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仁太太心下承认那位俄国女士到她家访问三周，不可能没留下任何痕迹。那位客人的看法虚假、愚蠢——但如何才能证实呢？她吃惊地发现近几年来她对流亡运动一点不感兴趣，只是被动地接受父母说得天花乱坠、似是而非的观点。移民政治会议曾一度是她经常关注的事情，但是现在在会议上听到的讲演她从不注意。她忽然想到卢仁有可能也对政治产生兴趣——兴许会迷上政治，就像千百万的聪明人迷上政治一样。对卢仁来说，忙上一件新事情是十分必要的。他变得很奇怪了，从前熟悉的那种少言寡语、闷闷不乐的情形又出现了。他的目光中常有一种躲躲闪闪的神情，好像他有事瞒着她。她担心他还没有找到一个能令他完全入迷的爱好，她也怪自己思维狭窄，没能找到一个领域、一种想法、一种目标，好为卢仁暂停不用的天赋提供用武之地和精神食粮。她明白她必须加紧行动，卢仁生活中没有被占据的每一分钟都有可能被幽灵钻了空子。对浪漫的富翁而言，旅游是治他们愁闷病的关键药物。但对卢仁而言，在去风景胜地之前有必要为他找到一种有趣的游戏，然后才能求助于旅游这种安慰剂。

        她从报纸着手。她订了Znamya（《旗帜》）、Rossianin（《俄国人》）、Zarubezschmerz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停地写申诉状。那位官员怒斥可怜的卢仁，因为他在他的办公室里吸了烟。卢仁吓了一跳，忙把烟蒂塞进口袋。透过窗户可以看见一座正在修建的房子，到处搭着脚手架，细雨斜斜落下。屋子一角挂着一件黑色的小夹克衫，那位官员上班期间就脱下它，换上一件发亮的丝织衫。他的办公桌给人的整体印象是紫墨水颜色和那种前所未有的绝望感。他们一无所获，走了出来，她觉得好像在和一个又老又瞎的永恒老头斗，实际上这个永恒老头已经打败了她，轻蔑地把她战战兢兢奉上的俗气贿赂——三支香烟——扫到了一边。在另一个机构里，他们马上就拿到了要办的文件。后来卢仁太太颇为恐怖地想，把他们支走了事的那个官员可能在想他们会像孤魂野鬼一般在真空中游荡，也可能在等他们无计可施哭着返回他的办公室。她不明白为什么一拿起一份莫斯科报纸，那位官员的样子就清清楚楚地浮现在她的眼前。这也许是同样的厌烦和怜悯的感觉，但这种感觉对她来说还远远不够，她心里并不满足于此——突然间她明白过来，她也在寻找一种模式，一种能真正代表感觉的东西，所以现在的感觉根本不中要害。各种流亡报纸表达的意见都是模糊不清的，她的思想无法理解各报之间复杂的争斗。这种意见的分歧尤其令她吃惊，常使她沮丧地认为任何一个与父母想法不一致的姑娘想问题都会像当年学校里曾给一群咯咯傻笑的女孩子大讲社会学的那个跛子一样可笑。后来发现意见的分歧极其细微，但其中包含最阴险的敌意。如果这一切对思想来说过于复杂，那么感情开始比较明确地抓住了一件事情：不论是在这里还是在别处，人都在折磨别人，或者极想折磨别人，只不过那边的折磨和人想折磨人的欲望都要比这里厉害一百倍，所以还是这里好一些。

        轮到卢仁读报时，她会为他选一篇幽默文章，要么选一个感人的小故事。他读得结结巴巴，很滑稽，把有些词的音发得很怪，经常跳过句号，要不就是不到句号处就停下来，声音用升调还是用降调也没有任何逻辑依据。她不难看出，报纸引不起他的兴趣。任何时候她引导他就他们刚刚读过的某篇文章谈起话来时，他就连忙同意她所有的结论。有时候为了检验他是否说心里话，她就故意说所有的流亡者报纸都在撒谎，他竟然也表示赞同。

        报纸是一回事，人是另一回事。听听大家的谈话也许不错。她想象着具有不同倾向的人——比如她母亲所说的“一小撮知识分子”——聚集在他们的公寓里，卢仁听到大家针对新事情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时，他即使不立马精神焕发，至少也会暂时消遣消遣。在她母亲的所有熟人中，最有见识的当属奥勒格·谢尔盖耶维奇·斯米尔诺夫斯基，她母亲甚至带点调情意味地断言他是“左派”。然而当卢仁太太请他领一些有趣的、思想自由的、不仅读《旗帜》也读《联合》和《流亡之声》的人到她家里来时，斯米尔诺夫斯基却回答说，她应该理解，他如今已不在这样的圈子里走动了，而且已开始谴责与这些圈子来往的人。他还急匆匆地解释说他如今在别的一些需要他走动的圈子里走动。卢仁太太听得头开始发晕，就像过去在游乐场里坐转盘时那么晕。这次失败后，她开始从她记忆库的各类小小库房中搜寻她曾经偶然遇到的、现在可能对她有帮助的人。她想起了一个俄国女孩，当年她在柏林应用艺术学校上学时的邻桌同学，是某个民主团体中一个政工干部的女儿。她想起了阿尔费奥洛夫，他去过许多地方，爱讲一位老诗人死在他怀中的故事。她想起了一个不受赏识的亲戚，他在一家自由主义俄文报报馆工作，这家报纸的名字每天晚上都会被那个在街道拐角上卖报纸的胖妇人用喉声高唱一番。她还挑选了一两个其他人。她也想到许多知识分子可能还记得作家卢仁或者认识棋手卢仁，因此会乐意来她家做客。

        卢仁真的介意这一切吗？他真正感兴趣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莫名其妙地深陷其中的复杂精巧的棋局。他无可奈何地苦苦寻找象棋重现的迹象，想知道它会朝什么方向发展。然而他不可能总是保持高度警惕，总是集中精力。他的心力会暂时衰弱，登在报上的棋局会让他无忧无虑地快乐快乐。快乐一阵后，他又会绝望地注意到他太大意，他的生命棋局又移动了精妙的一步，无情地延续着那些致命的密码。于是他决定加强戒备，把握好他生命中的每一秒钟，因为陷阱无处不在。最使他觉得压抑的是无法发明一道理性的防线，因为他的对手的意图仍然深藏不露。

