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回忆起我们一起生活的日子，两人相依为命，度过了许多美好的时光，当然也有些是痛苦的日子。想起了我裤子上的补丁和沙锅晚饭，很多孩子每周可花两毛五买热腾腾的午餐来吃，我总是带一块花生黄油三明治或一块包着香肠的隔夜面包，象那些穷光蛋到巨富的愚蠢故事中的傻小子。她不知道在多少家餐馆和酒吧里干过活，靠这收入来养家糊口，每个月她都要请一天假，穿上最好的衣服，约见贫苦儿童救济局的工作人员。那工作人员西装笔挺，坐在厨房的摇椅上，膝上放着一块写字板，手上握着一支粗亮的钢笔。她带着机械的微笑回答着他那带着侮辱性的尴尬的问题，却词不达意，甚至象我这样九岁大的孩子回答得都比她好，还要给他准备咖啡。因为只有他作出正确的的调查报告，我们每月才能拿到那屈辱的五十元的补助。工作人员走后，她就倒在床上哭泣，当我走进房间坐在她旁边，她做出了笑脸并说贫苦儿童救济局是两腿间的屎屁。我笑了，她也跟着笑了。在这世上，只有我和我那肥胖嗜烟的母亲相依为命，面对生活的无奈和屈辱我们只能一笑泯之。然而并不只是如此。对我们这种在世间忍辱偷生的人来说，有时取笑那些愚昧的工作人员是我们能做到的报复方式。她干过餐馆酒吧里所有的活而且干活时间过长，这使她的脚踝肿痛，回到家里她一边缠绷带，一边把所得的小费放入标有“阿兰的大学学费”的罐子里，这就象从一个穷光蛋到巨富那样的故事般传神，而且还不断地唠叨要我努力学习，别人的孩子有钱，四处玩乐，不务正业，而我却不能。因为她的小费积攒了很长时间还是不够。最后只好申请助学贷款，如果我上大学的话。我只能上大学，这对我和她来讲是唯一的出路。请相信，我在那时候确实努力学习，我并不瞎，我知道她所负的生活的担子是多么沉重，看见她烟抽得很凶（这是她唯一的快乐，唯一的缺点，只有置身处地才以明白这一点），我希望我们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变好，而我是唯一能照顾她的亲人。如果能有大学学历和一份好的工作，我就能做到。我应该如此，因为我爱她。那天我们等坐过山车，快轮到时我却退缩了，她大发雷霆，面带凶气，这不是唯一的一次，她呵斥我后又狠狠揍我，尽管如此，我还是爱她，甚至有部分原因就是因为这个。虽然她打我和疼我一样多，我对她的爱依旧，这很难理解，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这没关系，我想没有什么能够总结生活的规律，诠释家庭的关系。我们，她和我，是个家庭，是最小的双人家庭，微小而紧凑，有一份共享的秘密，我愿为她做任何事情，现在，我正被要求作出选择，要求为她去死，顶替她的位子。但既使她能再活四十八岁或更长，而我的生活却几乎没开始。

        “是谁，阿兰。”乔治·斯托伯问。“时间不多了。”

        “我无法决定那样的事。”我声音沙哑。

        月亮在路的上方和我们一起飞驰，月光皎洁明亮。“这样问我不公平。”我补充道。

        “我知道，请相信我，事情就这么定的，”随后他压低声音，“但我可以告诉你，如果我开到第一个有灯光的房子时，你还没有决定下来，那我就只好带你们两个走。”他皱了皱眉又舒展开来，似乎想起了一些好消息和坏消息。“如果我把你们俩带走，你们可以坐在后座，说说过去的事，就是这样。”

        “带到哪里？”

