召开了一次有陆海军武官参加的馆员会议，向他们读了打算呈史汀生先生的电报，这是经过重新虑后改拟的。大家都同意。我不想感情用事，但我确实还要不断地公开表明一个意见：除非受到更为强大的力量制止，日本政府打算继续执行在满洲的计划。电报写道：如果不为强大的力量所阻，日本政府会坚决执行它的满洲计划；此外，现在操纵日本政府的人物还自以为他们的事业是正当的，这就更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以上两点无论怎样强调也不为过分，请国务卿务必注意。日本国内自由派政治家无足轻重，甚至说一点分量也没有。军事准备正在稳步进行。他们料到，国际联盟肯定会发表对他们不利的报告书，但他们还是把美国看作最大的绊脚石；至于同苏俄的摩擦，现在已无人谈起了。

        我说，日本人是聪明的，很难想象他们会真心相信满洲自决这么一个显属捏造的前提，但是他们认为自己的整场行动，即便不算自卫，也关系到国家最高的、最根本的利益，因此他们准备在必要时不惜一战。所有上述意见，均已得到越来越有力的证实，特别是在最近这几个星期中。仔细观察时局，我还看不出有什么办法能够改变如今日本人的这种顽固态度。由于国外的道义压力和国内的财政压力，日本的政策或许终有一天会被迫改变，但我们依旧不能不正视目前我们两国间在政策上和原则上存在公开对立的这样一个事实。

        电报发出了，情况也如实记载下来了，我很高兴。美国在制定政策时应当对这些事实有明确的认知。

        住在这个国家，使人有一种奇怪的感觉：作为个人，每个都是友善的，私交是最好的；但作为集体，他们总是对我的祖国怀有很深的猜忌和仇恨。这种敌意看来根本不是针对个别美国人的。史汀生先生是个例外，日本人的敌意全都集中在他身上了。显而易见，从报刊上常会得出这种印象：日本人在怀疑史汀生先生的对日态度是否真的代表美国公众的普遍态度。在不少日本人看来，他对日本在满洲的行动提出的数次抗议照会，都仅代表他个人的观点。他们直言不讳，一旦史汀生先生离开国务院，那么情况就会随之改变。但对美国人来说，任谁在读起日本报刊时都会感到不舒服。这些报刊向来对美国破口大骂，而有关满洲问题的社论和文章则不过都以荒诞的思想为立足点。它们的大致论点不外乎：日本并没有违反《九国公约》及其他条约。而这都是建立在两个虚假的前提之上，一是所谓“自卫”，二是所谓“自决”。所谓“自卫”，其法律论据是荒谬的。但日本人一边提出所谓的“满洲自决论”，一边心安理得地宣称：满洲的两千七百万中国人已经在一场真正的革命中脱离了母国，这些中国人已经自己建立了那个“闹剧式”的“满洲国”。此时此刻，日本人表现得如此幼稚。这简直是对他人智商的侮辱。然而，这种论据还是日本人经常作为一个公认的、不容争论的前提拿到台面上说的，日本报刊也就凭这些捏造的根据，一刻不停地为日本的立场辩护。

        他们想法的荒诞之处在于他们的全部论点就如纸牌屋般摇摇欲坠。我不相信李顿调查团会无法驳倒日本全部论点所依据的这两个虚假前提，当然我也能料想到为了取悦法国人，调查团应该会把话说得比较婉转。有谣传说，日本媒体称克劳德尔将军已接到训令，要尽量为调查报告书降调。

        9月3日的《日本广告报》发表了一篇署名为藤田进一郎的长文。文中，作者将日本在满洲的行动与美国在巴拿马的行动相提并论。这的确是日本报刊社论作者最爱的题目。其实，我很高兴看到弗莱彻把两篇文章并置一处，一篇是这位日本人写的，一篇是他写的社论。弗莱彻列举了巴拿马建国的全部事实，在结尾写道：

        上述内容均为事实。美国在巴拿马推行的政策和日本在满洲推行的政策有一些相似之处，谁也不会否认。然而，两者间有一个根本的区别，那就是时间的要素。日本作者们通常忽略了。美国干涉巴拿马是在三十年前。当时美国派军舰支持巴拿马1903年的革命并助其建立了政府，因此该政府才将运河权利让渡给美国，那个时候并没有什么国际条约义务限制美国政府不能这样做。

        《国际联盟盟约》《九国公约》《白里安-凯洛格公约》都是在世界大战结束后才问世的。在此之前，各国都只能靠强力政治来决定国运，以战争为推行国策的手段。今天则不然，世界各国人民都坚信应有一种新的秩序，上述条约就是这种新秩序的象征。

        在《日本广告报》上发表的言论只能到这个程度，否则它就会被没收。对于向来小心翼翼的弗莱彻来说，如此行事已需要相当大的勇气了。

        以上的评论，一般人并不会特别感兴趣。但我认为写日记时或多或少理应把当时的想法写出来。历史是一系列连续展开的活动图景。如果能在数年后给过往的某一个场面增添一点色彩和气氛，同样不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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