        就他的年龄而言，他身材太胖，体力太弱。他在妻子为他选来的客人中间走来走去，想找一个安静的地方。他从头至尾都在看，都在听，琢磨下一步的线索以及这场比赛如何进展下去——比赛并非由他开局，而是由可怕的针对他的力量指挥着。说来也巧，常会出现下一步怎么走的暗示，也会有所进展，但密码的整体意义仍未揭示明白。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很难——大家向他连连提问，他得把问题暗自重复几遍才能弄懂它们的简单含义并找到简单的回答。三间互不相连的屋子里灯光很亮——没有一间不开灯的——人有的坐在餐厅里，有的坐在客厅不太舒适的椅子上，有的坐在书房的无靠背长沙发椅上。一个穿着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试了好几次，坐到了书桌上，为图坐得舒服，把颜料盒和一堆拆开了的报纸挪到了一边。一个年长的老演员坐在了沙发椅上，他的面部因演过多种角色做了处理，嗓音极其浑厚。就是他，曾穿着毛毡拖鞋演了他最成功的几出戏，演的几个角色需要低吼、呻吟、装神弄鬼、用低沉圆润的声音念台词。挨着他坐着的是记者巴斯肥胖的黑眼睛妻子，曾经做过演员，他便和她一起回忆他们在伏尔加某镇同台演出的美好时光，当时演的是情节剧《爱情之梦》。“你还记得高帽子引起的混乱吗？我手段巧妙，轻松圆了场，”老演员兴致勃勃地说。“无休止的热烈掌声，”黑眼睛女士说，“大家给了我那么热烈的掌声，我永生难忘……”他们就这样抢着说话，各说各的回忆。那个穿灰白色法兰绒裤子的人第三次向沉默的卢仁要了“一支小烟卷”。他是个刚刚起步的诗人，热情洋溢地念着自己的诗作，念得像唱歌一般，还轻轻地一扬头，遥望长空。平时他的头也高高扬起，结果他那个动来动去的大喉结极为显眼。他这一次再也要不到烟了，因为卢仁心不在焉地走进了客厅。诗人尊敬地望着他那肥胖的颈背，心中感叹他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棋手，盼着有朝一日能和经过休养恢复过来的卢仁谈谈象棋，因为他也是个狂热的棋迷。后来他从门缝里看见了卢仁太太，便暗自思量值不值得追求她。卢仁太太正微笑着听满脸麻子的高个子记者巴斯说话，边听边在想让这些客人都围着一张茶桌喝茶太困难了，以后干脆给他们坐着的地方端去茶水岂不更好？巴斯说得非常快，好像是非要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把一个曲折的意思表达出来，还要带上所有的附加内容和油腔滑调的套语，以求支持、调整他的整体意思。听他说话的人要是意外地用心听了，就会一点一点地明白过来，他这一套快速话语的迷宫逐渐显示出一种令人吃惊的连贯性。他的演说偶尔重音不准，带点报刊气，却突然发生变化，好像从他表述的思想中获得了某种典雅和高贵。卢仁太太看到了她丈夫，将一个盘子往记者手里一塞，走过他进了书房。那个盘子上放着一只剥开皮的橘子，橘子皮剥成了好看的花样。“注意了，”一个相貌平平的男人说道，他从头至尾听了记者刚才的一席话，很是赞赏“，注意了，丘特切夫笔下的夜晚很凉，天上的星星是圆的、潮湿的、发光的，不只是些小亮点。”他不再多说，因为他总的来看说话很少，看样子说话少并不是出于谦恭，而是出于某种担心，怕抖露了什么本不属于他、只是托他代管的贵重东西似的。卢仁太太突然间非常喜欢他，原因恰恰是他衣着朴素，相貌平平。此人有点像装满稀有的神圣物品的泥土花瓶，里面装的东西太珍贵，以至瓶表面涂上油彩的话会有亵渎神圣之嫌。他叫皮特洛夫，没有一点出众之处。他没有写过任何东西，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但从未对任何人谈过自己的情况。他活在世上只有一样功能，那就是恭敬而专心地管好他受人之托代管的东西。这些东西需要不惜一切代价保管好，务必分毫不差地保持原貌，保持原有的成色。为此，他连走路时都小心翼翼地迈着小碎步，尽量不撞上任何人。只有在极个别的情况下，他在和他谈话的人身上发现了亲人般的关怀时，他才把他深藏不露的巨大宝物暂且露一点点——就一点点，娇嫩、细微，却无比珍贵：一行普希金的诗，或一种野花的乡下称谓“。我记得这家男主人的父亲，”当卢仁的背影退入餐厅时记者说道，“他脸不像他，不过肩膀长得很像。他是个好人，人品不错，不过作为一个作家……什么？你真的发现那些油印石版画插图的儿童读物……”

        “请，请，请大家去餐厅，”卢仁太太说道，陪着她在书房中找到的三个客人走了出来，“茶已经上好。来吧，有请了。”已经坐在餐桌旁的人都坐到桌子一边去了，另一边坐着一个孤零零的卢仁，神情忧郁地低着头，嚼着一块橘子，搅着杯中的茶。阿尔费奥洛夫和他的妻子坐在一起，旁边是一个黑皮肤的盛装女孩，黄鹂鸟画得极好。还有一个秃顶的年轻人，戏称自己是印刷工人，骨子里却渴望当政治领袖。另外两个女人是两位律师的夫人。坐在餐桌旁的还有一个讨人喜欢的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怯生、健壮、心地单纯，留着一缕金黄色的山羊胡，穿着一双老年人常穿的厚呢布鞋。在沙皇统治时期，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后来又流亡国外。一九一七年刚刚回国，一眨眼就赶上了革命，随后又遭流放，这一次流放他的是布尔什维克。他认真地谈论他的地下工作，谈论考茨基和日内瓦，一见卢仁太太便不由自主地充满深情，因为他发现她长得很像当年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和他一道工作的目光清澈、怀抱理想的少女。

