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概是因为上了年纪，范老的话有时会前后矛盾。这里就是一例。他在前面提到，他与葛任谈话的时候，“没有第三人在场”；但这里却说，白医生照他的吩咐，“一直坐在旁边照应”。莫非白医生不算人？他算不算人，这里暂且不论。我想说的是，当时在场的除了白圣韬，还有范的助手丁奎。

        1996年春天，在看过了“白圣韬的自述”以后，我几经周折，终于采访到了它的记录和整理者丁奎先生。在此之前，我对他的印象仅限于《葛任研究会刊》的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丁奎先生，已是风烛残年：双下巴，肿眼泡，目光涣散，面部肌肉松弛。在这次谈话中，他透露葛任的那部书稿《行走的影子》，是他奉范继槐之命烧掉的！

        （当时参与谈话的）就阿拉（我们）三人呀。听不懂上海话？好，那我就讲普通话。就三个人，范、葛、我。还有一个医生，白医生。我们一边吃豆腐，一边交涉。葛不投降的呀。范讲，蒋介石给他几个议席，伊（他）听不进去的呀。几个，我忘了。伊讲了呀，只想休息，困觉（睡觉）是小休息，死是大休息。伊（他）想大休息。我现在也想大休息。唉，肝坏掉了，心也坏掉了，离死不远了。

        ，擦那（操他妈），要是那样，阿拉（我们）的行动就败露了。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所以我宁愿相信丁奎先生的讲述。在这次见面后不久，他果然就死了。事实上，我对丁奎先生一直心存敬意：如果不是他贡献出了白圣韬的自述材料，我可能永远不知道我的葛任外公是怎么死的——当然，我后来从他的孙女那里得知，那些材料，其实并非无偿奉献，而是卖给葛任研究会的。

        丁奎先生死后，我收到了他孙女的一封信，说有事和我谈。她对我说：

        和你谈过话，过了一礼拜吧，有一天，祖父躺在床上读一首诗。对，就是你说的《蚕豆花》什么的。读就读呗，还摇头晃脑呢。我们嫌他吵，就躲了出去。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回家烧饭，发现他躺在床上没有了声响。走过去一看，呀，他的头歪在一边，嘴角都是血丝，靠门的那只眼还睁着，估计是等人进来。手里拿着一个木匣子，上面都是灰。他一定是在取木匣子时栽倒的。什么都晚了，已经咽气了，脸色煞白，只是身子还是热的。

        我想，木匣子里装的东西一定与葛任有关，就问她能不能让我看上一眼。可她先说不知道家人把它放到哪里了，然后又拐弯抹角地提到，办祖父的丧事花了不少钱，现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然你想看到木匣子里的东西，那么能不能按经济规律办事？对她提出的要求，我并不感到陌生。如前所述，余风高的儿子余立人，也提出过类似的要求。当然，她比余立人还多了一项要求，即要求我不要把此事说给她的父母：“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他们不敲你一笔竹杠才怪。实话给你说吧，他们已经敲了葛任研究会一笔。操那（操他妈），钱都给了我哥。”她从梳妆台下掏出那个木匣子，拍了拍，说：“绝对猛料，值这个数！”她伸出一个手指头。我还以为是一千呢，后来才知道是一万。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她同意我用两盒阿拉斯加海豹油——它对我毫无用处——换取那个木匣子。打开以后才知道，里面装的是一摞旧报纸，并且已经成了一堆碎纸片。里面的耗子屎告诉我，那是耗子们的杰作。我勉强辨认出，有两份是《边区××报》，一份应该是1942年10月11号的《边区战斗报》——我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曾提到，黄炎的报道《敌后铁流》就刊登于这一期，另一份我后来才知道它的日期；有一份是《民众日报》；有一份是《×埠报》，我想应该是宗布和黄济世编辑的《申埠报》；还有一份叫《×经》，从范继槐下面的叙述中，我得知它确实就是徐玉升在香港出版的《逸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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