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行道打滑，突然高起形成一个直角，又突降下去。冈瑟直起身，沉重地喘着气。他的同事扶着他，也摇摇晃晃的，不停地说：“冈瑟，冈瑟，尽量往前走。”这时冈瑟站得很直了，经过这次短暂的停顿（这样的停顿不止一次了），两人沿着这条夜里空无一人的街道继续往前走。街道交替地先是缓缓向着星星的方向上坡，然后又下坡。冈瑟是个结实健壮的大块头，酒喝得比他的同事多。他的同事名叫库尔特，全力扶着冈瑟，尽管啤酒正在他脑袋里打雷一般地闹腾。“在哪儿……在哪儿……”冈瑟使劲问道，“其他人都在哪儿？”一会儿前，他们围坐在一张橡木桌旁，有三十来个人，都是头脑清醒、工作努力的快乐小伙子，唱着歌儿，叮叮当当地碰着酒杯，庆祝他们中学毕业五周年。然而现在，他们开始四散回家，马上发现他们被反胃、昏暗和这条人行道令人绝望的坎坷不平所包围“。其他人在那边，”库尔特答道，胳膊伸展开来比划了一下。这个讨厌的动作竟然让最近的那面墙有了生命。只觉得那墙先往前倾斜，又缓缓直立起来。“他们走了，都走了，”库尔特伤心地解释着。“不过卡尔在我们前面，”冈瑟说，说得又慢又清楚。一阵有劲的风带着啤酒气味吹来，吹得两个人同时拐到一边。他俩站住脚，倒退了一步，又继续往前走。“我在给你讲，卡尔在那边，”冈瑟不高兴地又说了一遍。果然人行道边坐着一个人，头低垂着。他俩没有估计准自己走动的冲力，一下子走过了头。好不容易走近那人，那人咂咂嘴巴，缓缓朝他二人转过身来。对，是卡尔。不过这是个怎么样的卡尔啊——一脸茫然，目光呆滞！“我只是歇会儿，”他说道，声音呆板。“一会儿接着走。”这时一辆打着空车旗形标识的出租车突然从空无一人的柏油路上缓缓开了过来。“拦住它，”卡尔说，“我要它拉我。”车开到了跟前。冈瑟想扶卡尔站起来，但老被卡尔绊倒，库尔特则使劲地拽一只套着灰色鞋罩的脚。出租车司机从驾驶座那一头好心地鼓励他们加油，然后又爬出来施以援手。那个胡乱扭动的瘫软身体总算从打开的车门中塞了进去，车立即开走了。“我们差点儿也上车走了，”库尔特说。站在他旁边的人叹了口气，库尔特扭头一看，竟是卡尔——这就是说刚才出租车拉走的不是卡尔，而是冈瑟“。我来帮你一把，”库尔特歉疚地说，“我们走。”卡尔斜靠着库尔特，孩子般的眼睛呆呆地望着前方。两人同时挪动脚步，开始穿过起伏不平的柏油路，到对面去。“这里又有一个，”库尔特说。一个没戴帽子的胖男人蜷缩成一团躺在人行道上，就在一个花园的篱笆旁“。可能是普尔沃玛彻，”库尔特喃喃说，“你知道这几年他彻底变了个人似的。”

        “他不是普尔沃玛彻，”卡尔答道，挨着那人在人行道上坐下来，“普尔沃玛彻是秃顶。”

        “不是他没关系，”库尔特说，“这个人也得送回家去。”于是他们抓住那人的肩膀想把他拉起来，结果他俩差点摔倒。“别碰坏了篱笆”卡尔提醒说。“得送他回去，”库尔特又说了一遍。“他也许是普尔沃玛彻的兄弟，也住在那边。”

        这个人显然睡得香极了。他穿着一件黑色外套，翻领上有丝绒饰带。肥胖的脸面，沉重的下巴，肿胀的眼皮在街灯的灯光下显得又光又亮。“我们等出租车吧，”库尔特说，学着卡尔刚才的样子盘腿坐在路边的石头上。“这一晚总会过去的，”他非常自信地说，然后望着天空又说，“它们是怎么转动的？”

        “你是说星星？”卡尔说。两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仰望着奇妙的、淡淡的、星云浩渺的夜空，星星汇成拱形的河。普尔沃玛彻也在看，“不，”一阵沉默后库尔特说。“他在睡觉，”卡尔反对道，瞥了一眼那张一动不动的胖脸。“是在睡觉，”库尔特也同意。