        和往常这样的聚会一样，所有的客人到齐围着餐桌坐定后，大家反而都不说话了。静得出奇，就连女仆上茶时的呼吸声也听得清清楚楚。卢仁太太不由自主地冒出个荒唐想法，想了好几次：何不问问女仆，她为什么如此这般地喘粗气，难道不能喘得轻一点？这个矮胖的乡下姑娘，总的来说不是很麻利——尤其是接电话，简直就是灾难。卢仁太太听着女仆的喘气声，猛然想起几天前女仆接电话闹出的笑话。我把号“是一个法什么……弗什么……弗尔蒂先生。码写下了。”卢仁太太拨通了这个号码，结果一个人厉声答道这是一家电影公司的办公室，根本没有什么弗尔蒂先生。事情搞成了一团糟，无计可施。她正想批评批评这个德国的女仆，以此打破座间的沉默，忽然发现谈话已经展开了，大家说起了一本新小说。巴斯口口声声说这部小说写得精致巧妙，一词一句都可见作者彻夜不眠的推敲功夫。一个女人的声音说道：“不对哎，它读起来挺容易的。”皮特洛夫朝卢仁太太斜过身去，低声引了茹科夫斯基的一句名言：“写时下工夫，读时才容易。”诗人把某个人的话拦腰打断，使劲发出了一个带卷舌的喉音，高声说茹科夫斯基是一只没有头脑的鹦鹉。瓦西里·瓦西列维奇没有读过这部小说，听了这话摇头反对。他们到前厅像彩排节目一般相互道别，因为到街上他们又再道别了一次，尽管大家要去的是同一个方向。就在门厅里道别的时候，那位面部经过巧妙处理的演员突然伸手一拍前额：“亲爱的，我差点忘了，”他对卢仁太太说，每说一个词都要捏一下她的手，“前一天一个来自电影王国的人向我要你的电话号码——”说到这里故作惊讶之状，松开了卢仁太太的手，“怎么，你不知道我如今在拍电影吗？对啊，对。尽演主角，好多特写镜头。”就在这时，他被诗人一肩膀挤到旁边去了，卢仁太太也就无从知道演员所说的是什么人了。

        客人都走了。卢仁斜身坐在餐桌旁，桌子上是剩下的茶点，还有空了的和没喝尽的玻璃杯，固定成了各种各样的姿势，就像果戈理尾声中的各种人物一样。他的一只手摊开重重地压在桌布上。他半垂着又一次肿胀起来的眼皮，盯着一根发黑的火柴头，刚刚离开他的手指，正痛苦地扭曲着。他那张大脸微微发亮，鼻子和嘴角一带布满了松弛的皱纹。脸颊上刮了又长、长了又刮的胡碴儿在灯光下闪着金黄色。深灰色的套装摸上去很松软，把他裹得比从前更紧了，尽管做的时候留有很大的余地。卢仁就这样坐着，一动不动，盛着糖果的玻璃盘子闪着微光。一只茶匙静静地躺在桌布上，远远离开任何杯子或盘子。一小块奶油松饼，看上去并不特别诱人，但真的很好吃，不知为何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这是怎么了？卢仁太太看看丈夫想道。天哪，这是怎么了？她产生了一种回天无力、毫无希望的痛苦感觉，就好像接受了一份太困难、她干不了的工作一般。任何办法都不管用——试了能想到的娱乐活动，也请来了有意思的客人，可一切都是枉费心机。她尽力想象自己领着这个又一次闭着眼、拉着脸的卢仁在里维埃拉到处游玩，但她能想象到的全部情景只是卢仁坐在他的房间里，盯着地板发呆。她突然心生邪念，想透过命运的锁眼窥视一下她的将来——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全都一个样，没有任何变化，同样的卢仁，沉着脸，弓着背，沉默，无望。可耻的邪念，不能这么想！她的精神马上重新振作起来，她满脑子又是熟悉的形象和牵挂的事情：到睡觉的时候了，下次最好不要买那种脆松饼，皮特洛夫真不错，明天上午他们得去看看护照办得怎么样，扫墓之事看来又要往后拖了。乘上一辆出租车，开向郊外，直奔一片荒地之中的那个俄式小墓地，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然而总是横生枝节，害得他们去不了。不是卢仁牙疼，便是办护照的事，要么就是别的什么事——反正都是些预料不到的小障碍。不知还会有多少新的烦心事啊……卢仁绝对得去看牙医。“牙又疼了吗？”她把手放在卢仁的手上问道。“啊，是啊，”他歪歪脸说，把一边脸颊往里一吸，噗地响了一声。其实他是前天为了解释他的低沉情绪和寡言少语而发明了牙疼。“明天我就打电话叫牙医，”她果断地说。“不必了，”卢仁喃喃说道，“请别叫，没有必要。”他的嘴唇在发抖。他觉得好像要哭出来了，每样事情现在都变得这么可怕。“是什么没有必要啊，嗯？”她温柔地问，末尾的问号用闭嘴轻轻发出的一声“嗯”表示出来。他摇摇头，又不失时机地吸了吸牙齿。“没必要去看牙医吗？不，卢仁肯定要去看牙医的。谁也不能忽视这一点。”卢仁从椅子上站起来，托着腮进了卧室。“我会给他一片药，”她说，“我要做的就是给他一片药。”

        药片没有起作用。卢仁在妻子睡着之后仍久久不能入睡。如实讲，夜里的几个钟头，在安全、封闭的卧室里失眠的几个钟头，才是他平静思考的几个钟头，不必担心拆解怪物般的密码时遗漏新招。一到夜里，尤其是当他躺下，闭上眼睛，一动不动时，是不会发生任何事情的。这时他会尽可能小心冷静地把已经冲他而来的所有杀招细细过一遍，但只要他开始推测他过去的情况将会以什么形式重现时，他就马上迷惑起来，害怕起来，害怕不可避免的、无比可怕的灾难带着无情的精确性朝他压来。这天夜里，面对这种缓慢、高雅的进攻，他比以前任何时候更感到无奈。他想干脆别睡了，把这个夜晚，把这种静静的黑暗尽可能地拖长，让时间停留在半夜。他的妻子睡得悄无声息，简直就像没睡在那里一般。只有床头柜上的小闹钟发出嗒嗒响声，证明时间仍然存在。卢仁听着这微弱的心脏跳动声，重新陷入了沉思，接着又惊醒过来，发现小闹钟的嗒嗒声停止了。他觉得这个夜晚似乎永远停了下来，现在没有一丝声音显示时间的流逝。时间死了，万物安然无恙，一片天鹅绒般舒适的寂静。睡眠不知不觉间利用了这种幸福和解脱，然而这会儿睡着了，仍然不得安宁，因为睡眠是由六十四个方格和一个巨大的棋盘组成的，他就站在棋盘中央，一丝不挂，浑身发抖，有一个小兵那么大，望着各子所处的大概位置。只见那些棋子或戴王冠，或长马鬃，一个个硕大无比。

