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企图在春天杀死我们。天气转暖，伊拉克尼尼微平原上逐渐变得绿草如茵。我们在城镇外围低矮的山坡上巡逻：怀着坚定的信念翻山越岭，在茂密的草丛择路而行；像拓荒者那样，顶着狂风艰难跋涉。我们睡觉时，战争匍匐祈祷，身上的一千根肋骨贴着地面；我们拖着疲惫的身体向前推进时，战争在暗处瞪着白眼，虎视眈眈；我们进食时，战争忍饥斋戒。它交配，产崽，在烽火中繁衍。

        接着，战争又企图在夏天杀死我们。炎热把平原上的所有色彩蒸发殆尽，烈日炙烤着我们的肌肤。战争派遣它的爪牙在一栋栋白色房屋的阴暗处设下埋伏。它把世上的一切都笼罩在白色的阴影之下，那情形，就像我们的眼睛蒙上了一层面纱。战争每天都企图杀死我们，但始终没有得逞。不过，这并非我们命大，只是一时侥幸而已。战争迟早会得到所能得到的一切。它有的是耐心，而且肆无忌惮，残酷无情，也不管你是受人喜爱还是令人厌恶。那个夏天，战争曾来到我的梦中，告诉了我它唯一的目标：不达目的，誓不罢休。我知道，战争迟早会得逞的。

        到九月，战争已杀死了成千上万的人，并在坑坑洼洼的街道上留下无数尸体。这些尸体，有的被扔进胡同，有的堆在城外的山坳里，全都面部肿胀而发青，毫无生气。战争竭尽所能，企图杀光我们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及孩子。但它只杀了不到一千名像我和默夫这样的士兵。随着秋天来临，“一千”这个数字对我们仍具有某种意义。默夫和我说定了，我们不想成为第一千名被杀的士兵。要是在那之后死的话，死了也就死了，但那个数字还是留给别人当里程碑吧。

        九月到来时，我们几乎没有注意到任何变化。但现在回想起来，日后永远改变我一生的所有事情，正是从那时开始出现的。那天，塔法市天亮得似乎比平时稍晚一些。晨曦一如往常，在黑暗中勾勒出屋顶的边沿和弯曲的街道，并倾洒在白色和黄褐色的房屋上——那些房屋由灰砖砌成，盖着波纹形的铁皮或混凝土屋顶。一望无际的天空层云密布，有如一片墓穴。远处，从我们整年巡逻的山坡吹来一阵微风。这股微风吹过城中那两座高耸的宣礼塔，穿过一条条胡同，惹得胡同里的绿色雨篷随之摇曳。接着，它又拂过城外光秃秃的泥土地，“撞”到稀稀落落的房屋上，消散了。我们的军队端着步枪，就在那些房屋里布防。我们排的位置在其中一处屋顶上。黎明前的晨曦中，排里的几个人只是几条灰色的影子。我记得那时还是夏末，一个星期天，我们在等待命令。

        四天来，我们贴着沙子，缩着身子，一直趴在那处屋顶上。前几天的激战留下了大量弹壳，在我们身下铺了一地，一不小心就会打滑。刷成白色的矮墙下，我们把身子扭成奇怪的形状，挤在一起。与此同时，我们靠安非他命保持清醒，终日提心吊胆。

        我撑起胸膛，让目光微微高过矮墙，扫视我们监控的几英亩大的世界。锡绿色的望远镜里，泥土地的那头横亘着一片连绵起伏的矮房子。我们所处的位置和塔法市其他部分之间隔着一片空地。由于连日激战，那片空地上横七竖八地散落着许多尸体。那些尸体横在沙尘里，残缺、破碎、扭曲，白色的衣服被血液染成了黑色。刺柏和稀疏的草丛间，几具尸体冒着烟。清冽的晨风中弥漫着碳、机油和尸体混合燃烧的刺鼻气味。

