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与蒋介石第一次见面的时间为1932年11月28日。当时，胡适正应王世杰（雪艇）之邀在武汉大学讲学，蒋介石也正因指挥“剿共”军事住在武汉，《胡适日记》（缩微胶卷）云：

        下午七时，过江，在蒋介石先生寓内晚餐，此是我第一次和他相见。饭时蒋夫人也出来相见。今晚客有陈布雷、裴复恒。

        有一段时期，胡适因为呼吁保障人权，批评国民党，批评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和国民党的关系搞得很紧张。上海等地的国民党党部要求“严惩”胡适，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对胡适下达了“警告令”，但是蒋介石却于1931年任命胡适为财政委员会委员。胡适开始时虽然摆架子不肯赴会，但对蒋介石的印象却已经好转。此次在武汉肯于与蒋介石相见，正是这种好转的表现。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二次见面距离第一次仅隔一日，胡适11月29日日记云：

        六点半，黎琬（公琰）来，小谈，同去蒋宅晚饭。同席者有孟余、布雷、立夫。今晚无谈话机会，我送了一册《淮南王书》给蒋先生。

        黎琬是蒋介石的秘书，所谓《淮南王书》乃是胡适出版于1931年12月的一本著作。该书以西汉时的名著《淮南子》为研究对象，是胡适当时正在写作的《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中的第五章。胡适为什么要送这样一本书给蒋介石呢？1935年7月26日，胡适致罗隆基函中对此有过解释：

        依我的观察，蒋先生是一个天才，气度也很广阔，但微嫌过于细碎，终不能“小事糊涂”。我与蔡孑民先生共事多年，觉得蔡先生有一种长处，可以补蒋先生之不足。蔡先生能充分信用他手下的人，每委人一事，他即付以全权，不再过问；遇有困难时，他却挺身负其全责；若有成功，他每啧啧归功于主任的人，然而外人每归功于他老人家。因此，人每乐为之用，又乐为尽力。亦近于无为，而实则尽人之才，此是做领袖的绝大本领。

        我前在汉口初次见蒋先生，不得谈话的机会，临行时赠他一册《淮南王书》，意在请他稍稍留意《淮南》书中的无为主义的精义，如“重为善若重为暴”，如“处尊位者如尸，守官者如祝宰”之类。

        去年我第一次写信给蒋先生，也略陈此意，但他似乎不甚以为然。他误解我的意思，以为我主张“君逸臣劳”之说。大概当时我的信是匆匆写的，说的不明白。我的意思是希望他明白为政之大体，明定权限，知人善任，而不“侵官”，不越权。如此而已。《淮南》说的“处尊位者如尸……尸虽能剥狗烧彘，弗为也。弗能，无亏也。”此似是浅训，但今之为政者，多不能行。

        古代祭祀时，有人扮作受祭的祖宗，俨然玄默，寂然无为，接受大众的祭祷，称为“尸”；有人掌管祭礼时的各种具体事务，称为“祝宰”。《淮南子》一书以“尸”与“祝宰”的关系比喻理想中的君臣关系，胡适对此最为欣赏，曾说“尸的比喻，最可写出虚君的意义”。

        胡适认为《淮南子》一书的政治思想充满着“民治主义”精神，它包含着三个要义：一是虚君的法治；一是充分的用众智众力；一是变法而不拘守常故。他在《淮南王书》里对此作了充分的阐述。例如《淮南子》里有一句话叫作“善否之情日陈于前而无所逆”，胡适认为这是在说，“要尊重人民的舆论”，“便是言论的自由”。又如《淮南子》一书认为君臣关系是一种“相报”关系，胡适即解释为“人民有反抗君主的权利，有革命的权利”。因此，胡适向蒋介石赠送《南王书》，既具有献计献策的作用，要求蒋介石能从中悟出治国之道和“做领袖的绝大本领”来，同时，又是为了对蒋介石进行民主主义教育。

        胡适与蒋介石的第三次见面距第二次相隔三日。11月30日，蒋介石约胡适再见一次。12月2日下午，蒋介石致函胡适，重申前约。同日下午，胡适通过王世杰转告蒋介石，一定践约。当晚，仍然是黎琬来迎，仍然是蒋介石请吃饭。胡适以为，这是最后的一次谈话，准备与蒋谈一点“根本问题”。但是，一进门就碰见一个叫雷孟强的人，吃饭时又添了个杨永泰，两个人都不走，蒋介石也不准备请他们走，于是，胡适就不准备深谈了。

        席上，蒋介石要求胡适注意研究两个问题：1. 中国教育制度应该如何改革？2. 学风应该如何整顿？蒋介石上台之后，不断发生学潮。11月29日，山东省会济南发生学生罢课事件。次日，罢课学生万余人又集会游行，向省政府请愿。因此，蒋介石的兴奋点是如何整顿学风，消弭学潮。但是，蒋介石的兴奋点不等于胡适的兴奋点，胡适因为没有深谈机会，本已有点生气，听了蒋介石的问题后便不客气地说：

        教育制度并不坏，千万不要轻易改动了。教育之坏，与制度无关，十一年的学制，十八年的学制，都是专家定的，都是很好的制度，可惜都不曾好好的试行。经费不足，政治波动，人才缺乏，办学者不安定，无计画之可能……此皆教育崩坏之真因，与制度无关。

        学风也是如此，学风之坏由于校长不得人，教员不能安心治学，政府不悦学，政治不清明，用人不由考试，不重学绩，学生大都是好的；学风之坏决不能归罪学生。

        今之诋毁学制者，正如不曾试行议会政治，就说议会政治决不可用。

        当时，胡适正企图劝说国民党在中国建立欧美式的民主政治，所以尽管蒋介石要他谈教育和学风问题，但是，转弯抹角，他还是谈到了自认的“根本问题”上。

        胡适对他和蒋介石的最初几次见面，不满意，也很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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