        他醒来时，他妻子已经穿好了衣服，俯身吻吻他的眉间。“早上好，亲爱的卢仁，”她说，“已经十点钟了。我们今天做什么——看牙还是看签证？”卢仁睁大眼睛，目光迷乱地看看她，随即又闭上了。“昨晚是谁忘了给小闹钟上弦？”他妻子笑着说，疼爱地摸摸他脖子上鼓起的白肉。“照这么睡，你一辈子就全睡过去了。”她一歪头，看看丈夫埋在枕头中的半个脸，发现他又睡着了，便微笑着离开了卧室。在书房里，她站在窗前，望着碧蓝的天空，只见清冷无云，心想今天可能很冷，卢仁应该穿上开襟绒衫。书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肯定是她母亲来电话问他们是否到她那儿吃饭。“喂？”卢仁太太说，坐在椅边上。“喂，喂，”一个陌生的声音冲着电话激动烦躁地大喊。“对，对，是我，”卢仁太太说，挪到一把扶手椅上。“你是谁？”一个不高兴的声音用德语问道，带着俄国口音。“您是哪位？”卢仁太太问。“卢仁先生在家吗？”那人用俄语问道。“Kto govorit，您是哪位？”卢仁太太微笑着又问了一遍。沉默。那声音似乎在同自己讨论，要不要报名亮相。“我想和卢仁先生说话，”他又说起来，转用德语，“一件非常紧急、非常重要的事情。”

        “稍等片刻，”卢仁太太说，说完在屋里来回走了一两趟。算了，这事不值得叫醒卢仁。她又回到电话旁。“他还在睡觉，”她说，“你想留个口信的话……”

        “唉，这就太麻烦了，”那个声音说道，最终还是讲了俄语，“这是我第二次打电话。上一次我留下了我的电话号码。这件事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不允许丝毫耽搁。”

        “我是他的妻子，”卢仁太太说，“如有需要……”

        “非常高兴认识你，”那个声音兴致勃勃地打断她的话，“我叫瓦伦提诺夫。你丈夫当然对你讲过我的情况。事情是这样的：告诉他一醒来就立马钻进出租车来我这儿。维利塔斯电影公司，拉本斯特拉斯大街八十二号。事情很紧急，对他很重要。”那个声音又改用了德语，不是因为事情的确重要，就是因为德语的地址把他又拉回了德语。卢仁太太假装写下了地址，然后说：“也许你还是先告诉我是什么事情。”那个声音不高兴了，烦躁起来：“我是你丈夫的一个老朋友。每一秒钟都宝贵。我今天十二点整要见到他。请转告他。每一秒钟……”

        “好的，”卢仁太太说，“我会转告他的，只是我不知道——也许今天他不方便去。”

        “你只需在他的耳边低声说‘瓦伦提诺夫要见你’就可以了，”那个声音大笑着说，用德语大声说了声“再见”，便在撂了电话的咔嗒一声响后消失了。卢仁太太坐在电话旁思忖良久，然后自称是傻瓜一个。她应该拿起电话，不由分说，先讲明卢仁已经不再下棋了。瓦伦提诺夫……直到此刻，她才想起来她曾经在高顶礼帽中发现过的名片。瓦伦提诺夫，当然是通过象棋结识卢仁的。卢仁没有别的熟人。他从来没提起过任何一个老朋友。此人所讲是完全不可能的。她应该要求他说明他是干什么的。她真是个傻瓜。现在该怎么办？问问卢仁？不。瓦伦提诺夫是谁？一个老朋友。戈拉尔斯基说有人曾经问他……哈，非常简单。她走进卧室，确信卢仁还在睡觉——他通常上午睡得格外香甜——又走回到电话旁边。拨通后那个男演员正巧在家，他立即展开一通长谈，把那天聚会上和他说过话的那位女士这一次或那一次做过的刻薄卑鄙的事情统统讲了一遍。卢仁太太不耐烦地听完他的唠叨，然后问瓦伦提诺夫是谁。男演员说了声：“对啊！”接着说道，“你看我是多么健忘，没个人从旁提醒，这就没法活了。”在详细讲了他和瓦伦提诺夫的交往之后，他终于顺便说了一句，说据他所知，瓦伦提诺夫曾经是卢仁的棋父，就是说，是他把卢仁培养成顶尖高手的。然后这位男演员又说开了前一天晚会上的那位女演员，在谈完她的最后一点下作之事后，开始滔滔不绝地向卢仁太太道别，道别的最后一句话是“吻你的小手掌”。

        “原来是这样，”卢仁太太挂上电话听筒，“那就好。”就在这时候，她猛然想起她刚才在电话里有一两次提到了瓦伦提诺夫的名字，要是她的丈夫从卧室出来走到厅里，就有可能碰巧听到。她的心一下子不跳了，连忙跑过去看他是不是还在睡觉。他已经醒了，正躺在床上吸烟“。今天上午我们哪儿也不去，”

        “要出去也太晚了。她说，我们去妈妈那儿吃饭。多躺一会儿吧，那样对你有好处，你太胖了。”她紧紧地关上了卧室门，接着又关上了书房门，然后在电话号码簿上匆匆寻找维利塔斯公司的号码，同时听着动静，看卢仁是不是过来了。她拨通了电话，发现要找来瓦伦提诺夫接电话不大容易。有三个不同的人依次接上电话，回答说他们会马上找到他，然后接线员断了她的线，她又得从头拨一遍。每次她都尽可能压低声音，有些话还得重复说，这让她非常闹心。最后，一个有气无力的声音沮丧地通知她瓦伦提诺夫不在，不过十二点半肯定回来。她请求对方转告瓦伦提诺夫，卢仁不能过来，因为他病了，还会病上好久，恳请他不要再打扰他了。挂上听筒她又听了听，只听到了自己的心跳声，于是她如释重负地长长出了一口气。瓦伦提诺夫算是打发了。谢天谢地，刚才电话机旁就她一人。现在事情结束了。他们马上就可以出发了。她还得给她母亲和牙医打电话。但瓦伦提诺夫已经打发了。这个名字听得人倒胃口。她沉思片刻，就在这片刻沉思中，她完成了一趟漫长的休闲之旅，这样的情况还经常发生：她拉上瓦伦提诺夫进入了卢仁的过去，根据他的声音设想他的模样：戴着角质架眼镜，长着长腿。她一边在迷雾中穿行，一边寻找一个地方，好像倒垃圾一样倒掉这个奸诈狡猾得令人讨厌而又难以捉摸的瓦伦提诺夫。可是她找不到这么一个地方，因为她对卢仁的青年时代几乎一无所知。她挣扎着往过去的更深处走去，经过了那个半带鬼气的温泉疗养院和疗养院里的那座半带鬼气的旅馆，那便是当年那个十四岁的神童住过的地方。这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进入了卢仁的童年，童年时代的空气不知为何比较清新——但她还是不能把瓦伦提诺夫安置在这里。她带着的这个包袱随着她的前行越来越可憎，她只好带着它又往回走，走到卢仁的青年时代，迷雾中这里那里都是小岛：他出国下棋，在巴勒莫买明信片，拿着一张名片，上面有一个神秘的名字……她被迫返回家来，仍然带着志得意满、不可一世的瓦伦提诺夫，把他交还给了维利塔斯公司，就像投递一个挂号包裹，没有找到地址，又退回了原处。那么就让他待在那里，无人知晓，但毫无疑问是个祸害，留着他那个可怕的绰号——棋父吧。