        我重新低下头，点了根“樱桃”，然后窝着手掌，挡住烟身，深吸一口，最后冲屋顶缓缓吐出烟雾。烟雾弥漫开来，接着升起，消散了。烟灰变得越来越长，挂了好长一会儿才掉落。

        微弱的晨曦中，排里其他在屋顶的人开始推挤、蠕动。斯特林把步枪架在矮墙上，待命过程中不停地打瞌睡，一会儿睡着，一会儿惊醒。他不时猛一点头，然后瞧瞧四周，看看是否被人发现自己在打瞌睡。天色逐渐变亮，衣衫不整的他冲我咧嘴一笑，接着举起扣扳机的手指，往自己的眼睛上抹了点塔巴斯科辣椒酱，以保持清醒。然后，他转回去，继续监视我们监控的那块区域。隔着军服，可以看出他身上的块块肌肉。

        我右边的默夫一吸一吐的，听着好像很享受的样子。我跟他隔着一摊黑色液体。那摊液体非常难闻，而且看起来，似乎一直在不停地扩大。每隔一会儿，默夫就朝那摊液体吐口唾沫，动作非常熟练。对此，我早已习惯了。这时，他抬头，笑着问我：“来一点吗，巴特？”我点了点头。于是，他递过来一罐家乡寄来的“科迪亚克”。我弄了一撮，塞到下嘴唇和下牙床之间，并掐灭自己的香烟。默夫的湿鼻烟非常烈，呛得我眼泪直流。我也朝我们之间的那摊液体吐了口唾沫，然后清醒了。灰蒙蒙的晨曦中，眼前的城市逐渐现出全形。隔着尸体横陈的空地，对面那些房屋的窗上零零星星地挂着些白旗。那些窗户黑乎乎的，周围镶着一圈锯齿状的碎玻璃，配上白旗，远远望去，仿佛一幅幅怪异的钩针编织图案。外墙刷过石灰的房屋，在阳光下变得越来越白。笼罩在底格里斯河上方的薄雾逐渐消散，让整座城市显露了一丝生气。从南边的山坡吹来阵阵微风；随风摇曳的绿色雨篷上方，白色的停战传单漫天飞舞。

        斯特林拍了拍自己的手表。我们知道，那两座宣礼塔里马上就会传出阿訇用颤音高唱的歌声，召唤虔诚的信徒进行祷告——阿訇的歌声里满是奇怪的小调音。那是个信号，我们知道那个信号的含义：又几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离目标越来越近了，尽管对我们来说，这目标模糊而陌生，就像此地的黎明和黄昏，令人难以分辨。

        “保持警惕，弟兄们！”中尉用强有力的声音低声说。

        默夫坐起来，沉着地给步枪上了一滴润滑油，然后推枪上膛，把枪管架到矮墙上，并居高临下，死死地盯着空地对面那些昏暗的路口和胡同。他那双蓝色的眼睛布满了血丝。几个月来，他的眼窝陷得更深了。偶尔望向他时，我几乎看不到他的眼睛，只看得到一对小黑圈，有如两个黑乎乎的小洞。我也推枪上膛，并冲他点头道：“又一天开始了。”默夫从嘴角挤出一丝微笑，回道：“继续熬呗。”

        我们是在战斗刚打响的那几个小时到达那栋房屋的。当时，月亮即将西沉，月色朦胧，房屋里又没有任何灯光，漆黑一片。我们用战车撞开破旧的铁门——那扇刷成暗红色的铁门已锈得不成样子，几乎看不出哪里是原来的红漆，哪里是锈迹。战车放下活动坡道，我们迅速下了车。第一班的几名士兵冲去屋后，排里的其他人则在屋前集结。接着，我们同时踹开两扇门，冲进屋里。里面空无一人。我们开始逐个房间搜查。步枪前端的照明灯射出道道光柱，但屋里还是非常昏暗。光柱扫过之处，飘扬着我们踢起的灰尘。有些房间里，椅子翻倒在地，窗上挂着五颜六色的编织拜毯，拜毯后面的窗玻璃早就被子弹打碎了。这些房间里并没有人。有些房间里，我们以为自己看到了人，于是冲暗处厉声大喊，命令他们蹲到地上，但其实根本没有人。搜查完每个房间后，我们上了屋顶，然后居高临下，监控底下那片平坦的泥土地。泥土地的对面就是漆黑一片的城市。