        一束光掠过柏油马路，还是那辆好心地把冈瑟送到某个地方的出租车，这时轻轻地驶过来，停在人行道旁。“又一个？”司机笑道，“他们刚才可以一起走的。”

        “可是去哪儿呀？”卡尔问库尔特，要睡着了一般。“肯定有地址之类的东西——在他的衣服口袋里找找……”库尔特含含糊糊地回答道。两人摇摆着身子，还不由自主地点着头，朝那个一动不动的男人俯下身去。那人的外套没有系扣子，这倒给他们提供了方便，好进一步搜索搜索。“丝绒背心，”库尔特说，“可怜的家伙，可怜的家伙……”就在第一口袋里，他们发现了一张对折起来的明信片，拿到他们手里，就裂成两半了。其中写着收信人地址的一半掉了下去，消失得无踪无影。不过在剩下的那一半上，他们找到了另外一个地址。这个地址从明信片的一头写到另一头，下面还画了一道粗粗的加重线。明信片的另一面只有一条直线，靠左的一头断了。不过，即使把掉下去找不着了的那半面找了回来，和现在这半面拼在一起，那条直线的意思照样是搞不明白的。库尔特把上面的俄语当成拉丁文念了念，这倒情有可原。他们将明信片上的地址告诉给出租车司机，然后又得把那个一动不动的沉重躯体抬进车里，司机这一回又施以援手。出租车的车门上印着很大的棋盘方格——这是柏林出租车的装饰图案——在街灯的照耀下很显眼。最后，塞得满满当当的出租车终于开走了。

        卡尔在路上都睡着了。他的身体，那个不认识的人的身体，还有坐在座位下边的库尔特的身体，每逢拐弯时，都轻轻地、不由自主地相互碰撞。后来库尔特挤到了座位上，卡尔和不认识的那个人的大半个身子掉在了座位下边。车停了，司机打开门，猛一下还数不清车里到底坐了几个人。卡尔马上醒了过来，但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还和刚才一样一动不动。“我很好奇你们现在要拿你这位朋友怎么办，”司机说。“他家的人说不定正等着他呢，”库尔特说。司机觉得自己的工作已经完成，而且今晚拉了足够多的重量，于是竖起棋形标识报车费。“我来付，”卡尔说。“不，我来付，”库尔特说，“我先看到他的。”这条理由说服了卡尔。费了很大的气力出租车总算空了下来，开走了。三个人还在人行道上，其中一个人躺着，头靠在一级石头台阶上。

        库尔特和卡尔叹着气，摇摇晃晃地走到街中央，然后对准房子里唯一一个亮着灯的窗户扯开嗓子喊起来。没想到马上有了反应，洒满灯光的百叶窗微微抖动，拉了起来。一个年轻的女人向窗外张望。库尔特不知该怎么说起来由，只是嘻嘻地笑。然后他回过神来，鲁莽地大声喊道：“小姐，我们带回了普尔沃玛彻。”女人没有回答，百叶窗哗啦一下放了下来。不过可以确定她还在窗子旁边。卡尔拿不准她还在不在窗子旁，便朝着窗子说：“我们在街上发现了他。”窗帘又拉了起来“穿一。件丝绒背心，”库尔特觉得有必要作此说明。窗户旁没有人了，不过一会儿后房子前门后面的黑暗消失了，透过门玻璃出现了灯光照亮了的楼梯，从底部到第一个楼梯平台都是白色大理石砌成的。不等这段新出现的楼梯在灯光中完全定型，就有两条飞速跑动的女人小腿出现在楼梯上。钥匙在门锁里焦急地转动，门打开了。人行道上躺着一个穿黑色衣服的矮胖男人，脊背靠在台阶上。