        去父母家的路上，她挽着卢仁走在结了一层霜、现在又洒满阳光的街道上，她说最多一个星期内他们就会出发了，走之前一定要去祭扫一下那座孤独的坟。然后她简要地讲了一下他们本周的日程——办护照，看牙医，买东西，告别晚会——星期五去墓地。她母亲的公寓里很冷，不像一个月前那么冷，但仍然很冷。她母亲身上裹着一条又大又厚的披肩，披肩上绣着牡丹花被绿叶簇拥的图案，就这样她还是缩着肩膀打冷战。她父亲在吃饭的时候回来了，要了点伏特加酒，不停地搓手，发出沙沙的干响声。卢仁太太第一次注意到生活在这些空荡荡的发出回声的屋子里多么悲哀，多么空虚。她也注意到她父亲的快乐同她母亲的微笑一样都是装出来的，两个人都老了，非常孤独，又不喜欢可怜的卢仁，所以尽量不谈卢仁夫妇不日就要远行的事。她想起了当初说她未婚夫时提到的所有可怕的事情，对不祥的警告，还有她母亲的喊叫：“他会把你切成碎片，他会把你放在炉中燃烧……”到头来却是非常平静、非常忧郁的结果，大家都带着死沉沉的微笑——画中装模作样的农妇，椭圆形的镜子，柏林的俄式茶壶，坐在餐桌边的四个人。

        一段暂停，卢仁那天想道。一段暂停，不过它打算干什么看不出来。它想让我放松警惕。要小心，要小心。集中精力，保持警惕。

        近来他想的所有事情都具有象棋的性质，但他仍然坚持想下去。他一直禁止自己重新想起与图拉提那盘没有下完的棋，也不打开许多珍藏起来的登有象棋专刊的报纸。尽管这样，他能想起来的东西和事情都呈象棋的模样，他的思想就像他坐在棋盘边那样思考。有时候在梦里他向长着玛瑙般眼睛的医生发誓说他如今没有下象棋——他只是有一次在一张袖珍棋盘上摆了摆棋子，看了看两三盘报上登的棋局——只是因为无事可干。就是这点错误也不能怪他，但这点错误代表了整套密码中的一系列步骤，每一步都在巧妙地重现同一个神秘主题。要提前预见下一次的重现是困难的，极其困难的，但只要再重现几次，一切就会变得清晰起来，也许能找到防守之策……

        然而下一步酝酿得非常缓慢。暂停持续了两三天。卢仁为办护照而去拍照，摄影师托住他的下巴，把他的脸轻轻转向一边，让他张大嘴巴，然后钻他的牙，发出一阵尖利的嗡嗡声。嗡嗡声停了，牙医在玻璃架子上找什么东西，找到了，在卢仁的护照上用橡皮图章盖了一下，又用钢笔闪电般地写了几下。“好啦，”他说，递过来一份文件，上面画着两排牙齿，其中两颗被钻了孔的牙齿上面用墨水画有小十字。所有这些事情中都没有可疑之处，狡猾的暂停还在继续，一直到星期四。到星期四这一天，卢仁一切都明白了。

        就在前一天他已经想好了一个有趣的方案，用此方案，他也许能挫败他神秘对手的图谋。这个方案包括自觉做出某种意想不到的荒唐行为，这种行为可能越出生命的系统规则，从而打乱对手设计好的一系列步骤。这是一种试验性的防守，可以说是无目标的防守——但卢仁眼看对手不可避免地要采取下一个步骤，疯了一般地害怕，不可能找到更好的防守之策了。就这样到了星期四下午，他陪着妻子和岳母逛商店时，突然停下来叫道：“牙医。我忘了看牙医。”

        “胡说，卢仁，”他妻子说，“怎么会呢？昨天他不是说全治好了嘛。”

        “不舒服，”卢仁说，抬起一根手指，“要是填上的东西感到不舒服……昨天说了，要是感到不舒服，我就该四点钟准时到他那儿。现在觉得不舒服。现在是四点差十分。”

        “你搞错了吧，”他妻子微笑着说，“不过疼的话，当然必须去。完后就回家。我六点左右到。”

        “和我们一起吃晚饭，”她母亲带着恳求的语气说。“不，我们今晚有客人，”卢仁太太说，“都是些你不喜欢的客人。”卢仁挥挥手杖以示告别，弓着背爬进了一辆出租车。“一场小小演习，”他嘿嘿笑道，觉得热，便解开了外衣的纽扣。转过第一个弯后，他叫出租车停下，付了钱，信步往家走去。走着走着他突然觉得这一切都像是他从前做过的事。他害怕起来，一见附近有个商店，便拐了进去，决心出个新奇之着，胜对手一筹。进去发现这是一家妇女美发店。卢仁环视一下，停住脚步，一个笑眯眯的女人问他想要点什么。“要买……”卢仁说道，仍然四处张望。就在这时候，他看见了一个半身蜡像，就抬起手杖指了指它（意想不到的举动，宏伟壮丽的举动）。“那东西不卖，”那个女人说。“二十马克，”卢仁说着掏出钱包来。“你想买那个橡皮模型？”那个女人问道，不信他真要买。这时又有人走了过来。“对，”卢仁说，说着检查起蜡像的面孔来。“要小心，”他低声自言自语道，“我可能正掉进陷阱里！”蜡像小姐的表情，还有她的粉红色的鼻孔——这事从前也发生过。“开个玩笑，”卢仁说道，说完便匆匆离开了美发店。他感到想吐一般的不舒服，加快了脚步，尽管他没有急着要去的地方。家，“家，”他喃喃说道，“一到家里，我就会把各个环节理顺。”快到家时，他注意到门口停着一辆黑色闪亮的豪华轿车。一位戴礼帽的先生正向看门人打听什么。看门人一见卢仁，连忙指着他喊道：“他在那儿！”那位先生转过身来。

