避一场瘟疫。

        抵达联合福音后，我开着我们的卡车，沿车道的泄水道颠簸开向一个穿棕色裤子的胖男人，他叼着香烟在一个生锈的铁门旁站岗。我给他一个我最友善的笑容。“我们是来当义工的。”我说。

        他回给我一个没牙齿的笑，我发誓他的烟连动都没动，就黏在他的下唇，仿佛他用订书机钉在上面一样。

        我开进停车场，心想怎样才能以最快的速度出来，但黛博拉忽然转过来跟我说话，用一种当你深爱某人多年以后才能分辨的语气，那代表了：“听我一次。”

        “朗，进去之前，我有话跟你说。”她头往后靠，闭上眼睛，“我对这个地方有不同的想象。我想象街道上有白色花圃、树木和黄花。很多很多黄花，就像洛矶顶的六月草坪。”

        黛博拉睁开眼睛，转向我，带着期盼的笑容：“你想象不出来吗？没有流浪汉，水沟里没有垃圾，一个美丽的地方，让这些人知道上帝爱他们如同它爱隧道另一边的人。”

        我笑一笑，亲了我的指尖一下，然后贴到她的脸颊。“是的，我能想象。”我只是没提，我觉得她想象力太丰富了一些。

        她迟疑一下，然后又开口。“我梦到过这里。”

        “这里？”

        “是的，”她说，专注地看着我，“我看见这个地方改变。很美，就像我刚说的，有花什么的。梦境很清楚，就像我已经站在未来的这里一样。”

        走进联合福音，我们见到主任唐·席斯勒。他五十出头，矮胖，蓄短胡，短发，看起来较像银行家或会计师，不像照顾游民的人——但我也不知道照顾游民的人应该长什么样。席斯勒介绍我们认识义工统筹帕姆，她带我们参观公共区域，包括厨房和礼拜堂。

        两个地方都肮脏且没有窗户，充满体臭、陈年油腻味和其他认不出来的味道，让我想转身逃跑。厨房油腻的地板让我们走路像溜冰一样，一路溜到一个冒汗的老烟枪面前，一个生龙活虎的人，叫“吉姆厨师”。

        吉姆·摩根这个人，就像兄弟一样，省掉握手直接来个拥抱。他先像大学老友一样抱着我拍背，然后给黛博拉一个较温和的紧拥。他瘦削，头发花白，看起来有六十多岁，但实际上他可能比外表年轻。他穿格子裤和厨师上衣，衣服竟然都没有污渍。

        吉姆厨师热情地与我们聊信仰、游民，没聊什么食物。他非常健谈，用了一些我没听过的词。他不符合我想象中的游民形象：根据我的理解，游民不外乎是没受教育或不够聪明，才会让自己落入那种情况。

        结果，吉姆厨师是我们得州基督教大学的校友，他的儿子在十几岁时悲剧性夭折，造成他妻子住进精神病院。吉姆则是用大量酒精和药物来麻痹自己的双倍悲痛，这让他丢了在国际级饭店的外烩大厨工作，然后又失去他的家。现在他在联合福音用他的手艺来交换住宿，同时试着重建他的生活。

        吉姆用自嘲的方式跟我们分享他的故事，没有一丁点责怪或自怜。然后他鼓励我们来这里，一个礼拜一次——帮游民分菜。

        “用爱感染他们！”他说。

        他用的词再恰当不过了，因为最让我害怕的大概就是染病。每个礼拜花几小时，困在一个闻起来像用洗洁精水煮臭鸡蛋一样的厨房已经够糟了。我更加不希望被别人碰触，生怕染上我怀疑飘浮在每个空气分子里的细菌和寄生虫。

        吉姆厨师和黛博拉轻松闲谈，我在心里面取舍：到底是取悦太太重要，还是避免染上绝症重要。我得承认，这个主意好像是个简单的开始——一个礼拜来分晚餐的菜，最多三四个小时我们就能离开。我们可以站在生锈的铁制餐点台后面服务，安全地跟顾客隔开。而且我们可以从厨房后门进出，和那些可能抢我们钱的人维持在最低限度的接触。这整个安排是最好的方法，不仅能满足黛博拉帮助游民的渴望，而且还可以不碰到他们或让他们碰到我们。

        她开朗的笑声把我的注意力拉回屋内。“我觉得听起来太棒了，吉姆！”她说，“我看明天就开始吧。事实上呢，我们每个礼拜二都可以来分菜，除非我们另行通知。”

        “赞美上帝！”吉姆厨师说，这次他给了黛博拉一个大大的拥抱。对我而言这个计划一点儿也不棒，但黛博拉没问我的想法，她向来就很少听大多数人的意见。

        开车回家的路上，她说到，社会通常认为游民懒惰又愚蠢，或许有些是这样，但她觉得在那个表面印象之下还有更多东西：官能障碍和成瘾。没错！当然还有天赋——比如爱、信仰和智慧——像珍珠一样隐藏着，有待挖掘、擦亮和镶嵌。

        那天晚上她又梦到联合福音，这次是梦到某个人。

        “就像《传道书》里的篇章，”隔天早上早餐时她跟我，“一个智者改变了城市。我看到他了。”