        他没有回答，也许他不知道。

        树林变得模糊漆黑，车前灯在黑暗中狂奔，路面不断地翻滚。我只有二十一岁，虽不是处男，但只做过一次爱，那次喝多了，无法记住那么多。很多地方我想去：洛杉矶、塔希提、还有路克班奇、德克萨斯，有很多事我想做。我母亲四十八岁，已老了，麦考蒂夫人没这么说，是因为她自己也老了。说实在的，她尽到了做母亲的责任。长期辛苦地工作还要照顾我，可我要选择让她活下去吗？而她生下我就要为我活下去吗？她四十八岁了，我只有二十一岁，正如人们所说的，我的人生还没有开始。但又能凭什么来定，如何决定这样的事，如何决定呢？

        树林在飞逝，月亮象一只回光返照的眼看着我们。

        “兄弟，最好快点，我们快开出这片荒野了，”他催促我。我张嘴想说，却说不出话，只有一声干叹。

        “就在这儿出了事。”他抬起手伸到后面，此时他的t恤被带起，我又看见他的肚皮上也条针缝的黑线（如果出事的话，我可能不会有），内脏还在里面吗？还是经化学处理的填充物？当他的手缩因来时，手里多了一厅啤酒，可能是最后一次开车时在州公路边的小店买的。

        “我了解你此时的处境，你的压力很大，使你口干舌燥，给。”

        他把啤酒递给我，我接过来，扯开拉环，喝了一大口，啤酒从口中泻下，冰冷而苦涩，我以前从未喝过啤酒，我不会喝酒，也不喜欢看电视上啤酒的广告。

        在秋风飒飒的夜里，一盏桔黄的灯火在我们面前闪烁。

        “快点，阿兰，赶紧决定，那就是第一座房子，就在这小山顶上，如果想对我说什么，最好现在对我说。”

        那盏灯忽隐忽现，现在变成了好几盏灯。它们透过窗户照出来，在房子里面住的是寻常人家，他们做着平常的事，看电视、喂猫、也许在打扫浴室。

        我又想起我们母子，珍尼·帕克和阿兰·帕克，一个汗迹湿透了衣服两腋的肥胖妇人和她的小孩，在惊悚园内排队等坐过山车。斯托伯说得对，虽她不想在烈日下排队，可我总是缠着她，闹着要去坐过山车，她还狠狠地揍了我，但却一直陪着我排队，这点斯托伯也说对了。她陪过我排过很多队，还包括对和错的争执，我都能再一一记起，但现在没时间想那么多了。

        “把她带走。”第一座房子的灯光掠过野马车时，我声嘶力竭脱口喊出：“把她带走，把我妈带走，别把我带走。”我把啤酒罐扔到车地板上，双手掩面。他的手伸了过来，触到我胸前，手指四处摸索。我突然灵光迸出，明白了这一切都是一场考验，而我却没有通过，他现在象那些阿拉伯神话中可怕的恶魔，准备撕开我的胸膛扯出我狂跳的心。我尖叫起来而他的手指却经过我胸膛，直往车门去，好象最后时刻他改变了主意。此时我的鼻子和肺里都充满了他那腐尸般的气味，使我真的感到自己已经死了。车门“喀哒”一声开了，清冷的空气灌了近来，冲去了那腐尸的气味。

        “做个好梦，阿兰。”他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声，把我一推。我紧闭双眼，双手抱头，身体一缩，滚出了车厢，跌入秋高风急的黑夜。这一摔肯定会粉身碎骨，我可能还惨叫了一声，但我一定不记得了。

        我没有粉身碎骨，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我才意思到自己已经在地上了，感觉到大地就在我身下。我睁开眼马上又闭上，明亮的月光让我目眩。我的脑袋一阵疼痛，那不是眼睛的不适而是在黑暗中受到突然强光刺激的痛感，一直延伸到脖子后面。我感到双腿和臀部又冷又湿，但我不在乎，我所关心的是我已经在地上了。