        第一天拂晓，我背靠矮墙坐着。翻译马利克来到平坦的混凝土屋顶，挨着我坐下。天还没亮，灰蒙蒙的，就像大雪天那样。城对面传来交战的声音，但离我们还有段距离。远处不时响起火箭弹发射、机枪轰鸣和直升机垂直俯冲的声音。听到这些声音，我们才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战争中。

        “我以前就住在这里。”马利克告诉我。

        他英语说得非常好，虽然带有喉音，但并不难听。我的阿拉伯语说得很糟糕，所以经常叫他帮忙纠正：“苏克伦”（谢谢）、“阿福万”（不用谢）、“丘姆比拉”（炸弹）……他会帮我，但最后总会打断我：“我的朋友，我得说英语，我要练习。”战前，马利克是名大学生，读的是文学专业。大学关门后，就来给我们当翻译了。他天天脸上蒙着长至脖子的面罩，下身穿一条破旧的卡其布便裤，外面穿一件褪了色但看着好像刚熨过的长袍。马利克从不解下面罩。我和默夫曾问他为什么不解下面罩，他用食指沿着面罩的下摆比划了一圈，回答：“要是发现我在帮你们，他们会杀了我的，他们会杀了我全家的。”

        自我们上了屋顶，默夫一直在对面帮中尉和斯特林架设机枪。这时，他猫着腰，压低身子，小步跑了过来。看着默夫移动的身影，我发现荒凉的沙漠让他感到很不自在；发现不知为何，衬着远处连绵起伏的低矮山坡，河滩上那些干枯的荒草显得更加荒凉了。

        “嘿，默夫，”我说，“马利克以前就住在这里。”

        默夫迅速弯下腰，挨着墙坐下，问：“哪里？”

        马利克站起来，指向一片房屋。那些房屋排列得非常整齐，构成一个近似长方形的狭长区域，看着有点奇怪。那片房屋就位于空地的对面，从那里到我们所在的位置就是我们负责的区域。距塔法市边缘稍微再远点的地方有片果园。城市周围，一些油桶和几堆垃圾烧了起来，并且转眼工夫，就莫名其妙变成了熊熊大火。我和默夫没有站起来，但能看到马利克指的地方。

        “以前，阿尔谢里菲太太总在这块地上种风信子。”马利克说着，像集会时台上的领导那样，大张开双臂，比划了一下。

        默夫伸手拉了拉马利克的长袍袖子，说：“小心点，大个子，别暴露了。”

        “她是个非常古怪的老寡妇。”马利克双手叉着腰，目光因为疲惫而显得呆滞。“这里的女人都嫉妒她种出那么好看的花，”马利克大笑着继续说，“她们说她用了妖法。”他停了一会儿，把双手放到我和默夫倚靠的土墙上。“那些花全都在去年秋天的战火中烧毁了。今年，她不种了。”说到这里，他突然停住了。

        我努力想象当地人的生活，但怎么也想不出来，尽管我们曾在马利克所说的街道上巡逻，在低矮的土屋里喝过茶，我还握过住在土屋里的那些老头和老太太布满青筋的手。“好啦，哥们儿，”我说，“再不蹲下来，你就要吃子弹了。”

        “可惜你们没有看到那些风信子。”马利克说。

        就在这时，突然枪声大作。从对面那些房屋所有的阴暗处喷出无数道火舌，而看不见的子弹更是多得多。那些子弹呼啸着冲我们飞来，最后砰砰砰地打进泥砖和混凝土里。我和默夫没有注意到马利克被击中，但我们的军服都溅上了他的血。接到停止射击的命令后，我们从矮墙上俯视下面，看到马利克一动不动地躺在沙尘里，周围是一大摊血迹。

        “他不算吧？”默夫问。

        “我觉得不算。”

        “现在的数字是多少？”

        “九百六十八？九百七十？得回去查一下报纸才能确定。”

