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撕下了假面具。以前还说什么他只是要收回原来属于他的东西（别国住有德国少数民族的地区），说什么他在欧洲不再有领土要求，他如今什么都不说了，这个国际强盗已不再用这些诺言来欺骗曾经相信他的世人了。假面具已经扔掉，全凭大炮威胁，他侵吞了整个捷克斯洛伐克。美国在巴黎和会上为这个国家的成立出过一份力。匈牙利实际上已成为附庸；罗马尼亚垂危；默麦尔被兼并；波兰受到威胁；立陶宛、丹麦、荷兰、比利时眼看就要遭殃。是不是还要在亚得里亚海域夺取一个港口？这是否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不，我不相信墨索里尼会欣然同意。而英国这头恬然昏睡的老狮子，现在也好像终于有点不安而动起来了，上月底居然怒目圆睁，轻吼了一两声：别碰那根骨头（波兰）。

        在此期间，我被一个问题缠住，这是我到日本以来碰到的最繁难的问题之一：美舰“阿斯托里亚号”（USS ）载着已故大使斋藤的骨灰即将到达日本，要为此安排程序。

        美国政府建议采取这样的做法是前所未有的（据我所知，确是前所未有，因为斋藤是在卸任后死的）。当我将此意向日本政府转达、日方表示接受和感激时，我只是被告知“阿斯托里亚号”可在横滨停留九天，即4月17～26日。此间却立刻就有反应，而且照例是政治性的。日本人将此举解释为具有深刻的政治含义，反响随之而起，感情上政治上都很强烈。朝野上下都以为日美关系已翻开新的一页，亲美热潮席卷全国；热情化为决心，人们一定要用具体行动来表达日本的感谢之情。游艺、宴会、午宴、招待会、广播、游园会、观光旅行等节目都安排出来了。

        就在这个时刻，准确地说是3月26日，我们接到了国务院的首次告诫，他们要我们谨慎。这次告诫显然是由一篇发至美国的新闻专电引起的，那条消息说，有二十串珍珠项链要送给“阿斯托里亚号”军官们的夫人，大使馆已经收下了。实情是这样的：有个大阪珠宝商跑到东京来，拿项链交给我们的海军武官比米斯上校，声称这是对美国政府的义举略表谢忱，还说，只恨不能拿出六百条来，让“阿斯托里亚号”船员每人都可以有。在日本，要是拒绝这样的馈赠，就会被视为非常失礼，而且送礼者又须立刻赶回大阪。于是。比米斯上校便说，他可以把项链暂时保存在他的保险箱里，待与“阿斯托里亚号”舰长特纳（turner）商量后再说，海军条例并没有禁止收受这类礼物的规定。

        但比米斯并没有收下项链，他讲得很清楚，只是暂为保管而已。我们不相信特纳舰长会收这种礼，当时的想法是可以等他来了以后，再把项链悄悄地退回去，这比断然拒绝要好一些，不致使人太难堪。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这种事也会变成宣传材料。不料那个珠宝商却向报界讲了此事。这就很清楚了，不管他送礼时是何心情，事实上他是在借此机会替他自己和他的商店打广告。我们便赶紧派了一个海军译员到大阪去退还项链，他成功做到了。这段插曲算是到此为止。

        可是，一波刚平，一波又起。亲善感激之情既热烈又广泛，竟发展到要开群众大会来表示谢意。一百一十七位知名的国会议员和其他人士组成一个委员会，以年迈的金子伯爵为主席（他久负盛誉，号称是美国的挚友。虽然根据1932年的惨痛经验，我知道他根本就不是什么朋友），精心筹划，要大搞演奏国歌、挥舞国旗、组织学生队伍、发表演说等活动，再继之以柔术和其他日式武术的表演，下午还要同“阿斯托里亚号”船员举行大型.９9ｌｉｂ.田径赛或棒球赛。

        我立即感到，这样的集会肯定不符合我国竭力避免的大肆宣传之意，也违背“阿斯托里亚号”来访的本旨。如此大张旗鼓的行动将会使美国人民十分恼火，他们定会有这样的反应：“废话少说，用行动来表示你们的谢意吧。”

        因此我就赶紧处理，同时也充分认识到，要应付这种新局面必须尽量巧妙，得给日本人先铺上了某种缓冲器，提前泄掉他们集结在心中的情感，否则就只会引起气恼和怨恨，我们的义举所产生的积极效果就会再遭损害。自然免不了要打许多通电话，开许多会，但我至少做到了推迟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打算要去那里把计划告知金子伯爵。

        在一次与吉泽的大使馆午夜会议上，杜曼也参加了，我们暂时接受了一个折中案：举行一场不加渲染的运动会，只由金子一人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第二天早晨（那是个星期天），便把委员会的几个人硬从床上拉起来，在使馆开了一个会，我对他们说：这次遇到的是一件严肃的事，任何招摇性的举动都应当避免，大肆宣传只会使美国政府和人民觉得日本误解了他们的一番好意，请千万不要那样做。这次会是在我彻夜未眠之后开的，那晚我通盘考虑了这个问题，早上5点钟起来后也一直在忙。委员会成员，至少有些成员，听了我的话以后显然有所感动。植原是日本最有才干的法学家之一，他明白了此中道理，向我保证定要再开一次会，传达我的意见，提出修改方案，然后送给我看。在此以前，他们不采取进一步行动。如此便至少延缓了委员会的叶山之行，他们正是要在星期日清晨去向金子伯爵报告原定的计划，我把他们从床上拉起来开会的缘故就在于此。

        这是今天即4月3日的情况。明天我还要去找日方接待委员会的主席泽田，私下“非正式地”把整个问题在他面前摊开来讲清楚。我想，要制止这次活动，有些话恐怕就得开门见山地讲。我愈加确信，即使只举行“一场只有一个人致辞的不事张扬的运动会”或任何一种群众集会，也会损害我们当初的好意。持国旗、唱国歌、游行等场面照例是会有的，这些情节定将出现在美国报刊上，还是会给人一种在政治上大肆宣扬的印象。只要在这里不致太得罪人，我都要尽力阻止所有这一套，最低限度也要使其一切从简，挥舞国旗、学生游行等一概免掉，除金子伯爵致辞、特纳舰长略致答词外，不再有什么演说。如果要我允许“阿斯托里亚号”官兵赴会，就得给我明确保证，一定要做到这几点。事关重大：我只希望我国政府以美国巡洋舰送回斋藤遗骸这样的举动能产生好结果——在日本和在美国国内的结果都一样好。在这点上我确实处在两难境地。这个问题不容易应付。不过我总觉得，日本人要对我们的义举表示谢意，至少要按照上述精神来做，否则都是事与愿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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