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勖善解音声，时论谓之“暗解”。遂调律吕，正雅乐。每至正会，殿庭作乐，自调宫商，无不谐韵。阮咸妙赏，时谓“神解”。每公会作乐，而心谓之不调。既无一言直勖，意忌之，遂出阮为始平太守。后有一田父耕于野，得周时玉尺，便是天下正尺。荀试以校己所治钟鼓、金石、丝竹，皆觉短一黍，于是伏阮神识。

        相传自从周公“制礼作乐”以后，我国便逐渐形成了“礼乐制度”或“礼乐传统”。古代礼与乐密不可分，“礼”是一种强制性的外在规范、约束、秩序，“乐”则诉诸人内在的心境、情感、意绪，礼规定人的行为举止，乐则陶冶人的性情，所以《礼记》说“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在上古首先是国家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其次才是供人欣赏的音乐艺术。《晋后略》载，上古雅乐自东周后逐渐消亡，汉成帝曾试图复兴过古乐，估计复兴的古乐酷似今天官方大会开幕时演奏的那种东西，除了制造某种隆重庄严的氛围，除了出席大会的人必须恭听，它对大多数人来说是刺耳的噪音。三国时魏国又命杜夔造雅乐，由于周公旦老人家没有留下乐谱，更没有留下磁带光盘，杜夔只能按当时的丝竹之声，按当时管弦乐器的尺寸，弄出了一种听起来倒是悠扬婉转的音乐，可那些从没有听过周公古乐的雅士，指责这不是周公所造的雅乐。为了证明自己王朝的正统性，晋武帝又命中书监荀勖制定宫廷雅乐。荀勖于是“上穷碧落下黄泉”，到处募求周公时的乐器，居然找到了周时玉律数枚，买到了汉时古钟数口。

        古人以为只要弄到了古代的乐器，就准能奏出古代的音乐。这真是天大的误解。离我住所不远的湖北省历史博物馆里，便陈列了二十世纪出土的战国随州编钟，如果让我在这套编钟上演奏，我不仅奏不出战国时的雅乐，连驴子的破嗓音也奏不出来。读中小学的时候，一旦对某些人感到厌烦，我就开始拉开嗓门大声歌唱，只要我一开口那些讨厌鬼立马就逃得无影无踪。每当这时候我总有一种恶作剧的快感，有时还自鸣得意地在人前炫耀。谈了女朋友后才开始有点自卑，知道一开口唱歌就能把人吓跑，这种事情并不光彩，也不值得骄傲。至今我一见到“音乐学院”就头晕，本人宁可一辈子掏大粪，也绝不去当什么音乐家！

        理科中的数学，艺术中的音乐，都需要某种天赋，某种敏锐和直觉。没有这种敏锐和直觉，再喜欢它们也别以它们为职业，“喜欢”与“能够”可不是一回事，否则，天下到处都是陈省身，满大街走的都是贝多芬。

        直觉就是这则小品中所谓“神解”和“神识”。

        文章说荀勖精通音乐声律，这在当时人看来天生就会。于是，朝廷命他来调节律吕，校正郊庙宫廷的雅乐。每当皇帝元旦朝会奏乐，由他来正音调乐无一不韵谐宫商，曲调悠扬。竹林七贤之一的阮咸对音乐的感受极其细腻，人家都说他对音乐有“神解”。每次朝会奏乐他都感到音不谐调，一直觉得哪个地方不对劲，可又说不出具体原因。满朝大臣都为荀勖鼓掌，阮咸对荀勖连一句恭维话也没说过，这招来了荀勖的忌恨，便找个理由把他外放做始平太守。文中“既无一言直荀”的“直”字，注家有不同的解释，或释为“认为正确”，或认为是“值”的假借，这两种说法都能找到文字学的根据，但第一种解释似乎于义为优。后来有天一农夫在田野耕种时，无意中挖出一把周代玉尺，这把玉尺正是天下的标准尺。荀勖试着用它来校正自己调理的钟鼓、金石、丝竹等管乐、弦乐和打击乐器，这才发现它们短了一黍米，因此佩服阮咸对音乐的妙赏神识，觉得自己冤枉错怪了人家。

        这则小品向人们展示了天分的高低，荀勖对音乐虽然天分很高，但与阮咸相比尚隔一间。谁都不满意自己的财富，但谁都满足于自己的才能。史书上说荀勖对自己的音乐才华颇为“自矜”，说明他对自己才气的自我感觉，比他实际的才气要好很多，可以想象他在宫廷奏乐时那种顾盼自雄的神态，觉得每个人都有敬佩赞美他的义务。阮咸偏偏没有一句赞美之词，不尽赞美义务的人当然不能欣赏美妙的音乐，在荀勖看来外放阮咸是理所当然。哪曾料到强中更有强中手，音乐“能人”遇上了音乐“神人”。

        再来谈对音乐有“神识”“神解”的阮咸吧。《通典》载“咸世实以善琵琶知音律称”，他的祖上以善于演奏琵琶和通晓韵律知名，阮咸的音乐“神识”或许得之遗传，遗传不就是“天生”吗？

        阮咸能成为“竹林七贤”中人，看来不只是可爱，而且确实有才；也许应该倒过来说，正是由于他极其有才，所以才十分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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