        对于自己的冷漠，我那时一点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当时，死人似乎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此刻，我正在蓝岭，身处搭在清澈小溪之上的小屋里，温暖而安全。反思自己二十一岁那年的心境和行为，我只能对自己说，我当时必须那样想、那样做。我得活下去，而为了活下去，我就得擦亮眼睛，密切注意真正需要注意的。我们只会注意罕见的事物，但当时，死亡是司空见惯的，罕见的是刻有你名字的子弹和特意为你埋下的简易炸弹。只有这些，才会引起我们的注意。

        从那以后，我很少想起马利克。他只是我人生中的匆匆过客。虽然当时，我还无法确切地表述出来，但一直以来，我被灌输的思想是：战争是巨大的融合器，在拉近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方面，世上再没有什么能比得过战争。放屁！说战争是巨大的“唯我论者”制造机还差不多：你今天打算怎么救我的命？死也许是一种方法。要是你死了的话，我就有更大的机会活下去。真相是，你什么也不是，只是无数军服中的一套和茫茫沙尘中的一个数字。说不清为什么，我们当时觉得那些数字是一种符号，代表我们是无足轻重的。我们误以为要是一直做个普通人，我们就不会死。所以，在越来越长的死亡名单上看到死者的半身照时，我们总觉得他们是特别的。（报纸的死亡名单上，死去的士兵都有一个数字，说明他们是第几个死的，而那些数字的旁边则整齐地排列着他们的照片，显示出这是场有序的战争。）我们的脑中偶尔会闪过一个念头：对于死去的那些人来说，来到伊拉克的很久以前，他们的名字就已经上了死亡名单；一拍了半身照，给了编号，分配了驻地，他们就已经死了。中士伊齐基尔·瓦斯克斯，二十一岁，来自得克萨斯州拉雷多市，七百四十八号，在伊拉克巴古拜市遭到轻武器袭击，不幸身亡——看到这条信息，我们确信那人其实早已是“行尸走肉”，在得克萨斯州南部游荡了多年。我们觉得在从美国来伊拉克的C-141运输机上，他就已经死了；要是飞越巴格达的途中，那架C-141运输机出现了颠簸和偏航，他完全用不着惊慌。根本没什么好怕的，命中注定的那天到来之前，他想死都死不了。对下面这个人来说，也是一样：医务兵米丽亚姆·杰克逊，十九岁，来自新泽西州特伦顿市，九百十四号，在伊拉克萨马拉市兰施图尔地区医疗中心遭到迫击炮袭击，不治身亡。对此，我们感到很庆幸——不是庆幸她死了，而是庆幸我们没死。她是去营房背后晒刚洗的军服时被迫击炮击中的。真希望在那之前，她一直过得很开心，并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做了很多事。

        当然，我们错了，最大的错误是想当然。现在回想起来，真的很荒唐：当时，我们以为只要别人死了，我们就能活下去；某个特定的时间只会死一个人，那人死了，我们就不用死了。我们不知道死亡名单是无限的，还以为死亡人数不会超过一千。我们从没想过，自己也可能是“行尸走肉”。受当时那种想法的影响，我过去一直觉得，做或不做某个决定，可能导致自己的名字会或不会被列入死亡名单。

        现在，我知道其实并非那么回事。根本没有刻着我或默夫名字的子弹，也没有特意为我们制作的炸弹。任何一颗子弹或炸弹都有可能杀死我们，就像杀死其他人一样。我们不是命中注定可以逃过一劫的。现在，我已不再想下面的事了：要是当时，脑袋稍微向左或向右偏上几英寸，我就被子弹击中了；要是当时，行军速度每小时快了三英里或慢了三英里，我们就踩上简易炸弹了。事实上，我从未被子弹击中，也没有踩上简易炸弹。我并没有死。可是，默夫死了。虽然当时并未在场，但我坚信，捅死默夫的那些肮脏的刀子上肯定写着“致相关人士”几个字。不管活着还是死了，我们都只是普通人，彻头彻尾的普通人。不过，我情愿相信：那时，我还有一点同情心；要是之前有机会见到那些风信子，我可能就注意到它们了。

