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人说，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们一直在暗中坚持活动，早晚会听到他们的动静。这种说法并没有什么具体证据。尽管不顾军部的反对，日本政府已决定让驻美大使出渊胜次返任，这或许是个好迹象；不过，我又觉得，这恐怕是天皇干预的结果。无论如何，有的明智之士已经看到，若在这个时刻派一个耀武扬威的人去华盛顿，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样的，美国要是派这样的人到此地来，也会招致毁灭性的灾难。去年5月我在华盛顿见到陆军部部长赫尔利（hurley）时，他用一句话就概括了这样的局面：“要么忍着，要么打。”

        下午弗莱彻来访，讨论了他即将寄给《纽约先驱论坛报》的文章。随后是某某人来，谈了一小时。他说，他一直不断在做演讲。有一次是向三百位军官讲，清楚地说明了美国的立场。他曾在牧野伯爵等人在场时和天皇谈了两小时十分钟，天皇对他讲的一切都深感兴趣，这使他受宠若惊。他说，天皇完全理解我们的立场，亟欲制止反美宣传和沙文主义的好战言论。此人还要我注意两点：第一，只要少帅张学良按兵不动，那么日军就不会直捣北平，这完全以张学良的动向为准；第二，他希望美国的大西洋舰队在太平洋演习后，能在冬天返回大西洋，因为它留在西岸就给日本许多排外好战言论和陆海军备战活动提供了口实。他再三强调，日本国内的政局目前算是控制住了，军人中比较严重的沙文主义观点正被迫缓和下来。最后一点是否属实，我仍怀疑。

        此人做了我无法做的事，正如我函告史汀生先生的那样，如今是这么一个时候：身为美国大使，公开演讲时不谈政治问题，倒是上策。我可以在私人谈话中阐述美国的观点，但在公开演讲时则不然。另外，实际上所有讲话都会被传给报纸，连保证保密的也照传不误。只要试图说明美国的观点，就会引起公开的争论，沙文主义者唯恐我的话会在日本大众心中留下一点好印象。此后，如果美国因李顿调查团报告书而采取行动，那时再公开发表演说，可能较合时宜。国务院最近发了一份文件，就裁军、德国要求军备平等和条约的神圣性等问题，进行了极为清楚的、系统的阐述，充分说明了我国的态度和政策，供我国驻欧洲各国的大使们参考，鉴于这种说明也能间接适用于现在的局势，所以也给了我一份。文中一部分，连同国务卿历次讲话的一些部分，在今后发表演说时，皆可以引作依据。不过，这要等情况发展到需要的时候才可以。

        此人告诉我，因为我面对攻击时能忍耐，公众的同情其实在我这一边。他还提醒我，如果我不采用别的策略而只是在适当的时候才运用我的影响力，我的影响力将会变得更大许多。

        因为谈到这里需要一点轻松的调料，我便引了一个记者名片上的两句话。这张名片是前几天送到办公室并转给我的，他要求予以接见：

        请告诉我，您对李顿调查团的报告书有什么看法？美国人民的观点和史汀生先生是一致的吗？

        他理当受到接见却没有获得接见，因为与记者会面的危险不亚于发表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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