        我抬起胳臂更小心翼翼地睁开眼。我恢复了意识，知道自己在哪儿了，一瞥周围就可确定：仰卧在位于历奇路边的小山顶上的一块小墓地里。月亮正几乎垂直地高悬在头上，月光异常明亮，却比前面的小得多。雾霭也更浓了，象一块毯子铺在墓地上。几个较高的墓碑突兀在那里象几个石头岛屿。我试图站起来，我脑后又是一阵疼痛，伸手一摸，感到一个肿块，粘糊糊，湿漉漉的。在月光下，我看到黑乎乎血顺着我的手掌一条条的流下来。

        第二次我终于站起来了，在墓碑和齐膝的雾霭中摇摇晃晃地站着。我极力四处张望才看到石墙的缺口、墙外的历奇路。看不到我的背包是因为浓雾盖住了它。如果我从左边的车辙朝历奇路走出去，就能找到它。但我可能很该死又被绊倒。

        这就是我所经历的一切，完完整整，清清楚楚：我在这山顶上停下来休息一下，顺便走进墓地稍微看看。当我从一个坟墓转身往回走时，乔治·斯托伯绊了我粗大笨重的双脚。我跌倒了，脑袋砸到墓碑上。失去知觉多久了？虽然我还没有足够的能力根据月亮的位置确定几时几分，但估计至少一个钟头了，这对做个和死人一起乘车的梦来讲是足够了。那死人是谁？当然是乔治·斯托伯。这名字我在一个墓碑上见到，就在进入梦境前，天哪，我做了个多么可怕的梦啊。而且我到了路易斯顿镇发现我妈已经死了，这不正是很典型的结局吗？其实这只是我在黑夜里的一点预感并把它放入梦中而已。这可成为多年后在聚会快结束时候讲的故事，人们会表情庄重，若有所思地点着头。一些爱卖弄学识的教授则会吟道：天地间之奇事，非吾等可索思。然后……

        “然后个屁。”我嘶哑地骂了一句。雾面在缓缓地流动，象流动在朦胧的镜面上。我心想我永远不再提这事，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即使在我临终前。

        而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只有我知道，这一点可以放心。乔治·斯托伯独自开车来载我，这位爱特伯德·克雷的老友，是缝了脑袋而不是夹在手臂下。面对即将到达的第一座有灯火的房子，我得做出选择，而我几乎毫不思索地用我母亲的命来换我的命。也许这可以理解，但并没有使负罪感有丝毫减弱。可还好没有人知道。她的死看起来很正常，应该是正常的死亡。这就是我极力摆脱负罪感的借口。

        我从墙的缺口左边的车辙走出墓地时，脚碰了我的背包，把它拣了起来甩在肩上。山脚下车灯闪烁，司机似乎得到暗示山顶上有人要搭车。我伸出手竖起拇指，猜想一定是那开道奇车的老头回头顺着这条路来找我。当然如果真是如此，这故事就有个圆满的结局了。

        可来的不是那老头，是个嚼着烟叶的农民，开着装满苹果筐的轻型小货车，一个非常普通的人：不老也不是死人。

        “去哪儿，小伙子？”他问我。当我告诉他后，他说：“我们顺路。”不到四十分钟，九点二十分，车就到了缅因中部医疗中心的门前。“祝你好运，希望你妈妈的病正在好转。”

        “谢谢你。”我说着打开车门。“我看你很紧张，但她一般没事。可你应该涂写消炎药在这上面。”他指着我的手。

        我低头一看，几道月牙状的紫色掐痕深深地印在我手背上。我想起当时双手抱在一起，指甲抠陷到肉里，虽有痛感却不能放松。我还记起斯托伯的眼睛满映着月光，如一汪亮水。你坐过过山车吗？他曾问我，我坐了四次那鸟东西。

        “小伙子，”那司机问“你没事吧？”

        “嗯？”

        “你还没有从惊慌中恢复过来。”