        她谨慎地凝视我，仿佛担心我不相信她，或是以为她疯了。但我知道她不是那种满口异象怪诞的人。我倒新鲜咖啡在她杯子里：“你在梦里看见了那个人？”

        “是的，”她小心翼翼地说，“我看见了他的脸。”

        一开始，那一串拖着脚步、在礼拜二来领取施舍的枯萎灵魂让我沮丧。排在队伍前面的是带小孩的妈妈，大部分穿着肮脏又不合身的衣服，头发看起来像用厨房刀子修剪的。接着是年纪十八岁到八十多岁的女人，然后是“老”男人，许多人比我还年轻，但满是皱纹又憔悴的脸让他们看起来苍老。之后是年轻一点的男性，有的疲惫或绷着脸，有的以喧闹虚假的开心来掩饰羞耻感。这些人白天在街头游荡，晚上睡在机构里。

        最后进来的是真正的流浪汉，邋遢又发臭。我花了一点时间才习惯他们的味道，那味道跟着他们，像化学工厂上方的毒云，那味道似乎黏在我的鼻毛上。我发誓，我看见有些人的头发在动，因为藏于其中的头虱在蠕动；有一两个人的手脚只剩下残肢部分；一个长发家伙戴的项链是用几百个烟蒂串在一起做成的，他身上的皮带扣绑着一个黑色塑料袋，我不想知道里面有什么。

        每一个人到联合福音享用免费食物前，都必须先到礼拜堂像死人一样坐在硬板凳上，听一个白发苍苍，近乎瞎眼，叫做比尔兄弟的牧师咆哮着布道。我在厨房里靠礼拜堂的门这边听见传达出火与硫黄、爱之深责之切信息的话。而那道门是要上锁的，避免有人逃离圣坛的召唤。我同意，通常很有说服力，然而让饥饿的人像乖狗一样等他们的晚餐，对我而言就是一种戏弄。当比尔兄弟石破天惊地激动布道时，也没半个人冲出礼拜堂的大门，挥舞双手赞美上帝，我不意外，至少不会是我们还在那里的时候那么做。

        接受我们服务的男女，似乎对于有这么一对露齿微笑的夫妇来分晚餐而感到惊喜。我确定他们以为黛博拉大概在用安非他命，或者准备竞选市长，因为他们大概从没碰到过像她这样，不断对他们微笑问候的人。

        “我是黛博拉，这是我先生——朗，”她说，仿佛欢迎来家里的客人，“你叫什么名字？”通常，对方只面无表情地看她一眼。有些人目瞪口呆地看着她，仿佛她才刚从火星搭太空船回到地球。

        当然，也有人会回答。从那天起，她就永远对着一脸凶悍、名字叫布区或杀手的人说：“哦，你的名字真好听！”

        我们第一天服务的几百个人里，只有几个人告诉我们他们叫什么。黛博拉把他们的名字写下来：梅尔文、查理、霍尔、大卫、艾尔，还有泰尼——一个6.5英尺、体重500磅的亲切家伙，他穿吊带裤，毛茸茸的蓝色室内拖鞋，不穿衬衫。

        有一个拒绝告诉我们名字的人，倒是跟我们分享他对我们善行的看法。他是个黑人，很瘦，看起来非常不合时宜：身上一套淡紫色人造纤维西装，皮条客常打的领带，他不知用什么方法将衣服烫得很整齐，戴着一顶米色软呢帽和深色太阳眼镜，镜框旁有金色的设计师品牌标记。后来我们知道别人叫他“先生”。

        第一个礼拜二，“先生”走到我身边，用一种挑衅、老板似的态度对我说话，仿佛机构的餐厅是他的，而我擅自闯入。“我不知道你们是谁，”他叼着一根未点燃、有滤嘴的雪茄咆哮着说，“但你以为你们来这里是帮我们一个大忙。嗯，今天晚上，你跟你那漂亮老婆回到你们有三个卧房的农舍，坐在躺椅上看电视，觉得自己比我们优秀，你就这样想好了！如果有一天你少领了几张薪水支票、你老婆离开你，你也会无家可归，就跟我们一样！”

        就我本身而言关于“帮忙”的部分我不愿承认，但他说得很对。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但我一开口说的是：“谢谢你。谢谢你帮助我从你的角度来看游民问题。”

        “先生”无动于衷，看我一眼，像在看虫子，咬着雪茄嫌恶地离开。

        这次冲突让我有点气馁，但也让我了解到某些人的感受。一个想法逐渐侵入我的脑子：或许我的任务不是去分析他们，把他们当成什么新奇标本来看待，而只是去认识他们。

        同时，黛博拉似乎不受任何轻蔑、奇怪的扫视或沉默所干扰。她想认识并真正替这些人服务，不只是为了自我感觉良好。第一天，她就爱上每个人。在她的鼓励下，我们记下那天知道的每一个名字，晚上替每一个人祈祷，甚至是难相处的“先生”。忽然间，我希望我能改变他的想法。

