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幼狮文艺》上读到哑弦主讲《文字与文学的关系》的纪录，里面有一段话说到文学是语言艺术，是用语言、文字塑造形象；文学的语言是形象的语言，不是纯粹说明的语言，是把语言形象化。他举一个例子说：“月亮出来了”是说明性的语言；“月亮来了”则是形象语言，令人联想月亮也许穿着美白金边的衣裳銮珮叮噹地出现。“文学的魅力是来自形象的魅力”。同样道理，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中国对香港“收回主权”，那是铁铮铮的说明性语言；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香港“回归”祖国，那是激发民族感情的形象语言，旨在牵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故园之思，教人联想离家漂泊的游子回乡侍亲，满目是旧日的温山软水，扑鼻是儿时的饭香花气。这是形象的回归：这是文学的回归。一夜之间，这个小小的海岛突然给祖国大地掀起了文学的浪漫情操，人们用文学语言诉说着心中对这一点残山賸水的沧桑之感和血亲之情。北京的高楼大厦挂出了振奋人心的标语：“洗雪百年国耻，喜迎香港回归”。上海的紫荆绢花已经脱销，上海制花厂工人连日来不得不加班赶制紫荆绢花应市；那里只有一株紫荆树种植在植物园里，现在已经为全市一百八十万学童认养。一九五二年被港英政府赶出香港的电影演刘琼在《香港沧桑》的解说词里说：“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感觉到怎么样，就是好像有点气愤，为什么把我们赶出来？为什么不能呆？所以他们说你怎么样，我说将来我一定要回来，这是中国的地方，是我们的。现在你的势力把我赶走，将来我肯定要回来。”

        （二）

        受到回归的薰陶，香港人的中国情怀难免步步升温。董建华接受外国传媒访问说：“我首先定位自己是一个中国人，然后是一个香港的中国人。”这是配合回归而对“香港本位”作了适度的调整：“自己是一个中国人”，因为有了“一国”的前提；“一个香港的中国人”，因为有了“两制”的设想。董建华是一国两制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行政首长，他用这样的措词给自己定位，当是切合身份的。但是，董先生这样清楚界定“香港中国人”的身份，却也多多少少向大家暗示回归之后，香港中国人必须学会在“中国人”和“香港中国人”这两种身份之间权衡轻重，随时随事而调整之、迁就之。    古代大诗人屈原的故乡楚国盛产橘子。齐国大臣晏子出使楚国，楚王故意折辱他，国宴之际命人绑一个人来，说是刚捉到的盗贼，然后问晏子：“齐国人都很会做盗贼吗？”晏子答道：“橘踰淮而化为枳，样子相似，滋味不同，因水土不同也。齐人在齐国不做盗贼，到了楚国却做了，莫非楚国水土易於教人做贼？”楚王惭愧，无言以答。屈原这个楚国大臣当然熟悉这则先代的故事，《九章》里於是有《橘颂》之作，讚扬橘树坚贞不移，只适合南方的水土：“受命不迁，生南国兮。深固难徙，更壹志兮。”在“回归”变得非常“文学”的时刻，重温屈原这篇傑作，不难得出两个结论：第一、橘不可踰淮，正如人不宜移民；第二、香港的生活方式是香港稳定繁荣的土壤，彷彿楚国之橘，只合生在淮南这样的土壤里，用淮北的土壤种植则变了滋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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