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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史景迁追寻现代中国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

曹任远与胡汉民的“新国民党”

        ——读谢幼田未刊稿《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

        打开5月22日的《团结报》,突然看到一条消息:民革中央团结委员会委员曹任远同志于1991年5月4日17时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8岁,这不是我不久前访问过的曹四勿老人吗?怎么竟去世了呢!

        1990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发现过一批胡汉民晚年的未刊函电,其中有两通涉及曹四勿。其一为胡汉民1933年1月致阎锡山函,中云:“西南已成立国防委员会,矢为北方后援。因四勿同志之行,一抒胸臆。”日本帝国主义自侵占我国东三省后,即积极侵略我华北地区。当月3日,山海关及临榆县城为日军侵占。同月,在胡汉民领导下,广东、广西、福建三省成立国防委员会,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蒋光鼐、蔡廷锴等为委员,筹备讨蒋抗日。胡汉民希望北方也成立相同的组织,派曹四勿联络阎锡山,正是为了这一目的。其二为胡汉民1934年11月20日致邹鲁函,提议“厘整各地交通组织并确定其任务与权责”,决定“取消空洞之分部及小组”、“打破地域制,采取业务制”,即将胡系“新国民党”的成员按政治运动、文化、军事、青年、农工、特务、交通联系等方面组织起来。末注:“曹四勿带省。”当时,胡汉民在香港,邹鲁在广州;带省,即带至广州。

        从上述两函可以得知,曹四勿是胡汉民系的一位颇为重要的人物。但究竟是何许人,我不知道。

        后来,我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访问,见到谢幼田教授。谢教授是国民党元老谢持先生的哲孙,我们一见面,自然谈到国民党史,也谈到了“曹四勿”。不料谢教授竟告诉我,曹四勿是他的姑父,现在叫曹任远,还健在,住在北京劲松地区。我离美前夕,谢教授将他精心编撰的《谢慧生先生年谱长编》未刊手稿复印了一份给我,其中引有曹四勿的数段回忆。

        其一云:

        中原大战紧张时,南京只有一营人了,都上了前线。双方争持不下,关键就在胡汉民身上,李、白的部队从广西出来打下长沙、岳阳,要与阎、冯会师岳阳,是拥胡的广东部队蔡廷锴和蒋光鼐从后面打下衡阳,迫使李、白退回广西。这时,只要胡汉民说一句话蒋就垮。于是,先生(指谢持——编者注)给胡汉民写一封信,由我冒险秘密去南京见胡。我到南京住立法委员卢伯瑯家,他引我见胡汉民。胡汉民与我吵了一架,他说:“汪精卫是什么东西,就想要官当领袖。”胡汉民从后门把我送出来,握手时我说:“蒋要干你时,我再来救你!我看最多两年!”卢伯瑯说:“无人这样说过他。”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以及改组派的汪精卫、陈公博,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等结成反蒋战线。4月,阎、冯、李分别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副总司令”。6月初,李宗仁、白崇禧部攻占长沙。25日,阎锡山部占领济南。但是,蒋介石旋命粤军蒋光鼐、蔡廷锴出师衡阳,李宗仁、白崇禧害怕后路被截,不得已退回广西,蒋介石得以专力对付北方的晋军和冯军。正是在这个时候,谢持派曹四勿去南京见胡汉民,动员胡汉民反蒋,但这时,胡汉民支持蒋介石,曹四勿未能完成使命。

        其二云:

        民国二十一年五、六月间,胡汉民一连来了六封电报,要我去广州。先生虽然养病,仍关注国家大事,同意我去看看。我南下后在香港拜见胡汉民,他要我参与组织“新国民党”,告诉我“只要反蒋最坚决的人”,由于特殊环境,对外皆否定其存在。参与负责的有邓泽如、萧佛成、林直勉,还有陈济棠和李宗仁、白崇禧。由胡汉民任主席,邹鲁任书记长,我为副书记长兼华东党部书记长。我随后赴华北,路过上海时见先生,先生指示“只言抗日,其余不涉”。我在泰山见冯玉祥,冯一见我就把窗帘都放下,说“好多人都不听我的了”。我介绍他加入新国民党,他宣誓,我是监誓人。我们讨论组织抗日救国军,我代表西南给他一百万。1933年春夏,他以此钱组织“民众抗日军”打日本人。新国民党在湖南、四川、贵州、福建等都有秘密发展,但因时变化,一切围绕统一抗日,且南方军人别有所图,故无结〔果〕而终。有关人员对此事皆讳莫如深。

        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在制订“训政时期约法”问题上产生尖锐分歧。2月28日,胡汉民被蒋介石软禁于南京汤山。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迫于各方压力,释放胡汉民。自此,胡汉民即模仿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做法,秘密组织“新国民党”,同时,广泛联络各方力量,企图以军事行动推翻南京政权。冯玉祥是胡汉民的重点联络对象。1933年5月,冯玉祥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抗日同盟军,即得到胡汉民的大力支持,曹四勿的这段回忆,是关于“新国民党”和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的重要史料。

        谢幼田教授除赠我谢持先生年谱长编复印件外,又交给我一封给曹四勿先生的信,大意是说,我是研究近代史的,建议曹四勿先生将“一肚子的历史”向我倾诉。我回京后,将信寄给了曹先生,很快就得了他的回信,欢迎我去一谈。某日下午,我去见曹先生。曹先生正卧病在床。他挣扎着由人扶起来坐到沙发上,休息片刻后,就对我讲起来,看来,曹先生有准备,确实想把“一肚子历史”都倾倒出来。但是,老人年事已高,上午刚刚出院,身体虚弱,声音很低,他的四川口音又重,我能听懂的很少。但我不能让老人察觉,只好频频点头。其间,我曾问曹先生:“山西之行如何?”曹先生答:“阎锡山最不是东西!”我又问:“泰山之行何?”曹先生为我详述了和冯玉祥见面的细节,并称:他当时曾问冯,何时去张家口,冯答:就去!就去!

        考虑到老人的健康状况,我不忍多打搅,在老人的谈话告段落时,我即起身告辞。我对老人说,等他身体康复以后再来,没想到老人竟突然去世了。

        他的“一肚子历史”是否全带走了呢?倘有留存,很希望有关人士能公之于天下。

        谨以此文,悼念曹任远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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