        马利克的尸体就横在房屋墙脚处，扭曲而破碎，但我一点也不感到震惊。默夫递给我一根烟，我们再次趴下来。不过，马利克的话令我想起了一个女人，怎么也忘不了——那女人曾用缺了口的小杯子招待我们喝过茶。那段记忆仿佛遥远得难以企及，埋在沙尘里，等着有人用刷子刷去沙尘，好让它重见天日。我记得那女人红着脸冲我们微笑，非常漂亮，尽管她已经一大把年纪了，腆着大肚子，只剩下几颗黄牙，皮肤有如夏天干裂的土块。

        也许，本来就该有一片风信子，而不是像我们攻占那栋房屋时那样，也不是像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那样。马利克死后的四天里，随风摇曳的青草被烈日晒干，被大火烧没了。集市上身穿白袍、熙熙攘攘的人群不见了。有些人倒毙在城中的各个院子和纵横交错的胡同里。剩下的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健全的、伤残的——或走，或坐慢悠悠的大篷车，或开黄白相间的老爷车，或坐骡车，或两三个一块赶路，纷纷出城逃难。整个塔法市就剩下了这些毫无生气的生命。我们实施宵禁的夜晚，他们低着头，经过我们的大门、路障和炮台，逃向九月干旱的山区。夜色中，他们好像一条斑驳的彩带，渐行渐远。

        底下的房间里，无线电“嗞嗞”作响。中尉正在轻声向上级汇报情况。“是，长官，”他说，“明白，长官。”我肯定，中尉的报告会逐级上报，最后，某地某间温暖、干爽、安全的屋里，某人会听到：十八名士兵整夜都在监控塔法市的各条胡同和街道；一块沙尘飞扬的空地上躺着多少多少敌人的尸体。

        无线电的蜂鸣声消失，连接屋顶的楼梯上响起中尉蹑手蹑脚的皮靴声。这时，城市的上空和沙漠中那些山坡的上空，天就快亮了。夜里模糊而朦胧的城市露出了大致的轮廓，有如一个奇形怪状的庞然大物，耸现在我们面前。我望向西方。视线中出现了褐绿两色。随着太阳慢慢升起，那些土墙、低矮的房屋和蜂巢似的院子逐渐褪去了灰色。稍微偏南的地方，那片整齐的果树林中正燃着几堆大火，略显稀疏的枝叶间升起一股浓烟。那些果树还很小，比人高不了多少，来自山谷的风吹得它们垂下了枝头。

        上了屋顶后，中尉弯下腰，使上身与地面平行，啪嗒啪嗒地来到墙边，然后背靠着墙坐下，示意我们围到他身边。

        “好啦，弟兄们，听着。”

        我和默夫抵着对方的身体，互相靠着。斯特林朝中尉稍微挪了挪，然后瞪着眼睛，扫视了一圈其他人。我盯着说话的中尉，看到他的眼睛很浑浊。继续往下说之前，中尉重重地短叹一声，用两个指头挠了挠脸上那片好像褪了色的山莓的疹子。那些疹子从他浓密的眉毛下一直延伸到左脸上，形成椭圆形的一小片，看着似乎连眼窝周围都有了。

        中尉天生就是冷淡的人。我连他是哪里人都不知道。他有点矜持，但不能简单地说他不和善或孤傲。他只是显得很神秘，或者说，有点不可捉摸。此外，他还老是叹气。“我们要在这里一直待到中午，”中尉说，“三排将向我们西北面的那些胡同推进，好把躲在里面的敌人赶出来。希望那些敌人会吓得屁滚尿流，顾不上对我们开枪，直到我们……”说到这里，他把手从脸上拿下，开始隔着防弹衣，在军服的胸袋里摸找香烟。我递了一根给他。“谢谢，巴特尔，”中尉道了声谢，转向南边，望着燃烧的果园，问，“那些火烧多久了？”

