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公使又来过了。他通常有许多问题要讨论，但每隔几天总要来一次，以便保持联系。不可能有比他更合适照管我们的利益的人了。他善于观察形势，办事讲求实际，性格坚强，又十分谨慎，力求避免因采用不适当或非正统的办事程序而事倍功半。同时，他的助手豪斯赫尔（hausheer）也常来。他是个务实的人。他们的态度让我清楚地想起了1917年和1918年照管德国利益的瑞士驻美临时代办，那时我是国务院西欧司司长，他常来国务院找我，几乎每天都要讨论一大堆问题。

        今天在圣路加医院附属教堂为帕布斯特将军举行丧礼。日本政府已做了安排，每个敌国使馆可以派一人参加。在外务省官员增尾和巡查部长清河的陪同下，五十二天以来我第一次走出使馆。我从挂有丧帘的侧门走进圣路加医院，马上就被领进教堂，没有跟任何人讲话的机会。我想悄悄坐在后排，但正在当招待的岸热情招呼我，把我引到右边第二排靠通道的座位上。在右边第一排就座的是照管荷兰利益的瑞典公使巴格（Bagge）和荷兰临时代办勒赫林（Reu）夫妇及荷兰公使馆的其他人员。我们这一排也有一些荷兰使馆的人员，另外就是罗伯特·克雷吉爵士夫妇，我们后面是比利时大使福尔托姆夫妇，以及秘鲁、哥伦比亚、希腊和其他现正与日本交战或已与日本断交国家的使节。

        左边第一排是西外务次官、广田、佐藤和币原。币原迟到了，走路时拄着拐棍，摇摇晃晃，显得老态龙钟。他们后面是阿尔塞纳-亨利夫妇，他是以外交团团长的身份坐在那里的，再后是蒂利茨夫妇、戈尔热夫妇、智利公使、阿根廷代办和所有非敌国的外交官。还有很多日本人。礼拜全用日语进行，只有荷兰牧师致辞时用荷兰语，又用英语说一遍。结尾时有一位荷兰人来到风琴前，奏荷兰国歌。

        巴格公使和勒赫林夫妇先走；我随即被引出来，恐怕所有敌国外交官都是这样被带出来的，以防彼此交谈。我和巴格及勒赫林夫妇握手后，立即上车。临走时，克雷吉夫妇出现了，我只和他们说了一句话，不过寒暄而已，另外就是说了一声“船上见”。本想停下来聊一聊，但警察表示过，任何谈话特别是和克雷吉交谈，将会给他们带来很大麻烦，所以只得作罢。艾丽斯虽也接到外务省的邀请，但没有去参加葬礼，后来我们间接听到日本朋友说，她的敏感可以理解，亦应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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