桓子野每闻清歌，辄唤“奈何”！谢公闻之曰：“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

        桓子野（子野是桓伊小字）兼具军事干才和音乐天才，《晋书》本传说“伊有武干”，在决定东晋命运的几次大战中屡建奇勋，并以军功拜将封侯。他在战场上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在清谈时又出言机敏常屈座人，特别是对音乐有极高的天赋，史书称他“善音乐，尽一时之妙，为江左第一”。他是东晋的笛子演奏家，是音乐史上有名的“笛圣”。《续晋阳秋》载，袁山松也有很高的音乐造诣，将北人《行路难曲》歌词进行润色，又对原有的曲调进行加工，每当酒酣耳热便歌此曲，听者莫不痛哭流涕。起初，谢安外甥羊昙善唱乐，桓子野善挽歌，袁山松喜歌《行路难》，时人把它们并称“三绝”。

        子野有勇有谋有情有趣，是东晋士人中一位难得的奇男子。

        这篇小品说桓子野每次听到清歌，就要喊“奈何”“奈何”！谢安知道后感叹道：“子野可算得一往情深！”

        这里还得先掉书袋，解释一下什么是“清歌”。“清歌”通常指清亮的歌声，如晋葛洪《抱朴子·知止》：“轻体柔声，清歌妙舞。”古人在诗文中经常说“清歌绕梁”。有时也指无乐器伴奏的歌唱，古代诗文中经常说“咏诗清歌”。当代个别学者认为该文中的“清歌”即挽歌，这种解释有点牵强附会，在训诂上和文献中都难找到证据，就个人有限的阅读范围看，迄今还没有发现谁说过“清歌”即“挽歌”。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解释呢？这可能是对古代文献的误读。东晋学者葛洪说南方人哭丧模仿北方人的哭法，《艺文类聚》收《笑林》这样一则佚文：“有人吊丧……因赍大豆一斛相与。孝子哭唤‘奈何’，以为问豆，答曰：‘可作饭。’孝子哭复唤‘穷已’，曰：‘适得便穷，自当更送一斛。’”唐长孺先生怀疑孝子哭丧唤“奈何”、唤“穷”，是洛阳及其近郊的一种哭法。《世说新语·任诞》篇载，母亲下葬时阮籍也“直言‘穷矣’”。其实，“奈何”是常用的感叹词，不只古代北方哭丧时唤“奈何”，各地人遇上悲喜之事都唤“奈何”，意思是“无可如何”“无可奈何”“怎么办呵”等。另外，《古今乐录》说“奈何，曲调之遗音”，一人唱众人和以“奈何”。

        由于桓子野本人是一位杰出的音乐家，他每次听到清歌时便唤“奈何”，是因为歌声深深地打动了他。“清歌”并不限于哪一类的歌，无论是欢歌还是悲歌抑或挽歌，只要它们清亮悠扬都能拨动他的心扉，使他不由自主地喊“奈何”“奈何”！当然，魏晋名士一般都喜欢唱悲歌和听悲歌，嵇康在《琴赋》中说：“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正如钱锺书先生所说的那样，当时“奏乐以生悲为善音，听乐以能悲为知音”，而最大的悲哀莫过于生死之痛，正如王羲之所说的那样，“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魏晋士人个体的觉醒，使他们对生死特别敏感，名士们往往通过对死的哀伤，来表现对生的执着与依恋。袁山松是与桓子野同时的另一音乐家，他出游“每好左右作挽歌”。

        当然，魏晋名士不独对生死敏感，他们对自然景物、人世沧桑同样会触景生情，引发他们对人生意义的探寻，对生命短暂的感伤——

        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为怀。”（《世说新语·言语》）

        桓公北征经金城，见前为琅邪时种柳，皆已十围，慨然曰：“木犹如此，人何以堪！”攀枝执条，泫然流泪。（《世说新语·言语》）

        王丧儿王万子，山简往省之，王悲不自胜。简曰：“孩抱中物，何至于此！”王曰：“圣人忘情，最下不及情。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简服其言，更为之恸。（《世说新语·伤逝》）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正是王戎“情之所钟，正在我辈”的回响，他听到清歌“辄唤奈何”，正表明他的情感极为丰富，也表明他对音乐的感受敏锐细腻。“魏晋风度”的本质特征就是智慧兼深情，桓子野为人足智而又多情，他堪称“魏晋风度”的理想标本。

        “子野可谓一往有深情”逐渐由特指变为泛指，由“一往有深情”凝缩为“一往情深”，而“一往情深”至今仍是使用频率极高的成语，子野参与了我们民族情感本体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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