        “好像是昨晚开始烧的。”默夫回答。

        “好，你和巴特尔密切注意那些火。”

        这时，刚才被风吹弯的烟柱已经变直了，衬着远方的天空，宛如一条软绵绵的黑线。

        “我刚才说什么来着？”中尉边问，边心不在焉地望向身后——他的视线微微高于屋顶的矮墙，“我他妈的什么记性啊！”他嘟哝道。

        一班的一名技术兵说：“嘿，没事，中尉，不用说了，我们已经明白了。”

        斯特林打断那人的话：“闭上你他妈的臭嘴。要不要说，中尉自己知道！”

        我现在才意识到，斯特林似乎完全懂得该怎么维护上级的威严。他不在乎我们恨他，他知道什么是必要的。他冲我笑了笑，露出一口整齐而洁白的牙齿，上面映着清晨的太阳。“长官，你刚才说，希望那些敌人会吓得顾不上开枪，直到……”中尉正要接着往下说，斯特林抢着说，“直到我们干光那帮狗日的！”

        中尉点点头，然后猫着腰，小步跑下屋顶。我们匍匐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待命。城里燃起了大火，但隔着无数的墙壁和胡同，看不清火源在哪儿。塔法市到处都在燃烧，黑色的浓烟汇成一股，形成长长的螺旋形烟柱，直冲云霄。

        我们身后的东方，太阳升得越来越高。阳光温暖了我的衣领，烘烤着薄军服上凝结成条的盐块，并逐渐“裹住”我们的脖子和胳膊。我转过头，直直地望向太阳。虽然不得不闭上眼睛，但我仍能看见太阳的轮廓——黑暗中，一个白色的洞。最后，我转回头，重新面向西方，睁开眼睛。

        一片布满沙尘的房屋中耸现出两座宣礼塔，活像一对举起的胳膊。城中弥漫着大火产生的烟雾，那两座宣礼塔时而清晰，时而模糊。那天早晨，它们在静静地“蛰伏”，没有传出任何声响，也没有传出阿訇召唤信徒祷告的歌声。过去四天，弃城而逃的难民络绎不绝，排成的队伍有如一条长龙，但到那天早晨，路上已经见不着多少人了。只有几个老人，弓着背，拄着雪松木拐杖，在尸体横陈的空地和果园之间的那条路上蹒跚而行。两条瘦骨嶙峋的狗在那几个老人周围蹦蹦跳跳，不停地咬咬他们的后脚跟。挨了拐杖的打之后，那两条狗会暂时跑开，但接着马上又会“故技重演”。

        就在这时，迫击炮弹又来了。我们周围顿时响起一片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虽然这种情况已是家常便饭，但全排的人仍一脸迷茫，大张着嘴，紧紧地抓着步枪，面面相觑。那是个晴朗的清晨，战争似乎集中了所有力量，只对着我们这块地方大施淫威。我记得自己当时的感觉就像，在乍暖还寒的春日跳进了冰冷的河水里，浑身湿透，惊慌失措，大口喘气，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拼命往前游。

        “趴下！”

        我们下意识地摆出训练过的保护姿势：趴在地上，十指相扣抱住后脑，同时张大嘴巴，使耳膜两侧的气压保持平衡。

        过了一会儿，爆炸声越来越小了。但直到最后一下回声彻底消失，我才抬起头。

        我小心翼翼地望向墙外。与此同时，周围响起一片叫喊声：“警报解除！”“我没事！”

        “巴特尔？！”默夫吼道。

        “我没事，我没事。”我边喃喃地回答，边喘着粗气，俯视墙外。底下的空地布满了弹坑，那些破碎的死尸变得更加支离破碎，还有几棵刺柏被炸得连根拔起。斯特林跑到楼梯口，冲下面的中尉大喊：“你没事吧，长官！”接着，他又跑过来，边挨个拍打屋顶上我们这些人的头盔，边吼：“准备还击，你们这帮狗日的！”