        原来是瓦伦提诺夫，他比从前略黑一些，这使得他的白眼球更加突出。穿得仍像从前一样风度翩翩，一件黑皮毛领子的大衣，一条大大的白色丝围巾。他面带迷人的微笑，大步朝卢仁走来，在卢仁身上投下探照灯般的目光。这道目光在卢仁身上扫来扫去，看见了卢仁那张苍白肥胖的脸和眨动的眼皮。接下来的一瞬间，这张苍白的脸失去了所有的表情，被瓦伦提诺夫紧紧握在两手中间的那只手也变得松软无力“。我亲爱的男孩，”容光焕发的瓦伦提诺夫说道，“见到你我很高兴。他们告诉我你卧病在床，亲爱的男孩。但那只是他们的疏忽……”瓦伦提诺夫使劲地发出“忽”这个音，噘着他红润的嘴唇，亲切地眯起双眼。“不过问候话我们往后拖拖，再说了，”他打断了自己的话，砰的一声戴上他的圆顶礼帽，“我们走。这件事格外重要，耽搁了就……要命了，”他一边下了这样的结论，一边一把拉开了汽车门，然后伸出一只胳膊搂住卢仁的背，像是要把他从地面上提起来，带走，再放下，放到挨着他的那个低低的柔软座位上去。正对着他们是一个高起来的座位，上面斜身坐着一个高挺鼻梁的黄脸小个男人，大衣领子翻了起来。瓦伦提诺夫刚刚盘腿坐定，就和这个小个子男人说起话来。他们原来的谈话刚才在一个逗号处被打断了，这会儿随着汽车加速越说越快。他不停地骂小个子男人，口气刻薄，没完没了，根本不理会卢仁。卢仁像一尊雕像一般坐着，好像这尊雕像刚刚被小心搬来靠在什么东西上。他完全凝固了，只听见瓦伦提诺夫沉闷的抱怨声从远处传来，好像隔着一道厚帘子一般。但对那个高挺鼻梁的家伙来说，这并不是抱怨声，而是一股极其恶毒的骂人话汇成的洪流。不过力量在瓦伦提诺夫这一边，被侮辱的一方只是叹息，看上去很可怜，抠着显得过小的黑大衣上的一个油点。有时听到某些特别尖锐的言词，他会抬起眉头，看看瓦伦提诺夫，但后者目光如电，他受不了，就马上紧闭眼睛，轻轻地摇头。瓦伦提诺夫几乎骂了一路，一直骂到旅程结束。他用胳膊肘轻轻地将卢仁推出汽车，自己也随之下车，使劲摔上车门，这时挨了一路骂的小个子男人仍坐在汽车里，汽车马上又拉着他走了。这时车里宽敞多了，但他还是垂头丧气地窝坐在那个高起来的小座位上。与此同时，卢仁将他没有表情的木然目光停留在一个蛋壳白色的木牌上，上面写着一行黑字：维利塔斯。但瓦伦提诺夫马上推着他向里头走去，将他放在俱乐部里专用的那种扶手椅上，这种扶手椅比刚才汽车里的座椅更黏，更柔软。这时有人叫瓦伦提诺夫，听声音很生气。瓦伦提诺夫将一盒打开的香烟推到卢仁有限的视野之内后，道了一声歉，就不见了。他的声音还在房间里振动着，对正在缓慢地从麻木状态中恢复过来的卢仁来说，这声音开始逐渐地、神秘地变成一个迷人的形象。在这个声音的带动下，在棋盘邪恶诱惑的音乐中，卢仁怀着回忆关于爱的往事时特有的细腻和含着泪的忧伤心情，回忆起了他从前参加过的上千次棋赛。他不知道该选择这些棋赛中的哪一局来让自己淋漓尽致地过把瘾：每一局都诱惑着、拥抱着他的想象，他从一局飞向另一局，每想起一局，就马上把这样或那样的动人心弦的着法重演一遍。昔日那些着法，精纯、美妙，思想在那些着法中沿着大理石台阶走向胜利。棋盘的一角有轻微的动静，然后一声惊心动魄的爆炸，还有后走向牺牲结局时的号角声。……每一局都精美绝伦，每一局都注入了不同程度的爱，这种爱选择了复杂的反复和神秘的路途。这种爱好注定是毁灭性的。

        关键之着找到了。进攻的目标明显了。棋步重复，毫不留情，一步步重新通向昔日那种会摧毁人生之梦的激情。荒废，恐怖，疯狂。

        “啊，不要这样！”卢仁大声地说，想站起来。但他又弱又胖，粘住他的扶手椅也不会轻易放开他。就算他站得起来，现在又能怎么样呢？他的防守已经证明是错误的。这个错误被他的对手预见到了，所以那蓄谋已久的一步毫不留情地走出来了。卢仁呻吟一声，清清嗓子，心烦意乱地四面看看。他前面是一张圆桌子，上面放着来宾签字簿、杂志、一张一张的白纸，还有一些照片，上面照着一些受了惊吓的女人和凶狠地瞪着斜眼的男人。其中一张照片上有一个白脸男人，五官毫无生气，戴着美式大墨镜，双手抓着摩天大楼的壁架吊在空中——眼看就要掉进深渊的样子。那个难以忍受的熟悉声音又一次传来：为了不浪费一点时间，瓦伦提诺夫还在门的另一边时就开始对卢仁说话了，门打开后，他便接着说已经开始了的话：“……拍一部新电影。我写的剧本。想想看，亲爱的男孩，故事是一个年轻姑娘，美丽而多情，坐在一列快车的车厢里。在某一个车站，上来了一个年轻人。他家境很好。夜晚降临在列车上。她睡着了，睡梦中展开了四肢。一个魅力四射的青春尤物。那个年轻人——你知道这样的年轻人，精力充沛，但人品绝对正派——不折不扣地失去了理智。他恍恍惚惚地扑到她身上。”（瓦伦提诺夫跳起身来，做了个喘着粗气扑上去的样子。）“他闻到了她身上的香味，摸到了她的花边内衣和魅力四射的年轻胴体……她惊醒了，推开他，大叫起来。”（瓦伦提诺夫攥紧拳头放在嘴跟前，两只眼睛鼓了出来。）“列车员和一些乘客跑了进来。他受到审判，被判刑事劳役。他的年迈母亲找到小姑娘，求她救救她的儿子。戏在姑娘身上。原来从一开始——就是在列车上——她就爱上了他。现在她心潮难平，他是因为她才——你看，这就是冲突之所在了——因为她才被判服劳役的。”瓦伦提诺夫深吸一口气，说得平静些了，“后来他越狱而逃。历尽艰险。他改名换姓，变成了一个著名棋手。故事发展到这个节骨眼上，我亲爱的男孩，就得找你帮我了。我已经想好了一个绝妙主意。我要拍一场真正的棋赛，由真正的棋手同我的主人公对弈。图拉提已经同意了，莫泽也同意了。现在，我们需要超级大师卢仁……”

