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我调到中央外贸部工作。由于周总理对外贸工作极为重视，亲自抓，抓得很紧，使我同他的接触多了。

        我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做了一些工作，我深深感到我国的外贸工作凝聚了他的很多心血。他对发展外贸事业的指导思想、工作作风给了我深刻的印象，使我深受教育。

        （一）

        新中国成立初期，美国对我国实行封锁禁运。当时处于美军占领下的日本和不少受美国影响或控制的西方国家，同我国几乎没有直接贸易关系。为了打破美国的封锁禁运政策，开展我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周总理十分注意从贸易上寻找突破口，通过贸易，特别是对西方国家的贸易，唤起各国的舆论，调动工商界的积极性，造成“以民促官”的态势，促使某些西方国家政府放宽贸易限制，打破“封锁”，逐步向邦交正常化方向发展。对外贸易部和贸促会等机构在50年代开展的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活动，就是在周总理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进行的。其中，打开中日民间贸易的通道，经过20多年不懈的努力，终于导致中日邦交正常化，可以说是一个典型的事例。周总理曾经为此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1952年4月，为了促进东西方贸易，苏联在莫斯科举办了国际经济会议。周总理向外贸部门作了部署，积极参加筹备这一次会议，认为这样的经济会议，对我打开西方贸易关系，打破美国对我们的封锁禁运政策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于是决定派遣以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同志为首的大型代表团出席会议。并邀请了党外知名人士章乃器（著名经济学家，后来曾任粮食部部长）、李烛尘（天津工商界著名的盐业专家，后来曾任轻工业部的部长）、吴蕴祁（上海著名实业家）、陈维稷等参加。周总理亲自研究确定了代表团成员名单，并接见代表团成员，审阅修改代表团的讲话稿。随后，周总理又指派我为副团长参加会议。当时，我正在外贸部领导三反五反运动。他对我说：参加这样的国际经济会议，机会难得，不能放弃。在那里，我们同外国代表团交往的面要宽一些，广一些。他的意思是，在对外贸易上，我们不能全倒在苏联、东欧这个摊子上，应该而且只要有可能就一定要同西方国家打交道。他说道：你们小伙子去冲一冲，争取打开我们同西方国家贸易往来的局面。如果美国人愿意同你往来，你也要敢于同他往来。会议期间，我们中国代表团同四十多个国家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交换发展贸易的意见，结识了许多朋友。根据这次会议的倡议，一些与会国家代表团回国后成立了促进东西方贸易的民间团体。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就是在1952年5月成立的，由南汉宸同志担任主席、冀朝鼎同志任秘书长，随后又增补我和李烛尘为副主席。

        根据周总理的安排，南汉宸同志曾在会前向一些日本经济界人士，如村田省藏、石桥湛山等人发出函电，通报莫斯科国际经济会议的重要意义，邀请他们与会，共商促进国际贸易大计。村田等人很想出席，但因受到美日当局阻挠，没有成行，只是在东京举行了座谈会，表示赞成这个会议的召开和它的宗旨。当时，有三位日本国会议员在欧洲访问，他们和国内取得联系并获悉国内意图后，便先后前往莫斯科。这三位议员是社党众议员机足计、日本参议院绿风会议员高良富（女），改进党众议员宫腰喜助。虽然机足和宫腰到莫斯科时，会议已经闭幕，我们却寻找机会同他们进行交谈，探讨打开中日民间贸易通道问题。根据周总理的指示，我们邀请这三位议员和他们的秘书访问中国。他们接受邀请，来中国访问。高良富等人成为战后日本第一批访问中国的客人，并成为中国人民的好朋友。

        他们这次来中国就签订一项民间贸易协议事进行了谈判。这次谈判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进行的。贸易协定于1952年6月1日签订，这是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立即引起日本很大的反响。高良富等人回国后在全国各地举行访华报告会，介绍新中国的情况，听众成千上万，景象十分热烈。日本人民由此掀起了一个持续不断的促进日中贸易和恢复邦交的群众性运动。日本政府不得不从1953年开始放宽对中国的“禁运”措施，并且允许日本人士访问中国。随着中日民间贸易的恢复和发展，周总理又部署了遣送日本侨民回国，释放悔罪较好的日本战犯，缔结中日民间渔业协定，同日本各界人士开展友好交流活动等项工作。以廖承志同志为主的几个同志，在周总理、陈云、陈毅同志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