        我恨斯特林，恨他那么残忍，那么蛮横。但相比之下，我更恨他又是那么必不可少；恨自己需要他催促才能狠下心杀人，哪怕是在你死我亡的关键时刻；恨自己像个懦夫，需要他对着我的耳朵大喊：“干死那帮狗日的！”在斯特林的催促下，我会逐渐克服心中的恐惧，开始还击。看到他也在朝敌人射击，又笑又叫的，把满腔的愤怒和仇恨全都发泄在那块几英亩大的空地上，我就会不由地心生敬佩。我恨自己会产生这种感情。

        接着，敌人在各扇窗户现身。他们从拜毯后面冲出来，朝我们疯狂射击。无数子弹嗖嗖嗖地飞过来。我们低下头，听到那些子弹砰砰砰地打进混凝土和泥砖里。刹那间，土屑四溅。与此同时，敌人在遍地垃圾的胡同里穿梭逃窜，跑过一处处燃烧的油桶和塑料品。燃烧的塑料碎屑活像一簇簇蓟花，纷纷扬扬，散落在被踩得光滑的鹅卵石上。

        那天，斯特林吼了很久，我才扣动扳机。我的耳朵早就快被刚才的爆炸声震聋了，所以朝眼前的空地打出第一发子弹时，我只隐约听到砰的一声闷响。子弹击中的地方立刻激起一小团尘雾，周围还有许多同样的尘雾。

        数百发子弹打在地面、树木和房屋上，一时间，眼前尘土飞扬。沙尘中，一辆破旧的车变形并坍塌。房屋之间、黄白相间的汽车背后以及屋顶上不时冒出人影。那些人一露面，就会立刻被一团团尘雾包围。

        一处院子的矮墙背后跑出来一个人。那人抱着武器，看了看四周，不敢相信自己还活着。我的第一反应是想冲他大喊：“你没死，哥们儿，快跑！”但与此同时，我又想到那样做会显得很奇怪。没过多久，排里的其他人也看到了他。

        那人的周围顿时扬起一片沙尘。他左顾右盼，不知该往哪边跑。我真想叫大家停止射击，并质问他们：“我们还是人吗？”就在这时，我突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我不是大人，而是小孩，被人救了；那人可能非常害怕，但我也很害怕，无暇顾及他的感受。我震惊地发现，自己正在朝他射击，而且根本停不下来，直到确定他死了。好在是大家一块把他打死的，无法确定到底谁才是打死他的那个人。想到这里，我感到稍微好过了一点。

        但我心知肚明，是自己先打中那人的。中弹后，那人在墙背后应声倒下去。接着，有人也给了他一枪。子弹穿透他的胸膛，然后反弹出去，打碎了窗上挂着的一盆盆栽。再接着，那人又挨了一枪，然后以别扭的姿势——双膝跪地，身子却后仰——倒在血泊中，一边的脸颊几乎被打没了。

        尸体横陈的空地和果园之间的那条路上，一辆破车朝我们开了过来。车子的后窗往外鼓着两块大白布。斯特林向屋顶对面的机枪跑了过去。我用望远镜观察那辆车，发现开车的是个老头，后座上坐着个老太太。

        斯特林狂笑道：“来吧，狗日的！”

        他看不见那两个老人。得冲他大喊，我想，告诉他车里坐的是老人，放他们过去。

        但没等我来得及开口，子弹就已经打到那辆车周围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激起一片沙尘。有些子弹穿透薄薄的钢板。

        我什么也没说，只是透过望远镜看着那辆车。车里的老太太闭着眼睛，手指拨弄着一串灰白色的珠子。

        我不由地屏住了呼吸。

        那辆车在路中间停了下来，但斯特林仍未停止射击。子弹从车子的这边射入，又从那边穿出。车身上留下无数枪眼，从枪眼透进车内的光束里飘浮着烟雾和沙尘。车门开了，老太太从车上跌落下来。她手脚并用，挣扎着朝路边爬去，汩汩流出的鲜血染红周围的沙土。接着，她不动了。