        “我猜想，”瓦伦提诺夫稍停片刻后接着说，停顿时看了看卢仁毫无表情的脸，“我猜想卢仁他会同意的。我有大恩于他。他只需短短露个面就能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报酬。与此同时，他还会记起从前他父亲撇下他撒手而去时，是我慷慨解囊救助他。那时我想我花钱没关系的——我们是朋友，有账以后算。现在我还是这么想。”

        就在这时，门被忽地一下推开了，一个没有穿外套的卷发先生用德语大声喊叫，听声音急着叫他过去：“请快点，瓦伦提诺夫博士，就过来一分钟！”

        “请原谅，亲爱的男孩，”瓦伦提诺夫说着向门口走去，但还没有走到门口，猛一转身，掏出钱包翻腾翻腾，翻出一张纸，扔在卢仁面前的桌子上。“最近排的棋局，”他说，“你可以一边等我，一边破解它。十分钟后我就回来。”

        他不见了。卢仁小心翼翼地抬起眼皮，机械地拿起那张纸。这是从象棋杂志上剪下来的一幅棋局测验图。要求三步把王将死。由瓦伦提诺夫博士排局，排得不露声色，暗藏玄机。卢仁了解瓦伦提诺夫，立即就找到了答案。在这道精妙的棋局测验中，他清清楚楚地看到了棋局作者的所有奸诈行径。从瓦伦提诺夫刚才说的一大堆不明不白的话语中，他明白了一件事情：没有电影，电影只是一个借口……一个陷阱，一个陷阱……要骗他去下棋，接下来的一步很清楚。但这一步是决不会叫他走成功的。

        卢仁猛地一使劲，痛苦地龇着牙从扶手椅上站起来。他只有一个信念，就是动起来。他一只手挥动手杖，空着的一只手打着响指，出了房门，进了走廊，然后信步向前走去。一个庭院走到头后，又朝大街上走去。一辆车牌号很熟悉的有轨电车停在他的前面。他上了车，坐下，却又马上站了起来，双肩大幅度地动了动，抓住皮带吊环拉手，走到另一个靠窗的座位上坐下。车里很空。他递给售票员一个马克，使劲摇头表示不用找钱。他不可能一动不动地坐着。他又一次跳起身来，车转弯时差一点摔倒，于是在离车门更近的地方坐下。可是在这地方他也不能安稳就座——车上突然挤满了一大群学童，还有十来个老太太，五十个胖男人。卢仁继续移动，踩在别人的脚上，终于挤出一条路，站在车门口的台阶上。一见他的家，他马上跳下了还没停稳的电车。柏油马路从他的左脚掌下滑过，拐过弯后他的后背重重地摔在地上。他的手杖夹在了两腿之间，突然像松开的弹簧一样跳了出来，飞过半空，落在他的身旁。两个女人朝他跑过来，扶他站起。他开始用巴掌拍落衣服上的尘土，戴上帽子，头也不回地走向他家的房子。电梯试了试，坏了，但卢仁一点没有抱怨。他对运动的渴望到现在仍未得到满足。他开始爬楼梯。他家住的地方还要上楼好远，他得继续爬一阵子。他好像是在爬一座摩天大楼。终于爬到最后一个楼梯平台上，他深吸一口气，在门锁里嘎吱吱地转钥匙，然后迈进门厅。他的妻子从书房里出来迎接他。她脸色通红，双目闪亮。“卢仁，”她说，“你到哪里去了？”他脱下大衣，挂起来，又移到另一个挂衣钩上，还想再拨弄几个钩。这时他的妻子走近前来，他躲开她，绕了个弧形的弯进了书房，她跟了过去。“我要你告诉我你都到哪儿去了。你这手是怎么回事？卢仁！”他迈开大步在书房里走了一圈，清清嗓子，穿过门厅进了卧室，在一个盘绕着瓷制常春藤的绿白相间的大盆里仔细地洗起手来。“卢仁，”他的妻子心烦意乱地喊，“我知道你没有去牙医那里。我刚刚给他打过电话。哎呀，你好歹说话呀。”他用毛巾擦干手，在卧室里转圈，仍然和刚才一样木愣愣地看着前方，然后又走回到了书房。她抓住他的肩膀，但他还是没有停下来，一直走到窗户跟前，拉开窗帘，看见夜晚的沉沉深渊中滑过许多灯光。他的嘴唇做了个咀嚼的动作，然后离开了窗户。这时又开始了一种奇怪的散步——卢仁在三个挨着的房间里来来回回地走，好像有个确定的目标似的。他的妻子一会儿走在他的身边，一会儿找个地方坐坐，心烦意乱地看着他。卢仁偶尔会走进走廊，朝那些窗户开向庭院的房间张望，然后又出现在书房里。整个这一段时间里，她都觉得这也许是卢仁又胡闹着开个小玩笑，然而这一次他脸上有一种她以前从未见过的神情，一种神情……也许是庄重的神情？……很难用话语说明白，但她一见他的脸，就感到一阵难以言表的恐惧。他清着嗓子，吃力地喘着气，仍然迈着平稳的步子在各屋里走。“看在上帝的分上，坐下，卢仁，”她轻柔地说，目光盯着他分毫没有移开，“好啦，让我们说点什么。卢仁！我给你买了一个盥洗袋。噢，请坐下！你要是老这么走会累死的！我们明天去墓地。我们明天有很多事情要做。盥洗袋是鳄鱼皮的。卢仁，求你了！”

        可是他没有停下来，只是每经过窗户时会放慢脚步，举起一只手，想一会儿，然后继续走。餐厅里的桌子上已经摆好了八个人的餐具。她想起客人们马上要到了——现在取消这顿宴请已经太晚了——可这里……这样的恐惧。“卢仁，”她叫道，“客人随时都会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跟我说句话。也许你碰上了什么意外的事情，也许你遇上了不想见的熟人？告诉我。求求你了，我再也忍受不了了……”

        突然，卢仁停了下来。整个世界都似乎停止了一般。他停在客厅里，停在留声机旁。

        “到此为止吧，”她轻轻说道，泪水夺眶而出。卢仁开始从衣服口袋里往外掏东西——先是一支自来水笔，接着是一块压得皱皱巴巴的手帕，然后又是一块手帕，叠得整整齐齐，这是她今天早晨才给他的。这之后他又掏出了一个香烟盒（岳母赠送的礼物），盖子上印着三驾马车，然后是一个空的红色纸烟包，两支稍稍破损的香烟。他的钱包和金表（岳父赠送的礼物）被特别小心地掏了出来。这些东西之外又掏出一个大桃核。所有这些东西都放在了留声机的外壳上，然后他检查了一遍，看看有没有忘掉没掏出来的东西。