        1953年7月朝鲜停战协定签订之后，日本的贸促运动日益扩展，把许多国会议员和地方议员也动员起来了。同年9月，由日本各党派议员组成的代表团应贸促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参观访问并参加我国的国庆观礼，周总理及时抓住这个机会，再次指示贸促会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谈判缔结第二次中日贸易协议。由于这个代表团包括了执政党的议员，对促进中日贸易明显地加强了“以民促官”的势头。周总理会见了日本和平运动领导人大山郁夫教授，就中日关系问题发表了长篇讲话，阐明了我国的基本立场和方针政策。周总理强调指出：中日两国之间的贸易关系，必须建立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有些日本人认为“中国工业化了，中日贸易就没有前途。”必须指出，这是完全不对的。只有中国工业化了，才能彻底改变过去那种所谓“工业日本，原料中国”的帝国主义和半殖民地的经济关系，而建立起真正平等互利、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中国逐步实现工业化，中国国家和人民的生产和需要就会愈加扩大，就愈需要发展国际间的贸易关系。而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中国和日本贸易的发展和经济的交流，是完全有广阔前途的。

        为了表明对第二次中日民间贸易协议的支持，周总理还请郭沫若同志以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廖承志等同志一起，同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进行了长时间座谈。郭沫若同志提出，如果日本断绝与台湾的关系，摆脱美国侵略主义的附庸国和追随者的地位，成为和乎独立的国家，那么中日正常关系不但可以建立和发展，而且进一步的合作也是可以考虑的。

        日内瓦会议期间，实现了中国贸易代表团首次访问英国，把美国的封锁禁运打开了一个口子。这对其他西方国家，特别是日本影响很大。日本在野党、工商界以及执政党的一些有识之士，莫不要求日本政府在中日贸易问题上不可落在英国等西方国家后面，反对封锁禁运政策的呼声进一步高涨。这年9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等团体成立，加强了促进中日贸易运动的力量。11月，李德全和廖承志率领中国红十字会代表团访问日本，开展大量的友好活动。这是新中国首次访日的代表团，影响很大、很好。12月，鸠山一郎内阁成立，表示要同中国和苏联建立正常关系。日本贸促运动于是又向恢复邦交运动方向发展，成立了“日苏、日中邦交恢复国民会议”等联络各界力量的组织。日本国会还通过了促进日中贸易和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的决议。周总理密切注视日本形势的变化，进一步部署了对日工作，其中，在贸易方面，指示我们对日签订具有半官方性质的贸易协定，并通过两国相互举办展览会等活动，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

        1955年1月，日本国际贸易促进协会首任会长村田省藏访华，正式邀请中国贸易代表团访问日本，商谈签订新的贸易协定。周总理同村田会长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纵论国际形势，阐明我国对日本政策，并且对村田提出的一些疑问作了说明。原来，村田在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曾取得吉田茂首相等人的谅解。吉田内阁采取不承认中国的政策，但是也需要同中国建立通话的渠道，因此曾对村田表示，日本政府不好出面同中共打交道，有关中国的问题就请村田先生承担。村田在会见周总理时曾经直截了当提出：日本同中国来往，最担心的是中苏联合起来颠覆日本政府、指挥日共闹革命，改变日本社会制度，从而支配日本。针对日本方面的这一疑虑，周总理耐心地反复说明革命不能输出的道理，表明各国共产党只能根据本国人民的意愿来选择自己的社会制度，中国信守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中国也从未派过一兵一卒去侵占别国的领土，说中国要侵略日本，不仅是帝国主义者的恶意中伤，而且是一种烟幕，用来掩盖自己的侵略。村田曾感叹地说，他访华的最大目的是拜会周总理，直接听取中国的方针政策，这次达到了目的。村田对周恩来总理极为敬佩。