        “天哪，那婊子死了。”默夫说。这句话里没有任何悲伤、哀痛、喜悦或同情的意思。他说这话，不是要表达什么看法，只是因为感到吃惊，就像睡了很长时间的午觉，醒来后，迷迷糊糊地发现世界还是原来的那个世界，一点也没变。鉴于我们都记不清那天到底是星期几，默夫本可以说“今天是星期天”。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这句话同样会引起大家的注意——我们会恍然大悟：啊，原来今天是星期天。但他却说出了真相。要知道，那个真相跟那天是不是星期天并没有太大关系，而且由于很长时间没睡觉了，我们对那个真相根本没有太大感觉。

        斯特林在机枪旁的墙背后坐了下来。我和默夫听着令人紧张的枪声逐渐变得零零星星，最后消失了。斯特林招手示意我们过去，并从裤子的大口袋拿出一块干了的马德拉蛋糕，掰成三份。“拿着，”他说，“吃。”

        烟雾升起来，接着开始逐渐消散。我看着老太太的身体在路边汩汩流血。沙尘无精打采地随风飘扬，接着开始微微打转。枪声再次响起。有个小女孩从一栋房屋背后走出来，朝路边的老太太奔去。那女孩一头红褐色的卷发，身上穿着破破烂烂的无袖连衣裙。从其他位置射出的子弹在她身边激起团团尘雾，远远望去，仿佛朵朵枯萎的花。

        我和默夫望向斯特林。他挥手示意我们离开，说：“去告诉那些混蛋，那只是个孩子。”

        小女孩立刻躲回房屋背后，接着重新出现了。这回，她拖着脚，一步一挪的，走得非常慢。到了路边，她咬着牙，扭曲着脸，用没有受伤的那条胳膊使劲拽老太太的尸体，但怎么也拽不动。接着，她绕着尸体走了几圈，在沙地上留下一道道血印。她们经过的地方——从熊熊燃烧的车子那里穿过风信子环绕的院子，直到老太太躺着的地方——全都被血液染成了红色。最后，小女孩守在老太太的尸体旁，摇摇晃晃的，动着嘴唇，可能在唱什么沙漠挽歌吧，但我听不见。

        泥砖和干瘦的男女尸体燃烧后产生了大量灰烬，落得到处都是。烟雾中耸立着那两座灰色的宣礼塔，天空仍像下雪天那样灰蒙蒙的。沙尘逐渐落地，远远望去，好像整座城市正在慢慢升起。我们的任务完成了，至少是暂时完成了。正值九月，有些树却落叶了。来自南面山坡的风和阳光中，树叶纷纷扬扬，从斑痕累累的细枝不断掉下，树叶上的沙尘随之飘落。我努力想数清迫击炮弹和炸弹到底震落了多少树叶，可怎么也数不清。

        我看着默夫、斯特林和排里其他在屋顶的人。中尉走过来，拍拍每个人的胳膊，并像对待受惊的马群那样，柔声抚慰我们。当时，我们可能瞪着泪眼，龇牙咧嘴，有如一群愤怒的马。“干得好”、“危险过去了”、“我们都会没事的”——中尉说。很难相信，我们会没事；很难相信，我们刚才表现得很好。不过现在，我想起有人曾对我说过：事实就是事实，不管你信还是不信。

        无线电再次响了起来。过不了多久，中尉就会向我们传达下一个行动命令。届时，我们可能会累得筋疲力尽，但还是得执行任务，因为我们别无选择。也许，我们曾经可以选择，走一条不同的人生之路，但那时，我们的命运已经确定了，尽管我们不知道将来到底会怎样。没等我们知道，天就要黑了。我和默夫活了下来。

        此刻，我绞尽脑汁，努力回忆自己当时是否曾注意到任何蛛丝马迹，默夫身上是否笼罩着阴影，自己是否早就该知道他即将被杀。我的记忆中，在那处屋顶的那些天里，他已经是半个鬼魂了。但当时，我没有、也无法看出这一点。没人能看出来。现在回想起来，我庆幸自己当时毫不知情，因为在塔法的那个九月早上，我们感到很开心。我们终于可以暂时松口气了。阳光明媚，我们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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