        “我想都全了，”他说，扣上靠近肚子的那颗衣扣。他妻子抬起落满泪痕的脸大惑不解地盯着卢仁掏出来的一小堆东西。

        他走到妻子面前，微微躬身。

        她将目光移到他的脸上，隐隐希望看到那个熟悉的、不自然的似笑非笑的表情——她果然看到了，卢仁在微笑。

        “唯一的出路，”他说，“我必须退出比赛。”

        “比赛？我们要玩什么吗？”她轻轻地问，同时脑子里面在想她得扑粉化妆了，客人随时都会到。

        卢仁伸出一只手。她将手帕往腿上一扔，匆匆伸出指头递给他。

        “想当初多好啊，”卢仁说，先吻了一只手，然后又吻另一只，这是她教给他的吻法。

        “这是干什么，卢仁？你像是要道别似的。”

        “对，对，”他说，装作心不在焉的样子。然后他转过身去，走进走廊。就在这时，门厅里响起了门铃声——是一个守时的客人，一到就按了门铃。她在走廊里追上丈夫，抓住他的衣袖。卢仁转过身，不知说什么好，便低头看她的双腿。女仆从远处那一头跑过来，走廊里比较狭窄，发生了一次小规模的匆忙碰撞：卢仁稍微后退一下，接着又往前走了。他妻子也先后退再前进地动了动，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头发。女仆低声叨咕着什么，低下头，想找个空好溜过去。她终于找着空溜过去了，消失在把门厅和走廊隔开的那道帘子后面。这时卢仁像刚才那样又躬了躬身，迅速地打开他站在一旁的那扇门。他的妻子抓住了门把手，门已经要关上了。卢仁推门，她将门把手抓得更紧。她狂笑起来，使劲要把膝盖顶进那道还开得相当宽的门缝里去——可就在这时候，卢仁将全身的重量斜压在门上，门关上了。弹簧栓咔嗒一声响，钥匙在锁里转动了两下。与此同时，门厅里传来说话声，有人在喘气，还有一个向另一个打招呼的声音。

        卢仁锁上门之后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开灯。一个搪瓷浴缸进入视线，在左手墙边闪着白光。右手墙上挂着一幅素描画：一个投下阴影的立方体。远处窗户旁边立着一个小衣柜。窗户的下半部是磨砂玻璃，亮蓝色，不透明。窗户的上半部是一块黑黝黝的长方形夜色，像镜子一般忽闪忽闪。卢仁用力拉窗户下半部的把手，但是有什么东西粘上了或是卡住了，窗户就是打不开。他想了一下，然后握住立在浴缸旁边的一只椅子的椅背，先看看这把结实的白色椅子，再看看坚固的磨砂窗玻璃。他终于下定了决心，握着椅子腿举起椅子，像使用古代的攻城槌一样朝磨砂玻璃砸去。只听一声裂响，他舞动椅子又砸了一下，顿时磨砂玻璃上出现了一个星状的黑洞。有期待之中的片刻寂静。然后，从远远的楼下传来轻轻的跌碎声。他又砸了一下，想让洞再大一些，一块楔形的玻璃在他脚下化为碎片。门后面传来说话声。有人敲门。有人大声地叫他的名字和他的姓。然后是沉默，他妻子的声音极其清晰地说道：“亲爱的卢仁，开门，请开门。”卢仁按捺住沉重的喘息声，将椅子放回到地板上，试图将身子从窗户里挤过去。仍有大块的楔形玻璃和带尖角的玻璃碎片留在窗框上。什么东西扎了一下他的脖子，他马上缩回头来——不行，他过不去。一只拳头砰砰砸门。两个男人的声音在争论，他妻子的低语声穿过吵闹声传来。卢仁决定不再砸玻璃了，砸起来动静太大。他抬眼观看。窗户的上半部。但怎么上去呢？他不想闹出声来，也不想搞破坏，于是搬移起小衣柜上面的东西来。一面镜子，一个装着什么东西的瓶子，一只玻璃杯。他把每样东西都缓缓地搬下来，彻底放好，房门后面的闹嚷声也起不到催他快一点的作用。他把小垫子也移走后，开始往小衣柜上爬。小衣柜有他齐腰高，开始他爬不上去。他觉得很热，便脱下了夹克衫，这时他发现手上沾满鲜血，衬衣前襟上也有血点子。终于他发现自己已经爬上了柜子，身子压得它吱吱作响。他立刻伸手去够上半部窗框，这时感觉到捶门声和说话声在逼着他加快行动，他别无选择，只能加快。他抬起一只手，往窗框上猛推一把，窗户忽地一下打开了。黑黝黝的天空。从这冷清的黑暗之外悠悠传来他妻子的声音，柔声叫道：“卢仁，卢仁。”他记起了再往左边一点就是卧室的窗户，妻子的低语声就是从那里传来的。与此同时，房门后面的说话声和撞击声越来越大，外面那一块肯定聚了二十多人——瓦伦提诺夫、图拉提、捧着一束鲜花的老绅士……他们又是吸鼻子，又是嘀嘀咕咕，后来又来了一些人，大家合力抬着什么东西撞击颤巍巍的房门。可是那块长方形的夜空仍然太高。卢仁单膝跪下，把椅子拖到柜子上。椅子不牢靠，不容易放稳当，不过卢仁还是爬了上去。现在他可以轻松地把胳膊肘支在那块黑色夜空的底边上。他的喘气声太大了，快把他自己震聋了，于是房门后面的喊叫声远了，远了。可是从卧室窗户里传来的声音却越来越清楚，带着穿透力夺窗而出。使劲爬了好多次后，他发现自己的姿势好奇怪，好难看：一条腿悬在窗外，另一条腿不知在哪里，可身体还是挤不出去。衬衣的肩部划破了，脸上湿漉漉的。他一只手抓住了头顶的一个东西，侧着身子钻出窗来。现在他的两条腿都悬在窗外了，他只要松开他正在抓着什么东西的双手——他就得救了。松手之前他向下望去。下面正在进行着某种紧张的准备工作：窗户的倒影聚在一起，自动拉成同一水平，只见整个深渊分成了深色和浅色相间的方格。在卢仁松开手的那一时刻，在冰凉的空气灌进他嘴里的那一时刻，他真真切切地看见了亲切地、坚定不移地展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永恒。

        门被撞开了，人涌了进来。“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几个声音在叫喊。

        可是没有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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