        我当时任外贸部常务副部长兼贸促会副主席，协助叶季壮部长和南汉宸主席开展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工作。由于南汉宸主席有病正在休养，根据周总理的决定，1955年3月，我以外贸部副部长和贸促会副主席的双重身份率领中国贸易代表团访日，总理指示我，访问期间除了同日本民间团体和企业界进行谈判外，也主动做日本官方的工作。5月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其中特别规定：双方要促进两国政府谈判签订政府间的贸易协定，两国国家银行签订支付协定并实现双方互设常驻商务机构。当时鸠山首相曾表示对这个协定给予支持和协助。我们曾一度争取到日方安排鸠山首相接见代表团，后来由于受到反对派的压力，鸠山借口在外地休养而失约。在同一期间，周总理率团出席万隆会议时，曾主动会见了日本政府代表团团长高碕达之助，畅谈了中国对外政策，增进了相互了解，结成朋友，遂有高碕先生在1960年10月亲自率领代表团来华访问，并同廖承志签订备忘录，促进了日中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根据在东京签订的第三次日中民间贸易协定，双方贸促团体首次互办商品展览会，获得很大成功。1955年我国在东京、大阪举办展览会。展前，周总理曾亲自审查预展，对展览工作以及展品内容都作了明确而具体的指示。1956年日本展览会在北京和上海开幕，周总理又亲自检查我们的工作，对接待、展出、观众以及小卖品等工作都作了仔细的研究。周总理还同意了村田提出在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的要求，并指示说：要让日本展览会悬挂本国国旗，还要派人加以保护。国内如有群众对此不理解，对过去日本军国主义者侵略中国还有仇恨心理，是可以理解的，但要向他们做耐心的思想教育工作，要把广大日本人民同少数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使他们了解做好中日友好工作，对于维护远东和世界的和平，有着重要的意义。周总理高瞻远瞩和豁达大度，使日本朋友及人民深受感动和教育。尤其是与1958年5月在日本发生的侮辱中国国旗事件，成了鲜明的对比，愈显示出中国人民的高大形象。

        村田省藏为了主持日本展览工作，曾再度访问中国，对中国允许日本展览会悬挂日本国旗一再表示感激。毛主席和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分别会见村田，并且参观了日展。周总理请村田会长转告鸠山首相：北京的机场随时为日本首相开放着，欢迎鸠山首相访问中国，共同商谈两国关系问题。当时，鸠山内阁已实现了日苏建交，没有来得及解决中日关系正常化问题，就由岸信介接替组阁，中日关系遇到了重大挫折。

        1957年日本三个贸易团体的负责人组成通商使节团来北京，同贸促会商签第四次中日贸易协定，其中最大的障碍是互设常驻商务机构。由于岸信介政府敌视中国，设置了重重障碍，使双方谈判长达一个多月未能达成协议。当时我是中方代表团团长，周总理很关心谈判的进展情况，指示廖承志等同志帮助外贸部和贸促会研究谈判对策。最后周总理分析了谈判僵局，指示我们采取分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把双方已经同意或接近的条款，列入协定正文，予以通过；第二步，把双方还有分歧的问题，即互设商务机构的政治待遇问题列入备忘录，作为协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促使日方进一步向其政府做工作。经过多次谈判，于1958年3月签订了第四次中日民间贸易协定，通过了备忘录。

        1958年，周总理为了开辟对日贸易通道，指示外贸部组织有关公司同日本钢铁界权威人士稻山嘉宽在这一年2月签订了一个为期5年的钢铁贸易协定，双方出口总额各为一亿英镑。这个协议在当时看来，是一宗大规模交易，对日本和国际上都有很大影响。稻山嘉宽带了高碕达之助的介绍信，拜会了周总理，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诚恳坦率的交谈。周总理从大局着眼，解决了双方在价格问题上的争执，并且从世界形势的发展趋势，着重向稻山阐述，发展钢铁工业与维护世界和平的关系。一席谈话，使稻山十分感动。在事隔十几年之后，稻山再次出面从事日中贸易工作时，他从一个小笔记本中翻出当时周总理同他谈话的内容，逐句诵读出来，并且深为感叹地说：十几年来形势的发展，完全象周总理当年所说的那样。

        第四次贸易协定后来受到岸信介政府的破坏。岸信介本人到台湾、美国等地活动，多次公开攻击我国，甚至扬言支持蒋介石“反攻大陆”。1958年5月，终因在长崎举办的“中国邮票剪纸展览会”上，发生日本暴徒撕毁中国国旗，侮辱中国的严重政治事件，使中日贸易一度陷于中断。

