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作我”需要对自己充分的自信,需要对别人高度的坦诚,还需要自己内在的坚定性。
殷浩没有回避桓温挑衅性的问话,但又没有正面反击说“我比你强”,而是说:“我与我相处的时间最久,我还是觉得我非常棒,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宁作我”说得非常谦和礼貌,他当面充分肯定了自我,又没有贬损对手桓温。他没有半点自我吹嘘的得意忘形,没有丝毫浮夸的狂妄气焰,以一种低调内敛的语气表达一种内在的豪情和底气。
但有一个人从不怕他。
这个人就是殷浩。
不是江左需要殷浩来振兴,而是桓温需要有个殷浩来抗衡。
东晋名士刘惔曾这样描述桓温:“鬓如反猬皮,眉如紫石棱,自是孙仲谋、司马宣王一流人。”桓温好像也默认了刘惔的“写真”,他本人一直以当世司马懿自许。很难想象鬓毛像反猬皮有多可怕,眉毛像紫石棱有多凶狠。《晋书》本传称“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的确,他的能量很大,他的野心更大。有一次他对身边的人说:我这辈子要是寂寂无闻,连景帝和文帝也将嘲笑我。晋景帝司马师和文帝司马昭兄弟是篡夺曹魏政权的权奸,桓温公开扬言要步他们的后尘,吓得他左右心腹大气都不敢出。他多次向人们亮明自己人生观的底牌:纵不能流芳百世,也要遗臭万年!加之他身为晋明帝司马绍的驸马,一举灭蜀和三次北伐的卓著功勋,更加之他蓄谋已久的不臣之心,所以他晚年独揽朝政,总兵马之权,居形胜之地,着手“废帝以立威”——废晋帝司马奕为海西县公,立相王司马昱为简文帝,谢安见到他也诚惶诚恐地行君臣跪拜之礼。
想当年,嵇康“师心遣论”,阮籍“使气命诗”,陶潜“守拙”归隐,谢安从容破敌,桓温志在问鼎,殷浩“以长胜人”……他们活出了真情真气真我真人,他们看上去有款有型有情有韵。
“宁作我!”三字是一种低调的豪言,也是一种内敛的自信,更表现了一种成熟的人性。
过分的自信必定变为狂妄的自负,狂妄的自负必定变为病态的自恋。不过,魏晋名士虽然三兼而有之,但他们大多数人留给我们的是美丽的身影——“宁作我”的自信让人肃然起敬,“之自高”的狂妄也确有资本,即使王濛的自恋也并不过分。
灭掉西蜀成汉政权之后,桓温的威望和势力震慑朝野,晋朝廷时时感到虎狼在侧。就社会声望来看,只有殷浩可以制衡桓温。东晋君臣都意识到,手中压制桓温唯一的好牌,就是拼命来抬举殷浩。这无形中加深了他们二人的敌意,致使他们从互相轻视变成彼此敌视,从棋逢对手变成冤家对头。
魏晋士人喜欢和别人比才情,玩个性,斗机智,拼漂亮,好像个个都自我感觉良好,甚至外貌“绝丑”的左思,也想在容貌上与“妙有姿容”的潘岳一赌高低。“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少时挟弹出洛阳道,妇人遇者,莫不连手共萦之。左太冲绝丑,亦复效岳游遨,于是群妪齐共乱唾之,委顿而返。”估计是平时镜子照得太少,左思这才在京城洛阳大出洋相。任何人要是不知轻重,出名就可能变成出丑。
桓公少与殷侯齐名,常有竞心。桓问殷:“卿何如我?”殷云:“我与我周旋久,宁作我。”
跳出殷、桓二人的“竞心”,“宁作我”教给我们要如何做人。
《晋书》说桓温“以雄豪自许”,时论对殷浩则以宰辅相期。当时的社会舆论,殷浩差不多被捧为国家“救星”。载,“殷渊源在墓所几十年,于时朝野以拟管、葛”,人们以殷浩出不出仕来“卜江左兴亡”。会稽王司马昱也对殷浩说:“足下去就即是时之废兴,时之废兴则家国不异。”好像殷浩要是不肯出山,太阳从此就不会在东晋升起。
今天由于媒体的发达,各种各样的“偶像”便层出不穷,年轻人追逐自己偶像精疲力竭。他们不仅衣着要偶像那种款式,说话要偶像那种腔调,办事要偶像那种做派,甚至整容也要整成偶像那种嘴巴、鼻子、眼皮……他们与殷浩“宁作我”相反,在偶像崇拜中完全失去了自我,宁可做别人也不愿做自我,他们成了自己偶像的复制品。
文中的“桓公”即桓温,“殷侯”即殷浩,此处“公”与“侯”属泛指,意在凸显他们二人地位的尊贵。
于是,就有了这篇小品中二人的对话——
有些年轻人是不懂得“宁作我”,有些成年人则是不敢“宁作我”。为了得到上级的表扬,为了得到朋友的肯定,为了得到他人的喜爱,我们去扮演一个好职工,一个好同事,一个好丈夫,一个好妻子,一个好……我们一直在“演”社会指定的角色,但从来没有真正做一回自己。我们只是社会舞台上的“戏子”,从来就不是生活中的真人,所以我们只在意自己的“社会形象”,害怕让自己露出“原形”。我们不想认识自我,也不敢袒露自我,当然也不会接受自我,更不敢像殷浩那样“宁作我”。
桓温与殷浩年轻时齐名,他们一直就互不买账,一直暗中互竞短长。有一次桓温问殷浩说:“你觉得自己比我怎么样?”殷浩巧妙地回答说:“我与我相处得很久了,我还是宁肯做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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