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匆匆浏览了一遍孟郊对诗之真的认识后，还得追溯一下他这种认识形成的渊源。

        任何一种观点的形成“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孟郊当然也不可能例外。只要把他的《送任齐二秀才自洞庭游宣城》一诗的序文与《毛诗序》作一比较，便不难发现孟郊诗歌的真实观与儒家诗学的承继关系。《毛诗序》说：“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孟郊也认为：“文章之曲直，不由于心气；心气之悲乐，亦不由于贤人，由于时故。”二者在诗与政合这一点上灵犀相通。不过，同时他又说过“至乐无宫徵，至声遗讴歌”（《上张徐州》），此论自然容易使人想起《老子》的“大音希声”来，可见老庄思想对他或多或少有一些影响。《易经·乾·文言》的“修辞立其诚”与《庄子·渔父》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应该说同是孟郊真实观中情感真挚说的嚆矢。孟郊的“愿于尧琯中，奏尽郁抑谣”的抒发忧愤的主张更是孔子“诗可以怨”和司马迁“发愤”说发展。

        分析孟郊诗歌真实观形成的原因，如果只注意先秦两汉儒道两家给予他的影响，而不提他的同乡前辈“诗僧”皎然，那就像一个遗传学家只知道隐性遗传而不知道显性遗传一样的荒唐。皎然俗姓谢，《唐才子传》称他是谢灵运的十世孙，约开元八年生于湖州，卒于贞元间，长孟郊三十多岁。孟郊五十八岁时在洛阳有《送陆畅归湖州因凭吊故人皎然塔陆羽坟》：“渺渺霅寺前，白萍多清风。昔游诗会满，今游诗会空。孤咏玉凄恻，远思景蒙笼。杼山砖塔禅，竟陵广宵翁。绕彼草木声，仿佛闻余聪。因君寄数句，遍为书其丛。追吟当时说，来者实不穷。江调难再得，京尘徒满躬。”诗中提到的“竟陵翁”陆羽，以嗜茶和著《茶经》赢得身后的令名，然诗既少又无诗论流传，本文就略而不论了。皎然现存有《杼山集》和《诗式》等著作。从孟郊的“追吟当时说”诗句看，他早年在故乡时曾亲受过皎然关于诗歌的指教是无疑的。孟郊的诗歌真实观中还能见到《诗式》的影响。孟郊主张诗人的情感应真而不伪，“直”而非“曲”，皎然在驳斥“不要苦思，苦思则丧自然之质”的论调时说：“夫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取境之时，须至难、至险，始见奇句。”孟郊尚奇尚险，《诗式·诗有六至》的前二至是“至险而不僻，至奇而不差”。孟郊在行将就木时写的《送淡公十二首》之八中回忆说：“江南寺中邑，平地生胜山。开元吴语僧，律韵高且闲。妙乐溪岸平，桂榜复往还。……风味我遥忆，新奇师独攀。”由此可见“新奇”是皎然诗论和诗歌的一大特点，而深得“新奇”之秘的正是孟郊。

        但孟郊并不是像鹦鹉学舌那样重复一下前人的议论，而是创造性地从前人已有的认识出发，形成了自己特有的关于诗歌真实性的认识。这不仅表现在他对诗歌真实性的强调比他的前辈更为具体明确上，也能从他丰富了诗歌真实观内涵的理论贡献中得到说明。强调情真是我国古代诗论的一个突出的特点，皎然也只是强调要“直于情性”，孟郊不只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点，而且还明确地提出了“下笔证兴亡”的命题，就是说他既主张诗人情感的真挚性又强调反映客观社会的真实性，使真情和真相得到统一，这就大大丰富了我国古代诗歌真实思想的内容。

        他诗歌真实观的形成借鉴了前人的认识成果，但它形成的真正根源却深藏在孟郊所生活于其中的现实社会里，从本质上看，它是当时现实社会的产物。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统治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藩镇割据和内忧外患使统治阶级对自己的统治丧失了信心。于是，统治阶级撕去了遮在残酷统治上面的伪装，踢开了有碍自己贪欲实现的封建伦理观念中一切积极的方面。人与人之间只有奸诈和欺凌，缺乏信任、坦率和真诚。孟郊对这种现象曾予以深刻的揭露：“兽中有人性，形异遭人隔；人中有兽心，几人能真识。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虽笑未必和，虽哭未必戚。面结口头交，肚里生荆棘。好人常直道，不顺世间逆。恶人巧谄多，非义苟且得。若是效真人，坚心如铁石。不谄亦不欺，不奢复不溺。”（《择友》）他憎恶上层社会的奸伪和世态的炎凉，想改变而无力，想逃避又不能。这样，在他诗中就留下了无穷无尽的对真朴的渴求和赞美：

        ——《题韦承总吴王故城下幽居》

        他甚至向往传说中古代那种原始的真朴生活，由于他认为“古人形似兽，皆有大圣德；今人表似人，兽心安可测”，所以他提出要保持古人的操守：“忍古不失古，失古志易摧。”（《秋怀十五首》之十四）劝人们回到古代虽未免迂阔，但用真朴来对抗社会现实的虚伪倒是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他对社会要求风俗淳厚，对个人要求诚实无欺，必然导向对诗歌要求“直”与“真”。

        孟郊诗歌真实观内容的时代特征也极为鲜明。他登上诗坛的时候，人们已逐渐从皎然那时对战乱的惊愕、恐惧中清醒过来，社会经济由乱后的萧条慢慢走向繁荣，诗人们不再像大历的诗人那样逃避社会，他们有勇气面对现实，为社会的统一和中兴创造条件。孟郊“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这种颇有生气的精神面貌就是当时时代的一种折光。因此，他的诗歌真实观比他的前辈皎然具有更强的现实性。他也不像大历诗人、诗论家那样只注意诗人主观世界高情远韵的抒发，而是主张直面惨淡的人生，强调个人感情与时代精神的联系，真挚地抒发个人与时代相通的悲愤忧伤之情，特别是他强调诗人的社会责任，必须“下笔证兴亡，陈词备风骨”，它虽与稍后元、白“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相同，但又没有像他们那样把诗歌的功利目的强调到极端。从时间上看，它结束了大历前后所流行的抒发个人幽情孤绪的消极主张，成为元和时期要求诗歌积极反映现实的先声，是大历到元和之间的中介，因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后来经过韩愈的发挥和丰富，他对诗之真的认识就成了韩孟诗派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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