        在贸易中断期间，周总理仍然关心对日工作，他从日本社会党和总评议会领导人那里得悉，日本某些依靠中国产品为生的中小企业，例如漆器行业，糖炒栗子零售商等，由于不能进口中国商品，生活十分窘迫，热望中国给予照顾。周总理于是指示中华全国总工会出面，以“照顾物资”方式，向日本中小企业进行适量供应。这充分表现了周总理对日贸易“断而不断”的斗争策略。

        岸信介政府由于强行通过日美安全条约，遭到日本人民的强烈反，终于下台，由池田内阁取代。周总理根据当时新的形势，考虑到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贸易，发展日中友好往来的要求，在1960年3月发表了重要谈话，提出了著名的对日“政治三原则”、“贸易三原则”和“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这是对50年代中日关系的总结，并为60年代开展对日民间贸易打下了坚固的政治基础。在周总理的保护和关怀下，“文革”前期，中日友好贸易和备忘录贸易得以顺利进行，并且有所发展。经过两国人民的长期共同努力，1972年9月终于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

        （二）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禁运，周总理从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出发，指导我们将发展外贸，作为发展我国对外关系的重要环节，将发展与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平等互利的贸易往来，作为逐步打破帝国主义妄图孤立我国的政策的重要手段，取得了很大成功。

        一、50年代，我国一直重视打开同西方国家的贸易大门

        1954年4月，我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首席顾问随周总理前往瑞士参加第一次日内瓦会议。会议期间，周总理对我国争取同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工作十分重视。鉴于在会上英国代表团团长艾登的态度友好，当时英国的工党领袖威尔逊、保守党议员戴维.勒拉及英国一些贸易界人士都在日内瓦，周总理指示我多找关系同他们接触，以英国为突破口，冲破巴黎统筹委员会对我国实行的封锁禁运政策，打开英国市场。根根总理的指示精神，我主动同英国贸易界人士接触，表示中国希望同英国做生意的愿望，并且说明，只要英国方面邀请，我就派代表团去英国访问。随后，由英国（工党）威尔逊带头，向我们发出了邀请。我们很快就组织贸易代表团去英国访问。这是我国派往西欧的第一个贸易代表团。这对西方国家，特别是对日本发生了很大的影响。从此，我国开始了同西方国家的经济贸易往来。

        二、以经济贸易关系的建立和开展为先导，逐步促成外交关系的建立

        在美帝国主义及其追随者对我国采取敌视态度的情况下，周总理提出以贸易为触角，先开展贸易关系，进一步发展外交关系。

        1958年，总理派我去北非摩洛哥等国访问，就是首先建立了贸易关系，接着就建立了外交关系。我们到摩洛哥后，同他们的贸易界人士进行了广泛的接触，经过几个月的友好谈判，签订了中摩政府间的贸易协定，接着摩洛哥政府就同意中摩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级代表并就此签署了公报。

        1964年，中央决定派廖承志、赵毅敏访问意大利，同意共和意大利社会党探讨建立关系的问题。周总理要我也参加这个代表团，目的是要我通过与意方贸易界朋友接触，发展两国政府间贸易关系，以促进早日建立外交关系。经过十天的努力，我用国际贸促会副主席的名义同意大利商会会长签定了互设有外交豁免权的常驻贸易机构。过渡到1970年11月正式建馆互派了大使。

        三、大力发展同亚非国家的贸易关系，促进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

        1952年九十月间，周总理指导外贸部同锡兰（现斯里兰卡）的贸易谈判，签订了用大米换橡胶的长期贸易协定。本着互利的原则，周总理指示我们：卖给锡兰的大米以国际市场价格售出；从锡兰进口橡胶则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百分之五至十买入。这样做，既打破了帝国主义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使我国和苏联、东欧国家获得了急需的物资，同时也帮助锡兰政府以优惠价格得以解决国内急需的大米，增强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能力。从这时开始，中锡两国建立起了良好的贸易关系，对亚非国家产生了很大影响，使它们都有了同我国建立经济贸易关系的要求。

        1955年，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我们同埃及签订贸易协定，解决埃及面临的棉花出口和粮食进口的问题，两国建立了有外交豁免权的商务代表处。不久就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互派大使。在这前后几年中，我国先后同尼泊尔、叙利亚、阿拉伯也门共和国、柬埔寨等一大批亚非国家建立了经济贸易关系和外交关系。