        “我没事，谢谢。”我砰地关上门，大步穿过停放轮椅的地线，那些轮椅在月光下闪着亮光。

        我走向询问台，一边提醒自己当他们告诉我我妈已经死了的时候，我要装出很吃惊的样子。如果我不这样，他们可能会感到好笑或是认为我吓傻了，或是认为我们母子关系不好，或者……

        我一直想着这些，以致于当站在询问台后的妇女问我话时，我都没听见，只好叫她再说一遍。

        我说她在487号病房。但你现在不能上去，探访时间到九点就结束了。

        “但……”我突然感到头昏眼花，连忙抓住询问台的边上。大厅点着日光灯，在明亮均匀的灯光下，我手背上的掐痕一览无余。八个小小的紫色月牙象一张张咧笑的嘴。那些货车司机说得对，我应该涂点消炎药。

        那站在询问台后面的妇女耐心地看着我。她前面的工作牌有她的名字：伊婉·爱德尔。

        “可她有没有事？”

        她看着电脑说：“我这里是S，表示情况令人满意。第四层是普通病房，如果你母亲病情恶化，就应该在加护病房，在第三层。如果你明天再过来，你母亲就会好多了，探访时间从……”

        “可她是我妈。”我说。“我一路搭便车从缅因大学过来看她，难道你认为我不应该上去看她吗？就几分钟。”

        “来探访的直系亲属有时总会有这样的要求。”她冲我笑了一下说：“你等一下，让我看看。”她拿起电话按了两个数字。毫无疑问是打给四层的护理室。我可以想象接下来两分钟的过程，好象我以前经历过似的。伊婉问是否可以让487房的珍妮·帕克的儿子上去看她一两分钟，就亲亲她、说句贴心鼓舞的话，而那护士却说哎呀，帕克夫人刚死去，还不到15分钟，我们才把她送到楼下的太平间里，还没来得及把电脑里的数据改过来，真糟糕。

        询问台的妇女说话了：“穆丽尔吗？我是伊婉，有个年轻人在我这里，他名叫……”她眉毛一挑看着我，我告诉她我的名字。“阿兰·帕克，她母亲是珍妮·帕克，在487房吗？他只想是否能……”

        她停下来，听对方说。我想对方护士肯定告诉她珍妮·帕克已经死了。“好吧，”伊婉说，“是的，我理解。”她默默地坐了下来，看着前面。过了一会儿，把话筒夹在肩膀上对我说：“她正叫安妮·科里根到她房间去看看，只要一会儿。”

        “这事永远不会结束。”我说。

        “请再说一遍。”伊婉皱着眉头问。

        “没什么，”我说，“我是说这是个漫漫长夜，我……”

        “你还在担心你母亲，当然，我知道你是个好儿子，拉下所有的事赶来看她。”

        我想如果她听到我和开野马车年轻人的对话后对我的印象肯定一落千丈。可是她当然不会听到，这是我和乔治之间的小秘密。

        站在明亮的日光灯下面等着四楼的护士打电话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我感到度日如年。伊婉的面前摆了些纸张，她拿着笔顺着名单查找人名并在一些名字上打个整齐的检查记号。我想是否真的有死神，就象她这样，是个工作量有点过大的职员，一张办公桌、一台电脑、很多要处理的文件。伊婉仍把电话夹在耸起的肩膀和耳朵之间。医院的广播在说华科医生，华科医生请到放疗室。

        在四楼那个叫安妮·科里根的护士现在可能在我妈妈的床边看见她死在病床上，眼睛还睁着，因病痛引起而弯曲的嘴角终于松弛下来了。

        电话里传来四楼的回答，伊婉直起身体听着，然后说：“好吧，可以，我知道，我会，当然我会的。谢谢你，穆丽尔。”她挂了电话，严肃地看着我，说：“穆丽尔说你可以上去，但只能呆五分钟，你母亲今晚服了药，现在昏沉沉的。”我站在那儿傻傻地盯着她。

        她的笑意顿时退了些，问道：“帕克先生，你肯定自己没有事吗？”

