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个重大的日子,场面动人,充满深情,艾丽斯和我都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我们使馆下半旗志哀。“阿斯托里亚号”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到了。下午1点半,在横滨山下码头举行接灵仪式。汽艇准时驶离“阿斯托里亚号”,该舰和近旁的日本巡洋舰齐鸣礼炮。(昨天艾丽斯去看过斋藤夫人;这位夫人真是了不起,这两日尽管悲痛却能够自持,始终是那样温雅肃穆,实在令人敬佩。)
当美国水兵将装着骨灰瓮的日式灵柩抬上岸时,我们全体排队随行,来到设在码头上的灵堂。一言以蔽之,堂前礼仪极为庄重,互致十分感人的演讲词后,接待委员会主席泽田方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手里接过骨灰。众人随即走到灵前,依次鞠躬,然后排成送殡队伍,由美日两方水兵组成仪仗队,日本乐队奏着出殡进行曲,经过列满人群的横滨街道,向停在另一个码头上的灵车行进。
总统送的花圈排在前头,外务大臣的随后,再次是我的,美方的花圈自然是由美国水兵抬着。按我的提议,美侨由赖夫斯奈德主教、迪克·安德鲁斯(Didrews)和伊格尔哈特博士(Igle)这三位旅居日本最久者作为代表。比米斯上校充当我的随员。场面之庄严,周密安排的程序中每个步骤都井然有序,令人叹为观止。
艾丽斯和我乘丧车随行至东京,外务大臣及其他高级官员齐集在东京车站迎候,此后日方人士即随柩车赴斋藤家参加祭典,我们则觉得最好还是不要去搅扰人家的私事,遂在此处离开送殡行列。刚才有件事很有意思:供坛上特别摆了一瓶老帕尔牌(Old Parr)威士忌酒,那是斋藤最喜欢的牌子,有照片为证,香炉里还点上三支他爱吸的香烟。在美国人眼中,这似乎是旁门左道,但在日本看来,这却是最虔诚、最合适的祭奠。按神道教教规,祭坛上应陈列食品,供死者享用,死者如爱喝威士忌酒,就要想尽办法让他得享。
艾丽斯和我,偕同比米斯和我国驻横滨领事博伊斯(Boyces)及其夫人在“阿斯托里亚号”上与特纳舰长安静地共进晚餐。
总统寄信给希特勒和墨索里尼。我真想拍个电报告诉他:“此时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感到自豪。”总统的信息未必有效,但我觉得,在当前危机中应该最充分地发挥美国在道义上的影响力。要是1914年我们就能这样做,那场世界大战说不定可以避免。现在若能这样做,想来还是可以防止战争。凶兆就在眼前,希特勒可以卜算,如果他会算的话。不过我不相信他会算。
我让使馆再降半旗一天。葬礼在宏大的本愿寺举行,比以往任何祭礼都壮观。日本最高层人士全部莅临。首先由高僧大德诵经,然后有田、我和堀田(斋藤的朋友和同期同学)依次走到灵前致悼词。有田的悼词文情并茂,他本人也激动得声音发颤(其实我又何尝不是这样),他在结尾时念道:
春回大地,万物复苏。您却一去不复回。感念于此,满腔悲痛。哀伤无限,无法言表。寥寥数语,敬祈来闻!
随后便是众人依次烧香,第一个是作为斋藤法定继承人的十三岁长女,接着是他的母亲、遗孀和幼女,再次就是有田、艾丽斯和我,依次下去。我们没有去墓地,也是因为不便去打扰别人的家事。斋藤夫人的伯父岩永取了一些骨灰去,要埋在他们家族的地上。我所见过的最感人的丧礼到此结束。自“阿斯托里亚号”到达之时起整套仪式之庄重严谨,确实令人难忘。
特纳舰长偕其部属来访。
宴请特纳舰长。艾丽斯是座间唯一的女性,她当女主人,给了我很大帮助。事后,出渊说,我连陆军大臣也请了,真是“妙策”。我是最后一刻才灵机一动想到请他的。外务大臣、宫内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同时坐在一个外国人家里,这在日本恐怕还是破天荒的第一遭。
艾丽斯备办了一桌有甲鱼的美餐,我也把各种好酒都端出来了,席上的确是佳肴美酒,可与一切盛宴相提并论。大家的兴致都很高。我举杯敬祝天皇健康,有田以遥祝总统作答。在接待“阿斯托里亚号”期间,恐怕就只有这次宴会没有人演说了!对日本人说来,正式宴会而无演讲是不可想象的,但美国大使馆也就是美国地界,而且这一夜是由我当独裁者。不过,我们还是得屈服于摄影记者,这方面的压力实在太大了。没有什么必要去得罪报界。无论如何,使馆里的场面总算得上是漂亮的:凉廊的桌上樱枝吐芳,餐桌上则有小菊花装饰。宾客分坐两桌,每桌各十八人。席间,各类事物井然有序而又毫无官方场合正式、拘谨的气氛。大使馆以及这次宴会确实值得好好表扬。当然,和往常一样,这都要归功于艾丽斯。我对有田说,家庭主妇在男子宴会上抛头露面的现象在日本恐怕不多见吧。不料,他竟答道,正相反,这是常有的事,在我们这种年纪,这是一个很常见的风俗。
外相设午宴招待特纳舰长及其属员。餐后坐在草坪上,大家讲故事,新闻记者便乘机给有田、特纳和我拍了一张很好的合照,还将其登在报上,加上“日美间的微笑”这样一个标题。
晚上,海军大臣米内大将在水交社大摆筵席,以富士山、日光的寺院等最好的风景照片分赠舰长、“阿斯托里亚号”军官餐室和准尉食堂。送给军官餐室的那一张旋即挂在屋内的显眼处,25日舰长举行告别会时已经挂在那里了。水交社的这次宴会上,餐后还有美女玩杂耍和日本舞蹈等精彩节目。海军军官总是比陆军的人善于交际,这大概是因为他们常在国外游历。席上的气氛亦极为欢畅。
餐后,米内大将把杜曼拉到一边(海相的英语不甚流利),请他转告我:他已经注意到我曾担心日本有卷入欧洲纷争的可能。他想告诉我,不必多虑,因为“日本的政策是确定的,国内图谋实行法西斯主义因而与德意结盟的势力已经‘受到抑制’”。海相说,为了保持和睦,无论民主国家还是独裁国家,日本都要与之合作,但又必须置身于这两个集团之外,日本有它自己的思想体系,与两者都不同。
我们后来向吉泽重述了这次谈话。他说,暂不与德意结盟的决定,想必是刚做出的,因为之前他没有听说过。海相请人转告我的那番表白,可以视为一个明确的迹象,表明日本不愿卷入欧洲的旋涡。吉泽知道,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海军的意见举足轻重,但是我们也不要以为反共协定就再也不会加强了。
在谈话中,米内大将又说,他们正深切感到,需要同美国恢复友好关系。当他被告知,两国之间的纠葛,例如轰炸我们在中国的财产,并不难解决时,他答道这类侵犯美国权益的事他都知道,将会采取有效措施加以纠正,现在正在调查。
接着,海相又转到限制海军军备的话题上,为目前还不可能实行军备限制表示遗憾。他说海军是一个“危险的玩具”,海军的需求总是越来越多,结果只能造成财政破产,或引起一场大爆炸,因此终归要达成协议才行。他反复地说:“一定要裁军。”
这是我们之间最重要、最有深意的一次谈话,我认为它标志着日美关系已出现新的趋向,甚至可以视之为日美关系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因为米内是可以信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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