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莎丽住的那块土地，由三四个农庄连接在一起，像拼布毯上一块块的图案。也就是说，雇用黑人干活的有三到四个主子，各管各的棉花田。但对我们而言，他们都是主子。在我十八九岁的时候，其中一个赫莎丽住的那条路附近，分给了一个属于我自己的地方。这感觉很好——像个成人那样，虽然我的房子只不过是两个房间的简陋木屋。其实那时候我什么都不懂，我以为我晋升了。我的房子就盖在一棵梧桐树旁，所以夏天有树荫。我有一张床、一张桌子、两把椅子，还有个属于我的锅炉，我也有自己的屋外厕所。我真的以为自己过得阔绰。

        以前红河郡的人觉得再没有比佃农更低下的人了。其实有，就是我。我和其他人一起掉进缝隙里，只是我当时不知道。你瞧，除了佃农，还有佃农的小孩。他们大部分也是佃农，但有的人，尤其是那些没学过算术不识字的，就待在土地上工作，得到的只有住所和填饱肚子的食物，就像奴隶一样。而且大家都有共识——我们都还欠主子钱。我知道他的商店里有一本账簿，记着所有我赊账拿出门的东西。我根本没办法还清，因为主子已经不再称棉花重量。我知道我欠他的，他也知道我欠他的，事情就是这样。

        最可恶的是：在林肯解放黑奴前，白人希望他们的农场可以自给自足，于是训练奴隶以确保他们能胜任各种工作。所以才会有黑人铁匠、木匠、鞋匠和理发师，以及会编织、缝纫、盖棚车和画招牌的黑人。等我出生以后，情况就不一样了。上述的工作在南方都让白人抢了去，有色人种能做的只剩下农活儿。

        但过了一阵子，连农活儿都变少了。在我三四岁时，白人农场主开始买牵引机，也就是说，他们不再需要那么多黑人工人来帮助收获，于是就开始逼迫黑人离开他们的土地。这其中很多都是家中有幼儿的家庭。父母亲除了帮别人收获，什么都不会，他们被迫离开，有时是被枪指着。没有钱，没有地方住，没有工作，也没办法找工作。

        我之前说过，那边大概有二十个黑人家庭，共一百个人左右，各自在主子的农庄里负责一小块地。但主子用几年的时间慢慢把他们逼走，到最后只剩下三四个家庭。

        我知道的只有自己的生活：将近三十年来，我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烈阳下挥汗工作、赶蛇，在田里忙到收获，然后一个圆荚一个圆荚捡棉花，捡到我的手破皮；种自己要吃的食物，整个冬天劈柴以免被冻死，春天到了再从头开始。如果劳动是为了自己的土地，那这种生活还不坏，但不是。我想，如果工作有钱可赚，就算土地是别人的，这种生活也还算不赖，但我没工资可拿。现在的人很难想象贫穷到那种程度是什么概念。我和农庄里其他人穷到只剩挂在身上的那个锡罐，那是我们喝水的容器。我们连身上的衣服都不是自己的，因为衣服是从主子的店里赊来的。据他说，我们还没付钱。

        詹姆斯叔叔过世、艾莎阿姨走了之后，我仅剩下的亲人就是姐姐赫莎丽，她跟她主子没签过佃农合约，我跟我主子也没有。他把我安置在那间小屋，一年给我一头猪——已经不是两头，我替他耕种三百亩地。棉花从来没称过。我从来没拿过薪资。偶尔，主子会塞给我几块钱，那么多年里就五六次。

        然后就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在农庄工作那么多年，主子从来没跟我说过有黑人学校我可以去读，也没说过我可以学一门手艺。他没跟我说我可以从军，慢慢升官，给自己赚点钱和赢得一些自尊。我不知道有二次世界大战或越战。我也不知道全路易斯安那州的黑人多年来一直在争取更好的待遇。

        我不知道自己跟别人不同。

        或许你觉得难以置信。但你现在就去路易斯安那州，开车到红河郡的小路，也许就能明白一个不识字的黑人，没有收音机、车子、电话，甚至连电都没有，是如何掉入时间的裂缝，然后卡在里头，就像一个发条松了而停摆的时钟。

        我从小看着主子家里的电灯闪耀，但我还在用煤油灯，住在一个没自来水的长木屋。后来，我真的气馁了。我感觉自己一文不值，而且永远也不会有更好的将来。

        我知道外面还有其他地方，我听说我哥哥瑟曼在加州攒了不少钱。于是某一天，我决定去找他。我没考虑太多，就走到铁轨，等火车开来。

        有个流浪汉也在铁轨附近，他已经搭火车旅行多年。他说他会告诉我哪一列火车是去加州的。那列火车减速进镇的时候，我们两个都跳上去。

        那时我已经二十七八岁。我从来没跟任何人说过我要离开，所以我猜，我大概还欠主子我赊账买的那些工作裤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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