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仲容步兵居道南，诸阮居道北。北阮皆富，南阮贫。七月七日，北阮盛晒衣，皆纱罗锦绮。仲容以竿挂大布犊鼻裈于中庭。人或怪之，答曰：“未能免俗，聊复尔耳。”

        “视金钱如粪土”这种豪言壮语，“说起来”比“做起来”要容易得多。“世人都晓神仙好，只有金银忘不了”，曹雪芹倒是道出了实情。钱不仅决定你物质生活的丰俭，还决定你社会地位的高低，甚至决定你个人心情的好坏。“有能使鬼推磨”，古今中外少有例外。晋朝鲁褒在《钱神论》中诅咒金钱说：“钱之所在，危可使安，死可使活；钱之所去，贵可使贱，生可使杀。是故忿诤辩讼，非钱不胜；孤弱幽滞，非钱不拔；怨仇嫌恨，非钱不解；令问笑谈，非钱不发。”读读莎士比亚的《雅典的泰门》就知道，钱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比一千多年前的魏晋更加管用，它能“使黑的变成白的，丑的变成美的，错的变成对的”。

        鲁褒和莎士比亚所痛骂的这种情况，后世似乎越来越变本加厉。俗话说“自古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即使在今天，钱不一定是万能的，但没有钱肯定是万万不能的。

        “人穷气短，马瘦毛长”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一掷千金”的豪爽，“捉襟见肘”的窘迫，连蠢驴也能看出谁更有气派。

        不过，任何通例总有例外。今天我们来见识一位人穷气不短的名士。

        文中的阮仲容就是竹林七贤之一阮咸，“步兵”是指阮咸叔叔阮籍，他曾出任过步兵校尉。据史载，阮籍这个家庭世代崇儒，只有阮籍、阮咸叔侄这一脉弃儒崇道，看重个人精神的自由，而不太在乎世俗的利禄，这样家道就慢慢衰落下来。阮咸和叔父阮籍在道南住，其他诸阮都住在道北。道北的那些阮家都很阔绰富有，道南的阮家大多家境贫寒。古代民俗七月七日那天，家家都要晒衣服、书籍以防虫蛀。道北阮家晒出来的都是绫罗绸缎，一家比一家的衣服华贵，这哪是在晒衣，分明是在炫富。道南的阮咸看到道北诸阮竞相晒衣比富，他便用竹竿挂一条像犊鼻一样的短裤，人们见了觉得又搞笑又奇怪，问他为什么要晒这条犊鼻短裤丢人现眼，阮咸满不在乎地说：“七月七日既然都得晒衣，我家既未能免俗，那就晒晒这条犊鼻短裤应景吧。”

        《论语·子罕》记孔子的话说：“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孔子很少表扬他的学生子路，这次称赞子路穿破旧衣服，站在穿名牌的人旁边而不觉羞耻。对人不以衣着分贵贱，于己也不以衣着论高低，像子路这样的人的确十分难得。可子路毕竟是一条莽汉，孔子一直责备他勇敢而无礼，他穿破衣站在穿名牌者中间毫无耻色，多半可能是他粗豪勇敢的个性使然，不见得是他有多么超脱。

        阮咸是著名音乐家，可不是子路那种粗人，他在道北诸阮家晒衣比富时挂出犊鼻短裤，可不是因为他无知者无畏。这位“一醉累月轻王侯”的名士，已臻于“视金钱如粪土”的境界。我们不妨想象一下道北与道南晒衣的场面——

        道北阮家陈列着五颜六色的“纱罗锦绮”，像在搞名贵衣服展览似的一字排开，让观者目迷五色啧啧称奇，而道南阮咸家在旧竹竿上，挂出一条破犊鼻短裤，贫富反差是如此强烈，这场面看上去要多滑稽有多滑稽。

        我们知道，七月七日晒衣只是当时的民间风俗，并不是晋朝的皇家法律，法律必须强制执行，民俗则悉听尊便——阮咸可以晒也可以不晒衣服。说实话，他那条破犊鼻短裤没有晒的必要，这种粗麻布织品不晒也不至于生虫，他故意用竹竿挂出破旧的犊鼻短裤，是以一种恶作剧的方式，嘲讽道北诸阮家摆阔炫富的丑陋观念。在红红绿绿的绫罗锦绣中，迎风招展的粗麻布犊鼻短裤丝毫也不显得寒酸，反倒是耀眼的绫罗锦绣显得那样珠光宝气，俗不可耐。

        是什么原因让阮咸不怕“丢丑”呢？主要是阮咸在人生境界上远高于时辈，他摆脱了贫富之累和穷达之忧，所以敢于戏弄道北富有的阮家，让那些热衷炫富的家伙在精神上显得极其寒碜。

        假如没有精神上的超越，谁敢在锦绣绸缎之中挂出“大布犊鼻裈”？谁还会有“未能免俗，聊复尔耳”这种人生的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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