        “没事。”我说，“我想我只是在想……”

        她脸上恢复了笑意，这次带着同情的色彩。“很多人都那么想，这可以理解，你突然接到电话，就匆忙赶来。谁都会把情况想得很糟。但如果她的病情不太好，穆丽尔是不会让你上去的。相信我。”

        “谢谢。”我说，“非常感谢。”

        当我正转身离开时，她问我：“帕克先生，你是从北边的缅因大学来这的吧？我能不能问一下，你为什么戴着那徽章。惊悚园不是在新汉普斯尔吗？”

        我低头一看，那徽章别在衬衣胸前的口袋上，我在惊悚园坐了过山车，雷科尼亚。我想起他当时要把我的心掏出来，现在明白了：在把我推出车外的前一刻，他把这枚徽章别在我的衬衣上。这就是他的标记方式，给我打上标记，给我们不得不让人相信的相遇打上标记。我手背上的掐痕说明了这一点，衬衣上的徽章也说明了这一点。他要我选择，我作出了选择。

        可是我母亲怎么仍然活着？

        “这个？”我用拇指肚摸了摸，把它擦亮点。“这是我的幸运物。”这个弥天大谎可撒得有些精彩。“很久以前我和我妈去那玩时得到的，她带我去坐过山车。”伊婉笑了这似乎是她听过的最温馨的故事。她说：“抱抱她，亲亲她，这比医生开的任何药都能让她入睡，电梯就在那儿。”她指指电梯。

        由于探访时间已结束，我就一个人等电梯了。有个垃圾篓在门的左边，再过去就是书报摊。那里已关了，一片黑乎乎的。我把衬衣上的徽章扯下来扔近垃圾篓里，然后把手放到裤子上大擦，直到电梯门开时我还在擦。我走进去按“4”，电梯开始上升。在楼层按钮上方粘着一张告示写着下周的采血计划。我看到这，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母亲死了，就在此刻，在我乘这慢腾腾的运货电梯到四楼去的时候，尽管感到它不可能是真的。既然我已经作出了选择，她去了，我留下，我就应该来看她。这非常合情合理。

        电梯开了，迎面而来的是另一张招贴画，是一副漫画，一个手指按在一双嘴唇上，下面写着“请安静，病人感谢您”。电梯间出去的是左右两边的走廊，奇数号病房在左边。我顺着走廊过去：随着一步步走近，我的胶靴变得越来越重，我走到470房号以后就慢了下来，停在481和483房之间。我不能进去，汗象半冷冻的糖浆又冰又粘从毛孔中一注一注地渗出来，我的胃象抓在湿滑的拳击套的手那样揪在一起。不，我不能进去，我最好转身象个胆小鬼一样仓皇逃窜。我可以搭便车到哈罗镇，等明天早上再打电话给麦考蒂夫人，那时事情就比较好应付了。

        我正转身，一个护士从前面一个门中探出头来，那是我母亲的病房。“帕克先生吗？”她低声问。

        呆了好一会儿，我几乎想否认，最后我还是点了点头。

        “进来，快，她正……？”

        我预料到她会这样讲，但仍使我惊颤不已，双膝一屈，差点跪倒。

        那护士见我这样连忙跑过来，裙子簌簌作响，一脸惊慌，别在她胸前的小牌子写着“安妮·科里根”。她扶住我，解释说：“不，不是，我是讲镇静剂……她正要睡了。噢，上帝，我真蠢，帕克先生，她没事。我给她服了‘安比尔’，她正要睡着了，这才是我的意思。你不会昏倒吧？”

        “不会。”可是我自己也不知道是否会昏倒，只觉得天旋地转，耳中嗡嗡作响，脑海中的影像如黑白电影般一幕幕在闪动，在飞驰的车前面，在银色的月光下跳动的路，“你坐过那过山车吗，兄弟，我坐了那鸟东西四次。”在我耳边回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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