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诗人在现实生活中碰得头破血流以后，就退隐到山水中寻找安慰，山水是他们灵魂的安息之地。孟郊这位愤世嫉俗的诗人，为什么不仅不退隐林泉，反而把自然写得和社会一样险恶可怕呢？

        孟郊也曾想在山水中摆脱世俗的喧嚣争斗，“换却世上心，独起山中情”（《题从叔述灵岩山壁》），有时他“为取山水意，故作寂寞游”（《游枋口二首》之一），不过，虽然他对山水诗的鼻祖谢灵运十分推崇，却不能像谢灵运那样在茂林修竹中得到解脱。他的精神境界与自然山水总有点“话不投机”，他山水诗中普遍存在的怒张气氛，说明物我之间存在着某种对抗和紧张，山水诗中经常出现的险恶景象，更表明他对自然有某种恐惧感，他大量的游适诗和行役诗几乎没有表现一点闲适与和谐的情调，抒写在山水之间的恐惧之情倒不少，如《往河阳宿峡陵寄李侍御》：

        暮天寒风悲屑屑，啼乌绕树泉水噎。

        行路解鞍投石陵，苍苍隔山见微月。

        鸮鸣犬吠霜烟昏，开囊拂巾对盘飧。

        人生穷达感知己，明日投君申片言。

        这里的鸟鸣不同于张继《枫桥夜泊》中“月落乌啼霜满天”中的“乌啼”，表现的不是淡淡的乡愁，而是对四周景物的惊恐。诗中的“犬吠”也不同于王维《山中与裴秀才迪书》中的“深巷寒犬，吠声如豹”，它不是欣赏犬吠所衬出来的乡村夜晚的宁静，而是表现旷野夜晚的荒凉。

        作为庶族地主阶级的文人，孟郊不同于谢灵运那样的贵族士人，既不追求远离世俗的潇洒出尘，也没有在林泉寻求超脱的精神渴求，在现实社会闹得“春风得意”（《登科后一首》）才是他的人生目的。他咒骂世道人心：“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君子勿郁郁士有谤者作诗以赠之》），但他又不能同世俗社会决绝；他谴责京城中的当朝权贵：“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玉京十二楼，峨峨倚青翠。下有千朱门，何门荐孤士”（《长安旅情》），权贵的可恨原来就可恨在他们不肯“荐孤士”，使他一直找不到通天的“青云路”，这种指责中又何尝没有对朱门中权贵的艳羡？六十三岁那年的一次春游中，他由眼前的飞花联想到长安落花：“长安落花飞上天，南风引至三殿前。可怜春物亦朝谒，唯我孤吟渭水边。”（《济源寒食七首》之五）对名位的热衷破坏了他对山水的感受，春花反而引起了他对目前处境的自怜，发出了人不如花的喟叹。

        在自然山水中觉得不自在，都市风物必然很合他的胃口：

        立德是洛阳东城的街坊，元和元年孟郊任河南水陆转运使时在此筑居，《立德新居十首》这组组诗就是写于此时，五十七岁的诗人到底挤进了东都，这儿洛水绕街巷，处处耸高楼。五十岁那年他赴洛阳候选时就说过：“终然恋皇邑，誓以结吾庐。帝城富高门，京路饶胜居。碧水走龙状，蜿蜒绕庭除。寻常异方客，过此亦踟躇。”（《初于洛中选》）七年以后他真的在帝城结庐了，“终然恋皇邑”的夙愿得以实现，不仅挤进了“洛水绕街巷”的“皇邑”，还赢得了“拜候丞相轩”的机会与身份，所以诗的字里行间洋溢着兴奋和喜悦，他不愿意故作恬淡，毫不掩饰地说“都城多耸秀，爱此高县居”“霜禽各啸侣，吾亦爱吾曹”（《立德新居十首》之四）。他的用世之志何其切，对世俗的沉浸又多么深！这种心态怎么可能在山水中躁释虑消，山水又如何成为他本质的对象化呢？

        孟郊并不是中唐绝无仅有的一个特例。只要翻翻柳宗元外放后的山水诗和游记，就不难理解孟郊的心态。柳在永州有一篇《囚山赋》，把“楚越之郊”的“万山”当作囚禁自己的牢笼，它们就像打击自己的社会一样可憎：“林麓以为丛棘兮，虎豹咆阚代狴之吠嗥。胡井眢以管视兮，穷坎险其焉逃……匪兕吾为柙兮，匪豕吾为牢。积十年莫吾省者兮，增蔽吾以蓬蒿。圣日以理兮，贤日以进，谁使吾山之囚吾兮滔滔。”。苏轼说柳的山水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这正说明山水对柳来说是一种异己的存在。超脱现实社会不是柳的理想，他梦寐以求的就是在现实社会中实现自己。山水清音医治不了柳宗元精神的创伤，重返政治舞台才是解除他苦闷的良药。世俗士子即使要逃遁也要逃向熙熙攘攘的人世，绝不会逃向与世隔绝的山林。白居易、刘禹锡晚年闲居之地是东都洛阳而非远离尘垢的岩壑。功成名就之后，怡情山水是官场的一种调剂；功名未遂之前，山水与他们隔膜无缘；即使在仕途几经挫折之时，他们也没有想到要退到山水中避世，甚至觉得山水和社会一样充满危险。孟郊再不会去幻想世外桃源了，因为他没有陶渊明那种“心放出天地”（《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的精神追求，他的此生就要实现在此世，而此世不可能有桃花源，《石淙十首》之七十分清醒地说“逃俗无踪溪”，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他笔下的自然不是社会的否定，而是社会的再版和摹写。孟郊的山水诗代表了庶族地主阶级士子体验自然的一种新的情感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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