        与此同时，楼梯上还在不停地产生出人来……一位绅士穿着卧室里穿的拖鞋，黑裤子，浆过的无领衬衣。他后面是一个脸色苍白的矮胖女仆，光脚穿着拖鞋。每一个人都俯下身子去看卢仁，两个完全喝醉的陌生人一个劲地解释着什么，边说边不好意思地咧嘴笑。其中一个一再出示那半张明信片，像出示请柬似的。五个人抬着卢仁上楼梯，他的未婚妻托着那颗沉重、宝贵的头颅。突然楼梯上方的灯灭了，未婚妻叫了一声。黑暗中一切都在摇晃。有撞击声，有拖脚走动声，有喘气声。有人往后退了一步，用德语念了一声上帝。灯又亮了时，两个陌生人中的一个正坐在一级楼梯上，另一个则压在卢仁的身子下面。楼梯稍高处，就在转弯的平台上，站着那位母亲，穿着华丽的刺绣睡袍，瞪着一双突出来的明亮眼睛打量着那个一动不动的身躯。她的丈夫正在托着这个身躯，一边呻吟，一边咕哝，那颗可怕的大头颅压在她女儿的肩膀上。他们把卢仁抬进了客厅。两位年轻的陌生人双脚一碰，并拢起来立正好想做自我介绍，同时躲开摆满瓷器的小桌子。很快所有的房间他们都去过了。他们无疑是想离开，却又没找到去前厅的路。所有的沙发他们都坐过了，浴室也去过了，过道里的衣箱上也坐过了，还是没有办法摆脱他们。他们到底是几个人现在不清楚了——数字在变动，模模糊糊。不过一阵儿后他们消失了，女仆说她领出去了两个，其余的肯定还散落在附近。她还说酗酒能把男人毁掉，她姐姐的未婚夫也喝酒。

        “恭喜恭喜，他喝醉了，”女主人望着卢仁说。卢仁像个死尸一样在客厅的沙发上，衣服脱掉了一半，盖了一条膝毯。“恭喜恭喜。”奇怪的是，卢仁喝醉了她反而高兴，让她对卢仁产生了一种热情。在这样的纵酒狂欢中，她探出了正常的人性，甚至是一种勇敢，一种气魄。这是一种境界，她认识的人，好样的人，快乐的人，会在这种境界中找到自我（。为什么不放纵呢？她推论起来：在这混乱的时代，人遭受磨难失去了平衡，所以我们的俄国小伙子时不时喝些酒，在绿色飞龙中寻得安慰，醉生梦死，又有何奇怪。）可是最后发现卢仁身上根本没有散发出伏特加或葡萄酒的气味，他睡得也很怪，一点不像个醉汉，她颇为失望，也责怪自己竟然指望卢仁身上会出现什么正常的人性迹象。医生天亮时来了，给他做检查，这时他脸上发生了一点变化。他的眼皮抬了抬，昏暗的眼睛从眼皮底下朝外张望。直到这时候，他的未婚妻才从失魂落魄的状态中解脱出来。从看见卢仁躺在门前台阶旁时，她就一直是这个样子。其实她早就预料到要出事，但事态如此可怕，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昨晚卢仁没有像平常一样来拜访他们，她给那家象棋咖啡馆打了电话，对方回答说比赛已结束很长时间了。她又往旅馆打电话，答复说卢仁还没有回来。她出门到街上去，心想卢仁也许正等在上着锁的门口。然后又往旅馆打电话，还问她父亲是否应该通知警察。“胡说，”她父亲果断地说，“他身边肯定有很多朋友。他参加聚会去了。”但她分明知道卢仁根本没有朋友，到处不见他肯定出了想不到的事。

        此刻她望着卢仁宽阔苍白的脸，心里充满了怜悯，又痛苦，又担心，好像她心里要是没有这样的怜悯之情，她的生命也就不复存在了。这个与世无争的人四肢伸开躺在大街上，软绵绵的身体被一帮醉鬼搬来搬去，这真是不能想象的事情。他神秘地晕倒在地，人人却都以为是寻欢作乐之人烂醉如泥、当街而卧，还盼着从他无可奈何的静睡中传来旁若无人的鼾声。一想到这些，她就无法忍受。如此可怜，如此痛苦。他身上这件过时的、奇怪的背心，谁看了都要掉泪。还有那可怜的卷发，那白净的脖子，像个孩子的脖子一样全是褶皱……这一切都怪她……她没有照顾好他，没有照顾好他。她应该寸步不离地陪伴在他身边，不让他下那么多的棋……幸亏没有汽车从他身上碾过去，多悬啊。这么下棋会把他累垮、累瘫的，她怎么就想不到呢？……“卢仁，”她微笑着说，好像他能看到她笑似的，“卢仁，一切都好了。卢仁，你听见我的话了吗？”