        去了几次后，我们发现这些人唯一着急的是想尽办法排在队伍前头，理由如下：他们怕我们会把好东西分光——比如肉类；怕把剩汤或7-11的过期三明治，给那些不幸被安排坐在礼拜堂前面离门最远的人。每当那些离群的人拿到这些“低”福利，他们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们一个悲哀的事实：身为社会的丢弃品，只好接受剩菜残羹。

        我们觉得这问题太容易解决了，只要多准备一点食物，就能让排在最后的流浪汉也能跟住机构的人吃得一样好。于是我们请吉姆厨师帮这个忙，他也同意。从那之后，我们很高兴能提供流浪汉一些好食物，如炸鸡、烤牛肉和肉丸意大利面。

        那是我头一次试图去改善这些人的生活——黛博拉希望我能服务的这些人。虽然我没接触过任何一个，但他们已经感动我。

        我们去服务的第三个礼拜二，黛博拉和我正在餐厅帮吉姆厨师准备额外的食物。瞎眼兄弟比尔刚结束关于宽恕的布道，大家正涌进来准备吃东西，这时我们听见金属撞击声，一个人在靠近礼拜堂门口的地方怒吼。我们吓了一跳，看见大约二十个人从那个方向逃过来，一个高大愤怒的黑人猛力把另一张椅子丢到餐厅地上。

        “是谁干的？我要杀了他！”他大吼，“谁偷了我的鞋，我要杀了他！”然后他骂了一连串脏话，冲进人群里，任何一个笨得挡了路的人都中了他的拳。

        看起来，一场打架好像就要爆发在礼拜堂的门口。我扫视着屋内寻找机构的人员来处理，这时黛博拉靠过来兴奋地在我耳边悄悄地说：

        “就是他！”

        “什么！”我不耐烦地说，“你在说什么？”

        “他就是我在梦里看到的人！那个会改变城市的人。就是他！”

        我转过来看着黛博拉，好像她真的发疯了。一群机构的人员从屋子另一边冲进来，开始用好言好语劝这个愤怒的人息怒，他不情愿地跟着他们走开了。

        “就是他，”黛博拉又说一次，眼睛里发着光，“我想你应该试着跟他做朋友。”

        “我？！”我的眼睛因为不敢置信而瞪大，“你有没有发现，你希望我跟他做朋友的那个人才刚刚威胁要杀掉二十个人？”

        她把手放在我肩膀上，歪头微笑。“我真的觉得上帝告诉我，你应该试着对他伸出你的手。”

        “抱歉，”我说，尽量不去看她歪头，“你跟上帝开会时我不在场。”

        我没打算邀请一个杀人犯喝茶，但我们确实开始观察黛博拉说她在梦里看到的那个人。他激起我们的好奇心。也许是因为六十出头的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年轻，但同时又看起来更老。他穿着破烂衣服，独来独往，他的眼白黄得可怕。他从来不笑，也很少开口。我们也没看过任何人跟他打招呼。但也不是机构里其他人排挤他，而是大家跟他保持一个尊敬的距离，就像跟斗牛犬保持距离以保证安全那样。

        礼拜二的时候，当排队的人几乎散光了，他会忽然从某处冒出来。面无表情也不做眼神接触，然后表明他要两盘，宣称一盘是给楼上的老人。这明显违反规定，但我们不是机构警察。于是我们给他两份并祝福他，他的反应是一片沉默。某个礼拜二，厨房里某人跟我们说，他的名字好像是达拉斯。

        达拉斯总是在餐厅里选一个远离其他人的角落，自己先吃掉一盘。如果有人大着胆子坐在附近，他就起身离开。吃饭时，他严肃地盯着盘子里的东西，用仅剩的好牙细嚼慢咽。他从来不左顾右盼，而是有条不紊地把食物送进嘴里到吃完为止。然后他就消失，我的意思就是消失。他有个奇怪的能力：你很少看到他进来或出去。有点像是……现在他在这里，然后他不见了。

        开车去机构的路上，我们常看见达拉斯独自站在街对面停车场的垃圾卡车阴影下，脸像石板一样。有几次，我偶然听见别人说这个独来独往的人是疯子，最好不要惹他。黛博拉把他的名字写在她的《圣经》里：“城中有一个贫穷的智慧人，他用智慧救了那城。”

        偶尔，黛博拉会提醒我，她感觉上帝要我当达拉斯的朋友。我没有去找新朋友，就算要找，来自沃思堡的达拉斯也不合适。

        然而，为了博取黛博拉开心——上帝排第二——我开始谨慎地向这个人示好。

        “你好，达拉斯，”只要我看到他就会说，“你今天好吗？”

        大部分时候他不理我。但有时候，他的黄眼睛射过来一个眼神，说：“离——我——远——点。”要不是我太太，我会很乐意照办。

        过了几个月，机构的一个人听见我叫“达拉斯”，笑得仿佛我是村里的白痴一样。“他不叫达拉斯，笨蛋。叫丹佛。”

        嗯，也许正因为这样！所以每次我跟他讲话，他都一副嫌恶的模样。忽然间我又燃起希望。

        “嘿，丹佛！”下一次我在垃圾卡车旁看到他的时候大喊，他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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