        四、对外贸易工作要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的原则

        1956年初，中央领导同志为总结我国经济建设的经验，曾用了一个多月时间听取国务院各工业、经济部门的汇报。外贸部的汇报因叶季壮部长在苏联谈判，就由李哲人同志和我一道汇报的。汇报中，谈到对外贸易额，一位领导同志说，我们这个国家出口贸易应该达到百把亿美元（当时我国出口贸易包括香港才十四五亿美元）。汇报结束后周总理一再叮嘱我们，扩大出口的指示是很重要的战略思想，你们必须努力去做，同时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这件事说明周总理最重实际，实事求是。对外贸出口额能搞到多少亿美元，他心中是有数的。

        五、签订合同时，要十分慎重，要重合同，守信用

        1958年“大跃进”，大家脑子都膨胀发热，周总理及时提醒我们：脑子不要发热。签合同要慎重，一经签约，就一定要履行。这不仅是外贸部的信誉问题，也关系到国家的信誉。7月，外贸部在上海召开全国外贸工作会议，适逢周总理到上海视察工作。这时“大跃进”热潮已在全国范围内掀起来了，各地区各部门都在盲目地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外贸部的领导中，也有受了“大跃进”思想的影响。周总理很担心外贸工作出乱子，提出要向参加全国外贸工作会议的全体同志谈谈外贸工作问题。在这次谈话中，周总理强调：外贸必须“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强调要“重合同，守信用”。当时上海正在演出昆剧《十五贯》，周总理以剧中人物况钟实事求是和注重调查研究的故事为例，针对我国外贸合同执行率比较差的现状，强调指出：你们部长、各省市厅局长、司局长、经理一定要象况钟那样，下笔千斤重，不能随便大笔一挥签合同。合同一旦签订，就要保证履行合同。由于周总理再一次强调了“重合同，守信用”的方针，防止了在“大跃进”气氛影响下，不顾国内的实际情况和外汇的支付能力，对外轻率地签订合同。周总理及时向我们敲了警钟，使外贸部的工作才没有闹出乱子来。

        六、进口也要从实际出发，注重调查研究

        由于3年“大跃进”所造成的恶果，1960年就出现了全国粮食供应极端困难的局面，京、津、沪、沈等大城市粮食库存只够供应几天。甚至有的城市发出告急，市民只有一天的用粮了。在这种形势面前，经周总理、陈云同志建议，党中央决定进口一定数量的粮食以渡危机。这年12月底，我随周总理前往缅甸访问，行前，在飞机场，周总理、陈云、叶季壮同志还在商量进口多少粮食的问题。当时确定的进口粮食数量是150万吨。我们到昆明后，外贸部给我打来电话，说中央决定进口250万吨了。我当即把这一情况报告总理，他说，这件事我不知道。随后，周总理马上打电话问陈云同志，陈云同志说粮食太紧张了，要进口这么多才能渡过难关。周总理了解一向精细稳重的陈云同志都主张增加粮食进口数量，足以说明国内粮食紧张的程度，心里非常着急，很久没有说话。在访缅期间还多次研究进口粮食问题。在访问结束前一天周总理对我说，访问结束后，你不要回北京，直接去香港，确实搞清三个问题：一是能不能买到粮？二是运输问题能不能解决？三是中国银行能不能解决外汇支付问题？因为当时台湾海峡局势比较紧张，美蒋对我实行海上封锁。这样运输和资金显得特别重要。我到香港召集华润公司、中国银行等单位经过了解情况，进行研究，一致认为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可以解决。

        回到北京后，我向周总理汇报了上述情况后，总理表现出喜悦而又怀疑的心情，向我提了许多反面的问题，经答复后，他的心里似乎才踏实了。

        在货源、运输、外汇问题基本解决后，我们立即开始了购粮、运输工作。在大城市粮食供应状况仍在恶化的情况下，周总理为解决粮食问题付出了很大的力量，每天晚上都把我叫去向他汇报粮食订购、运输到货情况，船只航行的情况等等。周总理为了解决进口粮食问题真是日夜操劳，呕心沥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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