        卢仁被送到疗养院后，她马上去旅馆取他的东西。起初他们不让她进他的房间，这就引起了一长串的解释，一个无礼的旅馆雇员还往疗养院打了电话。然后她还得付卢仁上个星期的旅馆费，身上的钱不够，又要费一番口舌。她觉得人们对卢仁的嘲笑和愚弄似乎还在继续，想到这里要忍住眼泪太困难了。房间部的女服务员过来帮忙，她嫌她手脚太笨，打发走了。她开始自己动手整理卢仁的东西，怜悯的心情达到了极点。他的东西中有一些肯定是他随身带了多年的东西，平时不予理睬，却又舍不得扔掉——都是些用不着、想不到的东西：一条帆布腰带，装有一个S形的金属扣，侧面有一个皮制口袋；一把表链上用的微型小刀，上面镶有珍珠母；一套意大利明信片——上面都是蓝天、圣母像、维苏威火山上方笼罩着淡紫色的薄雾。还有一些毫无疑问是圣彼得堡的东西：一个装有红白算珠的小算盘；一本翻页台历，翻到一九一八年，这一年开始完全不用旧历了。所有这些东西都随意放在一个抽屉里，和一些很干净但压皱了的衬衣放在一起。衬衣带有彩色条纹，袖口都是浆过的，让人想起久远的岁月。在这些东西中，她又找到了一顶在伦敦买的可折叠歌剧帽，里面放着一个叫瓦伦提诺夫的人的名片……卫生用品实在太差了，她决定扔在那儿不要了——还决定买一块新的橡胶洗澡海绵代替那块让人无法相信的丝瓜络。还有一副象棋，一个装着象棋记录和图表的硬纸盒，一堆象棋杂志。这些东西她单独打了一个包：他现在不需要这些了。旅行袋和小箱子装满了，也锁好了，她再一次检查了各个角落，从床下取出一双没有鞋带的棕色鞋，破旧得令人吃惊。卢仁就是用它当卧室拖鞋用，她小心地给推回到床底下去了。

        离开旅馆后她又去了象棋咖啡馆，因为她记起一直没看见卢仁的手杖和帽子，也许是他忘在了象棋咖啡馆里。比赛大厅里有许多人，图拉提正站在衣架旁得意洋洋地脱外套。她意识到现在正是比赛即将重开之时，这里还没人知道卢仁病了的消息。没关系，她怀着幸灾乐祸的心情想。让他们等着去吧。她找到了手杖，但到处找不见帽子。她怀着仇恨的心情瞥了一眼已经摆好棋子的小桌子，又看了看肩膀宽阔的图拉提。他正搓着双手，像男低音歌手一样深呼吸清理嗓子。她飞快地离开了咖啡馆，重新钻进出租车。车顶上架着卢仁的棋盘花格小箱子，箱子的绿颜色引人注目。然后她返回了疗养院。

        昨晚的年轻人又出现在她家时她不在。他们是为了昨晚深夜贸然打扰来道歉的。这次他们穿戴整齐，行了后退一步再躬身的大礼，然后询问了他们昨晚送回来的那位先生的情况。他们受到了感谢，感谢他们送他回来。出于礼节，又告诉他们他昨晚和朋友们聚会狂欢，今天睡过了头，不知为何还没醒。昨天是他的订婚大喜，他的同事们聚会为他庆贺。两位年轻人坐了十分钟后，满意地起身告辞。大约就在同时，一个和棋赛组委会有某种关系的小个头男人来到了疗养院，他心烦意乱。他没有得到允许见着卢仁。接待他的是一位沉着镇静的年轻女士，冷冷地通知他说卢仁疲劳过度，不知何时才能重回棋桌边。“太可怕了，难以置信，”小个子男人悲伤地说了三四遍。“一盘没下完的棋！如此精彩的棋局！向大师转达……向大师转达我焦急的问候，最诚挚的祝愿……”他无可奈何地挥挥手，摇着头，拖着沉重的脚步走了。

        报纸上登了一则通告，称卢仁此次大赛的关键一局没有下完便精神崩溃病倒了。据图拉提所讲，此局黑方必输，因为f4位上的兵是全局弱点。各家象棋俱乐部的专家们花了很长时间研究双方形势，对每个子可能的后续走法一一探寻，注意到白方的弱点在d3位上，不过没有人能够找出毫无争议的取胜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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